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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穆斯林斋月期间，来自威尔士首府的无业白人达伦·奥斯本，驾驶一辆小货车撞向正在伦敦北部清真寺附近祈祷的穆斯林信众，酿成了英国今年第四起较大的恐袭案。事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态说，这次袭击和发生在曼彻斯特、议会大厦和伦敦桥的可怕袭击一样，是对包容、自由和尊重—这些“我们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发起的攻击。
恐袭不断的伦敦和英国，社会治安还过得去吗？伦敦“市长警务和犯罪办公室”的年度报告称，伦敦的犯罪总数在过去4年里逐年下降；与4年前相比，犯罪率整体下降了10%。但显然，英国民众对风声鹤唳的治安现状并不满意。《英国社会态度》公布的最新调查表明，57%的英国人渴望增加警力支出，希望让更多的税收和支出落在支持控制犯罪和反恐方面。
与英国相比，接纳了更多难民、经济负担也更为沉重的欧洲其他国家，治安现状又如何呢？英国要求脱离欧盟，治安问题是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呢？
英国绅士还在吗
英国在17世纪打破“天赋观念论”，把德行、智慧、礼仪、学问作为标尺，使绅士成为一种可定制的人生，此后“绅士”几乎成了英国形象的代名词。现如今，人们还这么认为吗？
康郁冰自幼生活在英格兰南部的布莱顿。2016年6月，她在伦敦市中心的Holbron地铁口等红绿灯，手机被摩托车上的人夺走了。直到现在，康郁冰都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街上随处可见的警察，尤其那些很绅士的骑警，在她看来就像吉祥物一样。
从英国警察记录的案件数量来看，伦敦的犯罪率并不算高，在英国城市里排第五，平均1000个伦敦居民里有42个受害者。英格兰西南区域的布里斯托尔，是全英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超过1/3的居民是犯罪的受害者。
在伦敦本地人Gavin看来，相比英国，“我们的邻居更危险”。2014年，Gavin和女友去西班牙旅游。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小偷窃走了女友的相机和现金。他们去报案，发现当地警察局里坐满了有相似遭遇的人。为了做笔录，Gavin和女友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
去过欧洲旅游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许多著名的大城市是偷盗的重灾区。毕业后一直在做欧洲旅游项目的彭敏，每次带团去巴黎地铁、罗马古迹和柏林火车站这样一些热门的“犯罪现场”，总是很紧张，免不了要反复叮嘱游客注意安全，但在英国，类似的故事还没有出现在她的职业生涯里。
全球最大的城市数据库机构Numbeo的统计显示，2017年上半年，英国的犯罪指数为41.19，在欧洲大国里仅高于德国；相比法国（43.66）、意大利（44.66）、挪威（45.69）、瑞典（46.65），以及比利时（44.51），英国的公共安全在欧洲是名列前茅的。
但由此大谈“英伦范儿”、“绅士风”，还是太过理想。2016年我在英国南部的怀特岛参加音乐节。压轴的皇后乐队出场时，现场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来了。当时，那些已经灌下几瓶600ml苦啤的英国人，彻底丢弃了平常衣冠楚楚的绅士模样，大声嘶吼，粗俗地碰撞，骂脏话。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民在莱茵河畔歇息。
“这里是英国，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依然安静地喝茶，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今年5月曼彻斯特的一场演唱会遭遇恐袭后，伦敦市民祈福的话语。这种英式豁达可以在极端的环境下，维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和平安宁的信心。令人宽慰的是，在英国纠结是否退出欧盟的时候，大多数投退欧票的人并没有受到仇外心理的驱动。这说明英国人不希望多元精神成为退欧公投运动最大的牺牲品。
谁在令欧洲不安
冷战结束后，欧洲新一代的烦恼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烦恼”。小偷小摸一度是谈论治安的关键词，但现在，包括斯德哥尔摩人在内，都会主动谈到罗马尼亚移民带来的治安隐患。移民问题似乎突然成了影响欧洲现行秩序的焦点。
相比普通人，记者离焦点事件更近。白瑜曾是国内媒体驻欧记者，有两件事让她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一件是挪威于特岛惨案。金发碧眼的挪威人布雷维克以夺走77人生命的极端方式，对支持移民的执政党工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天晚上，全世界的大牌媒体都派人赶往挪威，去奥斯陆的机票售罄，白瑜只好迂回前行。她從布鲁塞尔飞到瑞典，再连夜开车赶去挪威。
在目睹了惨案现场的白瑜看来，行凶者布雷维克所宣称的“以行动拯救欧洲”，绝非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他誓要让允许大量移民进入挪威的工党付出代价，事后曾得到一批极右分子的声援。
另一件是在穆斯林斋月结束的第二天，白瑜与翻译一起去开斋节现场。当她刚把摄像机拿出来，几百个阿拉伯人突然一起围过来对她怒吼。白瑜一下子“懵住了”。翻译告诉她，他们正在对她说着很糟糕、侮辱性的话，要求她关掉摄像机。白瑜把摄像机放回包里，又解释了一番，那群阿拉伯人才浩浩荡荡离开。
白瑜后来才知道，这些阿拉伯人在欧洲属于无身份者，他们害怕摄像机，害怕被记录，害怕被政府知道，由此围攻了手持摄像机的记者。
这样的事虽然算是偶发，但社会防御体系的脆弱性却暴露无遗。而时间过去五六年后，回头来看，似乎是今天欧洲大陆不稳定的某种预警。
近3年一直在德国汉堡做翻译的托马斯·施密特，观察到了社区治安的微小变化。他住宅附近的一家超市，原来顾客进出时是安静无声的，“难民进入社区后，差不多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进出这家超市时，它会发出‘嘀嘀嘀’的声音了”。这是超市店主安装的防盗装备。
德国警方的统计报告显示，德国去年的犯罪率并没有随难民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虽然社区里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威胁事件，但周遭环境的微小变化，还是让托马斯在心里筑高了一层戒备。就像这几声“嘀嘀”，总是在提醒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被新客人打破了。“汉堡曾经是我的城市，今后汉堡的‘嘀嘀’声会不会连绵不绝，我不知道。” 托马斯的担心不无道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都有一个“心理舒适区”，超出“心理舒适区”，人就感到不安全、焦虑，甚至恐惧。若仅仅是害怕失去“心理舒适区”，这样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布雷维克这样诉诸杀戮的极右分子。
有意思的是，在《南风窗》记者接触的受访者当中，几乎都充斥着“同情”难民的声音。2004年就去德国念化学博士的骆加，毕业后在一家世界500强驻德国的公司工作，经常到欧洲各地出差。他对难民就没有明显不适；相反，由于公司经常组织去为难民做慈善，骆加很能理解本地人对难民的担心和警惕，但他不觉得难民应该被特殊对待。
骆加认为，欧洲各国经过这么多年应对难民事件，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会培训计划，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被问到难民是否增加了社会治安的隐患时，骆加保持着某种中立，他认为欧洲的治安整体是良好的，“只能说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培训计划的需求增多了”。他告诫大家，不要被媒体的渲染吓坏了。
在十字路口
经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面对难民拥入、英国退出欧盟，艰难前行了7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现在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多数人对现有秩序渐渐缺乏信任和信心，是不争的事实。
张纲纲2002年起在伦敦做金融分析师，回首过去15年，他很肯定地认为英国的治安在变差，尤其在伦敦，因为“政府在警力和公共安全上削减预算，警力被削减了近三成”。
据伦敦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开支，英国警局或裁员，或让警察们归并重复的职能，比如将一些行动支持部门变为了行动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增多，不少地方将预算的10%投入了如反恐的一线警务，这分散了普通维稳工作的警力。
从英国政府2016年给出的官方数据来看，因经费预算削减，警方标注“no further action”（不进一步调查）的案件达到约59.7万起。英国各地的警方定期筛选出因证据不足而卡在初期调查的案子，之后放弃调查，其中包括谋杀、强奸、勒索和敲诈等。
同英国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公共安全的预算开支更糟糕。张纲纲认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财政面临破产，需要欧盟的输血才能勉强度日，哪还有钱用在治安上？再说，欧洲大陆、欧盟内部参差不齐，许多以前的东欧国家，治安不好，加入欧盟后，由于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有组织的犯罪就自动向西欧蔓延。
人員流动不是问题，关键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多了。在巴黎、巴塞罗那、罗马等大都市，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同现在的普通作案者一般都是无业的年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2016年各国失业率数据显示，英国为4.8%，其他欧洲国家如比利时是8.4%、法国是9.7%、意大利11.3%、西班牙19.7%。对比前引的城市数据库机构Numbeo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失业率高的地方，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要和没有经济来源的人谈治安，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欧洲诸国一直在努力。
要提升经济运行能力，劳动力是重要因素。比如德国要搞工业4.0，默克尔早在2015年就声称“空前的移民潮将会在未来改变德国”，为此承诺拨款60亿欧元修建供难民居住的住房，并要求在欧盟内部分摊难民。但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今年2月发布预测说，如果欧盟内部边境管控进一步升级，从现在起到2025年，德国将可能为此花费770亿欧元。
那么，欧洲转向极右主义，收紧移民，是否可以缓解失业率、减少财政支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移民的离开又让劳动力成了问题。劳动力一少，劳动力成本就要上去，经济运行的压力就更大。
除了经济负担外，移民的大量拥入，还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文化摩擦等问题。这样一来，当公共事务出现不稳定状态时，把公共事务的问题个人化和泛道德化的倾向就极易出现。
为了安抚社会碎片化，德国鼓励移民去追求各自的生活，而不是简单赋予他们公民权。即便是不接受难民份额摊派的英国，也在寻求给予不同族群在政治体制中平等的权利，就如5年前，伦敦本着多元文化社会的精神举办了奥运会，颂扬由多个部分组成英国社会的多样性。
怕动荡，怕业已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被不可抗力摧毁，部分欧洲人的抱怨可以理解，但经济疲软、英国脱欧、难民恐慌，外加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政府管理体系，这就是欧洲社会运行的巨大成本。遗憾的是，普通民众完全知晓洞悉吗？
修复欧洲的安宁福祉，“我们”应当发挥各自的亲和力和推动力，而不是一味埋怨“他们”。
恐袭不断的伦敦和英国，社会治安还过得去吗？伦敦“市长警务和犯罪办公室”的年度报告称，伦敦的犯罪总数在过去4年里逐年下降；与4年前相比，犯罪率整体下降了10%。但显然，英国民众对风声鹤唳的治安现状并不满意。《英国社会态度》公布的最新调查表明，57%的英国人渴望增加警力支出，希望让更多的税收和支出落在支持控制犯罪和反恐方面。
与英国相比，接纳了更多难民、经济负担也更为沉重的欧洲其他国家，治安现状又如何呢？英国要求脱离欧盟，治安问题是不是主要原因之一呢？
英国绅士还在吗
英国在17世纪打破“天赋观念论”，把德行、智慧、礼仪、学问作为标尺，使绅士成为一种可定制的人生，此后“绅士”几乎成了英国形象的代名词。现如今，人们还这么认为吗？
康郁冰自幼生活在英格兰南部的布莱顿。2016年6月，她在伦敦市中心的Holbron地铁口等红绿灯，手机被摩托车上的人夺走了。直到现在，康郁冰都认为这只是偶然事件。街上随处可见的警察，尤其那些很绅士的骑警，在她看来就像吉祥物一样。
从英国警察记录的案件数量来看，伦敦的犯罪率并不算高，在英国城市里排第五，平均1000个伦敦居民里有42个受害者。英格兰西南区域的布里斯托尔，是全英犯罪率最高的城市，超过1/3的居民是犯罪的受害者。
在伦敦本地人Gavin看来，相比英国，“我们的邻居更危险”。2014年，Gavin和女友去西班牙旅游。在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小偷窃走了女友的相机和现金。他们去报案，发现当地警察局里坐满了有相似遭遇的人。为了做笔录，Gavin和女友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
去过欧洲旅游的人大多有这样的经历，许多著名的大城市是偷盗的重灾区。毕业后一直在做欧洲旅游项目的彭敏，每次带团去巴黎地铁、罗马古迹和柏林火车站这样一些热门的“犯罪现场”，总是很紧张，免不了要反复叮嘱游客注意安全，但在英国，类似的故事还没有出现在她的职业生涯里。
全球最大的城市数据库机构Numbeo的统计显示，2017年上半年，英国的犯罪指数为41.19，在欧洲大国里仅高于德国；相比法国（43.66）、意大利（44.66）、挪威（45.69）、瑞典（46.65），以及比利时（44.51），英国的公共安全在欧洲是名列前茅的。
但由此大谈“英伦范儿”、“绅士风”，还是太过理想。2016年我在英国南部的怀特岛参加音乐节。压轴的皇后乐队出场时，现场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来了。当时，那些已经灌下几瓶600ml苦啤的英国人，彻底丢弃了平常衣冠楚楚的绅士模样，大声嘶吼，粗俗地碰撞，骂脏话。
“这里是英国，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依然安静地喝茶，该做什么做什么”，这是今年5月曼彻斯特的一场演唱会遭遇恐袭后，伦敦市民祈福的话语。这种英式豁达可以在极端的环境下，维持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和平安宁的信心。令人宽慰的是，在英国纠结是否退出欧盟的时候，大多数投退欧票的人并没有受到仇外心理的驱动。这说明英国人不希望多元精神成为退欧公投运动最大的牺牲品。
谁在令欧洲不安
冷战结束后，欧洲新一代的烦恼被称作“资本主义的烦恼”。小偷小摸一度是谈论治安的关键词，但现在，包括斯德哥尔摩人在内，都会主动谈到罗马尼亚移民带来的治安隐患。移民问题似乎突然成了影响欧洲现行秩序的焦点。
相比普通人，记者离焦点事件更近。白瑜曾是国内媒体驻欧记者，有两件事让她记忆犹新，心有余悸。
一件是挪威于特岛惨案。金发碧眼的挪威人布雷维克以夺走77人生命的极端方式，对支持移民的执政党工党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天晚上，全世界的大牌媒体都派人赶往挪威，去奥斯陆的机票售罄，白瑜只好迂回前行。她從布鲁塞尔飞到瑞典，再连夜开车赶去挪威。
在目睹了惨案现场的白瑜看来，行凶者布雷维克所宣称的“以行动拯救欧洲”，绝非一个人的内心独白；他誓要让允许大量移民进入挪威的工党付出代价，事后曾得到一批极右分子的声援。
另一件是在穆斯林斋月结束的第二天，白瑜与翻译一起去开斋节现场。当她刚把摄像机拿出来，几百个阿拉伯人突然一起围过来对她怒吼。白瑜一下子“懵住了”。翻译告诉她，他们正在对她说着很糟糕、侮辱性的话，要求她关掉摄像机。白瑜把摄像机放回包里，又解释了一番，那群阿拉伯人才浩浩荡荡离开。
白瑜后来才知道，这些阿拉伯人在欧洲属于无身份者，他们害怕摄像机，害怕被记录，害怕被政府知道，由此围攻了手持摄像机的记者。
这样的事虽然算是偶发，但社会防御体系的脆弱性却暴露无遗。而时间过去五六年后，回头来看，似乎是今天欧洲大陆不稳定的某种预警。
近3年一直在德国汉堡做翻译的托马斯·施密特，观察到了社区治安的微小变化。他住宅附近的一家超市，原来顾客进出时是安静无声的，“难民进入社区后，差不多从2016年上半年开始，进出这家超市时，它会发出‘嘀嘀嘀’的声音了”。这是超市店主安装的防盗装备。
德国警方的统计报告显示，德国去年的犯罪率并没有随难民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虽然社区里面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威胁事件，但周遭环境的微小变化，还是让托马斯在心里筑高了一层戒备。就像这几声“嘀嘀”，总是在提醒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被新客人打破了。“汉堡曾经是我的城市，今后汉堡的‘嘀嘀’声会不会连绵不绝，我不知道。” 托马斯的担心不无道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都有一个“心理舒适区”，超出“心理舒适区”，人就感到不安全、焦虑，甚至恐惧。若仅仅是害怕失去“心理舒适区”，这样的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像布雷维克这样诉诸杀戮的极右分子。
有意思的是，在《南风窗》记者接触的受访者当中，几乎都充斥着“同情”难民的声音。2004年就去德国念化学博士的骆加，毕业后在一家世界500强驻德国的公司工作，经常到欧洲各地出差。他对难民就没有明显不适；相反，由于公司经常组织去为难民做慈善，骆加很能理解本地人对难民的担心和警惕，但他不觉得难民应该被特殊对待。
骆加认为，欧洲各国经过这么多年应对难民事件，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会培训计划，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被问到难民是否增加了社会治安的隐患时，骆加保持着某种中立，他认为欧洲的治安整体是良好的，“只能说随着难民人数的增加，培训计划的需求增多了”。他告诫大家，不要被媒体的渲染吓坏了。
在十字路口
经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面对难民拥入、英国退出欧盟，艰难前行了70多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现在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大多数人对现有秩序渐渐缺乏信任和信心，是不争的事实。
张纲纲2002年起在伦敦做金融分析师，回首过去15年，他很肯定地认为英国的治安在变差，尤其在伦敦，因为“政府在警力和公共安全上削减预算，警力被削减了近三成”。
据伦敦当地媒体报道，由于政府大幅削减预算开支，英国警局或裁员，或让警察们归并重复的职能，比如将一些行动支持部门变为了行动部门。另一方面，由于外来移民、少数族裔增多，不少地方将预算的10%投入了如反恐的一线警务，这分散了普通维稳工作的警力。
从英国政府2016年给出的官方数据来看，因经费预算削减，警方标注“no further action”（不进一步调查）的案件达到约59.7万起。英国各地的警方定期筛选出因证据不足而卡在初期调查的案子，之后放弃调查，其中包括谋杀、强奸、勒索和敲诈等。
同英国相比，欧洲其他国家公共安全的预算开支更糟糕。张纲纲认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的一些主要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财政面临破产，需要欧盟的输血才能勉强度日，哪还有钱用在治安上？再说，欧洲大陆、欧盟内部参差不齐，许多以前的东欧国家，治安不好，加入欧盟后，由于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有组织的犯罪就自动向西欧蔓延。
人員流动不是问题，关键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经济来源的人多了。在巴黎、巴塞罗那、罗马等大都市，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同现在的普通作案者一般都是无业的年轻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2016年各国失业率数据显示，英国为4.8%，其他欧洲国家如比利时是8.4%、法国是9.7%、意大利11.3%、西班牙19.7%。对比前引的城市数据库机构Numbeo的统计数据，不难发现，失业率高的地方，犯罪的可能性更大。
要和没有经济来源的人谈治安，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欧洲诸国一直在努力。
要提升经济运行能力，劳动力是重要因素。比如德国要搞工业4.0，默克尔早在2015年就声称“空前的移民潮将会在未来改变德国”，为此承诺拨款60亿欧元修建供难民居住的住房，并要求在欧盟内部分摊难民。但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今年2月发布预测说，如果欧盟内部边境管控进一步升级，从现在起到2025年，德国将可能为此花费770亿欧元。
那么，欧洲转向极右主义，收紧移民，是否可以缓解失业率、减少财政支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移民的离开又让劳动力成了问题。劳动力一少，劳动力成本就要上去，经济运行的压力就更大。
除了经济负担外，移民的大量拥入，还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文化摩擦等问题。这样一来，当公共事务出现不稳定状态时，把公共事务的问题个人化和泛道德化的倾向就极易出现。
为了安抚社会碎片化，德国鼓励移民去追求各自的生活，而不是简单赋予他们公民权。即便是不接受难民份额摊派的英国，也在寻求给予不同族群在政治体制中平等的权利，就如5年前，伦敦本着多元文化社会的精神举办了奥运会，颂扬由多个部分组成英国社会的多样性。
怕动荡，怕业已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被不可抗力摧毁，部分欧洲人的抱怨可以理解，但经济疲软、英国脱欧、难民恐慌，外加一个庞大且复杂的政府管理体系，这就是欧洲社会运行的巨大成本。遗憾的是，普通民众完全知晓洞悉吗？
修复欧洲的安宁福祉，“我们”应当发挥各自的亲和力和推动力，而不是一味埋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