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中的先生之意
　　
　　又是一次天意巧合，2002年8月10日晚10 时20分，我与家人随“中国小记者西部行”至青海后，共八人赴兰州经嘉峪关落脚敦煌。晚10时40分我师潘 兹之子潘贺打我手机，沉重地说：“你老师刚刚走了，我跟你说一声。”我急问何时，他说是10时20分。所以我们在敦煌呆了一天，便匆匆返兰州回北京。本来我们要走西藏，却鬼使神差到了敦煌，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先生之意呢（他曾对我们说要最后再去一次敦煌）。
　　当我站在莫高窟门前时，心却飞向了北京，恩师潘 兹先生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耳畔响着讲解员的声音，可在那一窟窟，一尊尊，一面面壁画、雕像前我仿佛看到潘先生和常书鸿、董希文等一起，或独自一人举着油灯，从高高的梯子上爬上爬下孜孜以求地在研究着、记录着、临摹着那前人留下的瑰宝。之后便有了《敦煌的故事》、《敦煌服饰资料选》、《阎立本和吴道子》、《绘画史话》、《致工笔重彩绘画艺术》、《接受敦煌艺术遗产》、《工笔重彩十六观》、《九色鹿》（动画片）等一部部著作，有了《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九歌》组画，《中国神话》组画，《春夏秋冬》四季组画，《花与女》组画，以及晚年的巨幅敦煌组画《三危圣光》、《石窟献艺》、《佛光普照》、《石窟魔影》、《人神之间》、《艺传万代》，还有很多如《岳飞》、《文天祥》、《张自忠》、《香妃》、《友谊莲》、《于右任》、《老子讲经》、《春蚕颂》、《画祖首》等等。这是先生70年的心血，神近汉唐画风，苦研敦煌的总结，也是他毕生全身心地投入对世界艺术的宝库——敦煌的兴起、繁盛、普及、衰落，人与神，佛与艺术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乃至发扬光大其人文艺术精神的高屋建瓴的概括、总结和升华。为此，他集书法、诗歌、文学、历史、佛学、哲学、西方艺术和日本东洋艺术于一炉，用心血之火冶炼出如此大俗大雅大匠之巨制。
　　
　　无私无悔兴重彩
　　
　　著名学者、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曾这样评价潘先生的为艺为人：“我觉得潘 兹先生是一个使徒，他具备一个使徒的虔诚，人世间所有的苦难在他身上所表现出的像唐代壁画一样显出庄严。我认为他很包容，包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潘先生不是以佛教徒著称，但他的艺术始终和敦煌壁画分不开，他整个的成长过程和宗教分不开，如果把他作为文化史的现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佛教的最高精神追求是慈悲和无争，他的灵魂深处有这些，他是佛国寄托在人生现世苦难中的一个化身，或者说是一个形象的侧面。他的画品，表面上是万紫千红，实际上是一个庄严的活的金刚（智慧），这样他的艺术也就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已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画家尹瘦石先生曾说：“他对人民的奉献精神就像春蚕，他不仅在艺术上品格高尚，他的为人也表现得有很高大的胸怀。”
　　我认为两位专家对潘老的高度评价是最贴切的。从潘老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中国美术馆收藏，曾获1982年法国春季沙龙金质奖）到《石窟献艺》，虽系一幅画，但从篇幅、题目和色彩及人物角色的重新安排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先生的艺术境界和人格升华的过程。前者作于1953年，后者作于90年代末，一繁一简，一大一小，一浓一淡，还增加了给绘画工送饭的家属和一位和尚。他曾对我说：“这样表现是一环扣一环，证明不论身份是匠和商，官与民，贫与富，主与次，在佛面前，在艺术面前都是平等的，是中国古代这些先人历经1 000余年共同创造了这一世界人类艺术宝库。”
　　正是这种艺德双高的境界，才使潘先生赢得了艺术界的美誉，才使得他能团结中国工笔画界老中青三代共同努力，历经20余年，复兴并发展了几近衰微的中国工笔重彩画，一改明清以来以狭隘的文人画独占画坛的历史局面。1979年在潘老等中老年工笔画家的倡导下，在中国美协和北京美协的支持下，北京工笔重彩画会成立了。办画展、开讲座、出文集、搞交流和出版等活动轰轰烈烈。不但每年在北京，还在湖南、东北、江苏、广东、山西、四川、云南等10多个省市巡展，并将画展办到了纽约和香港，在京会员最多时达300余人。在北京的带动下，各地纷纷办起画展，工笔画会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起初北京工笔重彩画会会址设在北海画舫斋，之后便一直设在潘老家，每次开会和画展前后的忙碌，总会给潘老和家人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每次画展的前后收发作品，潘老的家人更是不厌其烦地帮助画会尽职尽责，如此可说潘老全家对工笔画功不可没。
　　进入90年代，一个覆盖全国的工笔画会形成，她在潘老学识和人格的旗帜下，团聚了全国百余位老中青著名画家，在中国美协的支持下，一次次地举办全国性大展，并在几届全国美展中与水墨画平分秋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笔重彩画的复兴。
　　
　　不遗余力擎后生
　　
　　对振兴和发展中国工笔重彩画，潘先生不遗余力地对年轻人和有发展前途的艺术家给予培养与关怀。如承德美协主席、画院院长肖玉田，旅居纽约的女画家贾冕，工笔画会的秘书长荣子林，广东美协的罗远潜，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蒋采凡，随肖玉田代师授徒的袁翔，职业画家王桂群、田希丰等许多工笔画家都得到过潘老的教诲与提携。潘老虽创作和学术任务繁重，工作职务和社会职务很多，但他还是有求必应，广纳贤学，不论是日本的留学生还是国内的专业画家，不论是学院毕业的还是工农平民子弟，他都一视同仁，诲而不倦，并使他们一个个稳步地进入艺术殿堂。潘先生授徒从不要求像他，他是教思想方法，教理论，才使众多弟子自成一格，各成一家。
　　我是个祖籍天津武清世代清贫的回族子弟，1972年到北京画院求师学艺，有幸得识潘老，成为他的学生。当年我工作和家居京郊沙河，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和假日到市内参加艺术活动和学习，奔波于几十里路程中，往往因赶不上末班车而露宿火车站。潘老得知后就让我在他的春蚕画室或西屋留宿，有时深夜还留着门。这是一位艺术大师对普通学子的爱才之情啊！
　　他不但教我绘画，还曾带我到北海画荷，到恭王府领略古典建筑艺术魅力，他教我们文学、诗歌和艺术史。晚年为鼓励我在造型、构图、色彩上独创一家，走自己的伊斯兰绘画道路，他将用了很久的《加山又造》和《东山魁夷》等日本大师的画册送给我，并说：“这些书我已用过，你日后会派上用场的。”先生在看到我画的青绿山水《悬空寺》、《凤仪亭》和《夏梦》等作品有新意时，高兴之余，在上面题字赋诗，或赞许，或鼓励，或戒示我不要骄傲。
　　1997年春，我在美国办展回来向老人家汇报，当我说到参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伊斯兰艺术时，老人突发奇想地说：“你是穆斯林，曾搞过四年珐琅，对传统图案很熟，又有扎实的工笔基础，还了解伊朗的细密画，把这些结合起来闯出一条新路将有光明未来。”经老师点拨和我一年多的实践，《波斯之女》、《铜匠》、《乐园》等一批既有中国传统又有伊斯兰特色的中国细密画诞生了，不但参展还频频得奖。
　　当我有文章和诗词完成向他请教时，在鼓励之外，他总会于细微处酌其要点在点睛处动上一两个字，使其提升境界和品位。2000年10月，我父归真（逝世），悲痛之余我作600余字长韵为哀悼和碑文。先生一面安慰我，一面细读此诗，并将“今尊主命西归去，只留清气后人袭”中的“西归”改为“乘龙”，此一改，便将我画龙之功与父亲西去所用相联，将我为艺术和孝敬父母的亲情连到了一起。知我者莫过潘公也！2001年元月13日，为感谢年事已高的恩师潘老和黄均、丁井文等前辈的多年关爱，也是为了先父归真百日，我在朝阳区文化馆的美术展厅举办了在北京的第一个画展“送龙年·迎新春·雷公画龙展”。当天上午降雪后初晴，北风奇冷，可9点前后潘先生等十几位老前辈准时到场祝贺，伊朗使馆的文化参赞、武官和文秘到场，几十位著名书画家、各民族的、新闻界的老师和好友也纷纷到场祝贺，真是天寒人气热。
　　潘老在当天清晨还为我书写了一幅四尺《苦学百事成》的题词，以示鼓励，并当场读给大家。这将是我从现在起至生命完结而为之努力奋斗的座右铭。
　　在老人这次病重之前，我几次到医院去看望他。他让我看了好几篇文章，其中包括《关于中国画正本清源的意见》，他说：“我要向那些误人子弟的黑、丑、怪、邪的‘新潮’开炮了！”老人家还向我讲了他的几大设想：实现“汉唐雄风”展；面临几近失传的中国画的线描局面，搞一次全国白描展；为了让中青年尤其是青年画家认识传统，了解传统，尊重传统，搞一次“古代优秀作品临摹大展”。2002年元月2日，我去给他拜新年，先生高兴地掏出一张纸，正面写着让我再画龙时，应如何如何的亲切指导，背面是“彩龙腾飞上九天，中华国运启新编”。没想到它竟成了先生给我的最后教导。在生命临近尽头的时刻先生还想着中国的工笔画大业，想着学生，想着别人，这种精神在当今之世是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和可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