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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卢卡奇主张物化批判，葛兰西坚持对文化的领导权，柯尔施宣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意识形态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重要作用，应该发挥政党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的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无产阶级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39-05
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按马克思原初所设想的在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却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直面的问题。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借口“时代变化”，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修正”马克思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然而，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把革命失败归因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主观因素的缺乏，他们都把意识形态作为革命的一个因素，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丰富的意识形态批判遗产。
一
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基本表现就是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生产领域各种分工的专门化，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形成了人们孤立地理解社会现象，孤立地对待各种事实的方法，形成了对经济学、法学等各门学科的孤立研究。这就使各门科学的客观的真实基础被掩盖起来，它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这种孤立地祟拜事实的科学只是一种虚构的运动的有意识的表现，“它们都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因此，它们是认识的客体，但是在它们当中并通过它们被认识的客体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而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1 〕 （P63）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1 〕 （P56）因为只有总体性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
在意识形态领域，正是物化意识也就是简单的直接性观点影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阻碍了总体性思想的把握。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表现为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这既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更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流行思潮的特征。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日益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污染，物化意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建构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对自己的客体即资产阶级社会在理论上的把握，这种把握同时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自身作为主体的现实处境和社会地位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把握。它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不同时消灭阶级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它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自觉地以行动影响历史的天平，使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 〔1 〕 （P307）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用总体性思想看待直接的利益，并与最终的目标相联系，才形成革命的、具体的指导方向。它指引我们走出资本主义死胡同的方法，使阶级斗争从经济必然性的水平上升到自觉的目的和有效的阶级意识的水平。
柯尔施则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个问题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一般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消灭”、“终结”哲学的意思。哲学的消灭只有在哲学实现自身，完成历史使命之后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的，“是彻头彻尾的哲学”，〔2 〕 （P37） “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上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他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 〔2 〕 （P38）
由于庸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主义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他们就对国家、政治行动和意识形态具有一种“先验的蔑视”。庸俗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的哲学观念和思辨，因此被证明是不真实的——空洞的、仍然作为一种迷信纠缠着少数人头脑的幻想，保持这样的幻想对统治阶级有着具体的实在利益。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这些幻想的残余也将即刻随着消失。柯尔施则表明，“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 〔2 〕 （P35）在柯尔施看来，就像一种影像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相关联一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相关联着的。正因为意识形态的现实性，柯尔施指出，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所有的意识形态形式应该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消灭。社会主义革命应废除那些正在影响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不仅包括资产阶级的哲学和制度，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葛兰西是通过重新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探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他指出，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资产阶级国家在职能上与封建专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他将上层建筑分解为两个主要层面：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强制暴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代表社会舆论，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忠诚。葛兰西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更多的是通过操纵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和组织，大力传播本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使广大群众把它作为一种“常识”接受下来，从而来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所以，他主张无产阶级应采取“阵地战”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就是把市民社会作为正面攻击目标，无产阶级通过逐步扩大自己在市民社会的阵地，战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争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最终夺取国家政权。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团体和舆论机构，它们是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坚固的阵地。必须利用这些阵地，批判统治阶级思想和价值体系，创建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通过“精神和道德改革”，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尤其强调“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建立文化领导权中的作用。“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明确地表达他们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志，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指那种“积极参加实际生活，作为提高到抽象的数学精神的建设者、组织者、‘永久的劝说者’，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演说者”，〔3 〕 （P419）他们是文化中一群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即“同其政治和知识方面的基础处于经常接触中的社会阶级的革命先锋”，〔4 〕 （P245）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生产并传播着先进的意识形态，组织和教育广大群众，使无产阶级获得一种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形成具有共同斗争方向的集体意志，从而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二
从上可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是围绕革命这个主题来展开的，他们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它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当时，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提出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改良”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错误倾向，在俄国表现得也很突出，其思想代表就是俄国的经济派。经济派盲目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认为鉴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社会主义会自行到来，工人阶级没有必要为最终目的而努力，没有必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只应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潮的出现和蔓延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地方机关、地方委员会、团体、小组没有统一的领导，处于思想混乱、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状态。揭露和批判党内的经济主义倾向，重建一个真正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为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列宁在1902年写的《怎么办？》一文中，深刻批判了俄国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自觉性和自发性的辩证关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灌输论”思想。
经济主义认为，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 〔5 〕 （P363）但列宁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但就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而言，它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出。〔5 〕 （P317）“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 〕 （P317） “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5 〕 （P378）因为“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5 〕 （P326-327）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5 〕 （P327）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5 〕 （P363）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使无产阶级完成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看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卢卡奇曾对列宁的“灌输”理论做出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1 〕 （P13）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有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忽视，维护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偏离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卢卡奇没有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高度统一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没有真正说清阶级意识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因此给人留下了过于强调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将思维与活动直接等同的印象。对此，卢卡奇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理解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他说：“这种‘被赋予的’意识在我的表述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1 〕 （P13）
虽然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出发的，但因为他是透过马克斯·韦伯的眼镜来看马克思的，所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批判，而是融合了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分析特别是泰勒制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使得他更为关注人的心理结构意识的物化。马克思把意识形态批判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来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的分析，来揭露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视野中，生产力本身是中性的，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础，而在卢卡奇那里，生产力本身已经变成了物化结构，这样就找不到突破整体物化结构的现实力量，这就是卢卡奇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乌托邦的关键所在，后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科学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存在同样的理论失误。〔6 〕 （P120 ）
在柯尔施和葛兰西那里，也有把意识形态斗争脱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倾向，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全方位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不仅仅在于指出它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占据基础性的地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每一特定社会的社会意识、它的思想、社会观念都是它的社会存在的反映，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真正的理论基础，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分析，才能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从总体上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轨道，而当法兰克福学派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题转到文化层面上时，就实现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转型。当然，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在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时，大多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批判。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不是科学的批判。
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非常重视发挥党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的作用。卢卡奇还特意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一开篇他就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1 〕 （P385）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的历史形象，是在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因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象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的发展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在日常实践中，它们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水平的差异必然造成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差距。但是真正共产党的组织实践必须建立在党和非组织群众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党的作用正是在于不断使阶级在尽可能更高的水平上达到统一。
葛兰西也指出，共产党是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相联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桥梁和纽带，它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它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现代政党通过批判旧的世界观，制订和传播新的世界观，逐步扩大自己在市民社会的阵地和影响，把广大普通群众提高到政党规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上，从而确立本阶级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现代政党是“集体意志”的组织者和体现者。所谓集体意志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灼见，并在富有实际效果的历史剧中担任主角。组织起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是成功地进行任何重大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是现代政党用新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去教育广大群众并为他们所普遍接受的结果。集体的意志必然转化为集体的实践，正是在由现代政党领导的群众的集体实践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理论和实践结合成为历史的统一体。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政党问题的思考是和列宁一致的。列宁针对经济派轻视革命政党的错误，阐述了政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才能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指出：“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7 〕 （P430）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指出：“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8 〕 （P24）党对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教育是党自身存在的“全部意义”。
列宁指出：“我们严格地单独组成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全部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进行这项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尽可能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水平，不让，坚决不让任何政治风波——尤其是政局变幻——使我们放弃迫切的工作。” 〔9 〕 （P335）他分析说：“正是为了使一定阶级的群众能够学会认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处境，学会推行自己的政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必须立即建立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建立这个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即使起初这些人只占本阶级的极少部分也无妨。” 〔10 〕 （P41）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轻视理论工作，忽视对理论的研究，那么它就不能当思想领导者；如果它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它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如果工人运动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去从事繁琐的经济斗争，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正是重视党组织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取得成功。
总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启示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思想遗产，特别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意识革命”埋下了理论伏笔。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是以现代组织化资本主义为对象的，他更为关注的是现代生产的技术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带来的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通过对生产力结构的物化批判，将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向前走，就会是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社会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结合，这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主题。〔6 〕 （P239-245）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旨趣发生了很大区别，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联性，而法兰克福学派则逐步把批判视野从阶级意识转向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所关注的那种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状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形式表达出来，异化已丧失了它经济上明显的贫困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已经直接侵蚀到人的心灵，这就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进行批判。
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拉克劳、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的直接来源。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不仅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它们主要通过暴力即强制性力量起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可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是一个随着历史境遇改变而逐步深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4〕安冬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小军
〔关键词〕意识形态批判，无产阶级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0）05-0039-05
20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并未按马克思原初所设想的在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却首先在经济落后的俄国获得成功。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直面的问题。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借口“时代变化”，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用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修正”马克思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然而，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把革命失败归因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这一主观因素的缺乏，他们都把意识形态作为革命的一个因素，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丰富的意识形态批判遗产。
一
卢卡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基本表现就是总体性的丧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生产领域各种分工的专门化，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形成了人们孤立地理解社会现象，孤立地对待各种事实的方法，形成了对经济学、法学等各门学科的孤立研究。这就使各门科学的客观的真实基础被掩盖起来，它模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它的各种规定带有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的无时间性的永恒的范畴的假象。这种孤立地祟拜事实的科学只是一种虚构的运动的有意识的表现，“它们都能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因此，它们是认识的客体，但是在它们当中并通过它们被认识的客体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而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1 〕 （P63）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 〔1 〕 （P56）因为只有总体性能揭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形式。
在意识形态领域，正是物化意识也就是简单的直接性观点影响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阻碍了总体性思想的把握。在哲学上突出地表现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表现为机械决定论和宿命论，这既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更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流行思潮的特征。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日益受到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污染，物化意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建构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对自己的客体即资产阶级社会在理论上的把握，这种把握同时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对自身作为主体的现实处境和社会地位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把握。它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不同时消灭阶级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它使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自觉地以行动影响历史的天平，使无产阶级完成历史使命，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卢卡奇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成熟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就肯定不会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目的本身，它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 〔1 〕 （P307）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用总体性思想看待直接的利益，并与最终的目标相联系，才形成革命的、具体的指导方向。它指引我们走出资本主义死胡同的方法，使阶级斗争从经济必然性的水平上升到自觉的目的和有效的阶级意识的水平。
柯尔施则把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个问题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一般问题。他指出，我们不能从字面上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消灭”、“终结”哲学的意思。哲学的消灭只有在哲学实现自身，完成历史使命之后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是有哲学的，“是彻头彻尾的哲学”，〔2 〕 （P37） “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上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他的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 〔2 〕 （P38）
由于庸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哲学，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主义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他们就对国家、政治行动和意识形态具有一种“先验的蔑视”。庸俗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的哲学观念和思辨，因此被证明是不真实的——空洞的、仍然作为一种迷信纠缠着少数人头脑的幻想，保持这样的幻想对统治阶级有着具体的实在利益。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这些幻想的残余也将即刻随着消失。柯尔施则表明，“对现代辩证唯物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要把哲学和其它意识形态体系当作现实来把握，并且在实践上这样对待它们。” 〔2 〕 （P35）在柯尔施看来，就像一种影像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相关联一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相关联着的。正因为意识形态的现实性，柯尔施指出，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所有的意识形态形式应该在理论上被批判，在实践中被消灭。社会主义革命应废除那些正在影响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不仅包括资产阶级的哲学和制度，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
葛兰西是通过重新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探索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他指出，随着历史背景的变迁，资产阶级国家在职能上与封建专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他将上层建筑分解为两个主要层面：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强制暴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代表社会舆论，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忠诚。葛兰西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更多的是通过操纵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和组织，大力传播本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使广大群众把它作为一种“常识”接受下来，从而来加强其统治地位的。所以，他主张无产阶级应采取“阵地战”的革命战略。“阵地战”就是把市民社会作为正面攻击目标，无产阶级通过逐步扩大自己在市民社会的阵地，战胜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争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最终夺取国家政权。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团体和舆论机构，它们是无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坚固的阵地。必须利用这些阵地，批判统治阶级思想和价值体系，创建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通过“精神和道德改革”，最终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尤其强调“有机的知识分子”在建立文化领导权中的作用。“有机的”知识分子，就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明确地表达他们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志，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活细胞，他们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使后者认识自己的使命。工人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指那种“积极参加实际生活，作为提高到抽象的数学精神的建设者、组织者、‘永久的劝说者’，而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演说者”，〔3 〕 （P419）他们是文化中一群出类拔萃的精英分子，即“同其政治和知识方面的基础处于经常接触中的社会阶级的革命先锋”，〔4 〕 （P245）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生产并传播着先进的意识形态，组织和教育广大群众，使无产阶级获得一种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形成具有共同斗争方向的集体意志，从而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二
从上可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是围绕革命这个主题来展开的，他们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它是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在当时，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他们借口时代的变化，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提出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改造成修正主义的“改良”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错误倾向，在俄国表现得也很突出，其思想代表就是俄国的经济派。经济派盲目崇拜自发的工人运动，认为鉴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社会主义会自行到来，工人阶级没有必要为最终目的而努力，没有必要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只应进行单纯的经济斗争，否认政治斗争、思想理论和政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种思潮的出现和蔓延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各个地方机关、地方委员会、团体、小组没有统一的领导，处于思想混乱、政治动摇、组织涣散的状态。揭露和批判党内的经济主义倾向，重建一个真正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为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列宁在1902年写的《怎么办？》一文中，深刻批判了俄国经济派的自发论，阐明了自觉性和自发性的辩证关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灌输论”思想。
经济主义认为，纯粹的工人运动本身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仅仅（或哪怕主要是）从经济斗争出发，仅仅（或哪怕主要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就可以发展工人的阶级政治意识。” 〔5 〕 （P363）但列宁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以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的，但就其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而言，它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的先进革命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出。〔5 〕 （P317）“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5 〕 （P317） “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5 〕 （P378）因为“既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那末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5 〕 （P326-327）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恰恰是使它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也就是工联主义的运动，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 〔5 〕 （P327）因此，“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 〔5 〕 （P363）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使无产阶级完成了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看到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卢卡奇曾对列宁的“灌输”理论做出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1 〕 （P13）虽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高度有力地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忽视，维护了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偏离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卢卡奇没有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高度统一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没有真正说清阶级意识与客观必然性的关系，因此给人留下了过于强调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将思维与活动直接等同的印象。对此，卢卡奇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理解的实践概念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他说：“这种‘被赋予的’意识在我的表述中竟变为革命的实践，从客观上来说，只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1 〕 （P13）
虽然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是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出发的，但因为他是透过马克斯·韦伯的眼镜来看马克思的，所以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物化批判，而是融合了韦伯关于科层制的分析特别是泰勒制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使得他更为关注人的心理结构意识的物化。马克思把意识形态批判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来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别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化的分析，来揭露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质。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批判视野中，生产力本身是中性的，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基础，而在卢卡奇那里，生产力本身已经变成了物化结构，这样就找不到突破整体物化结构的现实力量，这就是卢卡奇意识形态批判走向乌托邦的关键所在，后来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科学与技术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存在同样的理论失误。〔6 〕 （P120 ）
在柯尔施和葛兰西那里，也有把意识形态斗争脱离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倾向，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全方位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不仅仅在于指出它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占据基础性的地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发展状况。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每一特定社会的社会意识、它的思想、社会观念都是它的社会存在的反映，首先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即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无产阶级革命找到真正的理论基础，只有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分析，才能分析和认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因此，从总体上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理论轨道，而当法兰克福学派把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主题转到文化层面上时，就实现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转型。当然，总体上看，法兰克福学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在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时，大多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批判。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价值批判，而不是科学的批判。
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都非常重视发挥党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的作用。卢卡奇还特意撰写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一文，一开篇他就引用了列宁的一句话：“把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机械地分开是不行的。”〔1 〕 （P385）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明确的历史形象，是在组织上具体化了的最高的意识和行动阶段。因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象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的发展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在日常实践中，它们以最密切的方式相互制约着。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水平的差异必然造成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差距。但是真正共产党的组织实践必须建立在党和非组织群众的生动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党的作用正是在于不断使阶级在尽可能更高的水平上达到统一。
葛兰西也指出，共产党是知识分子与普通群众相联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桥梁和纽带，它在意识形态批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它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现代政党通过批判旧的世界观，制订和传播新的世界观，逐步扩大自己在市民社会的阵地和影响，把广大普通群众提高到政党规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上，从而确立本阶级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其次，现代政党是“集体意志”的组织者和体现者。所谓集体意志是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灼见，并在富有实际效果的历史剧中担任主角。组织起人民的、民族的集体意志是成功地进行任何重大政治行动的前提条件。这种集体意志的形成是现代政党用新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去教育广大群众并为他们所普遍接受的结果。集体的意志必然转化为集体的实践，正是在由现代政党领导的群众的集体实践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理论和实践结合成为历史的统一体。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政党问题的思考是和列宁一致的。列宁针对经济派轻视革命政党的错误，阐述了政党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只有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才能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指出：“提高工人对自身团结的认识，提高作为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军的一部分的全体俄国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共同事业的认识”，〔7 〕 （P430）这是无产阶级政党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指出：“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 〔8 〕 （P24）党对无产阶级进行理论教育是党自身存在的“全部意义”。
列宁指出：“我们严格地单独组成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全部意义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进行这项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尽可能把整个工人阶级提高到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水平，不让，坚决不让任何政治风波——尤其是政局变幻——使我们放弃迫切的工作。” 〔9 〕 （P335）他分析说：“正是为了使一定阶级的群众能够学会认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处境，学会推行自己的政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必须立即建立而且无论如何也要建立这个阶级先进分子的组织，即使起初这些人只占本阶级的极少部分也无妨。” 〔10 〕 （P41）如果无产阶级政党轻视理论工作，忽视对理论的研究，那么它就不能当思想领导者；如果它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它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如果工人运动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只去从事繁琐的经济斗争，就会失去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便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正是重视党组织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取得成功。
总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仅启示了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理论和思想遗产，特别是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意识革命”埋下了理论伏笔。卢卡奇对物化意识的批判，是以现代组织化资本主义为对象的，他更为关注的是现代生产的技术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带来的人的心理结构的变化。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通过对生产力结构的物化批判，将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抽象为形而上学的内在结构，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向前走，就会是形而上学批判与现代社会的理性支配的批判的结合，这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主题。〔6 〕 （P239-245）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批判旨趣发生了很大区别，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是意识形态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联性，而法兰克福学派则逐步把批判视野从阶级意识转向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卢卡奇所关注的那种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状态。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形式表达出来，异化已丧失了它经济上明显的贫困形态。当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已经直接侵蚀到人的心灵，这就必须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进行批判。
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拉克劳、墨菲的“新领导权”理论的直接来源。阿尔都塞认为国家不仅包括强制性的国家机器，还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它们主要通过暴力即强制性力量起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通讯、文化等，主要通过意识形态起作用。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可以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在随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中是一个随着历史境遇改变而逐步深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4〕安冬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7〕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列宁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0〕列宁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王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