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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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开始,现代南京就一直是叶兆言反复书写的对象之一.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不仅延续了叶兆言此前小说的创作模式,而且还从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两个维度展开了对于现代南京的文学书写,两种叙述模式在小说中充满张力又浑然一体.现代南京是《刻骨铭心》真正的“主人公”,小说对于动荡历史中小人物的个人叙述是现代南京城市历史的缩影.通过重复叙述和史料入文这两种叙述方法,叶兆言将“夜泊秦淮”系列中处于远景位置的现代南京转变为小说的主体,以此探索了历史叙述的新路径,同时也昭示了当代城市题材小说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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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夜泊秦淮”系列小说开始,现代南京就一直是叶兆言反复书写的对象之一.近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不仅延续了叶兆言此前小说的创作模式,而且还从个人叙述与历史叙述两个维度展开了对于现代南京的文学书写,两种叙述模式在小说中充满张力又浑然一体.现代南京是《刻骨铭心》真正的“主人公”,小说对于动荡历史中小人物的个人叙述是现代南京城市历史的缩影.通过重复叙述和史料入文这两种叙述方法,叶兆言将“夜泊秦淮”系列中处于远景位置的现代南京转变为小说的主体,以此探索了历史叙述的新路径,同时也昭示了当代城市题材小说发展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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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短篇小说《重逢》是新时期初的“争鸣作品”,获得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便被安置在一个较为模糊的文学史位置.对《重逢》“发表—论争—获奖—入史”的历史性考察并非沉渣泛起吹毛求疵,对相关史料的钩沉与分析提示看似环环相扣脉络清晰的当代文学史也存在着不少的缝隙,同时也更显示出这种“具体研究”的特殊价值,从而丰富、拓宽我们对新时期伊始驳杂历史面貌的认识与理解.
网络文学起点问题是当前学界热点,有关探讨主要包括“技术说”“故事说”和“建制说”.“技术说”侧重数字技术革新,但数位诗、电子杂志等很快消逝,说明技术之于网络文学并非关键,网络时代最容易被超越的正是技术本身.“故事说”以通俗小说代替网络文学整体,以小类型遮蔽大概念,阉割了网络文学的丰富性.“建制说”侧重网络文学“现象”,但这些现象之认定源于文学体制的事后回溯.将网络文学的诞生归结为单一力量失之偏颇,需从媒介转型的整体环境来谈论其起点.从标志性作品判定、民众心理期待、权威学术话语介入以及新闻媒体选择等综合方面
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存在,也为后来者提供着思想与话语的资源.本文从“发生学”的角度梳理了这一批评派别出现的原因和转型场域,对陈晓明、陈思和、程光炜、孟繁华、郜元宝、张清华等人的批评文本进行了细读和分析,以说明其批评实践的特征及其与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探析,以期为1990年代学院派批评的源起、发展和历史提供一种理解的路径.
对1980年代文学的理想化认识长久以来压抑和掩盖了“九十年代文学”的意义.实际上,相对于1980年代的初级变革之路,1990年代才真正获得了丰厚的文学实绩.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主体性与文化身份的自觉,这是内在变革的关键;其次是出现了真正成熟的文本,特别是大量优秀的长篇小说;第三是“中国故事”与本土叙事方式及美学的自觉,这些对于即将跨入百年门槛的新文学来说,是至为关键的.基于此,我认为九十年代文学的意义还远未充分发掘.
先锋文学批评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多形态的批评实践,但此前相关研究缺乏整体视野,未能充分揭示其独特价值,1990年代先锋文学批评可从批评主体、批评型态和启示影响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批评主体主要有以西方“后学”为主导的后学家、中西理论交融的“60后”批评群体、关注精神重建的“70后”批评家等.批评形态的不同表现为:解构式的语言形式分析、形式与意义并重的多维度批评以及追求精神重建的批判性阐释,批评范围实现了从1980年代先锋中短篇小说到1990年代长篇小说再到先锋思潮史的系统梳理的替嬗,在先锋
《白鹿原》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世界不断遭受创伤的社会历史,白嘉轩、鹿子霖所代表的宗族利益与鹿兆鹏、白灵所展现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奉献的对立之间形成了新旧时代之间的巨大反差;战争造成的历史不稳定导致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话语体系,但不稳定的同时也为新生力量不断壮大提供了支持.个人的主体性在乡村世界与现代意识的纠缠之下不断彰显,在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联系程度十分紧密的境况之下,作者对人物的主体性也做出了足够的表现.多种元素的对峙为文本内涵赋予了深意,也为人物形象的饱满做出了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思想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既是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承续和发展,也是对西方文学思想的转化和创新,更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它以百年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为中心,同时兼顾社会思想、文化思潮和文学体制,讨论文学体制、文学观念和语言形式的思想与审美的融合,呈现文学思想史的场域、内涵、结构和形式的复杂性与独特性,确立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总体特征及其历史嬗变.
现实.必须承认,从罗列的角度,实有是无法穷尽乃至无法把握的,一如1:1的地图无法绘就.或者,受限于感官与认知的边界,实有根本拒绝被人如其所是地把握.反之,把握实有也不是人之必须,只需假定足够的条件,即可呈现出确定的样貌.思想由此生发,在此假定下,艺术实为思想之分蘖.若假说纷纭,各自为政,则假说之真假无以立足,更无足轻重.
小说家叶兆言《南京传》的魅力在于它没有以小说家言将“传记”写成“传奇”,而是谨守历史叙事的法度,勘探朝代更替和南北交互之流动的政治和文化中南京的城市疆界和文化性格.在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大时代”和“小故事”之间选择,当《南京传》写遥远的六朝、南唐和晚明往事,迹近小说家叶兆言的“小故事”;而当《南京传》写现代,历史学家则出场讲述这个“大时代”.叶兆言的文化趣味决定了他的价值判断和文化倾向,他的《南京传》是“有情”和“我在”的文学城市传记.
本文探勘当“地方路径”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时,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现场会经历何种“再现”与“重释”,从而使过去存而未论的文本和思想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因而重塑“文学中国”的地貌,这一部分将以地方的“五四”现场作为切入点;此外,通过本土语境中的“地方路径”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多样性,“地方”的提法也将与“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碰撞出对话的空间,在华文文学更廓大的版图上表呈出更多层次的意义与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