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百年前的一九○九年七月,俄国经历了一九○五年革命后,出版了一本由七位作者组成的《路标》文集,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被当时的改革家斯托雷平称为“每个关心俄国命运的人都需要读的书”。出版后短短六个月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就发表了一百五十四篇评论文章。评论呈现出两极的局面,赞誉者认为这是由一些俄国“最有才华、最聪明的知识分子写成的一份卓越的文献”。批评者如列宁谴责说,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的写照,里面充满了“一整套对民主派的诬蔑”,从此“反对俄国民主派的世界观”就此形成,而成为资产阶级与旧政权的“高级奴仆”,和“最保守的黑帮相比没有什么差别”。高尔基则称其为反映了自由知识分子“个性的毁灭”和“颓废堕落”,从此便开始了“俄国知识界历史上最无耻的十年”。左翼文学家别雷、勃洛克、契诃夫等人则不满于这些知识分子的清高以及对人民革命的蔑视。正统自由派也对该书甚为不满,米留科夫、奥夫相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人为了回击“路标派”的观点,于一九一○年专门组织撰写了《俄国的知识阶层》一书,展开对“路标派”思想的论战。
　　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和思考一百年来在俄国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接受《路标》思想的人在俄罗斯文化界越来越多。苏联剧变以后《路标》在俄罗斯好评如潮,以至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该书脱销,其中很多章节被纳入教科书成为学习的范文,一时间社会上形成言必称“别尔嘉耶夫”的现象。二○○九年是《路标》发表一百周年纪念日,俄罗斯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主题研讨会,大部分与会者认为,它那“终极关怀性的精神价值”对俄罗斯至今仍有重大的意义。也有小部分人质疑说,这样一种“小众”精英脱离时代、孤芳自赏的形而上学观,究竟有何价值呢?人们或许会问,是一些什么样的作者撰写的一本什么样的书会引起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路标》是一本寻求“反解放”的“解放之路”的书
　　
　　《路标》文集是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认为要“不被世俗潮流淹没,而更长远地思考人类精神问题”的那一部分人的集大成之作。这七个人中,司徒卢威、伊兹戈耶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四人都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基斯加科夫斯基、弗兰克和格尔申宗三人曾是自由主义者、反传统的“西化”论者。这批人的人生轨迹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曾是有贵族精神的和救赎情结的叛逆思想家——成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深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逻辑力量的吸引以及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憎恨; 成为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人是因为受古典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影响,希望通过西欧当时流行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理论以法律途径限制君主专制。
　　一九○五年革命以后,尤其是一九○七年斯托雷平改革以后,政治上的反动与经济上的激进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俄战争的失败以及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导致社会信心的丧失和无政府主义的蔓延、各革命组织“贪婪疯狂地宣传激进进化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使撒旦的恶性大大释放,他们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失望,对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感到失望,对俄国的现实忧心忡忡,他们憎恨现代工业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厌恶市民社会的平庸和乏味,更对民粹主义的斗争哲学不寒而栗。在这种精神和文化的痛苦之中,他们走到了不可知论的路途上,等革命的尘埃落定之后,那些“先天缺乏斗争精神”的“贵族思想家”们经过一段痛苦的思考,思想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选择了对“现实政治的逃避”,在“革命神话”与“思想神化”中选择了后者。他们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提出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消除疯狂“否定派”的“红色死亡”阴影(梅尼日科夫斯基:《重病的俄罗斯》,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59页),回到传统进行思想探索。他们认为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的时代,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轮回到原来的起点。他们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为实现俄罗斯精神的复兴而进行思想探索。从此他们站在时代潮流之外,沉浸在宗教哲学之中去寻找出路,以求开辟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代“轴心话语”而解决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批很有思想的人物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怀,他们脱离了原来的活动场所另辟蹊径找一块“净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中去。
　　俄语“路标”(веха)的另一个译法是“里程碑”,这本书的确称得上是俄国部分知识分子的“里程碑”式的宣言,他们第一次亮出了旗号,第一次公开对“激进主义”说“不!”第一次对自由主义派别说“不!”第一次对“民众崇拜”说“不!”第一次对“现代化潮流”说“不!”这就是一本俄国思想家自我定位的书,也是一本寻找解决俄国思想答案的书。这本文集力求对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思想史做一个整体梳理,他们对刚刚过去的一九○五年“革命”表示了否定与忏悔,指出革命的源头在于哲学失误、精神失误,他们反对民粹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义,甚至反对世俗的现代化、反对俄国步西方世界的后尘变成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对于刚刚发生的一九○五年“革命”,他们认为是过于倾心于“西方文化”的结果。他们认为,“革命”、至少是政治革命不是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事情,知识分子的岗位在于文化创作,而文化创作必须跳出党派、主义教条的争锋,专注于人类文化的遗产延续,“告别革命,回归文化”是这些人的一个主调。
　　“路标”人“告别革命”并不是向旧政权的投降,而是不论对旧政权还是新政权都保持着自己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他们总结出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国家越强大,人民的依附性就越强,过去政府总是对我们说,国家的强大是我们根除不幸的保证,为了将来的幸福我们必须要忍受现在的苦难。可是国家强大的标准是什么呢?《路标》作者感觉到在强大的国家政权下,不是纯洁、神圣无罪孽的道德精神在评判人们的行为,而是国家代替上帝来人间进行审判,十九世纪的国家要比十六世纪的国家自由少得多,彼得大帝以前人们还可以在国家、贵族、教会之间做出选择,不同的思想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多元主义还具有相对的宽容和竞争,到帝国时代国家把一切垄断在手,人们没有了以往其他的选择。
　　这些人并不像列宁所说的是“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和沦为旧政权的“高级奴仆”,与其说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的背叛”不如说是他们“质疑自由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们脱离了俄国自由主义的派别,从政治保守主义退到了文化保守主义,这种人生历程上的重大改变并不是因为“自由派的软弱性”,也不是文人的“颓废堕落”造成的。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第一,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与俄国传统的村社集体文化是格格不入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从柏拉图到启蒙主义的西方思想的理解是教条的、一元论的,很容易造成不求甚解的“观念崇拜”。这种“不经消化”地向西方学习,会导致自我认识的错位和中断自己原来的历史发展过程,必然会形成一种民族发展的“历史困境”,其结果是丧失了自己独特的信仰精神。布尔加科夫说:我们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的、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其次,他们认为俄国自由派政党最大的特点是缺少“特立独行”,或者是由于他们“激进地”向革命政党靠拢,“做革命派的尾巴”,使自己的价值观重合在革命派的阴影下,正如俄国最大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的《解放》杂志一九○三年创刊时就曾指出:“绝不能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割裂开来或者彼此对立起来,就他们的基本思想来说,是一致的和不可分割的。”(转引自《托洛茨基言论集》,72页)而沙皇则认为:俄国自由党的方案,或者“最终将导致与左派建议一样的结果”(赛洛哈耶夫:《立宪民主党——于一九○五至 一九○七年革命作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党》,莫斯科一九八三年版,277页),或者是沦为“秩序主义者”变成右派政党的“小伙计”。第三,他们并不是像高尔基所说的是“个性的毁灭”,他们也并没有放弃自由主义思想的基本理念,而是认为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西方“经验命题”,都不是解决俄国问题的唯一方法,因此他们从俄国的“新宗教意识”入手,试图为人类文化创立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带有俄国“神秘主义”和“人格主义”的宗教哲学话语诠释体系,他们要开创一种“反解放”的“解放”潮流,开创一种“超越时代”的“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