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海域被称为北洋的。惯常说的“五湖四海”中，只有北海。可以说，北洋是个政治概念。1861年清朝被逼全面开放，被拖入洋人的世界，不仅接受外国公使驻京，而且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洋人眼里的外交部，于是，也就有了五口和三口通商大臣的官制。后来，三口通商大臣改北洋通商大臣，五口通商大臣改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两个地位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员——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开放的“通商”时代，再也没有可能像最初设置总理衙门那样，将之作为一个临时机构，随时准备关上大门。
　　后来名头甚响的北洋，就来自这个直隶总督兼任的北洋大臣。其实，中国的通商时代，虽说上海和天津同为中国最重要的商埠，但上海的地位毕竟要重要一点，但是，设在上海的南洋大臣，却远不及北洋大臣来得威风。两江总督兼了南洋大臣，依旧驻在南京，但直隶总督就得在保定和天津两边跑，更多的时间，驻在北洋大臣衙门所在的天津。
　　北洋事业是中国革新的一条主线
　　北洋之所以成为后来的北洋，有几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中外通商时代到来。门一旦打开了，再想关，就关不上了。没有这个时代，上海也好，天津也罢，不会变成后来在东亚举足轻重的大商埠，中外通商的重镇。没有这个时代，也不会有总理衙门和南、北洋通商大臣的制度设置，以及地方重镇与通商大臣的连接。
　　第二，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洋大臣之所以能压倒南洋大臣，很关键的一点，是因为天津靠近北京，离权力中心比较近。在清朝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一点相当重要。靠权力中枢越近，就越能沾濡权力的好处。担任北洋大臣的人，如果地位比较高，还可以兼任总理衙门大臣。而总理衙门自打成立之后，管的事儿越来越多，简直成了第二个管理全国政务的权力中心。军机处大臣如果不在总理衙门管点事，就等于没有权了。所以，即便南洋大臣也可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但由于距离过于遥远，无法真的履行职责，比不上北洋大臣可以就近操控。
　　第三，最重要的是两个大人物的出现。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袁世凯。虽然直隶总督是清朝第一重要的地方大员，但是如果坐这个位子的人没有两下子，也不会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晚清担任直隶总督的人很多，但做的时间最长的，却是李鸿章和袁世凯，一个前后干了将近四十年，一个也干了将近十年。正是这两个人，成就了北洋的事业。
　　后来一说起北洋，就是北洋军阀，其实，当年的北洋事业，是中国革新的一条主线。在李鸿章时代，是洋务，在袁世凯时代，则是新政。当然，李鸿章的事业，人们看得见的，一个淮军，一个是北洋海军。而袁世凯的事业，则是北洋军。虽然说在那个时代，军事变革是主要的变革项目，或者说，是中国现代化中的重中之重，但是，并不意味着北洋只有军事事业。
　　在办洋务的时代，李鸿章的洋务，是办得最好的。无论是同期的曾国藩、左宗棠，和后期的张之洞，都没法跟他相比。洋务企业中，能够赢利的几个，都在他的麾下。也就是在他的庇护下，像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这样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就是私企，只不过戴了一顶官方的红帽子而已。著名的汉阳铁厂，说是张之洞办的，但也就是在交给李鸿章门下的盛宣怀和郑观应之后，才真正开办了起来。在新政时期，袁世凯办新政，也是当年公认的翘楚。不仅中央的各项改革都有袁世凯的份儿，他直接治理下的直隶，所有的改革，都走在全国的前面。从产业兴殖，到地方自治、司法改革，连警察的兴办，也是全国最早和最好的。预备立宪之后，尽管袁世凯已经升任军机大臣，但在他的影响下，直隶谘议局堪称全国最活跃的谘议局之一，被选入资政院的直隶议员，也是资政院里最活跃的议员。在士绅势力远不及南方的北方，能出现这样的奇迹，绝对跟袁世凯有直接的关系。
　　北洋军阀源于晚清的军事现代化
　　当然，不消说，民国时期的军人政权，用贬义的话说，现代军阀的出现，也的确跟北洋，跟李鸿章和袁世凯有关。后世说北洋军阀，向上，可以追溯到淮军，而直接的创办人，就是袁世凯。
　　然而，湘淮军的兴起，是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出现了朝廷的危机。湘淮军的问世，原本是汉人士绅为救清朝之急不得已为之，在朝廷是权宜之计。但是，若要救急，兵为将有的模式是必须的。因为不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战争过后，朝廷当然想裁撤湘淮军，曾国藩也真的裁掉了自己麾下的湘军，但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左系湘军，无论如何都裁不下去了，因为朝廷自己就需要他们。同光之际的中国，实际上的国家军队，主力就是淮军。虽然说，控制和影响淮军，的确对李鸿章在朝中的地位有很大的助益，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淮军就是李鸿章的私家军队。淮军在当时起的作用，就是国家军队。淮军之所以在某些人看来，更像李鸿章一人之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年的清廷，没有把练军的改革进行到底，既没有裁撤已经没用的八旗和绿营，也没有把淮军已经开了头的军事现代化进行下去。至于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北洋海军，则国家所有的色彩更加浓厚，一旦开战，即使真像后世有的史家说的那样，避战更符合李鸿章的利益，也没有真的避而不战。黄海大东沟海战过后，之所以进了刘公岛军港，是因为大多数的战舰战损严重，需要修理（只有刘公岛有设备）。结果，被日军顺势用水雷围困，想出也出不来了。
　　而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六镇新军，国家军队的色彩就更浓。人们传说中，北洋军军中供奉袁宫保的牌位，袁世凯刻意让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朝廷的说法，其实没有半点依据。北洋六镇，其实是袁世凯主持的清廷新政时期，军事变革全国三十六镇新军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精锐的一部分。新政的后期，袁世凯实际在被放逐之前，已经被剥夺了北洋六镇的掌控权，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做什么反抗。虽然说，由于袁世凯善于笼络人，统带有方，六镇的官兵的确比较喜欢袁世凯，但并不等于说，除了袁世凯，别人就领导不动他们。武昌起义之后，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前去镇压，不能奏功的原因，是荫昌始终躲在河南信阳，不肯上前线。说荫昌指挥不动北洋军，甚至说袁世凯暗中布置前线将领按兵不动，都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 　　趋向文明的军人政权
　　辛亥鼎革之后，中国很快进入了军人政权时代，民国的北洋时期，实际上是以军人专权和军人割据为特征的。北洋时代之所以为人诟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军阀体征。但是，就当时而言，军人政权的出现，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历史上，每个朝代更迭的过渡时期，都会出现军人政权。
　　骤然进入共和体制的中国，新的制度，一时很难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秩序。尽管袁世凯是个强人，拥戴他的中国绅商们，对他也有很多的期待。但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大国，突然之间没有了皇帝，以三纲五常为特征的伦理道德，都开始摇晃。不仅仅民间的第三社会抬头，动荡加剧，统治体系中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维系体系运转的道德。总统对于下面的各省都督、将军，没有权威，即使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也每每不听话。即便在军队里，一个大一点的军事单位的长官，如果不兼任下面单位的负责人，就有可能被人赶走。
　　袁世凯通过重建帝制树立权威的尝试失败之后，军人割据的态势，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是说，此后不仅是军人政权，而且是割据状态的军人政权。在这样的状态下，国家力量之孱弱，大小军人政权之间的混战，势必成为这个时期国家政治的表征。给人印象之差，毋庸置疑。同时，由于中央政府无法管控，各地军人政权良莠不齐，难免有军人无法无天，横征暴敛，滥种鸦片，甚至包娼包赌。再经过文化人的文学夸张，更加重了人们对于军人不良的刻板印象。在当时，就有人将这个时期，比之为五代十国。
　　其实，当时的军人，跟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当时割据的军阀，实际上都源于晚清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很多的军人首领，都是国内外军校毕业的精英。受晚清以来整个上流社会追求文明的风气习染，他们的行为，要比五代十国时期的军人文明得多。在割据之地乱来的军头，从来不是主流，而且每每被淘汰掉。多数的军头，在其割据之地，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建设，办企业，办学校，甚至办大学。军阀之间的混战，其烈度多半不高，而且对战区百姓的扰害，也没有像当年报纸所报道的那样厉害，很少烧杀抢掠。应该说，比较起来，这些军阀的军队，比晚清之前的绿营，纪律要好得多。有些军队，比如直系吴佩孚和冯玉祥的部队，在民众中的口碑相当好。
　　不辱“共和”的北洋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北洋时期，除了最后一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张作霖之外，其他的军头，对于现代政治的基本规则，大体都是能尊重的。虽然皖系段祺瑞麾下的徐树铮，对选举有操控，直系曹锟搞过贿选，但他们都知道维护国会，维护基本的程序，也大体尊重选举。某些地方军头，比如湖南的赵恒惕和广东的陈炯明，还尝试进行了联省自治的地方试验，积累了可贵的经验。言论和学术的自由，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批评政府，批评军阀，都基本没有问题。学校，包括大学的自治，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即使在张作霖控制北京时期，也只是粗暴地杀了两个记者，派人到北大做校长，并没有实质性地管控大学。五四运动期间，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几乎把段祺瑞逼进了死角，但无论北京还是其它地方，凡是被逮捕的学生，几乎都是违法在先，比如捣毁买卖日货的店铺，抓老板游街。在北洋时期，从晚清开始的法律和司法改革，并没有止步，司法的独立审判，也大体能得到军人政权的承认。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刚刚获胜，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但北京地方法院，却于此时把他的两个马仔以此前组织公民团干扰国会议事的罪名给判了，段祺瑞只能徒呼奈何。
　　北洋的起源和发展，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但是，它却没能带给这个国家富强。在整个北洋当家的16年中，国家能力之弱，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转型的困境，也是北洋的困境，但北洋并没有辱没“共和”这个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