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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全国教育调研联盟发布《全国基础教育满意度调查报告》称，从全国总体来看，城区、镇区和乡村教师的满意度指数依次降低。有研究表明，乡村教师的职业倦怠中，班主任成为重灾区，一半以上的班主任主观上不愿意继续从事班主任工作，且乡镇班主任的职业倦怠水平显著高于县城和市区班主任。
这些现象与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是相吻合的。那么，乡村教师为什么不愿当班主任呢？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去年5月，笔者在中部某省份的一所乡村初中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再加上以前的调研积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班主任工作成“烫手山芋”
溪蔡中学，位于中部某省份康宁市（县级市）的城乡接合部。其所在的溪蔡镇下辖15个行政村，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当地商品粮重要产地之一。该镇辖地还有另一所初中，即萍水中学，近年来因为学生规模锐减，现在与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有在校生100多人。
为稳定初中学校生源，康宁市统一将六年级划到初中学校管辖，因此当地初中为四年制。溪蔡中学也不例外。2014年，溪蔡中学在校生为460人。随着中考均衡生源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初中生源略有回升，2017年，溪蔡中學在校生为500人。目前，溪蔡中学共有教师30余人，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均有大学学历，第一学历为中师者亦为在新世纪之前的老中师毕业生。
乡村学校不时出现因为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而由校领导兼任班主任的现象，溪蔡中学亦是如此。该校现有11个班，但其中有4个班的班主任由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和电教站站长。除了校务分工和兼职班主任工作，他们4人还要承担相当的教学工作量——每周8到10节课，其余班主任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3节左右。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担任班主任工作会有少许补贴。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溪蔡中学的一些教师也认为，班主任岗位“很锻炼管理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相对科任教师来说在学生与家长心中更有地位”。可现实中，班主任岗位却成了“烫手山芋”。
经济收入成了参照系
蹲点调研的第一天，刚见面，溪蔡中学校长黄放就让笔者帮助思考职业倦怠问题。笔者反问，教师为什么会职业倦怠？黄校长认为，是参照系的原因。以前除了财政拨款，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所有的教师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攀比，也都能认真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教师的收入来源中，财政拨款这部分差别不大，甚至对在乡村任教的教师还略有倾斜。但是，与城区教师比，乡村教师的收入渠道过于单一。
“这里的教师，基本上只有死工资，以前一个月两三千元，年终时的奖励就两三千元。作为校长，去年我每月的工资不到4 000元，今年4月起借普调的机会才涨到5 000元多一点。而城里的有些教师基本不靠工资吃饭。比如，我的同学、在市里教书的同行，他们招托管生，租个三室两厅，就可以招1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1 700元，雇个煮饭搞卫生的阿姨，每个学生所花费的成本也就四五百元，这样一年下来托管就能收入一二十万元。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工作就成副业了。”
教师虽然工作在乡村，但同时也生活在职业圈中，在与城区教师同行、分配到不同学校任教的老同学的比较中，发现原本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如今发生了巨变，而且这些参照对象中不乏过去与自己在教学水平、求学时的学业成绩都相差不大者，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并进一步导致职业倦怠，失去了职业的意义感。
实际上，在同一个学校中，作为班主任，因为管教学生的原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要超过别的科任老师，而补贴却又微乎其微。如果不当班主任，不仅更省心，还可以搞些副业（兼职）贴补家用。
收入落差不仅在同行中产生，还在与社区居民的比较中产生。笔者2014年第一次到该市调研时，当地教育局领导也表示，乡村中学班主任大多都不敢去家访了，因为与那些打工返乡的家长聊起收入时，极易受到打击：“他们打工的，一个人一年随便能赚七八万元，夫妇俩加在一起就十五六万元了，一年下来可以买辆车，两年下来就能在城里买房。对教师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管理制度导致设计缺陷
与乡村小学比，乡村初中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严重。溪蔡中学工会的蔡主席以该校为例，因六年级并入到初中学段，一些小学教师调到学校后，头两年表现得还好，两年后就开始斤斤计较。蔡主席分析，看上去是因为学校文化不同，其实在农村，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在职业积极性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来说，乡村小学教师不多，即使村完小、中心校也就一二十人。重要的是，乡村小学由中心小学校长负责，实行分片考核与管理。如果教师表现不好，校长可以对教师岗位进行调动，比如，调到边远的地方，这样教师就有压力，要积极工作，否则会被淘汰。
而乡村初中的校长权限则要小很多，他们管不了人——如果没有硬性错误，乡村初中校长无权让教师转岗，更无权让教师下岗。在经济分配上，学校都是阳光工资，可以再分配的空间非常小。教师又没有上升与退出机制。就好比大锅饭，教师没有生产积极性。
如此看来，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乡村初中教师岗位成了铁饭碗，因而产生职业倦怠。
“连当教师的积极性都不高，更不要说当班主任了！”蔡主席说，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属于比较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
在该校，教师的业务能力都不是问题，工作积极性与教师的岗位调动、职称评聘、较大的收入分配等切身利益相关。“从我们这里调到城区的教师有二三十个，进城之前也成绩平平。可是，适者生存，你必须认真地教。乡下老师进城，变成了教学名师，就有家长要把孩子挤到你班上来，你补课的生源就来了，经济收入就大大提高了。”蔡主席说。
乡村教育衰败打消教育激情
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法定利益、职业权益、福利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均低于城区教师。为改变这种不良局面，包括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致富农民（打工经商者）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等一批批乡村精英通过买房、就业等向城区流动。乡村精英的上移，自然导致乡村精英文化的稀释。乡村教育继续在为城区教育输血。这种输血表现为一是师资的输血，一是生源的输血。 甘校长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村从教，至今40余年。甘校长眼睁睁地看着萍水中学这所原本有1 000多名学生、师资整齐又质量好的初中走向衰落。当时，萍水中学只有一名化学教师，因为教书好被市里注意到了，一纸调令下来，直接调走。“不仅如此，市里甚至不考虑给学校补充一名化学教师。化学课怎么上？现在，学校的生物、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全被挖走了，只好让别的教师来兼任。”甘校长本是教语文的，现在兼任生物教师，“我们自己都不懂，还需要别人来教，能教好学生吗？”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导致乡村学校生源流失的往往并非是辍学，而是迁到城区学校去就读，小学、初中皆然。“下半年又要走掉两个学生。走的学生往往是好学生，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不错，能看到希望，就会想办法到城里买个学区房。”
据一位与当地派出所熟悉的教师透露，该镇每年有适龄儿童800人左右，4年下来就有3 000多人。可该校六到九年级学生规模总共才500人，即使不算该镇另一所初中的100多名学生，也还有2 000多名初中阶段学生到父母务工城市或本市城区学校就读。即便是在校的学生，每年也有转学到城区学校的。
2014年，时任溪蔡中学法制副校长的梁警官说：“在这里，家长就是把学校当保姆，不要出事就好了。虽然孩子也不会读书，但放到社会上去，就要成為混混儿。现在孩子这个年纪就出去打工也不现实，等学校帮他们把孩子带大一点儿，孩子就出去打工了。”
当地不少居民因为学校具备看护功能才送子女入学，而不是把它作为社会上升的通道。
教师成了高危行业
黄老师是康宁市化学学科带头人。他说：“现在的乡村教育真不好搞：一是学生打不得，骂不得，你一打一骂，家长就找到学校里来；二是家长看不起老师，不像以前还有些尊师重教，我们的收入低得都不好意思说；三是家长不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家长。”
丁老师是六一班班主任，也是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在他看来，“现在的教师是高危行业”，并以网络热炒的茂县教育局处罚夏老师事件为例论证他的观点。
“会惩戒学生的教师是认真负责的，否则才不会管你学好学坏呢。这位教师只是在惩罚方式的运用上不是很好而已。现在只要有家长来告教师，哪怕教师有理也要受惩罚。”
另一位班主任在旁边不停地附和着：“现在大家教书没有积极性，保平安不出事就行了。”
兼任六二班班主任的李副校长表示：“学生是不能体罚的，否则，上级纪委会来追查。我们也帮不了教师，因为上级明令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黄放校长也在一次会议上告诫教师“要学会保护自己”。
电教站站长兼八一班班主任贺老师讲起学校里的一件往事：一位班主任在管纪律时，拉了一下学生的耳垂。结果家长就“赖”上来了，死活要去医院检查。班主任一路上赔着小心，检查结果啥问题也没有，可教师还是要赔偿医疗检查费。后来家长又讹了几次钱，说是孩子晚上通宵睡不着，损伤了神经系统，要求继续赔偿。
贺教师又讲起自己的一件往事：“上一届我带的班，有名学生上课一直玩手机，我没收了他的手机。这名学生什么也不说，直接玩失踪，谁也联系不上他。我与家长联系，家长还指责我为什么要没收手机。因为怕孩子寻短见，我赶紧报警，两三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3天后这名学生自己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到市里去玩了。”
贺老师言谈中心有余悸，最后总结：“教师真当不得，一不小心就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声誉。”
本领恐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
不少教师出于能力恐慌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并明确表示驾驭不了这帮学生。
八一班英语教师方老师告诉笔者：“作为一个女教师，自己的威信不够，在课堂上管学生都吃力，当班主任就更吃力，不具备男教师那样的魄力来镇住那些学生——他们太调皮了。”
方老师以自己前一天上课为例，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总是讲话。方老师就走过去用小纸壳轻轻地敲了一下学生，提醒他不要再说话。结果学生就用当地的农村方言骂方老师。方老师非常难受，也不再理这名学生。“再下去，我也下不了台”。
笔者认为，现实中也不能排除这种“岗位胜任力不足论”是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的一种托词。而本领恐慌不仅体现在非班主任群体，同样体现在班主任乃至学校领导层。
管理层表现出励精图治。黄放校长表示：“学校的声誉已经不错了，这几年来各个级别的荣誉都拿过了，包括国家级荣誉”，同时又希望把工作做实，“真正提升学校的品质”。
黄放校长尝试进行改革，如在制度上以奖代罚，增强职工工作积极性，“一年下来人均也有2 000多元，全校得发10来万元，这在康宁市乡村中学里是少有的”，但“不见成效，感觉是丢到水里去了”。
蔡主席也希望改善教师管理政策，如希望中学教师也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轮岗，三五年一轮，以提升管理层的权限，以改变领导层“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局面。
笔者认为，目前政策框架下，领导层对职业倦怠的大面积出现以及自身激励失效而感叹能力不足，其实是对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恐慌。
总体而言，班主任、教师和学校管理层，同属转型社会的乡村教育者，虽然基于不同的立场，但都在面对新时代和特定空间时，有着相同的感受：“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
整体性思路是缓解职业倦怠的当务之急
班主任的工作压力的确很大，劳动报酬较低，然而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则大多认为“既然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他们将首要视角分别聚焦于管理制度、乡村教育现状、教师权力空间、岗位胜任力，而不是将学界的经济收入这一“共识”置于归因的首位。
职业倦怠的普遍性存在，是乡村教育中的一大危机。然而当地人对此问题又普遍恐慌，表明危机中蕴涵着转机。笔者认为，缓解或破解包括乡村初中班主任在内的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提出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是当务之急，并建议：
农村初中位于乡镇或城乡接合部而带来的矛盾，这是政策决策与执行部门应当考虑的。基于此，基础性的办法是如何完善城乡战略，抑制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发展差距甚至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教育资源分配、乡村精英回流、优质生源回流，进而实现深层次的教育均衡发展。
就行动视角而言的本领恐慌以及情感枯竭恐慌问题，需要政府、学校与个人三方合力，寻找恐慌的症结与内容所在，并提出治疗性的处方性策略。如政府与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师（包括班主任）培训以提升教师能力、加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乡村教师激励举措、切实加强包括情感在内的教师健康管理与辅导。对于班主任个体，目前大多以管理者角色出现，而未来的根本之举在于实现领导者的角色担当与领导力的提升，作为教育者，不应自我搁浅，借助互联网等全球化技术，突破城乡接合部的结构限制，融入城乡班主任精英群体共同成长，更应树立终身学习观，实现观念转型与能力转型，等等。
这些现象与笔者多年的田野调查是相吻合的。那么，乡村教师为什么不愿当班主任呢？他们自己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去年5月，笔者在中部某省份的一所乡村初中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再加上以前的调研积累，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班主任工作成“烫手山芋”
溪蔡中学，位于中部某省份康宁市（县级市）的城乡接合部。其所在的溪蔡镇下辖15个行政村，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是当地商品粮重要产地之一。该镇辖地还有另一所初中，即萍水中学，近年来因为学生规模锐减，现在与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有在校生100多人。
为稳定初中学校生源，康宁市统一将六年级划到初中学校管辖，因此当地初中为四年制。溪蔡中学也不例外。2014年，溪蔡中学在校生为460人。随着中考均衡生源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初中生源略有回升，2017年，溪蔡中學在校生为500人。目前，溪蔡中学共有教师30余人，绝大多数在35岁以上，均有大学学历，第一学历为中师者亦为在新世纪之前的老中师毕业生。
乡村学校不时出现因为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而由校领导兼任班主任的现象，溪蔡中学亦是如此。该校现有11个班，但其中有4个班的班主任由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工会主席、政教处主任和电教站站长。除了校务分工和兼职班主任工作，他们4人还要承担相当的教学工作量——每周8到10节课，其余班主任和教师的教学工作量为每周13节左右。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担任班主任工作会有少许补贴。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溪蔡中学的一些教师也认为，班主任岗位“很锻炼管理能力”“可以把自己的设想付诸实施”“相对科任教师来说在学生与家长心中更有地位”。可现实中，班主任岗位却成了“烫手山芋”。
经济收入成了参照系
蹲点调研的第一天，刚见面，溪蔡中学校长黄放就让笔者帮助思考职业倦怠问题。笔者反问，教师为什么会职业倦怠？黄校长认为，是参照系的原因。以前除了财政拨款，没有别的经济来源。所有的教师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攀比，也都能认真工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教师的收入来源中，财政拨款这部分差别不大，甚至对在乡村任教的教师还略有倾斜。但是，与城区教师比，乡村教师的收入渠道过于单一。
“这里的教师，基本上只有死工资，以前一个月两三千元，年终时的奖励就两三千元。作为校长，去年我每月的工资不到4 000元，今年4月起借普调的机会才涨到5 000元多一点。而城里的有些教师基本不靠工资吃饭。比如，我的同学、在市里教书的同行，他们招托管生，租个三室两厅，就可以招10多个学生，每个学生每月收1 700元，雇个煮饭搞卫生的阿姨，每个学生所花费的成本也就四五百元，这样一年下来托管就能收入一二十万元。在他们眼里，正常的工作就成副业了。”
教师虽然工作在乡村，但同时也生活在职业圈中，在与城区教师同行、分配到不同学校任教的老同学的比较中，发现原本相差不大的收入水平如今发生了巨变，而且这些参照对象中不乏过去与自己在教学水平、求学时的学业成绩都相差不大者，心理落差油然而生，并进一步导致职业倦怠，失去了职业的意义感。
实际上，在同一个学校中，作为班主任，因为管教学生的原因，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自然要超过别的科任老师，而补贴却又微乎其微。如果不当班主任，不仅更省心，还可以搞些副业（兼职）贴补家用。
收入落差不仅在同行中产生，还在与社区居民的比较中产生。笔者2014年第一次到该市调研时，当地教育局领导也表示，乡村中学班主任大多都不敢去家访了，因为与那些打工返乡的家长聊起收入时，极易受到打击：“他们打工的，一个人一年随便能赚七八万元，夫妇俩加在一起就十五六万元了，一年下来可以买辆车，两年下来就能在城里买房。对教师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管理制度导致设计缺陷
与乡村小学比，乡村初中教师的职业倦怠更严重。溪蔡中学工会的蔡主席以该校为例，因六年级并入到初中学段，一些小学教师调到学校后，头两年表现得还好，两年后就开始斤斤计较。蔡主席分析，看上去是因为学校文化不同，其实在农村，小学教师与初中教师在职业积极性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般来说，乡村小学教师不多，即使村完小、中心校也就一二十人。重要的是，乡村小学由中心小学校长负责，实行分片考核与管理。如果教师表现不好，校长可以对教师岗位进行调动，比如，调到边远的地方，这样教师就有压力，要积极工作，否则会被淘汰。
而乡村初中的校长权限则要小很多，他们管不了人——如果没有硬性错误，乡村初中校长无权让教师转岗，更无权让教师下岗。在经济分配上，学校都是阳光工资，可以再分配的空间非常小。教师又没有上升与退出机制。就好比大锅饭，教师没有生产积极性。
如此看来，管理制度的设计缺陷导致了乡村初中教师岗位成了铁饭碗，因而产生职业倦怠。
“连当教师的积极性都不高，更不要说当班主任了！”蔡主席说，愿意担任班主任工作的教师属于比较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
在该校，教师的业务能力都不是问题，工作积极性与教师的岗位调动、职称评聘、较大的收入分配等切身利益相关。“从我们这里调到城区的教师有二三十个，进城之前也成绩平平。可是，适者生存，你必须认真地教。乡下老师进城，变成了教学名师，就有家长要把孩子挤到你班上来，你补课的生源就来了，经济收入就大大提高了。”蔡主席说。
乡村教育衰败打消教育激情
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法定利益、职业权益、福利待遇、发展空间等方面均低于城区教师。为改变这种不良局面，包括以教师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以致富农民（打工经商者）为代表的经济精英等一批批乡村精英通过买房、就业等向城区流动。乡村精英的上移，自然导致乡村精英文化的稀释。乡村教育继续在为城区教育输血。这种输血表现为一是师资的输血，一是生源的输血。 甘校长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村从教，至今40余年。甘校长眼睁睁地看着萍水中学这所原本有1 000多名学生、师资整齐又质量好的初中走向衰落。当时，萍水中学只有一名化学教师，因为教书好被市里注意到了，一纸调令下来，直接调走。“不仅如此，市里甚至不考虑给学校补充一名化学教师。化学课怎么上？现在，学校的生物、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全被挖走了，只好让别的教师来兼任。”甘校长本是教语文的，现在兼任生物教师，“我们自己都不懂，还需要别人来教，能教好学生吗？”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个现象：导致乡村学校生源流失的往往并非是辍学，而是迁到城区学校去就读，小学、初中皆然。“下半年又要走掉两个学生。走的学生往往是好学生，家长觉得孩子成绩不错，能看到希望，就会想办法到城里买个学区房。”
据一位与当地派出所熟悉的教师透露，该镇每年有适龄儿童800人左右，4年下来就有3 000多人。可该校六到九年级学生规模总共才500人，即使不算该镇另一所初中的100多名学生，也还有2 000多名初中阶段学生到父母务工城市或本市城区学校就读。即便是在校的学生，每年也有转学到城区学校的。
2014年，时任溪蔡中学法制副校长的梁警官说：“在这里，家长就是把学校当保姆，不要出事就好了。虽然孩子也不会读书，但放到社会上去，就要成為混混儿。现在孩子这个年纪就出去打工也不现实，等学校帮他们把孩子带大一点儿，孩子就出去打工了。”
当地不少居民因为学校具备看护功能才送子女入学，而不是把它作为社会上升的通道。
教师成了高危行业
黄老师是康宁市化学学科带头人。他说：“现在的乡村教育真不好搞：一是学生打不得，骂不得，你一打一骂，家长就找到学校里来；二是家长看不起老师，不像以前还有些尊师重教，我们的收入低得都不好意思说；三是家长不重视教育，尤其是农村家长。”
丁老师是六一班班主任，也是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在他看来，“现在的教师是高危行业”，并以网络热炒的茂县教育局处罚夏老师事件为例论证他的观点。
“会惩戒学生的教师是认真负责的，否则才不会管你学好学坏呢。这位教师只是在惩罚方式的运用上不是很好而已。现在只要有家长来告教师，哪怕教师有理也要受惩罚。”
另一位班主任在旁边不停地附和着：“现在大家教书没有积极性，保平安不出事就行了。”
兼任六二班班主任的李副校长表示：“学生是不能体罚的，否则，上级纪委会来追查。我们也帮不了教师，因为上级明令禁止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黄放校长也在一次会议上告诫教师“要学会保护自己”。
电教站站长兼八一班班主任贺老师讲起学校里的一件往事：一位班主任在管纪律时，拉了一下学生的耳垂。结果家长就“赖”上来了，死活要去医院检查。班主任一路上赔着小心，检查结果啥问题也没有，可教师还是要赔偿医疗检查费。后来家长又讹了几次钱，说是孩子晚上通宵睡不着，损伤了神经系统，要求继续赔偿。
贺教师又讲起自己的一件往事：“上一届我带的班，有名学生上课一直玩手机，我没收了他的手机。这名学生什么也不说，直接玩失踪，谁也联系不上他。我与家长联系，家长还指责我为什么要没收手机。因为怕孩子寻短见，我赶紧报警，两三天都提心吊胆的，就怕孩子有个三长两短。3天后这名学生自己回来了，原来他是跑到市里去玩了。”
贺老师言谈中心有余悸，最后总结：“教师真当不得，一不小心就要搭上自己一生的声誉。”
本领恐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
不少教师出于能力恐慌而不敢挑战班主任岗位，并明确表示驾驭不了这帮学生。
八一班英语教师方老师告诉笔者：“作为一个女教师，自己的威信不够，在课堂上管学生都吃力，当班主任就更吃力，不具备男教师那样的魄力来镇住那些学生——他们太调皮了。”
方老师以自己前一天上课为例，教室最后一排的学生总是讲话。方老师就走过去用小纸壳轻轻地敲了一下学生，提醒他不要再说话。结果学生就用当地的农村方言骂方老师。方老师非常难受，也不再理这名学生。“再下去，我也下不了台”。
笔者认为，现实中也不能排除这种“岗位胜任力不足论”是教师不愿担任班主任的一种托词。而本领恐慌不仅体现在非班主任群体，同样体现在班主任乃至学校领导层。
管理层表现出励精图治。黄放校长表示：“学校的声誉已经不错了，这几年来各个级别的荣誉都拿过了，包括国家级荣誉”，同时又希望把工作做实，“真正提升学校的品质”。
黄放校长尝试进行改革，如在制度上以奖代罚，增强职工工作积极性，“一年下来人均也有2 000多元，全校得发10来万元，这在康宁市乡村中学里是少有的”，但“不见成效，感觉是丢到水里去了”。
蔡主席也希望改善教师管理政策，如希望中学教师也要在一定的区域内轮岗，三五年一轮，以提升管理层的权限，以改变领导层“要人没人，要钱没钱”的局面。
笔者认为，目前政策框架下，领导层对职业倦怠的大面积出现以及自身激励失效而感叹能力不足，其实是对自身管理能力不足的恐慌。
总体而言，班主任、教师和学校管理层，同属转型社会的乡村教育者，虽然基于不同的立场，但都在面对新时代和特定空间时，有着相同的感受：“老师傅遇到了新问题。”
整体性思路是缓解职业倦怠的当务之急
班主任的工作压力的确很大，劳动报酬较低，然而班主任和科任教师则大多认为“既然选择了教师，就选择了清贫”，他们将首要视角分别聚焦于管理制度、乡村教育现状、教师权力空间、岗位胜任力，而不是将学界的经济收入这一“共识”置于归因的首位。
职业倦怠的普遍性存在，是乡村教育中的一大危机。然而当地人对此问题又普遍恐慌，表明危机中蕴涵着转机。笔者认为，缓解或破解包括乡村初中班主任在内的教师职业倦怠问题，提出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是当务之急，并建议：
农村初中位于乡镇或城乡接合部而带来的矛盾，这是政策决策与执行部门应当考虑的。基于此，基础性的办法是如何完善城乡战略，抑制进一步拉大的城乡发展差距甚至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教育资源分配、乡村精英回流、优质生源回流，进而实现深层次的教育均衡发展。
就行动视角而言的本领恐慌以及情感枯竭恐慌问题，需要政府、学校与个人三方合力，寻找恐慌的症结与内容所在，并提出治疗性的处方性策略。如政府与学校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师（包括班主任）培训以提升教师能力、加强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乡村教师激励举措、切实加强包括情感在内的教师健康管理与辅导。对于班主任个体，目前大多以管理者角色出现，而未来的根本之举在于实现领导者的角色担当与领导力的提升，作为教育者，不应自我搁浅，借助互联网等全球化技术，突破城乡接合部的结构限制，融入城乡班主任精英群体共同成长，更应树立终身学习观，实现观念转型与能力转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