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4月，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吴敬琏因为“顽固不化”，被送进条件更为艰苦的明港镇劳改队，与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的老“右派”顾准走到了一起。此前，尽管他与顾准都在经济所，甚至在同一个组里工作，却没有太多的交往。走到一起后，对顾准这位知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有了新的认识。
　　有一次，劳改队对顾准进行批斗，指责他“偷奸耍滑”，年过半百、体质羸弱的顾准就是不肯低头。军宣队的人开始打他，顾准挨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仍然顽固地高昂着头，大喊：“我就是不服！”还有一次，有人前来向顾准调查谭震林的问题。顾准在苏南工作时与谭震林常因工作吵得很厉害，甚至被撤职，可是，当来人让他确认谭震林是“叛徒”时，他却坚决地说“不是”。来人就狠狠地打他，打完再问，他说“不是就是不是”；再打，还是说“不是”。
　　另有一位秦姓研究员，是孙冶方的无锡同乡，也是顾准在华东的老同事，思想非常“左”，在学部工作时，整孙冶方和顾准就很厉害，顾准非常讨厌他。这时，他也被打倒了，“革命群众”发现，抗战时期，秦姓研究员在广西桂林当过国民党桂系一个专科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于是将他作为“反共老手”进行批斗。顾准却上门找专案组说：“你们这些人没有历史知识。这个学校是受李克农直接控制的，为地下党做了许多工作，在这里工作怎么能叫‘反共老手’呢？”
　　顾准的正直与较真让吴敬琏非常敬佩。有一次，在私下交谈中，言及过去几年红卫兵间的派系斗争，顾准对吴敬琏说：“他们整天斗来斗去，自己很得意，以为是在干革命事业，其实只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还不如利用这个时间读点书，对国家、对人民更有益。”这席话让吴敬琏很有同感，他开始自我反思。
　　1972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干预下，经济所从明港回到北京。
　　可怜的顾准无家可归，他的子女都与他划清界限，约定“生不再见，死不相别”。更可悲的是，他的母亲已年过九旬，十余年未见，虽然现在身处同城，近在咫尺，却也不得见面。他只能住在学部大院的一个斗室中，每天清晨，背着一只军用书包，内揣两个冷馒头，去北京图书馆读书，黄昏归来，点一盏孤灯继续夜战。他常常剧烈地咳嗽，痰中带血，却并不在意。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希腊城邦制度》一书的写作之中。这是一个为抽屉而写的伟大作品，顾准根本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的那一日，他的工作动力来自天地间一个冥冥的召唤。他以数十万言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每隔一两周，吴敬琏与顾准见上一面，交流各自的心得与见闻，他们的小圈子也悄悄地在扩大，赵人伟、周叔莲和张曙光等都加入了进来。
　　1974年秋天，在落叶萧条之中，顾准的生命走到了终点。他一开始对病情并不了解，一次，医生查房，用英文说出“癌症”一词，他才知自己时日无多。
　　当时，那场“文革”浩劫似乎还没有任何终结的迹象。就在秋風萧瑟中，顾准把四十四岁的吴敬琏叫到病房，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出话的时候与你作一次长谈，以后你就不用再来了。”在这次长谈中，顾准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到来不知道，所以，他送给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他说：“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他还提到正在狱中的孙冶方，说：“我是见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为人，他不会是汉奸。所以只要没被整死，他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你帮我向他致意。”
　　顾准还立下了遗嘱。他把自己的遗稿分为两部分，其中“有关希腊史部分交给吴敬琏同志”。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思想家对另外一个思想家的衣钵相传。
　　12月2日，吴敬琏去医院陪顾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顾准的呼吸极其艰难，吴敬琏一直坐在旁边，握着他的手。大概11点的样子，吴敬琏已经有点迷迷糊糊，顾准突然醒了过来，他挣扎着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打开行军床休息。”这是顾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吴敬琏打开行军床躺下不久，就听到很响的动静，护士们乱作一团，医生在为顾准做心脏按摩，但顾准没再醒来。
　　几个小时后，吴敬琏和一位护士一起，亲手把顾准推进了阴冷的太平间。
　　【选自《吴敬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