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是著名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中的一句非常流行的歌词，这首歌曲就是专为赵登禹等抗战名将所作。赵登禹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受到国共两党共同尊崇的抗战名将，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毛泽东则高度评价赵登禹，并在解放后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革命烈士证书。
　　打虎真将军
　　1898年5月16日，赵登禹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一户贫困农民家庭。赵登禹7岁时，父母省吃俭用将其送入学堂，两年后赵登禹因家贫不得不辍学回家。菏泽自古民风剽悍尚武，赵登禹从小爱听水泊粱山与黄巢起义等杀富济贫的故事，他13岁时拜本县武术高手朱凤军为师，精于拳术，善使大刀，练就了一个好身体。
　　1914年初秋，16岁的赵登禹与几名同乡远涉千里投奔冯玉祥，当时冯军兵额已满，赵登禹被安排在佟麟阁任连长的连队里当了一名“只管饭，不发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武功训练和文化学习，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即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操练时，一眼看中卓而不凡的赵登禹。那时赵登禹已是身高1.9米的大汉。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自己比试。赵登禹连胜冯玉祥三跤，摔得冯玉祥龇牙咧嘴，吓得同伴们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将赵登禹调到身边，当了他的贴身警卫员。
　　赵登禹利用能够经常接触冯玉祥的机会，了解、观察冯玉祥的为人处世及治军方法，并从中学习有用的东西，冯玉祥将军爱国恤民和疾恶如仇的性格后来对赵登禹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2年，赵登禹离开冯玉祥，被任命为冯部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从此，赵登禹带兵随冯部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及“首都革命”，并因作战勇猛、指挥有方不断获得晋升。1925年，赵登禹出任营长，1927年初，他升任第28旅旅长，1928年春，赵登禹又升任第27师师长。1928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对全国部队进行缩编，赵登禹从师长又回任第28旅旅长。
　　1929年，赵登禹出任第29军第109旅旅长，率部在山西辽县一带驻扎了两年时间。这期间他根据冯玉祥的治军方针和要求，对部队严加整顿和训练。正因为这样，赵登禹所部才能在不久后的对日作战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支英雄劲旅。
　　大刀惊寇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东北很快落入侵略者的魔爪。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震撼着广大爱国官兵。在爱国情绪的激励下，在第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的“枪口不对内”、“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的鼓舞下，赵登禹明确提出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进行各种实战训练。
　　当时，第29军的武器装备非常简陋，枪械严重不足，无奈中他们因袭老传统，自制了一批大刀发给战士们，以补枪械不足。为此，赵登禹还常亲自给士兵们做示范，演练大刀的劈杀要领，督促他们勤学苦练基本功。1932年8月，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不久赵登禹部奉命随宋开赴察哈尔。察哈尔邻近已被日本侵略者侵占的中国东北，部队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这一时期，赵登禹除继续对部队的军事训练严加督促外，还注意加强对部队抗日救国的思想教育。
　　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本侵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线上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抢占有利地形，阻止敌人入侵。29军军部经过反复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赵登禹接到命令，立即派217团火速前往喜峰口，等到达后，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的喜峰口东北高地，增援部队与敌人经过几个小时的肉搏拼杀，将高地夺回，但日军凭着机枪、大炮又将高地占领。赵登禹率后续部队赶到，亲自带领109旅将士将高地夺回。到了3月10日拂晓，日军倾巢出动，向高地猛攻，赵登禹命令将士按兵不动，直到日军临近，一声呐喊，将士挥动大刀向日军冲去，赵登禹腿部受伤，仍坚持前线指挥。他们以简单的武器，与配备精良的敌人反复冲杀一天，一些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双方都在阵地前留下了大量尸体，伤亡都很惨重。
　　赵登禹见敌我武器装备悬殊，考虑应发挥我方的长处，利用近战、夜战出奇制胜，宋哲元批准了他们的这一计划。3月11日夜，赵登禹亲率224团、王长海率领217团、李九思指挥226团3营，携带大刀和手榴弹，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的日军营地。赵登禹尽管腿上枪伤疼痛难忍，但他拄着木棍，走在部队的最前面。
　　防守这里的日军万万没有料到，在这漆黑的深夜会有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当夜袭的中国军队手举大刀冲入敌营房，敌人才从睡梦中惊醒，眼见明晃晃的大刀飞舞，吓得来不及反抗就成了刀下之鬼。赵登禹亲自挥刀上阵砍杀，两口价值180块银元的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在战斗中又负轻伤。此次夜袭砍杀敌铃木旅团一千余人，炸毁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大刀队吓破了日军的胆，从那以后，日军特别打制了铁项圈套在脖颈之上。此战让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中国大地。
　　敌人吃到大亏后自然不甘心，此后天天向我方阵地发起猛攻，赵登禹再次以大刀、手榴弹与敌展开面对面的搏杀，我方始终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日军在付出5000人的沉重代价后，不得不选择退却。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加紧了对日妥协。5月31日，中日签定“塘沽协定”，南京政府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长城抗战遂告结束。
　　第29军此次在喜峰口等地取得的重大胜利，极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作为喜峰口前线的最高指挥者，赵登禹自此成为国人心目中的英雄。随后，赵登禹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并被颁授青天白日勋章，同时所部第109旅亦被扩编为第132师，赵登禹出任师长。
　　血沃中华
　　秉性刚烈和民族自尊心极强的赵登禹无法容忍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及对中国人的血腥屠杀，不仅勇于在战场上痛击日寇，战场下也敢于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与日伪针锋相对，毫不退让。1933年9月，赵登禹率部进驻察哈尔省张北县后，就“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的检查护照要求，还有意挑衅，赵登禹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着上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吓得这几名日本人赶紧道歉走人。另一次是1935年5月31日，有4个日 本人偷偷潜入阵地偷绘驻防布阵图，赵登禹果断将他们扣押。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6月19目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理，秦德纯随后与日本代表土肥原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随后，赵登禹及所部随第29军移驻北平附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部加速向华北派兵。7月25日，日军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对驻防平津的29军大举进攻。面对不可避免的大战，原来还存在和谈幻想的宋哲元，不得不决心奋起抵抗。27日中午，日军向南苑发起进攻。宋哲元任命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赵登禹召集在南苑的各部官长开会，鼓励大家说：“军人抗战有死无生，卢沟桥就是我们的坟墓。”
　　7月28日，日军调集重兵并动用三十多架飞机向南苑阵地发起猛攻，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29军伤亡较大，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指挥29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这时，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要赵登禹指挥部队后撤到大红门一带。日军窥出赵登禹的意图，抢先在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架起机枪封锁道路。赵登禹乘坐的车子行到大红门附近被炸毁，赵登禹身受重伤，警卫劝其撤退到安全地方，赵登禹不肯，带领部队向日军反击。这时，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了他的双腿。赵登禹醒来含泪向传令兵说：“我不会好了，军人战死沙场没什么悲伤的，只是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她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赵登禹与同在南苑战斗中牺牲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最早战死疆场的两位高级将领，他们的壮烈牺牲，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两位抗日英烈的活动。宋哲元得知赵登禹牺牲的消息，捶胸顿足，失声大哭，说“断我左臂矣，此仇不共戴天!”赵登禹的老上级冯玉祥得知他的死讯，更是悲痛不堪，挥笔写下了《吊佟赵》诗，以寄哀思。延安军民也为赵登禹、佟麟阁二将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毛泽东高度称赞他们“给了全中国人民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为表彰赵登禹抗日杀敌、为国捐躯的功勋，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将。1946年，北平各界举行公祭赵登禹、佟麟阁仪式。在由李宗仁、冯玉祥等联名发出的公祭文启中，对赵登禹做了高度评价。1946年11月25日，当时的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市区三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佟麟阁路、张自忠路，以纪念抗日英烈。新中国保留了这三处地名，并沿用至今。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赵登禹将军为国捐躯的英勇壮举做了表彰，并举行纪念活动，还对赵登禹遗属倪玉书的生活进行了适当安排。同时，国家还确认赵登禹将军为抗日烈士，1952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烈士证书。2001年倪玉书病逝，享年91岁。赵登禹和倪玉书生有赵学武、赵学芬、赵学芳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如今他们都已七十多岁了，姐弟三人都有一帮晚辈，生活得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