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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猛增与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肯定将成为未来十年的关键压力点之一。天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约占全球GDP的10%,并且支撑着全球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在这场争论中,不会有人会袖手旁观。
以下三大力量的相互博弈,将决定我们使用何种资源、如何使用它们以及我们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需求增长。即便是对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保守的预测也认为,对原油、煤炭、铁矿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至少将提高1/3。在增加的部分中,有90%将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增长。
供应受限。由于易于开采的高质储量濒临枯竭,资源供应将来自于难于获得、代价较高、政治更加不稳定的环境。
监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更加严格。在全世界,政治领导人、监管者、科学专家和消费者,倾向于达成一项基于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共识。气候变化可能是最紧张的有形战场,但是,解决其他问题也日益迫在眉睫:水资源短缺、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全球渔业资源枯竭等等。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新的敏感性将以两种方式显现: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监管以及消费者和雇员愈益增长的要求,要求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环保责任感。
为了了解这三大力量碰撞时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首先了解未来十年中资源存储与资源流动之间的区别:前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后者将发生巨大变化。
尽管人们对清洁能源投入了巨资,到2020年,化石燃料与可再生电力和核电的使用比例依然与今天大致相同,约为80%。还没有一个现实的情境可以改变这个比例:植根于资源的基础设施十分庞大,以至于企图摆脱化石燃料的任何转型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不过,清洁技术猛然间成为未来十年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在未来十年,可能有多达两万亿美元将投入到全球清洁能源的产能建设中。在美国,新增产能的90%是可再生能源或核能,而在欧洲和中国,这一比例为66%。2020年以前,这种投资或许能打造出一个年销售量远远大于一万亿美元的清洁技术行业。
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这种相互矛盾的动态趋势。近年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但未来中国将成为清洁能源的领先国家。在经济的强劲支持下,中国的电力需求年增长15%,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发电设备市场。迄今为止,中国是通过增加许多排放大量碳的燃煤电厂来跟上电力需求的增长步伐。但是,由于环境恶化所产生的巨额成本以及对过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担忧,中国果断决定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消费者和制造者,而且不久后,在清洁煤和核技术的使用方面,中国将居主导和领先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正在营造21世纪的清洁能源企业一一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尚德电力现已在美国太阳能市场上占有12%的份额。该公司不久将在美国开设第一家工厂,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占领20%的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市场。
由于这种流向的巨大改变,一些业务模式将遭淘汰,另一些业务模式将兴盛起来,还有一些尤其是资源行业以外的业务模式或许能勉强维持不变。对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来说,了解其在能源和环境方面可能承受的真实风险将需要前所未有的智慧,这也将成为决定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大宗商品价格会涨得更高,跌得更狠
就大多数资源性商品而言,问题不是供应是否充足,而是价格将发生什么变化,而这部分取决于要获得这些资源需要采取何种行动。
中国尚德电力占据了美国12%的太阳能市场,是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的老大,正率先在国内外建设21世纪清洁能源企业。
仅仅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四个国家,就占据了石油天然气已知储量的50%,这些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控制着其国内储量的85%。許多主要供应商受到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的严重影响,这种不稳定是供应安全的主要风险。同时,新的供应源更难找到。深海石油或油沙等多数的新供应源需要采用价格高昂且在环境方面存在争议的方法去勘探开采。
这些因素都表明,油价将会更高,且波动性更大。全球商品市场的变幻无常增加了这种复杂性。每天在全球交易所以期货和衍生产品的形式交易的“虚拟”石油桶数超过了实际的桶数,预计二者的比例为30:1。这种由全球网络支持的“市场效应”放大了市场的任何震荡,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油价暴跌到只有危机前的20%,即从每桶150多美元暴跌到30美元左右的主要原因。其他行业很少能在短短的六个月内经历这种价格剧变。
然而,石油并不是受价格剧变影响的唯一大宗商品。例如,世界一半以上的铜产量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它们基础设施有限,开采成本高昂。生产商深知,长期而言,市场对铜的需求只会增长。同时,他们对于在需求周期到来之前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种策略实际上造成了未来的价格波动。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唯一明晰的确定性是需要对多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做出规划
监管则是另一种未知因素。实际上,世界上每个主要经济体都在考虑制定更加严厉的规则,然而,在采取何种监管方案方面,大家却达不成共识,更不用说如何实施了。某些规则可能会显著改变业务模式,例如,如何对碳定价以及是否对碳定价,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许多行业。对水的监管也是如此。
比较大的监管变化肯定会影响整个价值链。比如,农业是世界上碳的主要排放行业之一,如果将其置于某种碳体制的监管之下,不仅将影响到农民,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供应商,如设备制造商,种子生产商和化肥提供商等,因为农民会纷纷采用免耕种植等减少排放的农业经济技术。
消费者的行为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尽管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但至今他们尚未显示出减少自己对资源的消耗或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倾向。当然,如果这种产品的成本更高的话,那他们就更不愿意了。
这种阻力会发生明显变化,而其后果是:一旦讨论到资源,企业就再也不能依赖“一切照旧”的情境方案办事了。它们必须将更高的基准价格和已经增大的波动性考虑在内;它们还需要权衡目前没有价格但在未来可能有明码标价的其他因素,例如碳和水;他们需要了解消费者可能做出的反应。企业不得不根据多种情境考虑方案和后果。
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业务模式与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业务模式同等重要
尽管对清洁能源的宣传天花乱坠,对于给环境定价的最大压力很有可能来自于平淡无奇的东西:环境保护。就像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提高资源生产率将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价格风险的日益重要的方法。这些收益中的许多方面需要较少的资本投资,也相对容易被采纳。 环保产品设计和有助于优化资源利用的“绿色软件”等领域的进步,将成为企业减少资源消耗的重要方法。例如,UPS通过使用有助于规划投递路线的减少左拐弯(比右拐弯多耗燃料)的软件,节省了2%的燃料成本。同样,苹果公司创建了减少产品中浪费的方法:自其推出iMac以来。苹果原材料消耗率下降了高达50%,能源消耗率下降了高达40%。波音在设计其新型的“梦幻飞机”时,充分考虑了环境和成本:通过使用轻型的复合材料,公司将燃料效率提高了20%以上,既减少了客户的终身拥有成本,又降低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
监管决定也将促进清洁能源创新。西班牙对风能的长期补贴,是两家西班牙公司Iberdrola Renewables和Gamesa崛起而成为全球风能领先企业的主要原因。
客户也能促进企业变得更加环保,有助于一些出色的新企业的成长。例如,在推出GreenWorks产品线后的第一个季度,高乐氏就占领了40%的美国自然清洁产品市场,大幅提高了全部产品类别的规模。而且,高乐氏同时提供了比其他自然产品便宜25%的系列产品。这样既使客户满意,又令股东们开心。
当然,并不是说每一项绿色投资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企业需要对投入进行评估,并小心谨慎地选择项目。比如碳交易等绿色企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然模糊的监管环境。其他机遇,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机遇,需要数年才能形成规模。还有一些,如“智能”建筑技术,对于采用它们的客户和销售它们的企业,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回报。
对监管的变化进行规划
各国政府都能听得到对可持续性的呼吁,但是,多数政府却深知他们只有不断实现经济增长,才能保住权力。将这一要务与各国之间高昂的协调成本和对基本资源利用的不公平(例如,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相結合,就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广泛的协议有达成的可能性,但它们更有可能是难以捉摸的,如同京都和哥本哈根先后向世人所显示的那样。
未来的自然灾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适应性企业和适应性产品的崛起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响应环境挑战的新保险产品和建材产品。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完全期望地区层次和地方层次的环境法规的涌现。地方环境问题是(尤其是水安全等)立刻会产生健康后果的环境问题,比全球环境问题解决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企业应该清楚监管最有可能在哪里出现、并对可能出现的挑战未雨绸缪。不必总是采取行动,但作为第一步,至少应针对法律可能发生的变化规划好自己的应对措施。
如果没有协调,未来可能出现的对全球各种监管标准的修补工作,可能产生出乎意料的机遇。典型事例是混合电动车技术。日本为了应对更为严格的排放指南,首先在本国使电动汽车商业化,然后,又在美国消费者中获得了商业成功,尽管美国的监管不要求同样的标准。在未来的岁月中,可以期望出现更多这样的套利活动。
最后,遗憾的是,对于尤其受到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恶化影响的地区,我们应该对有效的全球监管体制极有可能不会及时出现做好准备。我们可以期待“适应性”企业的出现,这样的企业将得到发展,以应对环境灾难或挑战。新型的保险产品、建筑产品、商业渔场及其他旨在响应未来环境现实的企业,可能会迅速成长,并兴旺发达。
以下三大力量的相互博弈,将决定我们使用何种资源、如何使用它们以及我们为之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需求增长。即便是对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增长最保守的预测也认为,对原油、煤炭、铁矿以及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至少将提高1/3。在增加的部分中,有90%将来自于新兴市场的增长。
供应受限。由于易于开采的高质储量濒临枯竭,资源供应将来自于难于获得、代价较高、政治更加不稳定的环境。
监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更加严格。在全世界,政治领导人、监管者、科学专家和消费者,倾向于达成一项基于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共识。气候变化可能是最紧张的有形战场,但是,解决其他问题也日益迫在眉睫:水资源短缺、污染、食品安全以及全球渔业资源枯竭等等。对于企业来说,这种新的敏感性将以两种方式显现:更为严格的环保法规和监管以及消费者和雇员愈益增长的要求,要求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环保责任感。
为了了解这三大力量碰撞时世界可能发生的变化,让我们首先了解未来十年中资源存储与资源流动之间的区别:前者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后者将发生巨大变化。
尽管人们对清洁能源投入了巨资,到2020年,化石燃料与可再生电力和核电的使用比例依然与今天大致相同,约为80%。还没有一个现实的情境可以改变这个比例:植根于资源的基础设施十分庞大,以至于企图摆脱化石燃料的任何转型都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不过,清洁技术猛然间成为未来十年增长最快的一个行业。在未来十年,可能有多达两万亿美元将投入到全球清洁能源的产能建设中。在美国,新增产能的90%是可再生能源或核能,而在欧洲和中国,这一比例为66%。2020年以前,这种投资或许能打造出一个年销售量远远大于一万亿美元的清洁技术行业。
没有哪一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这种相互矛盾的动态趋势。近年来,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但未来中国将成为清洁能源的领先国家。在经济的强劲支持下,中国的电力需求年增长15%,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发电设备市场。迄今为止,中国是通过增加许多排放大量碳的燃煤电厂来跟上电力需求的增长步伐。但是,由于环境恶化所产生的巨额成本以及对过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担忧,中国果断决定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消费者和制造者,而且不久后,在清洁煤和核技术的使用方面,中国将居主导和领先的地位。
事实上,中国正在营造21世纪的清洁能源企业一一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中国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尚德电力现已在美国太阳能市场上占有12%的份额。该公司不久将在美国开设第一家工厂,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占领20%的美国太阳能电池板市场。
由于这种流向的巨大改变,一些业务模式将遭淘汰,另一些业务模式将兴盛起来,还有一些尤其是资源行业以外的业务模式或许能勉强维持不变。对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来说,了解其在能源和环境方面可能承受的真实风险将需要前所未有的智慧,这也将成为决定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大宗商品价格会涨得更高,跌得更狠
就大多数资源性商品而言,问题不是供应是否充足,而是价格将发生什么变化,而这部分取决于要获得这些资源需要采取何种行动。
中国尚德电力占据了美国12%的太阳能市场,是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的老大,正率先在国内外建设21世纪清洁能源企业。
仅仅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四个国家,就占据了石油天然气已知储量的50%,这些国家的国有石油公司控制着其国内储量的85%。許多主要供应商受到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稳定的严重影响,这种不稳定是供应安全的主要风险。同时,新的供应源更难找到。深海石油或油沙等多数的新供应源需要采用价格高昂且在环境方面存在争议的方法去勘探开采。
这些因素都表明,油价将会更高,且波动性更大。全球商品市场的变幻无常增加了这种复杂性。每天在全球交易所以期货和衍生产品的形式交易的“虚拟”石油桶数超过了实际的桶数,预计二者的比例为30:1。这种由全球网络支持的“市场效应”放大了市场的任何震荡,这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油价暴跌到只有危机前的20%,即从每桶150多美元暴跌到30美元左右的主要原因。其他行业很少能在短短的六个月内经历这种价格剧变。
然而,石油并不是受价格剧变影响的唯一大宗商品。例如,世界一半以上的铜产量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它们基础设施有限,开采成本高昂。生产商深知,长期而言,市场对铜的需求只会增长。同时,他们对于在需求周期到来之前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这种策略实际上造成了未来的价格波动。
在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唯一明晰的确定性是需要对多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做出规划
监管则是另一种未知因素。实际上,世界上每个主要经济体都在考虑制定更加严厉的规则,然而,在采取何种监管方案方面,大家却达不成共识,更不用说如何实施了。某些规则可能会显著改变业务模式,例如,如何对碳定价以及是否对碳定价,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许多行业。对水的监管也是如此。
比较大的监管变化肯定会影响整个价值链。比如,农业是世界上碳的主要排放行业之一,如果将其置于某种碳体制的监管之下,不仅将影响到农民,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供应商,如设备制造商,种子生产商和化肥提供商等,因为农民会纷纷采用免耕种植等减少排放的农业经济技术。
消费者的行为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尽管消费者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但至今他们尚未显示出减少自己对资源的消耗或购买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倾向。当然,如果这种产品的成本更高的话,那他们就更不愿意了。
这种阻力会发生明显变化,而其后果是:一旦讨论到资源,企业就再也不能依赖“一切照旧”的情境方案办事了。它们必须将更高的基准价格和已经增大的波动性考虑在内;它们还需要权衡目前没有价格但在未来可能有明码标价的其他因素,例如碳和水;他们需要了解消费者可能做出的反应。企业不得不根据多种情境考虑方案和后果。
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业务模式与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业务模式同等重要
尽管对清洁能源的宣传天花乱坠,对于给环境定价的最大压力很有可能来自于平淡无奇的东西:环境保护。就像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样,提高资源生产率将成为企业降低成本、减少价格风险的日益重要的方法。这些收益中的许多方面需要较少的资本投资,也相对容易被采纳。 环保产品设计和有助于优化资源利用的“绿色软件”等领域的进步,将成为企业减少资源消耗的重要方法。例如,UPS通过使用有助于规划投递路线的减少左拐弯(比右拐弯多耗燃料)的软件,节省了2%的燃料成本。同样,苹果公司创建了减少产品中浪费的方法:自其推出iMac以来。苹果原材料消耗率下降了高达50%,能源消耗率下降了高达40%。波音在设计其新型的“梦幻飞机”时,充分考虑了环境和成本:通过使用轻型的复合材料,公司将燃料效率提高了20%以上,既减少了客户的终身拥有成本,又降低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风险。
监管决定也将促进清洁能源创新。西班牙对风能的长期补贴,是两家西班牙公司Iberdrola Renewables和Gamesa崛起而成为全球风能领先企业的主要原因。
客户也能促进企业变得更加环保,有助于一些出色的新企业的成长。例如,在推出GreenWorks产品线后的第一个季度,高乐氏就占领了40%的美国自然清洁产品市场,大幅提高了全部产品类别的规模。而且,高乐氏同时提供了比其他自然产品便宜25%的系列产品。这样既使客户满意,又令股东们开心。
当然,并不是说每一项绿色投资都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企业需要对投入进行评估,并小心谨慎地选择项目。比如碳交易等绿色企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然模糊的监管环境。其他机遇,尤其是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机遇,需要数年才能形成规模。还有一些,如“智能”建筑技术,对于采用它们的客户和销售它们的企业,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回报。
对监管的变化进行规划
各国政府都能听得到对可持续性的呼吁,但是,多数政府却深知他们只有不断实现经济增长,才能保住权力。将这一要务与各国之间高昂的协调成本和对基本资源利用的不公平(例如,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相結合,就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广泛的协议有达成的可能性,但它们更有可能是难以捉摸的,如同京都和哥本哈根先后向世人所显示的那样。
未来的自然灾害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适应性企业和适应性产品的崛起也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响应环境挑战的新保险产品和建材产品。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完全期望地区层次和地方层次的环境法规的涌现。地方环境问题是(尤其是水安全等)立刻会产生健康后果的环境问题,比全球环境问题解决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企业应该清楚监管最有可能在哪里出现、并对可能出现的挑战未雨绸缪。不必总是采取行动,但作为第一步,至少应针对法律可能发生的变化规划好自己的应对措施。
如果没有协调,未来可能出现的对全球各种监管标准的修补工作,可能产生出乎意料的机遇。典型事例是混合电动车技术。日本为了应对更为严格的排放指南,首先在本国使电动汽车商业化,然后,又在美国消费者中获得了商业成功,尽管美国的监管不要求同样的标准。在未来的岁月中,可以期望出现更多这样的套利活动。
最后,遗憾的是,对于尤其受到气候变化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恶化影响的地区,我们应该对有效的全球监管体制极有可能不会及时出现做好准备。我们可以期待“适应性”企业的出现,这样的企业将得到发展,以应对环境灾难或挑战。新型的保险产品、建筑产品、商业渔场及其他旨在响应未来环境现实的企业,可能会迅速成长,并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