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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走上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也想着第一仗就来个“满堂彩”，以提高红军官兵的士气，更为重要的是要为自己下一步的战略战术推行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谁知，毛泽东复出后的第一仗异常艰难，逼得红军开始了后来被称为一段传奇的四渡赤水。而这一战役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赤水河边的土城——
土城之战的序战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因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被迫放弃，此时的既定方针是北渡长江与在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从已经处于敌军包围状态下的遵义地区开始北上。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北渡长江。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迅速转移到赤水河东岸的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渡过赤水河，向西北方向的蓝田坝和大渡口之间长江沿岸前进并渡过长江。与此同时，红军要消灭挡住我军前进道路的黔军和川军，如果渡河遇到极大困难暂时不能渡河而尾追之敌迫近时，即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在国民党军方面，此时仍然判断中央红军不是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就是东出湖南再与红2、6军团会合。因此，蒋介石的想法是将中央红军压迫到赤水河以西的狭小地区内围歼之。此时红军想要北渡长江，就必然要与刘湘的川军交手，刘湘的川军成为阻挡红军实现意图的拦路虎。
当时的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进行了如下部署：以第一路指挥范子英率所部3个团、教导师第2旅1个团及边防第4路的1个团，由泸县进驻叙永、古蔺布防;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所部由涪陵船运合江，然后转到赤水;以总预备队郭勋祺旅并指挥潘佐旅，进入黔北温水进行拦截;第三路指挥廖泽所部密切监视红军的行动，伺机发动进攻和进行尾追;教导师第1旅由泸县经合江向赤水前进。另有一部兵力由重庆开往泸县、叙永、古蔺等地，防止红军由黔北乘隙而入。
四渡赤水纪念馆位于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其大厅内的塑像为毛泽东（右二）、朱德（右一）、周恩来（左三）、王稼祥（左二）、张闻天（左一），他们是长征中的关键人物
部署停当后，郭勋祺旅和潘佐的独立第4旅于1月23日到达温水时，中央红军已经通过此地，使得其拦阻红军的企图落空。但当他们侦察得知红军已经向土城方向前进时，即以全部3个旅向土城方向前进。在这种态势下，中央红军的主要对手也就变成了战斗力很强的川军，尤其是川军中的精锐郭勋祺部更成了红军的强劲对手。
土城之战并非是一次孤立的战斗，其泛指发生在1935年1月底围绕着土城为中心的区域内发生的一系列战斗，中央红军所属的各军团都卷入其中。1月23日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24日的行动部署：迅速占领土城、温水，以便控制赤水渡口。就在中央红军向土城、赤水方向机动的过程中，担任后卫任务的5军团率先进行了梅溪阻击战，拉开了土城之战的序幕。
梅溪阻击战
梅溪位于桐梓通往土城正东面的东皇场（这里的场指的是贵州当地的集市）的必经之路上，因旁边有一条流入习水河的溪流而得名。这里悬崖高耸，溪流在几十米深的谷底流淌，其上只有一座不到2m宽的石板桥可以通行，桥两端连着通往山垭口的石板路。此时，从遵义出发经桐梓、官店、双龙、吼滩的中央红军中央纵队，也就是军委纵队与9军团、5军团一起编成的中路军，必须通过这里向东皇场前进，进而到达土城渡河。当时，5军团为了保障中央纵队机动的顺利进行，决心以前卫部队在梅溪阻击追来的川军。当1军团1师23日离开良村场向东皇场开进后，川军郭勋祺部即随后占据了良村场，然后又从良村场向梅溪一带进逼。郭勋祺旅的1团沿大路向梅溪右岸的九岩坝前进，2团和3团则分别从通往吼滩、响洞子的山路进行包抄。就此，川军沿着从九岩坝到响洞子长约2.5km的阵线，与5军团隔梅溪对阵。5军团部队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先期占领了火石丫、沙湾一带高地，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川军的进攻。为了封锁这一地区惟一的石板桥，5军团选出30多名优秀射手以突出的岩石为阵地，组织机枪火力封锁石板桥，这就卡住了川军进攻的惟一道路。
战斗打响后，川军集中炮火轰击红军阵地，企图一举突破石板桥阵地。然而，川军兵力虽然众多却无法展开，只能沿着狭窄的桥面发动冲锋，结果完全成了对面红军机枪火力的靶子，以致伤亡惨重。
郭勋祺看到无法取得进展，就将响洞子的1个团抽出增援九岩坝方向，企图调整部署后突破紅军阵地。谁知，这一行动被对面的红军发现。5军团随即组织在火石丫的部队趁对面川军调整之际发动猛烈反击，使得川军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击退到良村场。
红军击退川军后也没有穷追。川军则返回响洞子一带，只是以机枪火力向红军阵地射击，不再前进一步。与此同时，中央纵队在5军团的有力掩护下通过梅溪，继续向东皇场前进。5军团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当日晚上撤出战斗。
作为土城之战的揭幕战，红军的开局不错，给追击之敌一定的打击，保障了中央纵队迅速开往赤水河方向。
黄陂洞激战
在土城以北约2.5km的青杠坡制高点银盘顶上，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
土城是当时赤水县的一个区，也是由1军团编成的三路大军中的右纵队的主要目标之一。1月24日，1军团进抵土城时，此地仍由黔军教导师第1旅刘翰吾约3个团驻守。该敌已经先于红军占领了土城附近的高地，并且在身后的赤水河上搭了一座浮桥。但战斗力薄弱的黔军看到红军到来，即通过浮桥逃走，向赤水河下游的赤水县城方向逃去。1军团就此轻易夺取土城。此时，9军团和5军团已经占领了习水和土城之间的三元场，进而控制了习水城，掩护1军团的右翼安全，3军团也占领了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 形势看起来非常好，赤水县城有可能像土城一样唾手可得。谁知，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偏差。
25日，1军团主力部队沿着赤水河东岸的公路向赤水县城疾进，而所属红2师渡过赤水河经丙安、风溪两镇向复兴场前进，1师则在赤水河东岸与2师夹河推进，于当日晚进占旺隆场。
这个时候，敌情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川军正在迅速向战场靠拢，取代不“过硬”的黔军与红军对抗。
川军的21军第5师师长陈万仞率该师以及教导师第1旅旅长章安平所部已经进占赤水县城，继续向土城方向推进，郭勋祺所率的3个旅则在红军身后猛追。
在赤水河东岸，红1师占领旺隆场后准备向赤水县城继续前进。此时，红1师从旺隆场的群众口中得知川军已经占据赤水县城，并且要求当地群众送稻草作为铺垫。于是，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决定，派人伪装成送铺草的老百姓混入赤水县城，然后里应外合夺占该城。
26日晨，红3团1连2个排在排长马荣生带领下化装成老百姓，挑着铺草向赤水县城前进。走到新店子赖子湾时，遇到川军章安平旅的尖兵。川军士兵进行盘查时，发现队伍里有人操江西口音，引起怀疑而喝令马荣生等人停止前进接受检查。眼看身份就要暴露，马荣生立即下令开火。红军迅速取出隐藏的武器将川军尖兵击毙，从而拉开了黄陂洞遭遇战的序幕。
守卫该处的川军1个团立即以1营主力的前卫部队占领右翼高地要点，同时以机枪连占领阵地掩护前卫主力部队沿道路北侧横亘南北一线的高地展开，与红军开始争夺战。
这一地带是一个葫芦形的地形，两侧高地的有利地形均被川军占领。因此，红军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先头的红3团尽管发起猛攻，但因地形不利而难以取得进展，后面跟着的红1师主力又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展开，从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红军通过密林进行机动，向敌军前卫据守的左翼山岗迂回猛攻。川军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团主力调头跑步返回到重盘山坳高地上，面对红军已经占领的重盘山东面高地，向红军的右侧翼发动攻击。而且，敌主力占据的高地上原来就筑有碉堡工事，正好又被其利用。
至此，川军1团主力与前卫左翼连成一线，与红军进行反复争夺达2个小时之久。红军因为遭到右翼高地上机枪和炮兵火力的猛烈射击，始终无法冲出葫芦形的口子。随着川军不断增加兵力，双方在黄陂洞一带打成了对峙局面。
时过中午，川军章安平旅的主力团第3团和旅直属迫击炮营全部开到重盘山西侧的密林中，然后以迫击炮火力为掩护向红军右侧背面发动攻击，企图在这里与红军进行决战。川军不断猛攻鸡公岩和黄陂洞，冲锋不下十几次，双方发生多次白刃格斗，形成拉锯战的局面。
当时，红1师很多指挥员都主张由少数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从侧翼绕到敌军阵地后方发动攻击。但是，经过一再侦察，却找不到可通行的道路，到处都是悬崖峭壁一样的山地无法通行。这个时候，红军发现通往赤水县城的道路上尘土飞扬，敌军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出战斗。
27日晨，1军团主力撤出旺隆场，随后中革军委命令该军团返回猿猴场集结，红1师在旺隆场至猿猴场之间阻击追来的川军。
至此，黄陂洞战斗结束，红1师攻占赤水县城的意图未能实现。
复兴场之战
与此同时，1军团所属的红2师也开始与川军进行激烈战斗。25日，红2师在土城与葫市之间的陛召渡口通过浮桥渡过赤水河，当晚宿营于河西面的丙滩。第二天，红2师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率领再次向北渡过赤水河继续向赤水县城方向前进，前方就是距县城10km的复兴场。而此时前进速度很快的川军达凤岗旅已经越过赤水县城并占领了复兴场，控制了复兴场周围的几个高地。
面对这个情况，红军没有贸然行动。当晚，1军团指挥部到达丙安后，军团长林彪得知红1师在黄陂洞方向上遭遇强大阻击，因此命令红2师攻取复兴场并向赤水县城推进，以此减轻红1师方面的压力。这一意图也有包抄赤水守敌的考虑，如果进展顺利就可威胁红1师当面之敌的侧后，进而迫使其收缩阵地，再由红1师和红2师两路夹击夺下赤水县城。
27日清晨，红2师部队抢占了复兴场附近的百岩背、袁家田、红岩寺等高地。但还没等红军发动进攻，反倒是让行动积极的川军占了个先手。川军率先向红军据守的百岩背高地发动进攻，但随即被红军的机枪火力击退。红2师眼看川军败退，即乘胜发起攻击，将川军击退到水合背、叫花营一带。川军随即躲进这一带的碉堡工事里，不再出来。
红军此时的态势开始转向不利，川军占据了复兴场周围的高地，加上复兴场地形低洼，周围三面是山一面是河，使得红军处于仰攻敌军坚固工事的不利境地。在缺乏重武器火力支援的情況下，红军无法扩大战果。此时更为不利的情况出现了，在黄陂洞与红1师交战的川军章安平旅的1个团又抄小路赶到这里加入战斗，使得双方力量对比进一步向川军一方倾斜。
情况危急时刻，红军紧急调动后面的1个团增援上来，将敌军挡住，这才稳定住了局面。然而，此时的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显：川军占据了地形和兵力方面的很大优势，红军则已经将能投入战斗的部队都已经投入战场，再也没有增加力量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为保住主力只有退出战斗。
27日入夜后，红2师奉命撤出复兴场，以部分兵力阻击可能追来的敌军，主力回撤到猿猴场。也就是说，1军团的两个主力师都未能完成夺占赤水县城的任务，使得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无法完成。
箭滩遭遇战
在1军团为开辟渡江道路而奋战的时候，9军团也接到了中革军委关于配合1军团行动的命令。命令中规定9军团要配合1军团夺取赤水县城，并且暂归1军团指挥，向习水县城官渡（该地位于赤水河的最大支流习水河下游）方向前进，进攻目标是四川省合江县城，从这里就可以向泸县方向迂回，与1军团形成包抄合击之势，加快北上渡江的行动步伐。
9军团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引发了与川军的箭滩遭遇战。1月25日，9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指挥下，从东皇场向官渡方向推进。在距离习水县城10多公里的程寨，9军团以迂回战术将当地驻守的民团击溃，并于当日17时攻占了习水县城。当地民团在红军压力下退守长沙镇，对我军前进并不会构成多大威胁。 但就在此时，从四川合江赶来的川军徐国暄支队赶到了战场，使得战场形势出现逆转。
26日，已经占领习水县城的9军团按计划向合江前进，却在箭滩场与从长沙镇赶来的徐国暄支队与民团残部遭遇。在位于箭滩场以北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叫“仙人脚印”的狭长河谷地带，双方就在这里发生了遭遇战。
9军团依托河谷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连续击退敌军数十次冲击。战斗持续一个白天后，川军廖泽旅一部向习水增援而来，企图切断9军团的后路。在这种情况下，9军团只得逐次撤出战斗并向官渡撤退。
当晚，中革军委电令9军团向1軍团靠拢。随即，9军团放弃官渡向后转移。因为当时天色已黑，加上下着大雨，川军在进占官渡之后并未尾随9军团进行追击。随后，9军团在与1军团会合之后担任在川风坳警戒的任务，以阻击从复兴场追来的川军，保障土城地区青杠坡战斗的进行。因为川风坳两侧山岭高耸，中间只有一条很狭窄的石板路，川军未敢贸然进攻。9军团也因此顺利完成了任务。
元厚渡口之战
在1军团主力和9军团与川军进行激烈交战的同时，另一场规模很小的战斗也在“悄悄”进行。这场战斗规模虽然很小，但却为土城之战失利之后的中央红军开辟了非常重要的一渡赤水的通道，这就是猿猴场（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为元厚镇）战斗。
猿猴场位于土城以北，赤水河东岸，其背靠大山面对赤水河，是赤水河上一个重要的渡口。1月25日，红2师5团2营到达猿猴场，河对岸则有黔军的2个连在构筑工事准备阻止红军过河。天黑以后，红军大造渡河声势，使得对岸的黔军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闹腾了大半宿，黔军看到始终没有红军真正过河来攻，也就放松了警惕。而就在这时，一贯善于连续作战的红军开始了渡河行动。26日凌晨1时，30名红军突击队员从渡口泅渡过河，偷袭防守的黔军。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除了被歼灭的只好都落荒而逃。
红军突击队员赶走守军后，将对岸的渡船划过来，使得2营迅速强渡过河，占领了整个渡口。这个渡口后来成为红军一渡赤水时右路纵队的主要渡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土城主力战——血战青杠坡
上述的一系列战斗虽然都是土城之战的组成部分，但只能说是序战，真正的主力战发生在土城以北约2.5km处的青杠坡。
青杠坡是土城的天然屏障，其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相对，形成一个葫芦状，猫猫岩、凤凰嘴、寒棚场、狗耳坳等山峰犬牙交错，从东南向西北走向的石羔嘴与狗耳坳相连，形成一个狭窄的关隘。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地形，这一带是双方都急于控制的地区。土城之战的高潮也就在青杠坡一带发生了。
1月26日，中革军委得知北上向赤水县城攻击的1军团和向合江进攻的9军团都遇到强大川军的阻击，看来按照原计划攻占赤水县城已经难以实现。也就在这一天，中革军委所在的中央纵队从东皇场出发开向土城。
到达土城后，中革军委综合1军团和9军团战报，认为此时北上渡江的道路已被兵力强大的川军堵死，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摆脱可能遭到围攻的被动境地。如此一来，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也就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形成。这一计划的立足点有三：首先是青杠坡一带的地形非常有利于我军伏击后面追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其次是军委二局（长征中，该局一直负责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起到了极大作用）截获的潘文华于26日发出的电报，里面显示尾追而来的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兵力，后面跟进的廖泽部只有2个团兵力;第三是3军团和5军团都在土城附近没有投入战斗，可以就近转用兵力将郭勋祺部伏击歼灭。此外，当时的战场形势也对这一战斗有利：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仍在乌江南岸没有跟上来，黔军侯之担部刚刚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都不会很快对红军造成威胁，使得郭勋祺部成为较为孤立的好打之敌。更重要的是，之前中革军委制定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如果渡河遇到极大困难暂时不能渡河而尾追之敌迫近时，即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诸多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毛泽东力主在土城青杠坡一带将尾追的郭勋祺部消灭，进而摆脱被动局面。
但是，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革军委都对川军的实际战斗力过于轻视。而经历了清末以后四川境内长期军阀混战的川军刘湘部，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作战经验，其战斗力也远不是黔军王家烈部所能比的。
27日晚20时，中革军委发出围歼川军郭勋祺部的战斗命令，命令明确了土城之战应在28日晨发起。为了加强一线指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到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总参谋长刘伯承则到5军团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土城后山的军委指挥部负责全面指挥。
就在红军紧锣密鼓地部署作战之时，川军郭勋祺部已经尾追我5军团后卫部队抢占了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郭勋祺部是于1月24日拂晓出发，按照郭勋祺旅、潘佐旅和廖泽旅行军序列开始追击的。在追击过程中，郭勋祺部与红军后卫部队在良村、东皇场、图书坝等地均有小的交战，并于27日进至土城以东15km的风筝坝附近。当时，郭勋祺仍在督促部队尽速向土城推进。27日下午15时许，郭勋祺旅前卫第8团进至青杠坡后，发现对面的楠木山有红军部队据守，就发起攻击试图冲出一条道路。双方激战到夜幕降临，郭勋祺部才开始构筑工事转入夜间防御。此时，开到战场的川军有郭勋祺旅和潘佐旅，廖泽旅尚落在后面未赶到战场。
28日5时，红军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发起进攻。3军团和5军团分别从水石坝分两路向川军阵地发起攻击。5军团一部从青杠坡东南向据守猫猫岩的郭勋祺部凌谏衔营发动猛攻，使得该营一度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郭勋祺从位于寒棚坳的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紧急从旅部手枪营抽调1连增援凌谏衔营，才使得形势稳定下来。与此同时，3军团和5军团主力在炮火支援下，从青杠坡南面向郭勋祺部阵地发动猛攻。激战首先在青杠坡北端的银盘顶展开，双方反复在狭小阵地上进行争夺，都受到了很大伤亡。最后，红军夺占了银盘顶，将川军击溃，并继续向永安寺方向进展。 永安寺位于一个平坝的中央，其寺庙被川军占据当作指挥所。川军占据了永安寺两侧的山地，组织严密火力封锁了阵地前沿，使得红军连攻3个多小时都未能取得突破。
此时，红军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原来认为的青杠坡一带只有郭勋祺1个旅，俘虏却说潘佐旅也加入了战斗。这样一来，我军面对的就不再是4个团，而至少是6个团的敌军了。
得到这一情报后，中革军委下令将担任预备队任务的1军团红2师调上来投入战斗，以加速战场形势向有利于我军的方面发展。就在红2师赶往战场的3个小时中，川军居然开始对红军进行反击，他们采取正面、多波次连续冲鋒战术，向3军团和5军团阵地猛烈攻击，使得我军部队遭到很大伤亡。与此同时，5军团阵地被反击的川军突破，甚至有一直突破到军委指挥部的风险。如果此时不把进攻的川军顶住，那么红军就非常可能遭到中央突破。
此时，已经回到军委指挥部的朱德主动要求前往5军团指挥战斗。当时，5军团阵地已被突破，此时前往的危险可想而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传》一书记载：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看到毛泽东在为自己的安危担忧，就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看到朱德如此坚决的态度，加上前线危急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朱德到5军团指挥作战——这就是“朱毛不分家”的典故素材来源之一。
毛泽东又下令将一直舍不得动用的干部团投入战斗，压制敌军的反击。朱德到达5军团前线后，使得部队士气大振，奋勇抵抗川军连续不断的反击，初步稳定了局势。干部团赶到战场后，立即投入战斗，并且明显使得局面开始好转，甚至一度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不过，干部团在这次战斗中也受到了百十来人的伤亡。
在干部团奋战的时候，赶来增援的红2师终于到达了战场。当日13时，中革军委决心利用红2师赶到的有利时机，“坚决打好这一仗”。决心以红2师正面出击，3军团和5军团仍分别从左右两翼发动攻击。14时，红军再度发动总攻击。但由于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使得红2师被压制在葫芦形的隘口内，无法展开。随后，红5团改变战术，分由左右两翼发动攻击，迫使防守的川军分出火力保护侧翼。红5团突击队趁此机会从正面发起攻击，终于攻上永安寺，通过白刃格斗将守敌歼灭。此时，红军将救助伤员的医院暂时设在永安内，永安寺的僧徒同仇敌忾，与红军医护人员一起救护红军，为挽救在战场负伤的战士生命提供了卫勤保障。
永安寺一丢，川军的前线指挥所也被迫向后转移，造成整个防线动摇，川军只得后退到枫村坝一线继续防守。值得注意的是，川军虽然败退，然而却没有溃散，这是与黔军完全不同的。尽管红军投入了所有能够投入战斗的力量，甚至将一门只有3发炮弹的山炮也投入战斗（这门山炮是经过湘江血战保存下来的2门中的1门，此次战斗后也被沉入赤水河），但战果还是不能扩大。川军仍然保持着秩序退到下一道防线上继续防御，而且其后续增援部队也在陆续抵达战场。
被迫撤出战斗
两军在土城相持不下，这种态势对于红军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川军郭勋祺等3个旅在土城吸引住了红军主力部队，成为一个“铁砧”，周围数量庞大的川军则是一个很快就要落下来的“铁锤”，一旦红军处置不当就会被“砸碎”，川军指挥层此时的企图也正是如此。
土城的激战使得川军川南“剿匪军”总指挥潘文华确信红军主力就在土城一带，并就此作出了将红军主力就地围歼的部署。潘文华一面下令郭勋祺等3个旅分道猛攻，并命令范子英率8个营兵力督促退到古蔺的黔军一部，由古蔺向土城方向迎击堵截，又命令川南“剿匪军”第2路指挥陈万仞率达凤岗、章安平2个旅加上徐国暄支队，快速向土城开进增援。此外，归属潘文华直接指挥的第21军第1师3旅，也奉命进驻古蔺和赤水河之间的天星桥、天池镇等地，防止红军向西渡过赤水河。
此时，红军终于搞清楚了当面之敌并非战前侦察所说的4个团，而是隶属于川军3个旅的8、9个团兵力。不仅如此，川军各部正在向土城围拢过来。正面8、9个团的川军，红军无法将其歼灭或者突过其防线，1、9军团北面的川军2个旅也向南压过来，北渡长江已经无法实现，再在土城一隅纠缠下去，就要落入川军的合围之中。
28日17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北上渡江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而打掉尾追之敌的计划同样没有实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向西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前进，然后再寻机向北渡过长江。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确定红军主力于29日拂晓前与敌军脱离接触，然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前进，并且规定了各军团的行动路线和渡河点。
至此，土城之战结束，毛泽东重返中共中央决策层后的第一仗打成了“夹生饭”。红军虽然击溃川军1个旅，毙伤3000余人，然而自身也遭到严重损失。有资料认为，红军在此战中仅牺牲人数就达到2000余人，总体伤亡损失应该在5000人左右。最关键的并非是红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敌军，而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制定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遭到挫败。同样重要的是，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复出以后的第一仗，此时距遵义会议结束只有10天时间。对于土城之战的失利，毛泽东本人后来曾多次提及。如一渡赤水之后在云南扎西，毛泽东提到“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并从“敌情没有摸准”和“轻敌”两方面总结了土城之战的教训。
战后话得失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重新走上中央红军决策岗位后的第一仗，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中央红军在一系列失误和巧合的综合作用下未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其中有着深刻的教训，也孕育着其后遵义战役取得大胜的潜在因素。
就土城战役的教训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情报工作没有搞好。情报工作是一切作战行动和军事行动的前提，搞不清楚敌情也就失去了作战的方向性。土城战役中，我军之所以陷入被动，最大的原因就是情报工作出现了问题。 当时，我军根据截获的敌军电报判断，后面追来的郭勋祺部兵力为2个旅所属的4个团。按编制来计算的的话，这4个团敌军的兵力约为6 000余人。而我军则可以集中3军团和5军团对其发起攻击。当时，3军团下辖2个师又1个团，5军团则没有师一级编制，直辖4个团，共计11个团，也就是10000余人。凭借兵力优势，依靠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有利地形进行突然袭击的方式是可以将这部分敌人消灭的。然而，川军的实际兵力却不是我军估计的情况。根据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孔石泉的回忆，军委二局当时截获了川军潘文华下达的作战命令，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破译电报的过程中将敌军的“旅”错翻为“团”。这样一来，我军就认为直接与我作战的川军兵力就由4个旅变成了4个团，随后跟进的廖泽部也至多有2个团兵力，敌军6个团，而我军集中11个团进行攻击还是有把握将其消灭的。实际上，当时的川军仅郭勋祺部就有2个旅6个团兵力，随后跟进的廖泽部则有5个团兵力，共计11个团兵力。也就是说，战斗一开始，我军只是以2个军团的10个团（且这10个团不可能全部投入战斗，总要留一些预备队），打川军的6个团10000余人，根本就没有兵力优势。随后，廖泽部的先头部队2个团又赶到战场投入战斗。如此一来，我军更没有兵力优势。虽然我军将红2师投入战斗，但川军同样有后续部队源源到达战场，战斗只能进入胶着状态，不存在歼灭敌军的可能性。
情报工作也包括保密工作这一方面。此次我军在保密方面出现了很大漏洞。据郭勋祺的副官长胡秉章回忆，其部队在向土城方向追击红军时，他本人居然在路边捡到了一份红军诱歼郭勋祺部的油印作战命令，其中有红军详细的作战计划。据此，郭勋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主要是各部逐次占领前进路上的高地向红军攻击，而不是沿着大路一直推进。这样一来，我军就无法实现切断敌军退路，将其全部包围的计划，最后形成双方在公路附近山头上进行拉锯战的态势，我军反而有陷入敌军反包围的危险。可以说，作战计划的泄露为川军提供了绝路逢生的机会，使得我方陷入被动。
第二，我军当时之所以敢于用2个军团意图解决川军6个团，源于对其战斗力的严重轻视。我军在红军时期战斗力的主要来源是部队的勇敢精神（毕竟当时我军仍处于初创时期，官兵的技战素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能力都是较差的），通常都能在战斗中将敌军在气势上压倒。正因为如此，红军官兵在不同程度上对敌军的战斗力有所轻视。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战斗力极差的黔军“双枪兵”（因士兵携带步枪、烟枪各一支而被人们戏称为“双枪兵”）更是不堪一击，使得我军对于川军的战斗力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轻视。
川军虽说都是四川军阀部队，但分为不同的派系，其中的田颂尧部战力确实较弱，但刘湘部川军则不是这样。1912～1933年，四川境内发生了470多次军阀混战，刘湘的部队几乎都参与其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且其部队装备较好，非常重视训练，各级均有军官训练团或教导队，使得部队官兵的素质要高于其他军阀部队。当时郭勋祺部每一个步兵连都装备6～9挺轻机枪，步兵排则有重庆兵工厂制造的汤姆逊冲锋枪和小口径迫击炮班，甚至还将优秀射手集中起来组成狙击班。据说，土城战役之前毛泽东曾经征询周恩来的看法。周恩来认为川军的战斗力应该不会比黔军高多少。周恩来又问曾经是川军名将的刘伯承，刘回答说自己离开川军多年，也不清楚刘湘部现在战力怎样。
轻敌往往是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倾向，很多该做的工作也就做不到位，一打起来必然陷入被动。
第三，战场指挥方面也有很大的缺陷。前面提到的情报工作和轻敌方面的失误，必然会反映到作战指挥方面。土城战役中我军也犯了较大的失误，在战场选择和兵力部署方面欠缺很大。双方主力交战地区青杠坡，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口地形，其周围有3个重要山头，即银盘顶、桐梓窝和尖山。当时，我方看到桐梓窝和尖山两个山头更高一些，而且成掎角之势，就忽视了银盘顶的作用。我军把部队部署在桐梓窝和尖山，并未将银盘顶控制在自己手中。结果，银盘顶这个进出土城的通道被川军轻易控制，成为其发动反击的依托。我军发动攻击后，川军占领的银盘顶将我军压制在葫芦形隘口内，极大增加了作战的困难。虽然后经奋勇作战，我军攻占了银盘顶，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此外，我军既然准备在青杠坡与敌军“决战”，但决战的部署不到位。当时，我军只动用了3军团、5军团和干部团发动攻击，将9军团和红2师留作预备队，使得我一线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这也是与我军对敌人兵力判断有误紧密关联的。更糟糕的是，我军此时又将1军团1师派到复兴场等地，企图牵制赤水和旺隆场之敌，结果形成了两个作战方向，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和支援，造成我方本来就不占太大优势的兵力被分散开来，最终把青杠坡战斗打成了“夹生饭”。
土城战役之后，我军已经无法北渡长江，只得向西南方向渡过赤水河避开敌军的围攻，由此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动。虽然土城战役以失利告终，但其也为后来我军的四渡赤水并取得遵义大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首先，我军更为重视情报工作，为四渡赤水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敌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部队行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合围。这种情况下，情报工作更为重要，甚至成为部队存亡的生命线。当时，军委二局（即侦察局）的6部侦察电台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行军时由后梯队进行侦收，后梯队行军则前梯队进行侦收，进行不间断的接力式工作，截获了大量敌军部署的情报。据此，毛泽东等人指挥中央红军在敌军间隙中进行穿插，完成了四渡赤水的奇迹。其次，我军土城之战的失利迫使中央红军西渡赤水，但同时也促使中央红军进一步轻装，提高了自身的机动性。更为重要的是，红军虽然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却保住了主动权，在不利情況下根据实际情况迅速退出战斗，另寻战机。而这也是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笨拙战术的根本区别。正是凭借这样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城战役是“成功之母”也不为过。
编辑/曾振宇
土城之战的序战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因受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被迫放弃，此时的既定方针是北渡长江与在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从已经处于敌军包围状态下的遵义地区开始北上。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北渡长江。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主力迅速转移到赤水河东岸的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然后渡过赤水河，向西北方向的蓝田坝和大渡口之间长江沿岸前进并渡过长江。与此同时，红军要消灭挡住我军前进道路的黔军和川军，如果渡河遇到极大困难暂时不能渡河而尾追之敌迫近时，即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在国民党军方面，此时仍然判断中央红军不是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就是东出湖南再与红2、6军团会合。因此，蒋介石的想法是将中央红军压迫到赤水河以西的狭小地区内围歼之。此时红军想要北渡长江，就必然要与刘湘的川军交手，刘湘的川军成为阻挡红军实现意图的拦路虎。
当时的川南“剿共”总指挥潘文华进行了如下部署：以第一路指挥范子英率所部3个团、教导师第2旅1个团及边防第4路的1个团，由泸县进驻叙永、古蔺布防;以第二路指挥陈万仞所部由涪陵船运合江，然后转到赤水;以总预备队郭勋祺旅并指挥潘佐旅，进入黔北温水进行拦截;第三路指挥廖泽所部密切监视红军的行动，伺机发动进攻和进行尾追;教导师第1旅由泸县经合江向赤水前进。另有一部兵力由重庆开往泸县、叙永、古蔺等地，防止红军由黔北乘隙而入。
部署停当后，郭勋祺旅和潘佐的独立第4旅于1月23日到达温水时，中央红军已经通过此地，使得其拦阻红军的企图落空。但当他们侦察得知红军已经向土城方向前进时，即以全部3个旅向土城方向前进。在这种态势下，中央红军的主要对手也就变成了战斗力很强的川军，尤其是川军中的精锐郭勋祺部更成了红军的强劲对手。
土城之战并非是一次孤立的战斗，其泛指发生在1935年1月底围绕着土城为中心的区域内发生的一系列战斗，中央红军所属的各军团都卷入其中。1月23日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24日的行动部署：迅速占领土城、温水，以便控制赤水渡口。就在中央红军向土城、赤水方向机动的过程中，担任后卫任务的5军团率先进行了梅溪阻击战，拉开了土城之战的序幕。
梅溪阻击战
梅溪位于桐梓通往土城正东面的东皇场（这里的场指的是贵州当地的集市）的必经之路上，因旁边有一条流入习水河的溪流而得名。这里悬崖高耸，溪流在几十米深的谷底流淌，其上只有一座不到2m宽的石板桥可以通行，桥两端连着通往山垭口的石板路。此时，从遵义出发经桐梓、官店、双龙、吼滩的中央红军中央纵队，也就是军委纵队与9军团、5军团一起编成的中路军，必须通过这里向东皇场前进，进而到达土城渡河。当时，5军团为了保障中央纵队机动的顺利进行，决心以前卫部队在梅溪阻击追来的川军。当1军团1师23日离开良村场向东皇场开进后，川军郭勋祺部即随后占据了良村场，然后又从良村场向梅溪一带进逼。郭勋祺旅的1团沿大路向梅溪右岸的九岩坝前进，2团和3团则分别从通往吼滩、响洞子的山路进行包抄。就此，川军沿着从九岩坝到响洞子长约2.5km的阵线，与5军团隔梅溪对阵。5军团部队在军团长董振堂的指挥下，先期占领了火石丫、沙湾一带高地，构筑工事准备抗击川军的进攻。为了封锁这一地区惟一的石板桥，5军团选出30多名优秀射手以突出的岩石为阵地，组织机枪火力封锁石板桥，这就卡住了川军进攻的惟一道路。
战斗打响后，川军集中炮火轰击红军阵地，企图一举突破石板桥阵地。然而，川军兵力虽然众多却无法展开，只能沿着狭窄的桥面发动冲锋，结果完全成了对面红军机枪火力的靶子，以致伤亡惨重。
郭勋祺看到无法取得进展，就将响洞子的1个团抽出增援九岩坝方向，企图调整部署后突破紅军阵地。谁知，这一行动被对面的红军发现。5军团随即组织在火石丫的部队趁对面川军调整之际发动猛烈反击，使得川军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击退到良村场。
红军击退川军后也没有穷追。川军则返回响洞子一带，只是以机枪火力向红军阵地射击，不再前进一步。与此同时，中央纵队在5军团的有力掩护下通过梅溪，继续向东皇场前进。5军团在完成阻击任务后，于当日晚上撤出战斗。
作为土城之战的揭幕战，红军的开局不错，给追击之敌一定的打击，保障了中央纵队迅速开往赤水河方向。
黄陂洞激战
土城是当时赤水县的一个区，也是由1军团编成的三路大军中的右纵队的主要目标之一。1月24日，1军团进抵土城时，此地仍由黔军教导师第1旅刘翰吾约3个团驻守。该敌已经先于红军占领了土城附近的高地，并且在身后的赤水河上搭了一座浮桥。但战斗力薄弱的黔军看到红军到来，即通过浮桥逃走，向赤水河下游的赤水县城方向逃去。1军团就此轻易夺取土城。此时，9军团和5军团已经占领了习水和土城之间的三元场，进而控制了习水城，掩护1军团的右翼安全，3军团也占领了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 形势看起来非常好，赤水县城有可能像土城一样唾手可得。谁知，事情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偏差。
25日，1军团主力部队沿着赤水河东岸的公路向赤水县城疾进，而所属红2师渡过赤水河经丙安、风溪两镇向复兴场前进，1师则在赤水河东岸与2师夹河推进，于当日晚进占旺隆场。
这个时候，敌情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川军正在迅速向战场靠拢，取代不“过硬”的黔军与红军对抗。
川军的21军第5师师长陈万仞率该师以及教导师第1旅旅长章安平所部已经进占赤水县城，继续向土城方向推进，郭勋祺所率的3个旅则在红军身后猛追。
在赤水河东岸，红1师占领旺隆场后准备向赤水县城继续前进。此时，红1师从旺隆场的群众口中得知川军已经占据赤水县城，并且要求当地群众送稻草作为铺垫。于是，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政委赖传珠决定，派人伪装成送铺草的老百姓混入赤水县城，然后里应外合夺占该城。
26日晨，红3团1连2个排在排长马荣生带领下化装成老百姓，挑着铺草向赤水县城前进。走到新店子赖子湾时，遇到川军章安平旅的尖兵。川军士兵进行盘查时，发现队伍里有人操江西口音，引起怀疑而喝令马荣生等人停止前进接受检查。眼看身份就要暴露，马荣生立即下令开火。红军迅速取出隐藏的武器将川军尖兵击毙，从而拉开了黄陂洞遭遇战的序幕。
守卫该处的川军1个团立即以1营主力的前卫部队占领右翼高地要点，同时以机枪连占领阵地掩护前卫主力部队沿道路北侧横亘南北一线的高地展开，与红军开始争夺战。
这一地带是一个葫芦形的地形，两侧高地的有利地形均被川军占领。因此，红军陷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先头的红3团尽管发起猛攻，但因地形不利而难以取得进展，后面跟着的红1师主力又因为地形限制无法展开，从而陷入被动的境地。
红军通过密林进行机动，向敌军前卫据守的左翼山岗迂回猛攻。川军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将团主力调头跑步返回到重盘山坳高地上，面对红军已经占领的重盘山东面高地，向红军的右侧翼发动攻击。而且，敌主力占据的高地上原来就筑有碉堡工事，正好又被其利用。
至此，川军1团主力与前卫左翼连成一线，与红军进行反复争夺达2个小时之久。红军因为遭到右翼高地上机枪和炮兵火力的猛烈射击，始终无法冲出葫芦形的口子。随着川军不断增加兵力，双方在黄陂洞一带打成了对峙局面。
时过中午，川军章安平旅的主力团第3团和旅直属迫击炮营全部开到重盘山西侧的密林中，然后以迫击炮火力为掩护向红军右侧背面发动攻击，企图在这里与红军进行决战。川军不断猛攻鸡公岩和黄陂洞，冲锋不下十几次，双方发生多次白刃格斗，形成拉锯战的局面。
当时，红1师很多指挥员都主张由少数兵力正面牵制敌人，主力从侧翼绕到敌军阵地后方发动攻击。但是，经过一再侦察，却找不到可通行的道路，到处都是悬崖峭壁一样的山地无法通行。这个时候，红军发现通往赤水县城的道路上尘土飞扬，敌军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出战斗。
27日晨，1军团主力撤出旺隆场，随后中革军委命令该军团返回猿猴场集结，红1师在旺隆场至猿猴场之间阻击追来的川军。
至此，黄陂洞战斗结束，红1师攻占赤水县城的意图未能实现。
复兴场之战
与此同时，1军团所属的红2师也开始与川军进行激烈战斗。25日，红2师在土城与葫市之间的陛召渡口通过浮桥渡过赤水河，当晚宿营于河西面的丙滩。第二天，红2师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率领再次向北渡过赤水河继续向赤水县城方向前进，前方就是距县城10km的复兴场。而此时前进速度很快的川军达凤岗旅已经越过赤水县城并占领了复兴场，控制了复兴场周围的几个高地。
面对这个情况，红军没有贸然行动。当晚，1军团指挥部到达丙安后，军团长林彪得知红1师在黄陂洞方向上遭遇强大阻击，因此命令红2师攻取复兴场并向赤水县城推进，以此减轻红1师方面的压力。这一意图也有包抄赤水守敌的考虑，如果进展顺利就可威胁红1师当面之敌的侧后，进而迫使其收缩阵地，再由红1师和红2师两路夹击夺下赤水县城。
27日清晨，红2师部队抢占了复兴场附近的百岩背、袁家田、红岩寺等高地。但还没等红军发动进攻，反倒是让行动积极的川军占了个先手。川军率先向红军据守的百岩背高地发动进攻，但随即被红军的机枪火力击退。红2师眼看川军败退，即乘胜发起攻击，将川军击退到水合背、叫花营一带。川军随即躲进这一带的碉堡工事里，不再出来。
红军此时的态势开始转向不利，川军占据了复兴场周围的高地，加上复兴场地形低洼，周围三面是山一面是河，使得红军处于仰攻敌军坚固工事的不利境地。在缺乏重武器火力支援的情況下，红军无法扩大战果。此时更为不利的情况出现了，在黄陂洞与红1师交战的川军章安平旅的1个团又抄小路赶到这里加入战斗，使得双方力量对比进一步向川军一方倾斜。
情况危急时刻，红军紧急调动后面的1个团增援上来，将敌军挡住，这才稳定住了局面。然而，此时的战场形势已经非常明显：川军占据了地形和兵力方面的很大优势，红军则已经将能投入战斗的部队都已经投入战场，再也没有增加力量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为保住主力只有退出战斗。
27日入夜后，红2师奉命撤出复兴场，以部分兵力阻击可能追来的敌军，主力回撤到猿猴场。也就是说，1军团的两个主力师都未能完成夺占赤水县城的任务，使得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无法完成。
箭滩遭遇战
在1军团为开辟渡江道路而奋战的时候，9军团也接到了中革军委关于配合1军团行动的命令。命令中规定9军团要配合1军团夺取赤水县城，并且暂归1军团指挥，向习水县城官渡（该地位于赤水河的最大支流习水河下游）方向前进，进攻目标是四川省合江县城，从这里就可以向泸县方向迂回，与1军团形成包抄合击之势，加快北上渡江的行动步伐。
9军团在执行这一命令的过程中，引发了与川军的箭滩遭遇战。1月25日，9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和政委蔡树藩指挥下，从东皇场向官渡方向推进。在距离习水县城10多公里的程寨，9军团以迂回战术将当地驻守的民团击溃，并于当日17时攻占了习水县城。当地民团在红军压力下退守长沙镇，对我军前进并不会构成多大威胁。 但就在此时，从四川合江赶来的川军徐国暄支队赶到了战场，使得战场形势出现逆转。
26日，已经占领习水县城的9军团按计划向合江前进，却在箭滩场与从长沙镇赶来的徐国暄支队与民团残部遭遇。在位于箭滩场以北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叫“仙人脚印”的狭长河谷地带，双方就在这里发生了遭遇战。
9军团依托河谷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连续击退敌军数十次冲击。战斗持续一个白天后，川军廖泽旅一部向习水增援而来，企图切断9军团的后路。在这种情况下，9军团只得逐次撤出战斗并向官渡撤退。
当晚，中革军委电令9军团向1軍团靠拢。随即，9军团放弃官渡向后转移。因为当时天色已黑，加上下着大雨，川军在进占官渡之后并未尾随9军团进行追击。随后，9军团在与1军团会合之后担任在川风坳警戒的任务，以阻击从复兴场追来的川军，保障土城地区青杠坡战斗的进行。因为川风坳两侧山岭高耸，中间只有一条很狭窄的石板路，川军未敢贸然进攻。9军团也因此顺利完成了任务。
元厚渡口之战
在1军团主力和9军团与川军进行激烈交战的同时，另一场规模很小的战斗也在“悄悄”进行。这场战斗规模虽然很小，但却为土城之战失利之后的中央红军开辟了非常重要的一渡赤水的通道，这就是猿猴场（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名为元厚镇）战斗。
猿猴场位于土城以北，赤水河东岸，其背靠大山面对赤水河，是赤水河上一个重要的渡口。1月25日，红2师5团2营到达猿猴场，河对岸则有黔军的2个连在构筑工事准备阻止红军过河。天黑以后，红军大造渡河声势，使得对岸的黔军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安。闹腾了大半宿，黔军看到始终没有红军真正过河来攻，也就放松了警惕。而就在这时，一贯善于连续作战的红军开始了渡河行动。26日凌晨1时，30名红军突击队员从渡口泅渡过河，偷袭防守的黔军。黔军被打得措手不及，除了被歼灭的只好都落荒而逃。
红军突击队员赶走守军后，将对岸的渡船划过来，使得2营迅速强渡过河，占领了整个渡口。这个渡口后来成为红军一渡赤水时右路纵队的主要渡口，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土城主力战——血战青杠坡
上述的一系列战斗虽然都是土城之战的组成部分，但只能说是序战，真正的主力战发生在土城以北约2.5km处的青杠坡。
青杠坡是土城的天然屏障，其主峰白马山与莲花山相对，形成一个葫芦状，猫猫岩、凤凰嘴、寒棚场、狗耳坳等山峰犬牙交错，从东南向西北走向的石羔嘴与狗耳坳相连，形成一个狭窄的关隘。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地形，这一带是双方都急于控制的地区。土城之战的高潮也就在青杠坡一带发生了。
1月26日，中革军委得知北上向赤水县城攻击的1军团和向合江进攻的9军团都遇到强大川军的阻击，看来按照原计划攻占赤水县城已经难以实现。也就在这一天，中革军委所在的中央纵队从东皇场出发开向土城。
到达土城后，中革军委综合1军团和9军团战报，认为此时北上渡江的道路已被兵力强大的川军堵死，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摆脱可能遭到围攻的被动境地。如此一来，一个新的作战计划也就在毛泽东的脑海中形成。这一计划的立足点有三：首先是青杠坡一带的地形非常有利于我军伏击后面追来的川军郭勋祺部;其次是军委二局（长征中，该局一直负责对敌无线电侦察工作，起到了极大作用）截获的潘文华于26日发出的电报，里面显示尾追而来的郭勋祺部只有4个团兵力，后面跟进的廖泽部只有2个团兵力;第三是3军团和5军团都在土城附近没有投入战斗，可以就近转用兵力将郭勋祺部伏击歼灭。此外，当时的战场形势也对这一战斗有利：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仍在乌江南岸没有跟上来，黔军侯之担部刚刚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都不会很快对红军造成威胁，使得郭勋祺部成为较为孤立的好打之敌。更重要的是，之前中革军委制定的《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规定，如果渡河遇到极大困难暂时不能渡河而尾追之敌迫近时，即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诸多因素加在一起，使得毛泽东力主在土城青杠坡一带将尾追的郭勋祺部消灭，进而摆脱被动局面。
但是，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革军委都对川军的实际战斗力过于轻视。而经历了清末以后四川境内长期军阀混战的川军刘湘部，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作战经验，其战斗力也远不是黔军王家烈部所能比的。
27日晚20时，中革军委发出围歼川军郭勋祺部的战斗命令，命令明确了土城之战应在28日晨发起。为了加强一线指挥，中革军委决定由红军总司令朱德到3军团前卫第4师指挥，总参谋长刘伯承则到5军团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则在土城后山的军委指挥部负责全面指挥。
就在红军紧锣密鼓地部署作战之时，川军郭勋祺部已经尾追我5军团后卫部队抢占了青杠坡、永安寺、寒风坳等高地。郭勋祺部是于1月24日拂晓出发，按照郭勋祺旅、潘佐旅和廖泽旅行军序列开始追击的。在追击过程中，郭勋祺部与红军后卫部队在良村、东皇场、图书坝等地均有小的交战，并于27日进至土城以东15km的风筝坝附近。当时，郭勋祺仍在督促部队尽速向土城推进。27日下午15时许，郭勋祺旅前卫第8团进至青杠坡后，发现对面的楠木山有红军部队据守，就发起攻击试图冲出一条道路。双方激战到夜幕降临，郭勋祺部才开始构筑工事转入夜间防御。此时，开到战场的川军有郭勋祺旅和潘佐旅，廖泽旅尚落在后面未赶到战场。
28日5时，红军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发起进攻。3军团和5军团分别从水石坝分两路向川军阵地发起攻击。5军团一部从青杠坡东南向据守猫猫岩的郭勋祺部凌谏衔营发动猛攻，使得该营一度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郭勋祺从位于寒棚坳的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后，紧急从旅部手枪营抽调1连增援凌谏衔营，才使得形势稳定下来。与此同时，3军团和5军团主力在炮火支援下，从青杠坡南面向郭勋祺部阵地发动猛攻。激战首先在青杠坡北端的银盘顶展开，双方反复在狭小阵地上进行争夺，都受到了很大伤亡。最后，红军夺占了银盘顶，将川军击溃，并继续向永安寺方向进展。 永安寺位于一个平坝的中央，其寺庙被川军占据当作指挥所。川军占据了永安寺两侧的山地，组织严密火力封锁了阵地前沿，使得红军连攻3个多小时都未能取得突破。
此时，红军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原来认为的青杠坡一带只有郭勋祺1个旅，俘虏却说潘佐旅也加入了战斗。这样一来，我军面对的就不再是4个团，而至少是6个团的敌军了。
得到这一情报后，中革军委下令将担任预备队任务的1军团红2师调上来投入战斗，以加速战场形势向有利于我军的方面发展。就在红2师赶往战场的3个小时中，川军居然开始对红军进行反击，他们采取正面、多波次连续冲鋒战术，向3军团和5军团阵地猛烈攻击，使得我军部队遭到很大伤亡。与此同时，5军团阵地被反击的川军突破，甚至有一直突破到军委指挥部的风险。如果此时不把进攻的川军顶住，那么红军就非常可能遭到中央突破。
此时，已经回到军委指挥部的朱德主动要求前往5军团指挥战斗。当时，5军团阵地已被突破，此时前往的危险可想而知。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朱德传》一书记载：毛泽东连吸了几支烟，没有答应。朱德看到毛泽东在为自己的安危担忧，就把帽子一脱说：“得罗，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看到朱德如此坚决的态度，加上前线危急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朱德到5军团指挥作战——这就是“朱毛不分家”的典故素材来源之一。
毛泽东又下令将一直舍不得动用的干部团投入战斗，压制敌军的反击。朱德到达5军团前线后，使得部队士气大振，奋勇抵抗川军连续不断的反击，初步稳定了局势。干部团赶到战场后，立即投入战斗，并且明显使得局面开始好转，甚至一度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不过，干部团在这次战斗中也受到了百十来人的伤亡。
在干部团奋战的时候，赶来增援的红2师终于到达了战场。当日13时，中革军委决心利用红2师赶到的有利时机，“坚决打好这一仗”。决心以红2师正面出击，3军团和5军团仍分别从左右两翼发动攻击。14时，红军再度发动总攻击。但由于川军占据了有利地形，使得红2师被压制在葫芦形的隘口内，无法展开。随后，红5团改变战术，分由左右两翼发动攻击，迫使防守的川军分出火力保护侧翼。红5团突击队趁此机会从正面发起攻击，终于攻上永安寺，通过白刃格斗将守敌歼灭。此时，红军将救助伤员的医院暂时设在永安内，永安寺的僧徒同仇敌忾，与红军医护人员一起救护红军，为挽救在战场负伤的战士生命提供了卫勤保障。
永安寺一丢，川军的前线指挥所也被迫向后转移，造成整个防线动摇，川军只得后退到枫村坝一线继续防守。值得注意的是，川军虽然败退，然而却没有溃散，这是与黔军完全不同的。尽管红军投入了所有能够投入战斗的力量，甚至将一门只有3发炮弹的山炮也投入战斗（这门山炮是经过湘江血战保存下来的2门中的1门，此次战斗后也被沉入赤水河），但战果还是不能扩大。川军仍然保持着秩序退到下一道防线上继续防御，而且其后续增援部队也在陆续抵达战场。
被迫撤出战斗
两军在土城相持不下，这种态势对于红军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川军郭勋祺等3个旅在土城吸引住了红军主力部队，成为一个“铁砧”，周围数量庞大的川军则是一个很快就要落下来的“铁锤”，一旦红军处置不当就会被“砸碎”，川军指挥层此时的企图也正是如此。
土城的激战使得川军川南“剿匪军”总指挥潘文华确信红军主力就在土城一带，并就此作出了将红军主力就地围歼的部署。潘文华一面下令郭勋祺等3个旅分道猛攻，并命令范子英率8个营兵力督促退到古蔺的黔军一部，由古蔺向土城方向迎击堵截，又命令川南“剿匪军”第2路指挥陈万仞率达凤岗、章安平2个旅加上徐国暄支队，快速向土城开进增援。此外，归属潘文华直接指挥的第21军第1师3旅，也奉命进驻古蔺和赤水河之间的天星桥、天池镇等地，防止红军向西渡过赤水河。
此时，红军终于搞清楚了当面之敌并非战前侦察所说的4个团，而是隶属于川军3个旅的8、9个团兵力。不仅如此，川军各部正在向土城围拢过来。正面8、9个团的川军，红军无法将其歼灭或者突过其防线，1、9军团北面的川军2个旅也向南压过来，北渡长江已经无法实现，再在土城一隅纠缠下去，就要落入川军的合围之中。
28日17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认为，北上渡江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而打掉尾追之敌的计划同样没有实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向西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前进，然后再寻机向北渡过长江。中革军委下达的命令确定红军主力于29日拂晓前与敌军脱离接触，然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前进，并且规定了各军团的行动路线和渡河点。
至此，土城之战结束，毛泽东重返中共中央决策层后的第一仗打成了“夹生饭”。红军虽然击溃川军1个旅，毙伤3000余人，然而自身也遭到严重损失。有资料认为，红军在此战中仅牺牲人数就达到2000余人，总体伤亡损失应该在5000人左右。最关键的并非是红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敌军，而是红军在遵义会议之后制定的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遭到挫败。同样重要的是，土城之战是毛泽东复出以后的第一仗，此时距遵义会议结束只有10天时间。对于土城之战的失利，毛泽东本人后来曾多次提及。如一渡赤水之后在云南扎西，毛泽东提到“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并从“敌情没有摸准”和“轻敌”两方面总结了土城之战的教训。
战后话得失
土城战役是毛泽东重新走上中央红军决策岗位后的第一仗，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中央红军在一系列失误和巧合的综合作用下未能取得这次战役的胜利，其中有着深刻的教训，也孕育着其后遵义战役取得大胜的潜在因素。
就土城战役的教训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情报工作没有搞好。情报工作是一切作战行动和军事行动的前提，搞不清楚敌情也就失去了作战的方向性。土城战役中，我军之所以陷入被动，最大的原因就是情报工作出现了问题。 当时，我军根据截获的敌军电报判断，后面追来的郭勋祺部兵力为2个旅所属的4个团。按编制来计算的的话，这4个团敌军的兵力约为6 000余人。而我军则可以集中3军团和5军团对其发起攻击。当时，3军团下辖2个师又1个团，5军团则没有师一级编制，直辖4个团，共计11个团，也就是10000余人。凭借兵力优势，依靠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有利地形进行突然袭击的方式是可以将这部分敌人消灭的。然而，川军的实际兵力却不是我军估计的情况。根据时任军委总部作战参谋孔石泉的回忆，军委二局当时截获了川军潘文华下达的作战命令，但令人遗憾的是，在破译电报的过程中将敌军的“旅”错翻为“团”。这样一来，我军就认为直接与我作战的川军兵力就由4个旅变成了4个团，随后跟进的廖泽部也至多有2个团兵力，敌军6个团，而我军集中11个团进行攻击还是有把握将其消灭的。实际上，当时的川军仅郭勋祺部就有2个旅6个团兵力，随后跟进的廖泽部则有5个团兵力，共计11个团兵力。也就是说，战斗一开始，我军只是以2个军团的10个团（且这10个团不可能全部投入战斗，总要留一些预备队），打川军的6个团10000余人，根本就没有兵力优势。随后，廖泽部的先头部队2个团又赶到战场投入战斗。如此一来，我军更没有兵力优势。虽然我军将红2师投入战斗，但川军同样有后续部队源源到达战场，战斗只能进入胶着状态，不存在歼灭敌军的可能性。
情报工作也包括保密工作这一方面。此次我军在保密方面出现了很大漏洞。据郭勋祺的副官长胡秉章回忆，其部队在向土城方向追击红军时，他本人居然在路边捡到了一份红军诱歼郭勋祺部的油印作战命令，其中有红军详细的作战计划。据此，郭勋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部署，主要是各部逐次占领前进路上的高地向红军攻击，而不是沿着大路一直推进。这样一来，我军就无法实现切断敌军退路，将其全部包围的计划，最后形成双方在公路附近山头上进行拉锯战的态势，我军反而有陷入敌军反包围的危险。可以说，作战计划的泄露为川军提供了绝路逢生的机会，使得我方陷入被动。
第二，我军当时之所以敢于用2个军团意图解决川军6个团，源于对其战斗力的严重轻视。我军在红军时期战斗力的主要来源是部队的勇敢精神（毕竟当时我军仍处于初创时期，官兵的技战素质、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能力都是较差的），通常都能在战斗中将敌军在气势上压倒。正因为如此，红军官兵在不同程度上对敌军的战斗力有所轻视。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战斗力极差的黔军“双枪兵”（因士兵携带步枪、烟枪各一支而被人们戏称为“双枪兵”）更是不堪一击，使得我军对于川军的战斗力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轻视。
川军虽说都是四川军阀部队，但分为不同的派系，其中的田颂尧部战力确实较弱，但刘湘部川军则不是这样。1912～1933年，四川境内发生了470多次军阀混战，刘湘的部队几乎都参与其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且其部队装备较好，非常重视训练，各级均有军官训练团或教导队，使得部队官兵的素质要高于其他军阀部队。当时郭勋祺部每一个步兵连都装备6～9挺轻机枪，步兵排则有重庆兵工厂制造的汤姆逊冲锋枪和小口径迫击炮班，甚至还将优秀射手集中起来组成狙击班。据说，土城战役之前毛泽东曾经征询周恩来的看法。周恩来认为川军的战斗力应该不会比黔军高多少。周恩来又问曾经是川军名将的刘伯承，刘回答说自己离开川军多年，也不清楚刘湘部现在战力怎样。
轻敌往往是作战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倾向，很多该做的工作也就做不到位，一打起来必然陷入被动。
第三，战场指挥方面也有很大的缺陷。前面提到的情报工作和轻敌方面的失误，必然会反映到作战指挥方面。土城战役中我军也犯了较大的失误，在战场选择和兵力部署方面欠缺很大。双方主力交战地区青杠坡，是一个狭长的葫芦口地形，其周围有3个重要山头，即银盘顶、桐梓窝和尖山。当时，我方看到桐梓窝和尖山两个山头更高一些，而且成掎角之势，就忽视了银盘顶的作用。我军把部队部署在桐梓窝和尖山，并未将银盘顶控制在自己手中。结果，银盘顶这个进出土城的通道被川军轻易控制，成为其发动反击的依托。我军发动攻击后，川军占领的银盘顶将我军压制在葫芦形隘口内，极大增加了作战的困难。虽然后经奋勇作战，我军攻占了银盘顶，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此外，我军既然准备在青杠坡与敌军“决战”，但决战的部署不到位。当时，我军只动用了3军团、5军团和干部团发动攻击，将9军团和红2师留作预备队，使得我一线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这也是与我军对敌人兵力判断有误紧密关联的。更糟糕的是，我军此时又将1军团1师派到复兴场等地，企图牵制赤水和旺隆场之敌，结果形成了两个作战方向，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和支援，造成我方本来就不占太大优势的兵力被分散开来，最终把青杠坡战斗打成了“夹生饭”。
土城战役之后，我军已经无法北渡长江，只得向西南方向渡过赤水河避开敌军的围攻，由此开始了“四渡赤水”的行动。虽然土城战役以失利告终，但其也为后来我军的四渡赤水并取得遵义大捷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首先，我军更为重视情报工作，为四渡赤水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敌军对我进行围追堵截，部队行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合围。这种情况下，情报工作更为重要，甚至成为部队存亡的生命线。当时，军委二局（即侦察局）的6部侦察电台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行军时由后梯队进行侦收，后梯队行军则前梯队进行侦收，进行不间断的接力式工作，截获了大量敌军部署的情报。据此，毛泽东等人指挥中央红军在敌军间隙中进行穿插，完成了四渡赤水的奇迹。其次，我军土城之战的失利迫使中央红军西渡赤水，但同时也促使中央红军进一步轻装，提高了自身的机动性。更为重要的是，红军虽然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却保住了主动权，在不利情況下根据实际情况迅速退出战斗，另寻战机。而这也是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笨拙战术的根本区别。正是凭借这样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最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土城战役是“成功之母”也不为过。
编辑/曾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