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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培方(1949-2017),上海人。原上海书画出版社编审、《书法研究》副主编。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上海浦东新区书法家协会主席。书法能诸体,尤擅行草,精于书法理论研究善鉴赏。
初知沈培方先生的大名是在读大学期间所读的《书法研究》杂志上。作为艺术图书的出版重镇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画类杂志是学校图书馆所不可或缺的。不过那时只知其名,未见其人。大学毕业入职上海書画出版社,与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十年间辱蒙先生垂教,不胜感愧,感于先生的长者之教,愧于小子的庸钝之资。每与前辈、友朋谈及先生,其音容神态时现脑际。
洁净的白衬衣整束腰间,深色西裤叠折痕迹清晰而有序,足蹬黑色皮鞋也是几无纤尘,头发打理得总是那么有型,手腕间配戴手表一只。脸上微含笑意,言语和缓从容。每到下午一点左右,时常会看见沈先生骑踏一辆旧式小型自行车而来,那蹬踏的步韵,一如其说话时的节奏,真有点“不激不厉”的情态。这是我自进上海书画出版社初识先生时的印象,这个印象以后也未曾有多大改变。
从其着装便知沈先生是一位颇为谨严细腻之人,在日后与其相接请教中则体会到沈先生这种谨严细腻无处不在。那时《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大型丛书正在编辑审稿中,计近现代海派名家十人,体量之大,编辑过程之复杂,非三言两语可尽道。其中王蘧常卷书法的识读尤令很多人头疼。此书编辑吴瓯老师与沈先生经常为一字之识读而反复商讨。这些老编辑对待工作实在是有老派的作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难问题,若豁然而明,则能欢喜竞日。那种开心,喜形于色,本乎内而发乎外,天真罄露,让我们这些后学看到了其严谨与可爱。
与沈先生熟稔的知交都晓得先生的作息,下班后同事们都散去之时,阒然无人之际,便是他挑灯审稿之良时。凡是有加班经历的书画社同事大概都有与沈先生夜会神游书稿间的经历。他异于常人的作息已非一朝一夕。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便大抵如此。据先生自云“文革”中也受到过一些冲击,令其精神受过不少打击,这使得他害了失眠之症,深夜方能入睡,且必须借以安眠之药,第二日晌午时分方醒。有人说沈先生是不抽烟的,此说实在是不够恰确,深夜洗漱躺罢必点上一支烟,彼时烟气咽而复出,烟雾萦绕其上。吸毕,方可寂然入睡。先生的作息绝非立异好奇之举。实不得已耳。单位领导也知其大概,故也默许了沈先生下午上班深夜下班的习惯。我每有急稿,总是请先生劳顿帮忙,若是简单之稿,下午送至其手,第二天上午便可于其书桌上取到。有时先生下午会亲自交付我,就各种问题作一交代。若不巧,没碰上面、便会纸条留言。起首每以“兄”称呼,末了以‘弟”署,令后辈小子惶恐难安。此间,我所感知的是沈先生的温柔谦和的君子之风。在出版上的指授,融于平素,不能一一尽道。
培方先生出道甚早青年时便得名书坛。他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的分量非现在所能比,水平自然可想而知。他读的是中文专业、所以写得一手好文章。先生为人恭谨醇和,又善书,加之工作缘由,与书坛前辈大家、同辈名家里手有着极深的情谊,乐与之交者甚众。启功、谢稚柳、顾廷龙等老先生对沈先生是颇为看中的,提携奖掖,不在话下。沈先生引以为豪的便是启功先生为其38岁时所临的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宋李建中《土母帖》、唐欧阳询《梦奠帖》隋智永《真草千字文》(真书一节)以及44岁时临的宋米芾《多景楼诗卷》两件作品作跋。启先生在两跋中不吝辞采,大有击节赏叹之情态。在跋其所临写的米芾《多景楼诗卷》后有云:“培方先生临本足令米老心降,道君首肯。”启先生对沈先生评价之高,是对其书法功力的首肯,更是其忘年之交深情厚谊的吐露。沈先生对此两件题跋十分珍护,常携以自随,有同好相招或受任讲课,时出以同赏,每谈及当时请启功先生作跋时的情状,沈先生总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详叙历历,说者听者皆极欢喜,深厚的个人修养让他的激动倒是显得如此合理而亲切。老一辈的认可与鼓励让后辈学人沾溉受益,怀有对书法的敬畏与自我的信心砥砺前行。沈先生在言行中都传承了启功先生一代书家的风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传承有绪”的陋习,大抵源于一群有文化人的阴暗心理的互斥鄙夷,其“自古而然”,然“于今尤烈”。沈培方先生很少訾议他人、说长论短、听他人谈及,也多是微笑而已:若遇后学求教,则多鼓其勇气,励其志气,未曾听闻沈先生以长者之态而激昂其辞拂后学之意的事。沈先生很少去做钻营名利的动作,这源于他的性格,更源于他的自信。他虽不张扬,但是从他对古法帖的品评与古书论的诠释中,可以感受到其对笔法的认识,是极有深度的。这让他对当代人的评价有了泯然一笑的能力与资本,深得我心者会心一笑,未入我心者但笑之以礼,从未见其为艺术见解的不同而面红耳赤过。沈先生坚持从先贤处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他对笔法的理解一如审稿般的细腻,对书法里面的“牵丝”。沈先生是情有独钟的。他以为好的“牵丝”当如蚕宝宝吐露的丝线一般有质感、有生命力,用笔贵用锋,书法的笔法于此也泄露殆尽,无论对怀素的膜拜还是对米芾的推崇,这“牵丝”便是沈先生书法笔法世界里的绝技因此在他的书法里,也极力模仿和展现这种细劲饱满的高级“蚕丝”。加之他颇为矫变的结体,让他的书法充满了涌动的生命气象,这是沈先生对书法有别他人处的明显特征。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而已。不过‘窥一斑而见全豹””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以细腻飘逸论沈先生的书风特点大抵是不错的。
沈培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了。回想在他生命最后时段与同事一起去医院看望他时的情形、依旧令人唏嘘悲恸。先生生命最后的时日是忍受巨大痛苦的。全身几不能动,只能借助氧气机延续生命所需。意识是清晰的。然机能不允许他做出如常的动作,哪怕是一句话的表达,更何况他从事一生的编辑工作和挚爱的书法艺术。先生一生与书法结缘,他有一方“梦与苏米论书”的自用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先生曾说,因夜梦与东坡、元章诸公同坐一席,共论笔法,异代不能相见是为恨事,于梦中了却一段心愿,亦是奇缘,当镌印以志,遂有此印。而今先生驾鹤西去,与苏米二公于天上言欢论书或非奢望了。
初知沈培方先生的大名是在读大学期间所读的《书法研究》杂志上。作为艺术图书的出版重镇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画类杂志是学校图书馆所不可或缺的。不过那时只知其名,未见其人。大学毕业入职上海書画出版社,与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十年间辱蒙先生垂教,不胜感愧,感于先生的长者之教,愧于小子的庸钝之资。每与前辈、友朋谈及先生,其音容神态时现脑际。
洁净的白衬衣整束腰间,深色西裤叠折痕迹清晰而有序,足蹬黑色皮鞋也是几无纤尘,头发打理得总是那么有型,手腕间配戴手表一只。脸上微含笑意,言语和缓从容。每到下午一点左右,时常会看见沈先生骑踏一辆旧式小型自行车而来,那蹬踏的步韵,一如其说话时的节奏,真有点“不激不厉”的情态。这是我自进上海书画出版社初识先生时的印象,这个印象以后也未曾有多大改变。
从其着装便知沈先生是一位颇为谨严细腻之人,在日后与其相接请教中则体会到沈先生这种谨严细腻无处不在。那时《海派代表书法家系列作品集》大型丛书正在编辑审稿中,计近现代海派名家十人,体量之大,编辑过程之复杂,非三言两语可尽道。其中王蘧常卷书法的识读尤令很多人头疼。此书编辑吴瓯老师与沈先生经常为一字之识读而反复商讨。这些老编辑对待工作实在是有老派的作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难问题,若豁然而明,则能欢喜竞日。那种开心,喜形于色,本乎内而发乎外,天真罄露,让我们这些后学看到了其严谨与可爱。
与沈先生熟稔的知交都晓得先生的作息,下班后同事们都散去之时,阒然无人之际,便是他挑灯审稿之良时。凡是有加班经历的书画社同事大概都有与沈先生夜会神游书稿间的经历。他异于常人的作息已非一朝一夕。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便大抵如此。据先生自云“文革”中也受到过一些冲击,令其精神受过不少打击,这使得他害了失眠之症,深夜方能入睡,且必须借以安眠之药,第二日晌午时分方醒。有人说沈先生是不抽烟的,此说实在是不够恰确,深夜洗漱躺罢必点上一支烟,彼时烟气咽而复出,烟雾萦绕其上。吸毕,方可寂然入睡。先生的作息绝非立异好奇之举。实不得已耳。单位领导也知其大概,故也默许了沈先生下午上班深夜下班的习惯。我每有急稿,总是请先生劳顿帮忙,若是简单之稿,下午送至其手,第二天上午便可于其书桌上取到。有时先生下午会亲自交付我,就各种问题作一交代。若不巧,没碰上面、便会纸条留言。起首每以“兄”称呼,末了以‘弟”署,令后辈小子惶恐难安。此间,我所感知的是沈先生的温柔谦和的君子之风。在出版上的指授,融于平素,不能一一尽道。
培方先生出道甚早青年时便得名书坛。他是‘文革”后首批大学生。那时候大学生的分量非现在所能比,水平自然可想而知。他读的是中文专业、所以写得一手好文章。先生为人恭谨醇和,又善书,加之工作缘由,与书坛前辈大家、同辈名家里手有着极深的情谊,乐与之交者甚众。启功、谢稚柳、顾廷龙等老先生对沈先生是颇为看中的,提携奖掖,不在话下。沈先生引以为豪的便是启功先生为其38岁时所临的五代杨凝式《韭花帖》、宋李建中《土母帖》、唐欧阳询《梦奠帖》隋智永《真草千字文》(真书一节)以及44岁时临的宋米芾《多景楼诗卷》两件作品作跋。启先生在两跋中不吝辞采,大有击节赏叹之情态。在跋其所临写的米芾《多景楼诗卷》后有云:“培方先生临本足令米老心降,道君首肯。”启先生对沈先生评价之高,是对其书法功力的首肯,更是其忘年之交深情厚谊的吐露。沈先生对此两件题跋十分珍护,常携以自随,有同好相招或受任讲课,时出以同赏,每谈及当时请启功先生作跋时的情状,沈先生总是抑制不住的兴奋,详叙历历,说者听者皆极欢喜,深厚的个人修养让他的激动倒是显得如此合理而亲切。老一辈的认可与鼓励让后辈学人沾溉受益,怀有对书法的敬畏与自我的信心砥砺前行。沈先生在言行中都传承了启功先生一代书家的风范。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传承有绪”的陋习,大抵源于一群有文化人的阴暗心理的互斥鄙夷,其“自古而然”,然“于今尤烈”。沈培方先生很少訾议他人、说长论短、听他人谈及,也多是微笑而已:若遇后学求教,则多鼓其勇气,励其志气,未曾听闻沈先生以长者之态而激昂其辞拂后学之意的事。沈先生很少去做钻营名利的动作,这源于他的性格,更源于他的自信。他虽不张扬,但是从他对古法帖的品评与古书论的诠释中,可以感受到其对笔法的认识,是极有深度的。这让他对当代人的评价有了泯然一笑的能力与资本,深得我心者会心一笑,未入我心者但笑之以礼,从未见其为艺术见解的不同而面红耳赤过。沈先生坚持从先贤处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营养。他对笔法的理解一如审稿般的细腻,对书法里面的“牵丝”。沈先生是情有独钟的。他以为好的“牵丝”当如蚕宝宝吐露的丝线一般有质感、有生命力,用笔贵用锋,书法的笔法于此也泄露殆尽,无论对怀素的膜拜还是对米芾的推崇,这“牵丝”便是沈先生书法笔法世界里的绝技因此在他的书法里,也极力模仿和展现这种细劲饱满的高级“蚕丝”。加之他颇为矫变的结体,让他的书法充满了涌动的生命气象,这是沈先生对书法有别他人处的明显特征。当然,这只是一方面而已。不过‘窥一斑而见全豹””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以细腻飘逸论沈先生的书风特点大抵是不错的。
沈培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有余了。回想在他生命最后时段与同事一起去医院看望他时的情形、依旧令人唏嘘悲恸。先生生命最后的时日是忍受巨大痛苦的。全身几不能动,只能借助氧气机延续生命所需。意识是清晰的。然机能不允许他做出如常的动作,哪怕是一句话的表达,更何况他从事一生的编辑工作和挚爱的书法艺术。先生一生与书法结缘,他有一方“梦与苏米论书”的自用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先生曾说,因夜梦与东坡、元章诸公同坐一席,共论笔法,异代不能相见是为恨事,于梦中了却一段心愿,亦是奇缘,当镌印以志,遂有此印。而今先生驾鹤西去,与苏米二公于天上言欢论书或非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