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热情豪放、骁勇善战的民族，在俄罗斯文学作品中一直被定义成坚强、向上、绝不服输的硬汉形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深刻反思曾经的“乌托邦”社会的功过利弊，并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哈哈镜中重新审视当下，进而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反乌托邦”思潮，批判政治极权主义、科技泛滥发展的不良现象，共同探索俄罗斯未来的发展出路。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反乌托邦；反思；批判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8-0118-02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热情豪放、骁勇善战的民族。在俄罗斯文学中该民族形象常被定位成坚强、向上、绝不服输的硬汉榜样。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到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多作品都传达出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正能量，也激励着俄罗斯人不断向前。曾经，俄罗斯民族的“团契性”和“乌托邦”精神成就了彼得大帝时期的帝国盛世，更缔造了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解体后，民族的共产主义信念瞬间崩塌，曾作为主流文学的乌托邦文学地位逐渐丧失，被宣扬“反乌托邦”精神和思想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取而代之。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民族在文学的哈哈镜中开始重新审视当下，进而形成了整个民族的“反乌托邦”思潮。
　　“反乌托邦思想出现的哲学根源是对乌托邦思想实体论思维模式的反省和批判。实体论思维模式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它导致了一元论、绝对主义和唯理主义等不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倾向，甚至导致了等级制、霸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反乌托邦思想正是从乌托邦思想的思维模式展开对乌托邦的批判，从而揭露乌托邦思想的虚幻性和所隐含的强制性”[1]。因此，俄罗斯民族的“反乌托邦”思潮正是在俄罗斯乌托邦文学的基础上展开的批判，并揭示政治与科技方面的不良现象。
　　一、在政治领域反专制制度和极权主义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本国政治土壤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具有本族特点的文学流派。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后现代主义作家们便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了时代的脉搏。面对盲目歌颂社会主义英雄，极力赞扬十月革命的文学现状，后现代作家们却举起了反专制制度与极权主义的“反乌托邦”旗帜，揭露出极权体制下大一统的生活方式和僵化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开始重新审视十月革命的功与过，重新反思社会体制的利与弊。
　　1992年俄罗斯作家马克·哈里托诺夫创作的《命运线，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子》获得了首届“俄罗斯布克”奖。这部轰动一时的后现代作品以主人公米拉舍维奇记录在糖果纸上的个人经历反映出十月革命的“真实面目”及当时的社会弊端。从拥护革命到为革命活动而被捕，三年多的时间让这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尝尽人间冷暖。革命打破了他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更使他的信念彻底破灭。十月革命期间，他又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被关押了九年。在米拉舍维奇的命运线上“革命”两个字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了革命的血腥、暴力和欺骗。
　　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米拉舍维奇式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作为俄罗斯民族的代表面对革命，以悲剧性的命运线编织了民族“反乌托邦”的精神之网，使更多的民族知识分子从乌托邦的美梦中清醒过来，不再做革命的棋子。这种民族意识的再度觉醒预示着整个民族的思想转变，他们开始重新回顾革命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思考革命后的极权制度是否能够真正带来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答案是否定的。
　　安德烈·谢尔盖耶夫创作的小说《集邮册》中也充满了“反乌托邦”的思想。小说中主人公安德烈在童年和青年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截然不同。童年时对斯大林的崇拜到大学后对斯大林的强烈抨击就像一系列生活邮票，记录了主人公人生的点点滴滴。小说从乌托邦式的美好童年开始，用五色的油彩勾画出伟人、军人、作家、英雄、劳模等同一时代人美好、幸福、和谐的画面。童年时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蒙蔽了安德烈纯真的眼睛。各种英雄的照片，收音机播放的英雄赞歌，完全掩盖了社会的虚假、欺骗、饑饿与肮脏。从中学到大学的时间里安德烈步入现实社会。学校成为极权主义社会的缩影，学生们打架、骂人现象常有发生。学校的教育体制与考试制度更是刻板到只能用一种声音说话，用一种模式答题，所有有新思想的学生都会被无情地开除。对于每天生活在“套子”里的安德烈而言这种极权制度让自己感到窒息，也让他彻底从乌托邦的童年美梦中惊醒。这种由爱到恨、由崇拜到抨击的人生经历不止为安德烈一人所有，他只是俄罗斯民族中的一分子。这种愤怒与怨气由一到百，积攒成整个民族的反抗意识，共同反对极权主义，反对过分粉饰，从而成为反苏维埃官方乌托邦神话的有力武器。
　　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采用夸张、怪诞、反讽、狂欢和互文等多种方法，对20世纪俄罗斯的百年历史，尤其是十月革命以来的苏维埃历史进行了全新的书写，对其重大事件进行深刻反思。这种书写总体特点是怀疑和否定，揭示出苏维埃官方极权主义与专制制度的弊端。
　　二、在科技领域批判和超越现代科学技术
　　在信息和科学技术发展泛滥的新时代，人们过度强调科技的力量，而忽视了科技、人类与自然社会的关系。科技不但试图征服自然，而且以咄咄逼人之势预谋控制人的思想行为和文化生活。于是，人与人之间、各种事物之间的直接差异界限模糊化，甚至出现了异化。人与事物的异化直接导致了人成为物质、金钱、权力的奴隶，自然社会成为人类争权夺势的“竞技场”。这种科技、人类与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恶性影响，最终将导致历史的总结和人类的死亡。
　　由塔·托尔斯泰娅创作的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野猫精》开篇就展现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大爆炸，使费多尔·库兹米奇城的居民生活发生了巨大退变。人们由于大爆炸失去了往昔的记忆，回到了原始的生活状态，住在破旧简陋的黑屋，没有光明，不能随意取火做饭，终日以喝铁秀水维持生计。更可怕的是，大爆炸还给居民带来了身体的异化。大多数人变成了长着犄角、毛发的“乖孩子”，还有一部分人变成了半人半马的交通工具。显然，这次大爆炸给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居民中的知识分子在库兹米奇大王的“愚民”政策下失去了阅读和获取信息的权利，只能读大王写的书，同时也失去了互相交谈的自由。在这种封闭落后的生活中大多数居民变成了会移动的“符号”，生活、工作、情感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小说以再一次的大爆炸毁灭城市而结束，完成了历史的总结，而大爆炸的原因在小说中并未直接表明。通过爆炸前后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的对比，可以判定原因之一是科技工业泛滥发展而导致的工业性爆炸。作家以“大爆炸”作为小说的开头和结尾，显然表现出对科学技术无规则发展的担忧，对俄罗斯民族精神迷失的启示。
　　奥尔嘉·斯拉夫尼科娃的小说《2017》也展现出俄罗斯未来工业发展的社会图景。小说以山神“石姑”护宝与大学教授安菲洛果夫、学生科良、克雷洛夫盗宝展开故事情节。乌拉尔地区的一座小城美丽而宁静，民风淳朴。而科技工业的烟雾迅速“蔓延”到这里，带来了商机的同时也引起了当地居民精神的恐慌。他们意识到当地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开始纷纷盗宝。作为大学教授的安菲洛果夫也带着学生盗宝发家。在科技工业的利益驱使下，知识、婚姻、信任、爱情变得不堪一击。为了宝物教授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家庭；为了金钱师生间原有的坚持与信任不复存在；为了爱情，原本视一切如粪土的克雷洛夫也改变了人生坐标，和大多数市民一样参与盗宝的行动。山神“石姑”的出现将一切宝物重新收回，而盗宝者也付出了死亡的代价。
　　小说中阐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过度发展将引起俄罗斯民族思想与精神的危机，也反映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们的这种反思和担忧，同时作品也将唤醒俄罗斯民族“反乌托邦”的意识，警示他们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需时刻保持冷静的思考。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鲜明地体现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反乌托邦”思潮。在作品中作为俄罗斯民族核心代表的知识分子常被委以“拯救”重任。在面对革命、极权制度等重大社会问题时，他们会挺身而出，承受受虐的“苦行”。在暴力、镇压、欺骗的局势下他们会反思乌托邦社会的非现实性，并在困境中重生，树起“反乌托邦”的旗帜。而在面对科技过度发展的物质社会，俄罗斯知识分子曾出现暂时的精神迷失，生存的渴望与对物质的追求导致了人文精神的丧失、道德信仰的滑坡、自由与权力的失衡。因此，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准确地意识到了社会中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及民族所面临的精神危机，进而在创作中颠覆性地书写了俄罗斯千百年的历史文化，同时以犀利的笔法预判出俄罗斯未来的发展状态，其强烈的目的性是以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反乌托邦”思潮消解当下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也正体现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家忧国忧民的忧思情怀和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
　　
　　参考文献：
　　[1]李新梅.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文化思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2]淼华.当代俄罗斯文学多元、多样、多变[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3]温玉霞.解构与重构：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文化对抗策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郭娉婷.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的“弥赛亚”精神探究[J].剑南文学，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