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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78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并奠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御侮和取得胜利的基础。这场震惊中外的事变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的七七事变。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让人遗憾的秘密内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深深地掩藏在厚重的历史帷幕后面，随着时间的沧桑洗礼，历史的封尘被渐渐拂去，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二二事件”王以哲被枪杀、“二四事件”中共密使高福源被诱杀等事件，即是其中之一。
“剿共”被俘后秘密加入中共
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马家屯村（今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神树村）。他父亲高玉麟曾任袁世凯时期的管带（骑兵营长）。高福源10多岁时，从家乡营口到绥远，后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秋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少校团副、中校主任、上校团长、少将旅长等职。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南京政府的“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载《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命令下，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高福源被迫率部队随东北军退守关内。他离开黑山白水的东北大地，在目睹了日寇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总是以身为军人，在国难当头之日，未能报效祖国而引为憾事。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长城之战”，高福源与其他爱国官兵一起勇敢地投入到抗击日寇的前线，榆关抗战爆发。但张学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密令下，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这年秋，出国前的张学良将高福源升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领悟当中深意，此后，为了能够早日收复祖国疆土，他从严治军，狠抓训练，对全团官兵既能做到严肃军纪，又能做到身体力行，深得部下的拥护和当地民众的爱戴，以至于部队开拔时，驻地百姓扶老携幼为其送行，这在当时实属少见。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中央红军自发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冲破了蒋介石所设置的围、追、堵、截的重重铁壁封锁，胜利突围北上。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事实。此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夜，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乘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阵地，该团全部被歼，素有“虎将”之称的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一○九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方向，钻入红军的包围圈被歼，师长牛元峰毙命，副师长被俘虏。此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名东北军精锐一○九师的士兵。张学良东北军在西北战局的连连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与红军交战中被生俘，这位长城会战中的猛将，想不到自己竟然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成了内战中红军的俘虏，他认定必死无疑，于是声称：“生是少帅的人，死是少帅的鬼，要杀、要毙都无所谓。”但是，共产党不但没有杀他，而且给他悉心治伤，然后又请他当红军军事学院的教官。期间，彭德怀司令员还把他请进了自己的窑洞。他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而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思想转变的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学习班，召开大会，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作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被红军领导人的民族大义所感动，主动要求回去劝说张学良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下，他更加拥护抗日。12月17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高福源读到这消息，大为振奋，他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指示让他秘密宣誓入党。
身负特殊使命返回东北军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红军东征抗日，必然要借道穿过东北军辖区，于是高福源受中共中央的秘密派遣返回东北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在随军东进中，高福源“逃脱”返回到洛川东北军驻地。
高福源回到军部后，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此后，他在东北军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服张学良同意联共抗日，又说服东北军一一○师两个营投诚，同时在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搭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尽管如此，此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进一步加强。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处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福源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等政策，逐步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都愿为联共抗日而出力。高福源身材高大，一口道地的东北话，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得慷慨动人，有感染力，不少人听后激动得流下眼泪。而张学良更加信任高福源，升任他为一○五师少将旅长。 1936年6月1日，为了对抗蒋介石剪除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行动，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南京政府通电宣称陈、李“不服从中央训令”，勒令粤桂军队不得离开驻境，粤桂联军抗令向北推进，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与湖南、江西地方军队阻击粤桂联军，大战一触即发。然而不久，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接着，“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8月中旬，“两广事变”在国内抗战舆论的推动和中共密使云广英等人的积极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眼见“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甚为得意。于是，命令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用来西北“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部队调离。张学良闻讯，心中惶惑不安，秘密与杨虎城商量对策，酝酿以抗日为由对蒋实行“兵谏”。
促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面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西北红军的严重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的局面。
1936年8月29日，高福源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等人的消息，即刻报告张学良。张学良立即命令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一面声称为“逆部”所为，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另一方面召集王以哲、高福源等亲信将领密商，做好两手准备：如若蒋同意抗日，则联共北上抗日；如若蒋不抗日而执意“剿共”，则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蒋随即飞往洛阳，调集军队向西北集结待命。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又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张学良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再次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遭到蒋的推诿搪塞。三番五次请缨抗日均被拒绝，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领导人也遭推诿，张学良确认蒋绝无抗日意向，只有实行“兵谏”这一条路了。于是，他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临潼华清池。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抵西安，立即调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因为蒋介石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官员随行。张学良与杨虎城亲往机场迎接送蒋到驻所，又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宣布“剿匪”命令，造成张、杨的极大恐慌。随后，蒋介石又吩咐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严词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当晚，张学良再次找到蒋介石，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是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剿匪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然后从容赴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在事变中遇难。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第二天，张学良派高福源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一项政治、军事兼而有之的“外交”活动，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迅速集结于渭南前线，击溃了蒋军桂永清部的进攻。 遭到“上峰”的秘密诱杀
西安事变的行动总指挥是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刘多荃（1897—1985），字芳波，奉天凤凰（今辽宁凤城市）人。他是高福源的上司。
12月4日，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踌躇满志，仅带着数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来到西安指挥“剿共”，企图“一举将‘共匪’歼之于西北”。奉令前来“剿共”的260个团约30多万部队的前锋已经到达陕西临潼，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一批批地飞到西安，“剿共”大战一触即发。
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在力争无用的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实行“兵谏”，由刘多荃担任行动总指挥。12月12日凌晨5时许，刘多荃部署东北军警卫员摸进蒋介石住所华清池，最后在后山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活捉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在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蒋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扣留，因此西安事变余波再度汹涌激荡。为救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对南京使用武力，一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十分尖锐，最终酿成了“二二事件”——1937年2月2日以张的警卫营长孙铭久为首的少壮派突然下手，杀害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主和派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并坚持不让东北军撤出西安，还准备对抗陈诚率领的中央军进驻西安。
自己的军长被枪杀，刘多荃非常悲痛。此时，刘多荃部已按照和议撤到渭南防地。惨杀事件发生后，刘多荃在渭南和高崇民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于是刘多荃立即命令他的一个团到临潼，向西安作攻势。这一招果然有效，孙铭久等人遵令离开西安，市内秩序旋即恢复。在2日晚10时左右，中央军樊嵩甫部竟乘隙进军，想发动袭击，刘多荃立即打电话质问顾祝同：“是否要打？打，我们就打。”顾说他不知道此事，答应即行制止，嘱刘沉住气。很快，该部就停止了前进，顾还以电话告知刘“适才前进部队隶属民团”。刘说“不管什么部队，停止前进就行”。
枪杀王以哲事件发生后不久，缪澄流军长曾派人追拿孙铭久等人，但没成功。孙铭久等人曾进入苏区，由于嫌苏区太苦，转而又去了上海。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后被刘多荃密令处死。同时，他又听到密报说杀王以哲军长时，时任旅长的高福源就在粉巷指挥。2月4日，刘多荃发电报让高福源到师部开会，同时密令驻西安的高福源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待高一到，立即逮捕，就地枪决！”高福源全然不知是诱计，接到上峰的电令，也仅带两名卫兵就驱车赶前往西安。他到师部门口刚下车，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就蜂拥而上，将他绑至院内枪杀，随行人员也遭到灭口，一并推入枯井中掩埋。高福源被诱杀时年仅35岁，死后下落不明。中共中央曾派特工调查高福源的去向，一时也没结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被找到，由高福源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但死因不明。
高福源是否真的参与枪杀王以哲事件？实际上，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高福源是王以哲的亲信好友，同时也是公认的红军信使，是当时沟通红军和东北军的桥梁。他回到东北军见到张学良时，将所见所闻全盘说出，并转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此时正是张学良将军思想十分矛盾的时候，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忠蒋反共，是真正的左右为难。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将自己当俘虏的经历，以及对抗日问题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张学良听了当时就掉下了热泪。
而和张学良将军同时在场垂泪的，就是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送高福源来见张学良的，也是王以哲。张学良和高福源这次见面后，陕北红军和东北军开始了密切的联系，张学良将军的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高福源既是中共密使，又成了张学良名副其实的“信使”，他穿梭于两军之间，为建立双方友好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高福源的努力，张学良就不会如此快地发生思想转变，西安事变也许就根本不会发生，即使会发生，也不知要延迟多久。而王以哲和高福源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增进了解乃至肝胆相照。
历史就这样给刘多荃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在一念之间，即把一个抗日名将、一位中共重要密使，葬送在了枪下。
40多年后终于真相大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军十七路军被整编，杨虎城被逼离职“出国考察”。东北军被整编成6个军，刘多荃任第四十九军军长，辖第一○五师（师长高鹏云）和第一○九师（师长赵毅）。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线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四十九军在沧县及静海附近与日军发生激烈冲突，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四十九军被迫向南撤退。10月底，第四十九军被调到淞沪战场。一○五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全师官兵奋勇杀敌，以死报国，六二六团团长顾忠全壮烈牺牲，该团一营伤亡过半。一○九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无所畏惧，4位团长有3位相继殉国，营长伤亡了三分之二，整个师基本都为国捐躯了。
第四十九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战后蒋介石并不给补充。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一○九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五师补充一○九师。事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一○九师师长，原预五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一○九师全是捷克式步枪，每连配有6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装备精良。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一○九师开拔时，原预五师留任的4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一○九师划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指挥。
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将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一○五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蒋之中央军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就这样，第四十九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1941年11月，刘多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兼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同月，王铁汉升任第四十九军军长。1943年 6月，刘多荃调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拉拢原东北军将领为他打内战，委任刘多荃为华北“剿总”副司令、热河省政府主席，并晋级陆军上将，成为傅作义的副手。1947年9月，第四十九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1948年底，刘多荃举家迁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通电起义。就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恨极了刘多荃的国民党特务将仍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刘多荃长子刘全礼杀害。
1949年12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多荃从香港秘密返回北京，后历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当选为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随着不断接触昔日旧部和相关档案资料，刘多荃渐渐明白当年枉杀高福源的真相，但由于其个人的思想局限和历史原因，这个历史隐秘始终未能大白于天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许多历史真相最终展现于阳光之下。刘多荃终于说出了当年诱杀高福源的经过，当时他发电报让高福源来师部开会，知道的人极少，而密令葛宴春将高“就地正法”也就只有他们二人知道。被秘密安排执行命令的士兵只是奉令行事，或许根本不知道被枪决者是谁。总之，高福源被诱杀之谜，40多年后才真相大白。1981年高福源的遗骨被找出，1982年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将军举行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骨灰盒被安放在西安市革命烈士陵园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1985年7月22日，怀着近40年愧疚心情的刘多荃走完了人生之旅，以85岁高龄在北京病逝。
“剿共”被俘后秘密加入中共
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县马家屯村（今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神树村）。他父亲高玉麟曾任袁世凯时期的管带（骑兵营长）。高福源10多岁时，从家乡营口到绥远，后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1921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1923年秋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毕业后，历任东北军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少校团副、中校主任、上校团长、少将旅长等职。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在南京政府的“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载《民国日报》1931年9月27日）命令下，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高福源被迫率部队随东北军退守关内。他离开黑山白水的东北大地，在目睹了日寇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总是以身为军人，在国难当头之日，未能报效祖国而引为憾事。1933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长城之战”，高福源与其他爱国官兵一起勇敢地投入到抗击日寇的前线，榆关抗战爆发。但张学良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密令下，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同年1月3日，山海关失守。1933年2月21日，热河抗战爆发。同年3月4日，承德失守，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这年秋，出国前的张学良将高福源升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领悟当中深意，此后，为了能够早日收复祖国疆土，他从严治军，狠抓训练，对全团官兵既能做到严肃军纪，又能做到身体力行，深得部下的拥护和当地民众的爱戴，以至于部队开拔时，驻地百姓扶老携幼为其送行，这在当时实属少见。
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会师。中央红军自发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冲破了蒋介石所设置的围、追、堵、截的重重铁壁封锁，胜利突围北上。这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事实。此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两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夜，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在榆林桥战役中，被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乘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阵地，该团全部被歼，素有“虎将”之称的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的一○九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方向，钻入红军的包围圈被歼，师长牛元峰毙命，副师长被俘虏。此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名东北军精锐一○九师的士兵。张学良东北军在西北战局的连连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高福源在榆林桥战役与红军交战中被生俘，这位长城会战中的猛将，想不到自己竟然没有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成了内战中红军的俘虏，他认定必死无疑，于是声称：“生是少帅的人，死是少帅的鬼，要杀、要毙都无所谓。”但是，共产党不但没有杀他，而且给他悉心治伤，然后又请他当红军军事学院的教官。期间，彭德怀司令员还把他请进了自己的窑洞。他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还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而十分关心被俘东北军军官思想转变的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学习班，召开大会，深入浅出地为全体学员作了一次报告，形象生动地分析了抗日道理，指出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重要，并号召全体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被红军领导人的民族大义所感动，主动要求回去劝说张学良将军。在中国共产党教育下，他更加拥护抗日。12月17日，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高福源读到这消息，大为振奋，他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共中央指示让他秘密宣誓入党。
身负特殊使命返回东北军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红军东征抗日，必然要借道穿过东北军辖区，于是高福源受中共中央的秘密派遣返回东北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在随军东进中，高福源“逃脱”返回到洛川东北军驻地。
高福源回到军部后，与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进行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信件，然后陈述了共产党的联共抗日方针。指出联合抗日是惟一正确的道路。张学良采纳了高福源的意见，命他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此后，他在东北军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服张学良同意联共抗日，又说服东北军一一○师两个营投诚，同时在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搭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尽管如此，此后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进一步加强。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处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高福源经常向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讲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官兵平等及优待俘虏等政策，逐步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都愿为联共抗日而出力。高福源身材高大，一口道地的东北话，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得慷慨动人，有感染力，不少人听后激动得流下眼泪。而张学良更加信任高福源，升任他为一○五师少将旅长。 1936年6月1日，为了对抗蒋介石剪除地方实力派的“削藩”行动，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南京政府通电宣称陈、李“不服从中央训令”，勒令粤桂军队不得离开驻境，粤桂联军抗令向北推进，史称“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或“西南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急令中央军与湖南、江西地方军队阻击粤桂联军，大战一触即发。然而不久，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说加以抨击。接着，“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
8月中旬，“两广事变”在国内抗战舆论的推动和中共密使云广英等人的积极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眼见“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粤、桂、湘三省伏首听命，甚为得意。于是，命令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军悉数北调，用来西北“剿共”，并准备将“剿匪不力”的张学良及其部队调离。张学良闻讯，心中惶惑不安，秘密与杨虎城商量对策，酝酿以抗日为由对蒋实行“兵谏”。
促成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面对蒋介石调兵遣将“进剿”西北红军的严重态势，高福源等中共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抗日的局面。
1936年8月29日，高福源得知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东大学生代表、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和马绍周、关沛苍等人的消息，即刻报告张学良。张学良立即命令谭海率卫队营包围和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即为“艳晚事件”。张学良一面声称为“逆部”所为，电请蒋委员长亲往镇压。另一方面召集王以哲、高福源等亲信将领密商，做好两手准备：如若蒋同意抗日，则联共北上抗日；如若蒋不抗日而执意“剿共”，则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严令“进剿”红军。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拒绝，两人大吵。蒋随即飞往洛阳，调集军队向西北集结待命。10月29日，张学良飞抵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劝蒋联共抗日，又遭蒋拒绝。蒋介石坚决拒绝张学良北上抗日的主张，强令其“剿共”，否则就把他的部队撤离到东边去。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再次遭蒋拒绝。
12月2日，张学良再次飞抵洛阳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抗日救国会“七君子”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遭到蒋的推诿搪塞。三番五次请缨抗日均被拒绝，要求释放抗日救国会领导人也遭推诿，张学良确认蒋绝无抗日意向，只有实行“兵谏”这一条路了。于是，他向蒋介石面报，谓其部下不稳，势难支撑，再三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训话，蒋同意赴西安，驻临潼华清池。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抵西安，立即调30万中央军嫡系部队“进剿”红军。因为蒋介石过分自信，仅带少数文武官员随行。张学良与杨虎城亲往机场迎接送蒋到驻所，又再次进谏，遭蒋拒绝，蒋向张学良、杨虎城表示：要么进兵，要么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调福建、安徽。张学良正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召见邵力子及十七路军、东北军军师长以上官员，宣布“剿匪”命令，造成张、杨的极大恐慌。随后，蒋介石又吩咐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再三苦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严词拒绝。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如果做不到，你们其中任何人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当晚，张学良再次找到蒋介石，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张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是晚，张学良与杨虎城商议，决定发动兵变，命令白凤翔去捉拿蒋介石，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张学良带着白凤翔见到了蒋介石，蒋正在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决定在12日宣布“剿匪动员令”。
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请张学良、杨虎城和蒋鼎文、陈诚、朱绍良等参加晚宴。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然后从容赴宴。席间，蒋宣布了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等换将的任命书。命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
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在事变中遇难。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杨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第二天，张学良派高福源赴开封面见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陈述西安事变的原因与目的，向他们宣传张学良“决心结束内战，拥护蒋委员长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一项政治、军事兼而有之的“外交”活动，为东北军赢得了时间，从而迅速集结于渭南前线，击溃了蒋军桂永清部的进攻。 遭到“上峰”的秘密诱杀
西安事变的行动总指挥是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刘多荃（1897—1985），字芳波，奉天凤凰（今辽宁凤城市）人。他是高福源的上司。
12月4日，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踌躇满志，仅带着数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来到西安指挥“剿共”，企图“一举将‘共匪’歼之于西北”。奉令前来“剿共”的260个团约30多万部队的前锋已经到达陕西临潼，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一批批地飞到西安，“剿共”大战一触即发。
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杨虎城在力争无用的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实行“兵谏”，由刘多荃担任行动总指挥。12月12日凌晨5时许，刘多荃部署东北军警卫员摸进蒋介石住所华清池，最后在后山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活捉蒋介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在中共和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还亲自送蒋回南京，西安事变遂得以和平解决。蒋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将张扣留，因此西安事变余波再度汹涌激荡。为救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出现了两派：一派主张对南京使用武力，一派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主战派和主和派矛盾十分尖锐，最终酿成了“二二事件”——1937年2月2日以张的警卫营长孙铭久为首的少壮派突然下手，杀害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主和派的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人，并坚持不让东北军撤出西安，还准备对抗陈诚率领的中央军进驻西安。
自己的军长被枪杀，刘多荃非常悲痛。此时，刘多荃部已按照和议撤到渭南防地。惨杀事件发生后，刘多荃在渭南和高崇民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于是刘多荃立即命令他的一个团到临潼，向西安作攻势。这一招果然有效，孙铭久等人遵令离开西安，市内秩序旋即恢复。在2日晚10时左右，中央军樊嵩甫部竟乘隙进军，想发动袭击，刘多荃立即打电话质问顾祝同：“是否要打？打，我们就打。”顾说他不知道此事，答应即行制止，嘱刘沉住气。很快，该部就停止了前进，顾还以电话告知刘“适才前进部队隶属民团”。刘说“不管什么部队，停止前进就行”。
枪杀王以哲事件发生后不久，缪澄流军长曾派人追拿孙铭久等人，但没成功。孙铭久等人曾进入苏区，由于嫌苏区太苦，转而又去了上海。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后被刘多荃密令处死。同时，他又听到密报说杀王以哲军长时，时任旅长的高福源就在粉巷指挥。2月4日，刘多荃发电报让高福源到师部开会，同时密令驻西安的高福源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待高一到，立即逮捕，就地枪决！”高福源全然不知是诱计，接到上峰的电令，也仅带两名卫兵就驱车赶前往西安。他到师部门口刚下车，预先埋伏好的士兵就蜂拥而上，将他绑至院内枪杀，随行人员也遭到灭口，一并推入枯井中掩埋。高福源被诱杀时年仅35岁，死后下落不明。中共中央曾派特工调查高福源的去向，一时也没结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尸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被找到，由高福源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但死因不明。
高福源是否真的参与枪杀王以哲事件？实际上，这是绝不可能的。因为高福源是王以哲的亲信好友，同时也是公认的红军信使，是当时沟通红军和东北军的桥梁。他回到东北军见到张学良时，将所见所闻全盘说出，并转达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此时正是张学良将军思想十分矛盾的时候，一方面，他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另一方面他又忠蒋反共，是真正的左右为难。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将自己当俘虏的经历，以及对抗日问题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张学良听了当时就掉下了热泪。
而和张学良将军同时在场垂泪的，就是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送高福源来见张学良的，也是王以哲。张学良和高福源这次见面后，陕北红军和东北军开始了密切的联系，张学良将军的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高福源既是中共密使，又成了张学良名副其实的“信使”，他穿梭于两军之间，为建立双方友好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高福源的努力，张学良就不会如此快地发生思想转变，西安事变也许就根本不会发生，即使会发生，也不知要延迟多久。而王以哲和高福源也在这一次次的交往中，增进了解乃至肝胆相照。
历史就这样给刘多荃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在一念之间，即把一个抗日名将、一位中共重要密使，葬送在了枪下。
40多年后终于真相大白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北军十七路军被整编，杨虎城被逼离职“出国考察”。东北军被整编成6个军，刘多荃任第四十九军军长，辖第一○五师（师长高鹏云）和第一○九师（师长赵毅）。1937年8月中下旬，日军开始沿津浦线大举南犯。刘多荃率第四十九军在沧县及静海附近与日军发生激烈冲突，日军以猛烈的炮火向静海轰击，四十九军被迫向南撤退。10月底，第四十九军被调到淞沪战场。一○五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全师官兵奋勇杀敌，以死报国，六二六团团长顾忠全壮烈牺牲，该团一营伤亡过半。一○九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苦战，无所畏惧，4位团长有3位相继殉国，营长伤亡了三分之二，整个师基本都为国捐躯了。
第四十九军虽然损失惨重，但在战后蒋介石并不给补充。万般无奈之下，刘多荃带着一○九师师长赵毅亲自到武汉去活动，花了好大一笔钱才打通了门路，调来了全部徒手的预五师补充一○九师。事先讲好条件，赵毅仍为一○九师师长，原预五师的团长以上主官全部留任。刘多荃将张学良当年留用的一部分武器装备该师。补充后的一○九师全是捷克式步枪，每连配有6挺捷克式轻机枪，每营配有重机枪连，团有迫击炮，装备精良。然而刘多荃、赵毅高兴没多久，在一次下命令让一○九师开拔时，原预五师留任的4个黄埔生团长全部告长假，部队一点也开不动。事情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但不处分故意捣蛋的团长，反而借机将赵毅撤职，换上了嫡系李树德，刘多荃任命的其他东北军军官也都被撤换掉，接着又将一○九师划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指挥。
1939年大批日军猛攻南昌，刘多荃率部守御松山、万家埠一线。由于作战失利，又被蒋介石借题发挥，将刘多荃由中将军长降为上校。一○五师师长王铁汉撤职留任，责令戴罪立功。副军长高鹏云、参谋长秦靖宇相继调离，另派蒋之中央军嫡系林耀堂和凌振仓分别继任。就这样，第四十九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1941年11月，刘多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2月兼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同月，王铁汉升任第四十九军军长。1943年 6月，刘多荃调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为拉拢原东北军将领为他打内战，委任刘多荃为华北“剿总”副司令、热河省政府主席，并晋级陆军上将，成为傅作义的副手。1947年9月，第四十九军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后来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全歼。1948年底，刘多荃举家迁往香港，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香港通电起义。就在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一天，恨极了刘多荃的国民党特务将仍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的刘多荃长子刘全礼杀害。
1949年12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刘多荃从香港秘密返回北京，后历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当选为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随着不断接触昔日旧部和相关档案资料，刘多荃渐渐明白当年枉杀高福源的真相，但由于其个人的思想局限和历史原因，这个历史隐秘始终未能大白于天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许多历史真相最终展现于阳光之下。刘多荃终于说出了当年诱杀高福源的经过，当时他发电报让高福源来师部开会，知道的人极少，而密令葛宴春将高“就地正法”也就只有他们二人知道。被秘密安排执行命令的士兵只是奉令行事，或许根本不知道被枪决者是谁。总之，高福源被诱杀之谜，40多年后才真相大白。1981年高福源的遗骨被找出，1982年西安市人民政府为高福源将军举行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骨灰盒被安放在西安市革命烈士陵园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1985年7月22日，怀着近40年愧疚心情的刘多荃走完了人生之旅，以85岁高龄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