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著有《班主任》《钟鼓楼》《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等，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抚平伤痕
　　《检察风云》：最早您步入文坛是因为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并因此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当时您是怎么创作这篇小说的？
　　刘心武：我构思和写作《班主任》，是在1977年的夏天。我此前在中学任教十多年，长期担任班主任，有丰厚的生活积累，从熟悉的生活、人物出发，以中学生和书的关系，来形成小说的主线，质疑“文革”乃至导致“文革”恶果的路线，从而控诉“四人帮”文化专制对青年一代的戕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然，任何历史叙事并不总能将方方面面的特例涵括进去。现在有的“50后”“60后”站出来说：“我在‘文革’那会儿读到很多书呀！”是的，他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具体机缘，比如说能从图书馆被抄出来的旧书中挑拣出自己想读的书来尽情尽兴地阅读，再比如由于家长的地位而能获得阅读“禁书”的特权，或能从一些渠道获得一些“内部参考书”……但这些特例都无法将《班主任》里写到的最一般的、大面积存在的生命——从“坏孩子”宋宝琦到“好孩子”谢慧敏——所遭遇到的文化专制与心灵闭锁加以抵消。
　　《检察风云》：1987年2月，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一、二期合刊上，由于当时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遭到批判，同时这期刊物也被收回销毁，您也因此遭到停职调查。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担任《人民文学》主编期间是不是也遇到很多这样的压力？
　　刘心武：那个时候我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决心在王蒙奠定的引导文学主潮的基础上，再提上一个台阶，需要风格更多样化，发表“更能显示活力”的作品。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有了《欢乐》。《欢乐》发表在《人民文学》1987年一、二期合刊上，这期合刊，我写的刊首語是《更自由地煽动文学的翅膀》，《欢乐》发在小说的头条。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这期刊物出刊不久就出了问题，收回销毁，《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我停职检查，编辑部的许多老同志都义愤填膺。
　　古典小说研究
　　《检察风云》：1993年怎么开始研究《红楼梦》的？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的红学研究著作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
　　刘心武：受家庭影响，我很小就对《红楼梦》感兴趣，母亲说起《红楼梦》如数家珍。我进入研究状态，主要的动力是，想从母语文学经典里汲取营养，特别是学习如何把生活原型升华为艺术形象，如何把握叙述策略和伏笔设置，等等。
　　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派别，我的算“考据派”。索隐派是21世纪初红学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派别。该派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认为《红楼梦》是反清复明的，文中的人物全部是影射明末清初的真实历史人物。但是，真正读过我的书的人会看出，我不是“索隐派”，我是“考据派”，即研究文学作品的作者及其所处的家庭背景、时代背景和作品的版本。我认为《红楼梦》的文本里面有曹雪芹的自传成分，有曹雪芹家族史的影子，有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投影。王蒙曾说，我的算是趣味研究。我第一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话说赵姨娘》发表在1990年的《读书》杂志。值得玩味的是，我第一篇“秦学”文章《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就发表在1992年《红楼梦学刊》第6辑上。
　　《检察风云》：续写《红楼梦》，文风和你自己的文风有很大的差别，在写作过程中是不是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刘心武：我是一个当代生命存在，虽然竭力去进入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不可避免仍会渗透进当代人的思路、思想与文体习惯，这只能请读者鉴之。
　　《检察风云》：后来缘何研究并评点《金瓶梅》的？《金瓶梅》有两大版本系统，一是词话本，一是绣像本，您更推崇哪一个版本？
　　刘心武：其实我早在二十年前就把《金瓶梅》和《红楼梦》一起琢磨，目的主要是为了借鉴自己民族的古典小说，以把自己的小说写好。我评点《金瓶梅》的工作1994年就完成了，因为种种原因，2012年漓江出版社才出版，似乎也有读者欢迎，今年又推出了精装本。我评点《金瓶梅》用的是词话本。
　　《检察风云》：现在不少作家和学者认为《金瓶梅》比《红楼梦》更伟大，您同时研究《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本巨著，您更推崇哪一部？
　　刘心武：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
　　我们可能更乐于公开地表达对《红楼梦》的激赏，而吝于表达阅读《金瓶梅》时所获得的审美愉悦，这可能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大人文环境有关。其实，抛开其他方面不论，《金瓶梅》在驾驭人物对话的语言功力上，往往是居《红楼梦》之上的，我们所津津乐道的“红语”，如“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当家花花的”“打旋磨儿”“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其实都是《金瓶梅》里娴熟而精当地运用过的。《红楼梦》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已经获得了可以说是几无异议的至高评价，但是《金瓶梅》却直到20世纪末，才终于能被一般成年读者正常阅读，学界也才有可能更加开放地进行研究。当然，《红楼梦》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瑰宝；那么，比《红楼梦》早二百年左右出世的《金瓶梅》呢？我以为也是一部不仅属于我们民族，也更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巨著，我们可能会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
　　《飘窗》：直面现实
　　《检察风云》：怎么会写《飘窗》这部长篇小说的？距离上一部长篇出版，已有将近20年，这本书写了多久？
　　刘心武：我的写作一直是种“四棵树”，即“小说树”“散文随笔树”“建筑评论树”“《红楼梦》研究树”。一直在积累素材，酝酿构思。到2013年觉得蓄水池很满了，有了兴致，因此写出了《飘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我在写实主义上面的回归。在构思《飘窗》时，我曾有两个版本，一开始我是想写一部魔幻小说。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市井人情尽收眼底，犹如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让我浮想联翩。那五边形的飘窗仿佛有一种魔力，我真的飘了出去，到了魔幻世界，被一长臂巨人抱住。他的肚脐巨大，能喷水。头发竖立，像火焰一样飘动。在那个魔幻世界里也有贪婪，也有暴力。当下魔幻写法比较流行，好处是可以充分发挥作家的想象力，不必依赖生活积累。但我注重深入生活，观察社会人生，脑海中有一个繁杂的“人物库”，形象都十分饱满，写小说时注重给读者提供人物画廊。当然我接触社会上的一些人并不都是出于为写小说积累素材的功利目的，和一些平民朋友的交往使我获得了地气滋养。我想还是真实地去表现他们，更有意义。经过一年构思，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写就了这部16万字的《飘窗》。
　　《飘窗》写各种人物的生存困境，探究人性，但不对社会现实贴标签。作为个体生命，我对他们，包括小说里出现的何司令、电工小潘等，都怀有大悲悯的情怀。薛去疾一直有心病，这个“疾”应该去掉。这是一个我用心去写的角色。哪个人的存活是容易的呢？书中重点对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进行了探讨。知识分子当下最大的问题是自我身份定位。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有一场演讲，题目是《我向曹雪芹学什么》，就讲到曹雪芹如何化解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最后达到了超越。
　　文：河西 编辑：薛华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