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兵团待了10年，前后探了6次亲，加上最后一次回家，来回13次在京兰、京沪(福)线上跑动，跟个列车员似的。
　　第一次探亲印象最深刻， 自从“满三年可以回家探亲”的政策明确后，我们就时刻盼着坐火车回家，而连队却以春播、麦收、秋收劳动力紧张为由，一直不让我们走。
　　1971年底，天寒地冻且快过年了，我原以为连队不会再有安排，准备买点冻柿子黑枣安心过年，没想到排长来通知我可以回家探亲了。
　　那次是十几个战友一起被批准回家，有男有女。男生们都很有责任感，他们认为这几千里路不是闹着玩的，怕我们女生迷路、受骗，或者挤不上车、签不到票，所以自发成了路途上的“领导”，一路管着我们，不让我们单独行动。
　　
　　挨冻
　　
　　我们连地处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河套，距最近的京兰线上小站补隆淖也有二三十里地。为赶火车，我们凌晨4点就起床了。大冷天，月亮还在天边明晃晃地挂着，没有风，干冻地冷。我们只觉得冷到骨头里，都蜷成一团。
　　好不容易熬到车站，那是个小站，只记得昏黄的灯光下，有几个当地老乡，白皮袄脏得黑乎乎的。看我们一大帮人涌入，自觉地靠边。当时的票价好像26元5角，我们买了票。屋子中间有个炉子，火不旺，手放在炉盖上都不觉得烫。我把冻僵的身子使劲往炉边靠，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挤车
　　
　　火车从内蒙古出发一般不是很挤，毕竟从内蒙古出去过年的人不多。过了包头人数剧增，现在想想，大概是和我们一样回家探亲的兵团战友。那一次回家，我们没坐上直达北京的车，只能到包头转车。包头车站人山人海，我们没签到票，只好买站台票，做贼似地悄悄从车站外很远的地方绕到站台，提早上车。见车门口有几个空位置，尽管心虚，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忐忑不安地坐下，想着等有人来，就站到车厢连接处去。没想到车开了，却没见有人来坐。
　　内蒙古到北京基本还算好，不怎么挤，有站着的同志，脚下还能站稳，两脚间还是允许有距离的。
　　接下来才是真正艰难历程的开始。到北京，我们再签票南下，此时车上已经超员，有的有座，有的没座，就这样一路折腾。快到山东济南时，有战友突发奇想，说：“过年了在山东买些大苹果带回家，怎样?”于是十几个人在济南下车，去寻那山东大苹果。那时济南刚下雪，天阴沉沉的，马路上到处是泥水。找到了几个苹果摊，我们专挑红的买，一路扛回车站。
　　又是一通挤，我们扛着大包小包到站台，累得直喘。到车门口时更是“惨烈”，苹果早挤烂了，衣服扣子也挤掉了，旅行包的带子也挤脱落了。总算上了车，车上已没有一个空座位，只好找到车厢连接处，把山东苹果垫在屁股底下当凳子坐了。那时亏得年轻，经得住折腾。
　　
　　钱窘
　　
　　在兵团时，我们拿的是津贴，月津贴每年度以5、6、7元递增，所有生活必需全靠它。这样3年下来积攒到最后就剩几十块钱了，买完车票，已所剩无几。本来还想带些钱回去孝敬父母，就比较困难了。
　　到北京转车时，我们一起合计买些东西带回家过年。北京与内蒙古就是不一样，辉煌大气。四周都是高楼，暮色里，只见满大街骑自行车的人，车流滚滚，让我们这些在荒漠上待久了的人直犯迷糊，东南西北更是分不清。这种时候，还是男生有主见，带领我们先签中转票，再乘公交车去王府井。
　　一群年轻人，穿着军垦棉衣，有几个还穿了军大衣，走在北京大街上，格外显眼。当时我们浙江发的大衣非常难看，厚得没形状，穿在人身上，再苗条的身材也没了。我们扛着大包小包，包里是给家里捎的葵花子，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没一样值钱的。北京当地人匆匆而过，多半都会盯着我们看。
　　奸不容易找到公交车，到了王府井，找到百货大楼，大家轮流进去买东西。灯火辉煌的大楼里，各种货物琳琅满目。轮到我进去了，我攥着不多的钱，不知道买什么好。我首先想到外婆，她待我最好，一定要买点东西孝敬她老人家。想起听她说起过一种叫银耳的东西，我找到柜台，对服务员说：“我买半斤”。再一看价钱，才知道自己手里的钱根本不够。服务员大概也看出了我的窘态，我只觉得很丢人，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现在想想，大概因为那时还是个年轻小姑娘，太爱面子的缘故吧。后来就只好随便买了些北京点心，给外婆买了双北京布鞋。
　　那是去兵团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又赶上大过年的时候，所以我印象极其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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