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40多年了。当年的意气风发又历经磨难的知青，或已至古稀，安享人生的晚年；或已年逾花甲，正在开始人生第二春的生命之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描写知青生活的小说便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到90年代陆续有影视剧上映，这些作品再现了知青岁月的艰难，知青命运的多舛，大多可以归类为“伤痕文学”。
　　最近读了陈德民的长篇小说《红杉树下》，颇有感触，这部作品，使知青这个题材，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红杉树下》既写了知青一代的艰辛困苦，同时又写了他们面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描绘了这一代知青所作出的贡献，其精神传承又影响和造就了下一代人。正如著名评论家丁帆先生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所说：
　　从陈德民先生末代知青小说《红杉树下》，我看到了希望，作为一种已经沉寂的历史题材小说，如果作家能够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个维度上去俯视它，且以一种新的审美眼光去把控它，“知青小说”就会走向一个更有历史感和审美感的创作颠峰之上。
　　之前我们所阅读的知青题材文学作品，大都出自于知青作家之笔。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带有作者本身对知青生活的态度和主观认知。《红杉树下》的作者陈德民并不是知青，但他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曾经接触过知青，他走出校园走上社会先后从事过商业机关文秘、党报新闻采编和图书编辑出版工作，采访过100多位当年的知青，也编辑出版了一大批知青题材的作品，对知青运动有着比较客观的认识。不难看出来，不是知青的陈德民，其实早已经融入了知青这个群体。所以，他笔下的知青人物形象生动，农村生活真实自然，知青参与改革开放大潮的画面感强烈。
　　《红杉树下》有这样的知青“抬河工”的场面：
　　大家忍受着肩膀和双手的疼痛，还要挺直已经腰酸腿痛的身板，坚持，坚持，再坚持……郑东杰和徐叶青抬着满满的一筐土石，徐叶青个头矮，走在前面，郑东杰个头高跟在后面，扁担压在两人的肩膀上，他们沿着陡坡吃力地往上爬。前面的徐叶青一手扶着扁担，另一手伸向后面拉着筐上的绳索，后面的郑东杰则伸出两只手，推着扁担上的绳索，防止泥筐在爬坡过程中往下滑落。在凛冽的寒风中，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后背、前胸滚落下来，他们索性脱下棉袄，和成千上万名水利大军一样，口中呼着劳动号子，赤膊奋战在水利工地上……
　　陈德民描写的苏北农村原生态的画面也是很优美的，比如：
　　地上的草棵、田里麦子上的露水还没有风干晒尽，一手抓上去，手上、臂上就被麦秆子上的露水沾湿了。但这并不影响收割的开始。等所有人都到齐了，队长一声令下：“开始！”大伙儿便涌向地头，按照每人收割一米左右的宽度，向前推进，人们挥舞着镰刀，刀光与人影交错，麦子在人们的面前整齐地倒下，堆积在身后形成一排排麦铺。布谷鸟在天空鸣唱，仿佛在用它美妙的歌喉为夏收拉开帷幕。
　　我们在不少描写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中，看到农村的蛮荒、落后，农民的愚昧、自私和冷漠等，《红杉树下》的作者也一样没有回避穷乡僻壤的落后，但更多写到了其变化，文中众多的农村景色描写，充分揭示了农民勤劳、淳朴、善良的本质。
　　“知青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在当代有清晰的脉络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会给人造成某种思维定式，《红杉树下》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对趋同的文学现象构成了突破意义。陈德民笔下的知青是1974年年底插队的知青中最晚的一代，和他们的“前辈”知青经历有所不同，在短短几年的插队劳动中，郑东杰、刘学卿、章艳先后成长为生产队、大队的干部，刘学卿后来离开生产队到公社做文书后，最后成长为东安县政府的县长；文澜被安排做了乡村小学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使她的学生品学兼优；陈霖当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利用自己的针灸医术，为缺医少药的乡亲们治病疗伤。他们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吃百姓都在吃的苦，做农民都在做的活，另一方面，时代给了他们发挥才能改变境遇的机会。
　　《红杉树下》中描写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不仅感受到农民的勤劳，民风的淳朴，他們还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农村生产实践中。比如郑东杰提议生产队安装十架胶轮车，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种植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又一鼓作气，促成生产队购买了“可顶上20个劳动力”的手扶拖拉机，使生产队农民收入一跃进入了全大队先进的行列。他还请来公社的农技员来为全村青年进行农作物栽培技术讲座。使农民掌握了科学种田的本领；知青刘学卿善于思考，发现了农村普遍存在的“大呼隆、大锅饭”行为，便向领导提出了按劳动力联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得到了公社党委陈书记的重视，使全公社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劳动景象。
　　知青们不但为农村经济建设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也为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他们刚到东山大队不久，大队党支部马支书就让他们组建一个“文艺宣传队”，他们召集村里热爱文艺的青少年，精心排练：
　　悠扬悦耳的歌声响起，大伙曾在大喇叭里听过《北京的金山上》这支歌，但今天由身边的这些姑娘们载歌载舞地唱出来，更觉得那调调亲切动听。舞台上，几位姑娘翩翩起舞。经过这段时间的排练，乡亲们好奇地趴在窗口向屋里面探看，都把这首歌叫“巴扎嘿”。文澜领舞时有一个标志性动作，每当唱到“巴扎嘿”的时候，只见她弯腰合手，突然伸出左臂像撒谷子似的高高扬起，同时伸直右腿将脚重重拍地，嘴里高声唱出三个字：“巴扎嘿！”动作柔而有力，舞姿优美动人，把围观的乡亲们眼都看直了。此时，舞台的地面是一层干土，文澜穿着球鞋的脚刚落地，便激起一层土烟向上腾起，等灰尘慢慢落地了，一个个张着嘴，抻着脖颈的乡亲们才猛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知青们也学唱当地风行的“海州大调”民歌，用自己从城里带来的手风琴、二胡来伴奏，给生长在寂静的山村、文化的荒漠里艰辛劳作的乡亲们带来了难得的欢声和笑语。 　　《红杉树下》不但再现南京知青插队苏北农村的生活景象，更是浓墨重彩地描写这些从农村回城的知识青年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大潮的感人事迹。他们回城后，与当年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努力学习，通过电大、自学等方式提升自己，为自己“充电”，“把被耽误的十年补回来”，知识丰富了，眼界开阔了，面对企业经营中的瓶颈问题，他们就有了正确的思考。小说主人公郑东杰针对国营公司效益不佳的困境，主动找到公司卢总经理建言献策，公司采纳了郑东杰的建议，在公司推行了“内部招标，竞争上岗”的经营责任制，使公司当年扭亏增盈。这也是因为作者本人有着丰富的商业经营管理经历，所以在描写知青回城后参与企业经营，投身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风风雨雨，才令人感到场景真实，感人。
　　郑东杰作为时代的弄潮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始终勇立潮头。通过多年的打拼，他拥有了市值数亿元的大地实业公司。他按照恋人文澜的遗愿，将文澜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们开始相恋的马陵山坡那棵红杉树下，随后，决定投资一亿多元，在东山村兴建学校，让农民子弟免费就近读完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学业；在东山村兴建自来水厂，农民公寓，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环境；开展乡村旅游项目、生态农业建设，让农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凡此种种，不但加快了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也使大地实业公司的经营业务得到了拓展。这种叙事情节，紧跟时代步伐，彰显了当代的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历史的担当。
　　特殊的历史的原因，让知青这代人经历了一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他们告别父母，告别亲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天南地北那片陌生的乡村原野，边疆大漠，开始用他们稚嫩的肩膀，肩负起为建设新农村改天换地的重荷。岁月的磨砺，艰苦的环境，使他们的身心得到了淬炼，也养成了他们敢于面对一切困难的意志和勇气。这段非凡的人生历练，让他们回城后即使面对下岗失业、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幸，都能坚强地向前看，勇敢地走向未来。
　　《红杉树下》共分36章，除引子和最后两章外，从第1章到第34章，作者都是采用父女在茶座对话的“现在进行时”的形式，用“情景再现”的独创艺术手法，展开对过去已经发生的故事进行叙述。这样既可让读者感知当下生活，又能引导读者重回历史的画面，使故事无缝衔接，将“现在进行时”与“过去完成时”的两个时空在作品中得以相互穿插交织，以构成互文的写法。这样的叙事结构手法体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属于这部小说的创新，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时空构置，既可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形成清醒的理性認知，还可以将两代人的不同价值观念进行交流和碰撞，并最终获得理解。如第34章“十年寻子”：“此时，文晓彤对面前这个执着的父亲已经由开始的陌生、费解，到渐渐地从心底里产生了崇敬、钦佩之情。”特别是，将郑东杰的忏悔与反思放进父女对话的“现在进行时”，显现出他的价值判断的理性与历史积淀的厚度。
　　不同的出身、个性、教养和历练，造就了不同的人生结局，作者在书中对当年的十位知青的命运走向的叙述是真实的，符合客观生活的逻辑。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有些地方文字有些简括了，作者对知青回城后的描写主要集中在主人公郑东杰的身上，使得其他知青参与改革大潮笔墨有所减弱，如企业人员分流、失业下岗阵痛、下海创业的艰辛等，其他人物的落幕处理显得有些仓促与简单。也许，后知青时代这群“老插”们及其后代的故事，可能会是作者的下一部长篇小说了。
　　（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