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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良渚文化素以曼妙绝伦的玉器闻名于世。然而，在这些美玉散发耀眼光芒的同时，却也遮盖了其他一些精美器物的光华。实际上，良渚文化晚期十分兴盛的漆器便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良渚文化中的漆器有着怎样的特点？又具备着怎样的价值？这是十分值得探索和思考的课题。
关键词：晚期良渚文化 漆器 实用性 装饰性 价值
一、晚期良渚文化手工业生产概况
被喻为世界东方文明璀璨明珠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个镇地域内。它在1936年被施昕更先生首先发掘，1959年以发现地“良渚”命名，是我国长江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
一些学者经过对前人关于良渚文化分期成果的整合，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磨合期，中期是高峰期，晚期是动荡期，本文主要论述的就是晚期良渚漆器的相关情况。这个时期虽被称为“晚期”，却并非一个衰落的时期，而是一段伴随着战争与动荡的历史记忆。反山遗址、瑶山遗址、卞家山遗址等都是晚期良渚文化的代表。
以犁耕为代表的农业技术革新为良渚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较为充盈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这使得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越发彻底，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相比，也越发迅速。在良渚晚期，一大批劳动力开始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大幅度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加剧了由于社会分工而导致的社会分化，这恰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中，许多手工业门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玉器、黑陶器、丝织品、漆木器等等，每一门类都可说是举世无双。这些作品是拥有者非凡身份的标签，也可能承载着通天礼神的重要功能，它们共同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工艺高度。
而良渚文化晚期的漆器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
二、新石器时期漆器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生漆的特性并能将之调成各种颜色，用作器物表面装饰、作美化之用的国家。我国历代考古出土的漆器，起胎质有木、麻布、陶、铜、铁、角、皮、竹等多种，其中尤以木胎为大宗。远古时代，木头容易采集、便于塑造，因此比石头的应用范围更广。
在新时期时代的墓葬遗址中，发现有髹漆的器物主要有木碗、陶罐、陶壶、陶觚及高足杯等，多是生活器皿。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发现以漆木胎碗为代表的多件木胎漆器，揭开了我国漆器制造史上光辉的第一页。而良渚文化时期的漆器贵在将漆器与玉雕相结合，在体现实用意义的同时更十分具备审美价值。
（一）河姆渡
漆树起源于我国，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在河姆渡居民生活的村庄南面的四明山中就曾有大片的漆树生长，这表明，在河姆渡文化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用漆的基本条件。同时，河姆渡遗址附近气候温暖潮湿，漆器干燥较快，不易出现裂纹，且光泽、硬度较好，这也为河姆渡居民制作漆器带来了良好的外在条件。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河姆渡遗址中才出土了木筒、木碗等漆器实物。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文化层的考古发现为漆艺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的一件漆碗[图1]将漆器的起源推到了近7000年前。该碗木质胎、敛口、腹部为瓜棱形，底部是圈足，漆碗的内壁和外壁都涂有朱红色的涂料，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最早的漆器实物。
（二）良渚——以卞家山遗址为例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髹漆工艺的颠峰代表，漆器是良渚文化为我国物质文化作出的一大贡献。在多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髹漆器物，包括陶胎与木胎两种不同材质的漆器，木胎漆器较诸陶胎漆器更为发达。庙前、绰墩、卞家山等遗址中都出土了不少精美的木胎漆器。比如庙前遗址出土了一件木胎漆盘，绰墩遗址中则出现了木胎漆杯，而这几者之中，要数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器最为繁多精美，因此就以卞家山为例来谈一谈良渚漆器的状况。
漆器虽然也是公认的良渚文化中重要的物质成就，但因材质不易保存，一直不为人们所熟知。考古发掘时虽然经常会在墓葬中见到鲜红的朱漆痕迹，却总是无法提取出成形的漆器。即使是在规模极大的反山、瑶山遗址，鲜艳而华丽的嵌玉漆器也只能依稀看见朱漆大体的形状，漆所附着的胎体早已无迹可寻。
而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器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保存之完好是十分罕见的。有浆、插、锤、觚、筒形器、豆、盘、勺、屐、球、器盖、柄、陀螺等许多类别，其中，漆觚数量最多，经过比对拼接，确认至少有8件，造型风格与商周时的青铜觚十分相似。所有漆器均以整木挖凿，外表涂饰着朱漆。有些漆器有黑漆作底，用红线勾勒出图案，依稀可以分辨出它承载着的遥远时代的记忆。
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有不少是精美的人工制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色彩艳丽的木胎彩绘漆器[图2]。该漆器为椭圆形器盖残件，长约20厘米，宽10厘米。鼓突面以黑底朱线描绘有两组抽象鸟纹，风格颇似商代夔纹。
三、晚期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实用性与装饰性
良渚时代工匠们的髹漆技艺十分高超，这从良渚文化中产生的丰富的器形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杯、盘、盆、豆、盖等容器，还有玉钺柄、圆形盾牌状嵌玉漆器等其他器具，可见工匠们对于生漆的性能已然有了充分的认识。
说到一类器物的特点，自然不外乎实用性与装饰性两个方面，良渚文化晚期的漆器也不例外。良渚文化的漆器虽已具备轻便、坚固、耐酸、耐热、防腐,外形可根据用途灵活变化
等多种实用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晚期时，漆器的装饰性与象征价值已大于了实用性，良渚晚期木胎漆器与良渚的代表——玉镶嵌成精美的艺术品，富丽堂皇、典雅美观，因而也成为了贵族的象征。
（一）晚期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实用性
对于原始时代的人们来说，物体的美善与否大多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早期的漆器实际上就是髹漆的木器，是由木器工艺分化出来的手工门类，也是当时的人们因追求美而创造出来的器物。经过髹漆的器物具有较强的耐酸、抗腐蚀性能，因而变得更加坚固耐用；经过推光和打磨，漆面还能产生动人的光泽，外表十分美观；加之木头本身的特点，良渚文化漆器体质也是很轻的。这些都是漆器本身就具有的很大的实用性优点。 从上文中例举的在卞家山遗址发现的漆器种类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功能是非常繁多的。在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说不定还是相当常见的日常用品。
在卞家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很多漆器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连专家都无法一下子说出它们的作用。比如出土数量较多的木觚[图3]，形状类似现代的高脚杯，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礼器。又如一件大型“木墩”，长2米多，直径约80厘米，有上千斤重，是由整个圆木做成的，下部有一对牛鼻孔，很像现在所用的夯土工具，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个木墩是用来拴船的墩子。
无论是作为礼器、酒器、食器还是犁把、箭柄等生活工具，都可以看得出漆器在良渚时代的使用程度之深、使用范围之广，而作为漆器本身的优势也是可圈可点，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流行的原因了。
（二）晚期良渚文化中漆器的装饰性
在器物上上漆最初可能是产生于人们的涂绘、标记符号的需求以及对实用器物美感的追求，源于生产工具、木器制造业的发展。
良渚文化的漆器一般为黑色，上绘朱红色的花纹。这些生动多样的花纹和符号表明，那时的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器物的实用功能，更在保留实用性价值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外形、颜色进行了适度的改变和美化，开始将纹饰技法用在漆器装饰上，在注重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随着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美的需求的不断增加，良渚时期的人们对于制造漆器已然十分在行。而那时的人们似乎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对美的追求，他们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普通漆器，还具备了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的能力。虽然当时的漆器镶嵌工艺尚处于初创阶段，镶嵌的材料主要为各类小玉粒、小玉片以及以绿松石为代表的“美石”片，但艳丽的朱红色漆器表面镶嵌上晶莹剔透的玉石，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浙江考古学者王明达曾在他的文章《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中介绍了1986年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出土嵌玉漆杯[图4]的发现、提取和修复的细节情况。他在文中介绍嵌玉漆杯道：“嵌玉漆杯高约20厘米、直径约6～8厘米，腐朽后已成扁平体，胎骨应是木质，带把手及流，与良渚文化陶质的宽把带翘流杯非常一致，全器表面涂成朱红色的漆……凡是亲眼目睹此器的朋友都发出过“啧啧”的赞叹声。从杯口沿开始，包括断残的把手上，全器共镶嵌玉粒141颗，朝上面70颗，朝下面71颗，估计仍在土中的杯两侧还会隐没若干玉粒。玉粒小如芝麻状，大者似黄豆。漆面和玉粒并非随意涂抹和乱嵌，而呈现重圈、螺旋、直线、卷曲等纹样，玉粒嵌在布列有序的点上……因为此杯已在弱酸性的土中埋有近五千年的岁月，木质胎骨早已朽尽，幸漆和玉未被扰动，保持了整体形态不变形，现在看到的只是杯的外壳，内里是朽木和泥土的混杂物……”
足见这嵌玉漆杯的华美与精致，亦足见良渚时代人民的物质之丰富、审美之高雅、技艺之精湛，使得人们不得不为彼时漆器的装饰性而叹服。
另外，瑶山九号墓出土的朱漆嵌玉高柄杯，虽然出土时胎体已朽无法提取，却是中国迄今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
良渚时期的嵌玉漆器是十分珍贵的，因此它们往往只出土在少数显贵者阶层墓葬之中，成为这一特权阶层垄断精美艺术品的又一例证。
四、漆器在晚期良渚文化考古发掘中的价值与意义
纵观中国考古史，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出土的漆器分布来看，漆艺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步发展起来的，无疑它也是整个早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余杭卞家山遗址考古发掘之前，考古界一直认为玉器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但卞家山遗址的出土文物让人们大胆推测，除了玉器之外，漆器也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
实际上，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寺遗址也有较多的漆器出土，器形有鼓、豆、案、俎、匣、盘、觚、杯等。但从它的木觚体形较粗矮，内腔留有很深的器底等许多方面来看，陶寺的漆器制作水准似乎是略逊于良渚文化的。因此，良渚时期的漆器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制漆技术的一个高峰，同时也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制漆业的最高水准。卞家山遗址的主体年代在良渚文化中晚期，漆觚、着纹器盖等漆器的出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良渚文化盛世之后玉器有所衰落，漆器及一些精致的陶器开始承担起了部分礼器的功能。
我们常常理所当然的认为，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就是玉器，实际上，漆器也在良渚文化中也是占据着一席之地的。虽说纵观整个良渚时代，玉器还是“一手遮天”，但漆器作为良渚文化晚期的代表器物，在对良渚文化器物的研究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笔，这是不容忽视的。
艳丽、典雅而奢华的良渚文化漆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漆器工艺的最杰出代表，也是后世我国瑰丽多彩、技法繁多的漆器工艺的先声。
参考文献:
[1] 刘军：《河姆渡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 乔十光 主编：《漆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3]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4] 杨泓 李力：《美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 华觉明 李劲松：《中国百工》[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0.
[6]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良渚文化探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王明达：《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J]．《古美术》，2009，第199期.
1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31-35页．
2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4-135页．
3 刘军：《河姆渡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102-104页．
4 乔十光 主编：《漆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第8页．
5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6页．
6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6页．
7 王明达：《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J]．《古美术》，2009，第199期．
8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7页。
（胡沁心，女，1991年1月生，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专业2009级本科生。曾获苏州大学人民综合奖学金、苏州大学牛尾英才奖学金、苏州大学王嘉廉艺术奖学金、苏州大学“三好学生”、苏州大学“优秀学生社联干部”、苏州大学青马工程“优秀学员”等。）
关键词：晚期良渚文化 漆器 实用性 装饰性 价值
一、晚期良渚文化手工业生产概况
被喻为世界东方文明璀璨明珠的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瓶窑两个镇地域内。它在1936年被施昕更先生首先发掘，1959年以发现地“良渚”命名，是我国长江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
一些学者经过对前人关于良渚文化分期成果的整合，将良渚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磨合期，中期是高峰期，晚期是动荡期，本文主要论述的就是晚期良渚漆器的相关情况。这个时期虽被称为“晚期”，却并非一个衰落的时期，而是一段伴随着战争与动荡的历史记忆。反山遗址、瑶山遗址、卞家山遗址等都是晚期良渚文化的代表。
以犁耕为代表的农业技术革新为良渚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较为充盈的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这使得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越发彻底，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相比，也越发迅速。在良渚晚期，一大批劳动力开始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大幅度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加剧了由于社会分工而导致的社会分化，这恰是文明社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良渚文化中，许多手工业门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玉器、黑陶器、丝织品、漆木器等等，每一门类都可说是举世无双。这些作品是拥有者非凡身份的标签，也可能承载着通天礼神的重要功能，它们共同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工艺高度。
而良渚文化晚期的漆器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
二、新石器时期漆器概况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生漆的特性并能将之调成各种颜色，用作器物表面装饰、作美化之用的国家。我国历代考古出土的漆器，起胎质有木、麻布、陶、铜、铁、角、皮、竹等多种，其中尤以木胎为大宗。远古时代，木头容易采集、便于塑造，因此比石头的应用范围更广。
在新时期时代的墓葬遗址中，发现有髹漆的器物主要有木碗、陶罐、陶壶、陶觚及高足杯等，多是生活器皿。
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就发现以漆木胎碗为代表的多件木胎漆器，揭开了我国漆器制造史上光辉的第一页。而良渚文化时期的漆器贵在将漆器与玉雕相结合，在体现实用意义的同时更十分具备审美价值。
（一）河姆渡
漆树起源于我国，是一个古老的树种。在河姆渡居民生活的村庄南面的四明山中就曾有大片的漆树生长，这表明，在河姆渡文化的时代，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用漆的基本条件。同时，河姆渡遗址附近气候温暖潮湿，漆器干燥较快，不易出现裂纹，且光泽、硬度较好，这也为河姆渡居民制作漆器带来了良好的外在条件。正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河姆渡遗址中才出土了木筒、木碗等漆器实物。
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三文化层的考古发现为漆艺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的一件漆碗[图1]将漆器的起源推到了近7000年前。该碗木质胎、敛口、腹部为瓜棱形，底部是圈足，漆碗的内壁和外壁都涂有朱红色的涂料，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最早的漆器实物。
（二）良渚——以卞家山遗址为例
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髹漆工艺的颠峰代表，漆器是良渚文化为我国物质文化作出的一大贡献。在多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髹漆器物，包括陶胎与木胎两种不同材质的漆器，木胎漆器较诸陶胎漆器更为发达。庙前、绰墩、卞家山等遗址中都出土了不少精美的木胎漆器。比如庙前遗址出土了一件木胎漆盘，绰墩遗址中则出现了木胎漆杯，而这几者之中，要数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器最为繁多精美，因此就以卞家山为例来谈一谈良渚漆器的状况。
漆器虽然也是公认的良渚文化中重要的物质成就，但因材质不易保存，一直不为人们所熟知。考古发掘时虽然经常会在墓葬中见到鲜红的朱漆痕迹，却总是无法提取出成形的漆器。即使是在规模极大的反山、瑶山遗址，鲜艳而华丽的嵌玉漆器也只能依稀看见朱漆大体的形状，漆所附着的胎体早已无迹可寻。
而卞家山遗址出土的漆器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保存之完好是十分罕见的。有浆、插、锤、觚、筒形器、豆、盘、勺、屐、球、器盖、柄、陀螺等许多类别，其中，漆觚数量最多，经过比对拼接，确认至少有8件，造型风格与商周时的青铜觚十分相似。所有漆器均以整木挖凿，外表涂饰着朱漆。有些漆器有黑漆作底，用红线勾勒出图案，依稀可以分辨出它承载着的遥远时代的记忆。
卞家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中有不少是精美的人工制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色彩艳丽的木胎彩绘漆器[图2]。该漆器为椭圆形器盖残件，长约20厘米，宽10厘米。鼓突面以黑底朱线描绘有两组抽象鸟纹，风格颇似商代夔纹。
三、晚期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实用性与装饰性
良渚时代工匠们的髹漆技艺十分高超，这从良渚文化中产生的丰富的器形就可以看得出来，有杯、盘、盆、豆、盖等容器，还有玉钺柄、圆形盾牌状嵌玉漆器等其他器具，可见工匠们对于生漆的性能已然有了充分的认识。
说到一类器物的特点，自然不外乎实用性与装饰性两个方面，良渚文化晚期的漆器也不例外。良渚文化的漆器虽已具备轻便、坚固、耐酸、耐热、防腐,外形可根据用途灵活变化
等多种实用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到晚期时，漆器的装饰性与象征价值已大于了实用性，良渚晚期木胎漆器与良渚的代表——玉镶嵌成精美的艺术品，富丽堂皇、典雅美观，因而也成为了贵族的象征。
（一）晚期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实用性
对于原始时代的人们来说，物体的美善与否大多取决于它的实用性。早期的漆器实际上就是髹漆的木器，是由木器工艺分化出来的手工门类，也是当时的人们因追求美而创造出来的器物。经过髹漆的器物具有较强的耐酸、抗腐蚀性能，因而变得更加坚固耐用；经过推光和打磨，漆面还能产生动人的光泽，外表十分美观；加之木头本身的特点，良渚文化漆器体质也是很轻的。这些都是漆器本身就具有的很大的实用性优点。 从上文中例举的在卞家山遗址发现的漆器种类来看，我们也不难发现，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功能是非常繁多的。在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说不定还是相当常见的日常用品。
在卞家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很多漆器都是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眼前，连专家都无法一下子说出它们的作用。比如出土数量较多的木觚[图3]，形状类似现代的高脚杯，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礼器。又如一件大型“木墩”，长2米多，直径约80厘米，有上千斤重，是由整个圆木做成的，下部有一对牛鼻孔，很像现在所用的夯土工具，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这个木墩是用来拴船的墩子。
无论是作为礼器、酒器、食器还是犁把、箭柄等生活工具，都可以看得出漆器在良渚时代的使用程度之深、使用范围之广，而作为漆器本身的优势也是可圈可点，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漆器在良渚文化中流行的原因了。
（二）晚期良渚文化中漆器的装饰性
在器物上上漆最初可能是产生于人们的涂绘、标记符号的需求以及对实用器物美感的追求，源于生产工具、木器制造业的发展。
良渚文化的漆器一般为黑色，上绘朱红色的花纹。这些生动多样的花纹和符号表明，那时的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器物的实用功能，更在保留实用性价值的基础上对器物的外形、颜色进行了适度的改变和美化，开始将纹饰技法用在漆器装饰上，在注重物质财富创造的同时，也注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
随着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和人们对美的需求的不断增加，良渚时期的人们对于制造漆器已然十分在行。而那时的人们似乎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对美的追求，他们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普通漆器，还具备了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的能力。虽然当时的漆器镶嵌工艺尚处于初创阶段，镶嵌的材料主要为各类小玉粒、小玉片以及以绿松石为代表的“美石”片，但艳丽的朱红色漆器表面镶嵌上晶莹剔透的玉石，实在令人啧啧称奇
浙江考古学者王明达曾在他的文章《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中介绍了1986年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出土嵌玉漆杯[图4]的发现、提取和修复的细节情况。他在文中介绍嵌玉漆杯道：“嵌玉漆杯高约20厘米、直径约6～8厘米，腐朽后已成扁平体，胎骨应是木质，带把手及流，与良渚文化陶质的宽把带翘流杯非常一致，全器表面涂成朱红色的漆……凡是亲眼目睹此器的朋友都发出过“啧啧”的赞叹声。从杯口沿开始，包括断残的把手上，全器共镶嵌玉粒141颗，朝上面70颗，朝下面71颗，估计仍在土中的杯两侧还会隐没若干玉粒。玉粒小如芝麻状，大者似黄豆。漆面和玉粒并非随意涂抹和乱嵌，而呈现重圈、螺旋、直线、卷曲等纹样，玉粒嵌在布列有序的点上……因为此杯已在弱酸性的土中埋有近五千年的岁月，木质胎骨早已朽尽，幸漆和玉未被扰动，保持了整体形态不变形，现在看到的只是杯的外壳，内里是朽木和泥土的混杂物……”
足见这嵌玉漆杯的华美与精致，亦足见良渚时代人民的物质之丰富、审美之高雅、技艺之精湛，使得人们不得不为彼时漆器的装饰性而叹服。
另外，瑶山九号墓出土的朱漆嵌玉高柄杯，虽然出土时胎体已朽无法提取，却是中国迄今已知最早的嵌玉漆器。
良渚时期的嵌玉漆器是十分珍贵的，因此它们往往只出土在少数显贵者阶层墓葬之中，成为这一特权阶层垄断精美艺术品的又一例证。
四、漆器在晚期良渚文化考古发掘中的价值与意义
纵观中国考古史，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出土的漆器分布来看，漆艺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步发展起来的，无疑它也是整个早期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余杭卞家山遗址考古发掘之前，考古界一直认为玉器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但卞家山遗址的出土文物让人们大胆推测，除了玉器之外，漆器也是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
实际上，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陶寺遗址也有较多的漆器出土，器形有鼓、豆、案、俎、匣、盘、觚、杯等。但从它的木觚体形较粗矮，内腔留有很深的器底等许多方面来看，陶寺的漆器制作水准似乎是略逊于良渚文化的。因此，良渚时期的漆器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制漆技术的一个高峰，同时也展现了新石器时代制漆业的最高水准。卞家山遗址的主体年代在良渚文化中晚期，漆觚、着纹器盖等漆器的出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良渚文化盛世之后玉器有所衰落，漆器及一些精致的陶器开始承担起了部分礼器的功能。
我们常常理所当然的认为，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就是玉器，实际上，漆器也在良渚文化中也是占据着一席之地的。虽说纵观整个良渚时代，玉器还是“一手遮天”，但漆器作为良渚文化晚期的代表器物，在对良渚文化器物的研究中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笔，这是不容忽视的。
艳丽、典雅而奢华的良渚文化漆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漆器工艺的最杰出代表，也是后世我国瑰丽多彩、技法繁多的漆器工艺的先声。
参考文献:
[1] 刘军：《河姆渡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 乔十光 主编：《漆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3]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4] 杨泓 李力：《美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 华觉明 李劲松：《中国百工》[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0.
[6]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良渚文化探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 王明达：《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J]．《古美术》，2009，第199期.
1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31-35页．
2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4-135页．
3 刘军：《河姆渡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第102-104页．
4 乔十光 主编：《漆艺》[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第8页．
5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6页．
6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6页．
7 王明达：《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J]．《古美术》，2009，第199期．
8 朱金坤 主编：《文明的实证——良渚文化概述》[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第137页。
（胡沁心，女，1991年1月生，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学专业2009级本科生。曾获苏州大学人民综合奖学金、苏州大学牛尾英才奖学金、苏州大学王嘉廉艺术奖学金、苏州大学“三好学生”、苏州大学“优秀学生社联干部”、苏州大学青马工程“优秀学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