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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人的“知识世界”
在理性声音离我们不那么近的古代岁月里，所谓“知识”，其本身与信仰世界是有紧密联系的。换句通俗的话说，古人的“知识世界”往往是建立在一些艰深而又灵验的信仰体系之上。同时，信仰生活常常也需要建立在被认为是先进的知识体系之内，才得以广泛传播。文献学上一些被归为释道筮卜小说类的书籍，在今日看来可能其内容的宗教成分大于理性成分，如《山海经》《真诰》之类，甚或有些像是无稽之谈的内容，但当日那可能是先进的知识体系。同时，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许多古人朴素的、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本身也有可能是建立在对某种信仰生活的反馈，一如被视为“朴素唯物论”的王充所作《论衡》，其实可能就是某种对抗西汉风行的五行谶纬思想的产物，反映的是作者另一种温和的儒教、鬼神观而已。
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古代的天文历法之学，也是典型一例。古人的历法的设定，曾长期使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获益匪浅，但属于当时最先进最精微的“天文”之学，原本的服务对象是帝王贵族，参与到天地信仰的崇拜与祭祀当中。这种天文测量的知识，时而还会因为信仰的迁延，与政治思想发生关系，甚至转化为政治宣传工具。中古武则天利用印度传来的天文学敷衍“洛阳中心”论，而证明自己都洛阳的合法合理性，就是古代“知识”受制于信仰生活的显著一例（可参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
关于今天的话题，我们所熟悉的太湖，也有这一层“知识”之于信仰的维度。古人的“知识”当中，是把太湖当做信仰中某种“神圣空间”来对待的；比如太湖底下能够四通八达，太湖里居住着各种神明，太湖里有个修仙的仙岛等等。因为时间的推移及各种次生传闻的层累，这些源生于早期道教信仰的“太湖”知识逐渐模糊。加上近代百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这片汪洋的东南水泽，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只存在“太湖流域”“淡水湖”等纯地理的概念。但今天重新看待太湖“知识”依然有其意义。因为仅凭今天理性的眼光去看古代对于太湖两山、水域的记载传说，显然不足以参透其中的奥秘。请试先从一个大家最为熟悉的唐传奇小说的故事开始，展示古典时代“太湖知识”中的宗教元素。
著名的唐传奇、李朝威所作《柳毅传》里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又经过后代“柳毅传书”的杂剧戏曲传播，俨然中国人神恋故事的代表。故事讲述了柳毅在前往长安赴考，在泾阳遇到一位女子，在冰天雪地的泾川边牧羊，对方是洞庭湖的龙宫三公主，婚后备受翁姑欺凌，放牧江边。柳毅为之返回家乡送信，结识龙宫洞庭君兄弟，救回公主。钱塘君由于错手杀了三公主的丈夫，决意撮合公主与柳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柳毅也得到成仙。李朝威在传奇结尾说道“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柳）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明确指出这则神话爱情的母题，出自“神仙道术”；所以不仅神仙如龙王龙女带有宗教色彩，连传奇中的泾川、洞庭等地名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二、《柳毅传》与《西游记》
前人研究柳毅传书，于洞庭下笔颇多，但笔者先在泾川、泾阳提上一笔。小说中的“泾川”自然就是关中“泾渭分明”中“水清”的那条泾河，泾阳县就是河北岸的县城。这座长安城边的小县城，竟然承载了中古不少神话故事。比如著名的《西游记》里开头第十回，魏徵梦斩龙王，并引得太宗李世民经历地府的一段惊险，就是出自长安城外的泾河之中。《柳毅传》中女主人公龙王“三公主”，原先“父母配嫁泾川次子”，据文意自然嫁的就是泾河龙王的二儿子。如果再有些考据癖的人会发现，柳毅传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仪凤中”（676-679）高宗年间，而《西游记》太宗梦斩泾河龙王的时间更是那回小说的文眼：崔判官取来生死簿“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一十三年”（639）。此二事相去已经非常接近。《西游记》中泾河龙王再一次出现，是借西海龙王之口：
龙王见了，魂飞魄散，慌忙跪下叩头道：“大圣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妹夫错行了风雨，刻减了雨数，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梦里斩了。舍妹无处安身，是小龙带他到此，恩养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无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恶孽，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都在那里作怪？”龙王道：“舍妹有九个儿子。那八个都是好的。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淮渎；第二个小骊龙，见住济渎；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渎；第四个赤髯龙，镇守河渎；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司钟；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官镇脊；第七个敬仲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第八个蜃龙，在大家兄处砥据太岳。此乃第九个鼍龙，因年幼无甚执事，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待成名，别迁调用，谁知他不遵吾旨，冲撞大圣也。”行者闻言笑道：“你妹妹有几个妹丈？”敖顺道：“只嫁得一个妹丈，乃泾河龙王。向年已此被斩，舍妹孀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这几个杂种？”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
最终西海龙王派了摩昂太子把泾河龙王的第九个儿子收拾了，小说也来到了四十四回，尽管还是没出贞观年间。（尽管历史上太宗驾崩于贞观二十三年，但《西游记》里崔判官硬是给太宗在地府续到三十三年。）
结合此二种故事看，唐代《柳毅传》中泾阳君，与明代《西游记》中那位被表哥拿下的“鼍龙”，在地望与结局上颇有相似之处，同出于泾河，同有犯事经过，同遭龙君惩罚，似可推断，泾河有个不安分的龙君的说法，恐怕是有某种背景故事存在；而那个故事背景里，应该就是出自某种佛道鬼神色彩的情节。
这种宗教色彩在《柳毅传》另一个重要地点“洞庭”上，则更为明显。此柳毅传书的“洞庭”之水，并非是如今的洞庭湖。据张伟然教授考证，因小说中许多地理位置关系的交代，《柳毅传》的“洞庭”不可能是湖广的云梦之泽，如“三公主”一开始说的“闻君将还吴，密迩洞庭”。江南吴地，很难接近今天的洞庭湖，所以那片“洞庭水”必是太湖（氏著《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柳毅传〉中的“洞庭”》）。如此，则小说中那位忠厚的“洞庭君”，深情的“三公主”，都是太湖里的河神，湖底有龙宫洞府，都是这个神话的背景知识了。连接这一仙凡空间转换的枢纽“柳毅井”，自然也必须在太湖边。太湖东山启园附近存在一口“柳毅井”，显然要比另一口、洞庭湖畔君山的柳井更符合传说，来得有根据。启园附近的“柳毅井”，至今也已有千余年历史，南宋《吴郡志》即已记载此井。明代东山大学士王鏊（1450-1524）于正德九年（1514年）手书“柳毅井”三字立石碑。乾嘉时的学者金友理说：“相传古迹，大半无徵。无徵者断之以理，如柳毅传书……皆理之所难信者也，旧志虽有，不敢录入。”（《太湖备考卷六·古迹》下按语）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受了“柳毅传”发生地在洞庭湖的影响，把太湖边之“柳毅井”反而当做了“假古董”所致。金友理这么一较真，反而没看出古典传说背后的历史性，又有些矫枉过正了。 三、“洞庭”里的道教知识
太湖里面有龙君龙女、人神了情的故事，显然已经是神话故事极为成熟的阶段。在唐人柳毅故事之前，关于太湖洞庭中有神仙居住的母题，一定早有流传；今天通行的洞庭龙女故事，是整个“太湖知识”演变到唐代的一次成功的量变。早在汉末魏晋时期道教兴盛之时，道流就认定太湖中之西山林屋洞，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九，也叫作“左神幽虚之天”。正因为太湖底下这个著名的洞府，“洞庭”这个称呼就被用来称呼太湖及林屋洞所在的太湖西山。道教典籍上这么解释“洞庭”二字的含义：“山腹中空谓之洞庭”。“洞庭”之于山川，就像人身上存在各个穴位，气血在其中同行，又看不见摸不着。这个词后来渐渐特指太湖中的东西二山，想必就是因为太湖与两山有特别的仙道之气吧。这个林屋洞下有三门，同会一穴，此洞穴有三个道教色彩浓重的名字“雨洞”“阳谷”“丙洞”，而洞里本有石室、石钟、金沙、龙盆等道家“洞天福地”的陈设（《太湖备考卷六·古迹》引《震泽编》），一如大家最为熟悉的《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里、猴子们发现的“石窝、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一般，都是仙家隐居洞府修行的“标配”。
道教经典上记载，这个林屋洞底下有多条门径，通向中国大地的多个方位，这在各种书中记载都不同。一说是四面通向王屋、峨眉、罗浮、岱岳，这个在乾隆时的金友理已经觉得不妥。金氏以为，太湖“东通王屋”，于地理似乎怎么说也说不通。（《太湖备考》卷六引《郡国志》）还有一说就是“北通琅琊东武县，西通长沙巴陵湖”。巴陵湖即是今日之洞庭湖。太湖、洞庭湖有通道，据说《山海经》里也有印证（《太湖备考》卷六引《娄地记》与《山海经》）。《柳毅传》中那位脾气火爆的“钱塘君”，片刻从太湖水府跑到泾阳，并口吞负心郎。神话里未提及钱塘君用的交通方式，然甚有可能应该是太湖底下的潜行之道。尽管泾阳这个传说中重要的道教地点，与太湖相通的直接记载似未找到，但是中国大地底下有包括太湖在内，多条仙道交错相通，这个是有道经可以证实的。如《玄中记》里说：“仙坛之灵枢，天后之便阙，林屋之隔沓，清虚之东窗，众洞相通，七途九便，四方交达。”除了林屋外其他洞府所指似乎不易坐实，但其地下能交通，则是为古人认可的。
还有一个与太湖下洞府与外交通的传说。春秋时吴王阖闾派“灵威丈人”入林屋洞，灵威丈人入洞后秉烛而行，走了七十多天没走到边就返回了。他从洞里带回了三卷《素书》，呈送给吴王，满朝没人看得懂，吴王就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那是“禹石函文”，大禹时代的文字。吴王阖闾又派人下洞勘察，过了二十天返回，手下报告已经与上次下洞景色不同，洞穴中高不见顶，四下里有人马经过的痕迹，而且还“上闻风涛声，又有异虫扰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鸟”，无法前行。那位第一次下洞的“灵威丈人”，是汉朝一位得道的修行者刘根，据说他成仙后浑身绿毛，所以大家叫他“毛公”。他得道的仙坛遗址，就在西山包山寺后面的“毛公坛”。唐人令狐楚曾记载“毛公道成罗浮山”，虽与《太湖备考》所引诸书有异，但考虑到罗浮与太湖相通这一条，此成道二说就都能说得通。如此，则这段吴王阖闾与孔子一节，似出于伪托，但其所据之传说却有其身后的道教背景。
太湖之林屋洞因其在道教上的特殊地位，唐宋时人的道教活动的记载和遗迹，现在还看得到。《太湖备考·古迹》“投龙潭”条记载，南宋嘉定朝初，太湖民众在湖中采水藻，意外发现吴越王当年所投的“金龙玉简”。简为银质，长九寸，上面篆书“太岁壬戌”，为宋建隆二年。《太湖备考》所引多种记载表明，这种向湖中投简的“投龙醮祭”盛唐崇道时就存在，而早在明代正统间，就有人在太湖边捡到过这类银简。今人研究道教史的学者已经指出，金龙、玉简是帝王道教投龙仪中的两种重要信物。“投龙仪”，又称“投简仪”“投龙简”，是在举行斋醮科仪、祈福禳灾之后，将满载祈者愿望的玉简，与金龙一起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金龙为驿骑，负载简文上达神灵（王宣艳《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帝王金龙玉简考释》）。这种道教投龙活动基本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早期流行于民间，一般认为到了李唐帝王崇道后，投龙活动始走入宫廷，并逐渐成为法定的国家祭祀行为。唐代帝王投龙的活动，多有记载，尤其以武则天、唐玄宗为最。这在实物资料中也有所反映，比如目前学界所知实物最早的帝王投简，就是武周则天皇帝，为求长生、削罪名投于中岳嵩山的金简。
太湖林屋洞中，曾发现过梁代的投龙玉简。近来也随着考古活动，又发掘出来过铭文详细的玉简，上有“嗣天子臣恒”，就是宋真宗赵恒。研究者考证出这篇玉简的年代是“天禧二年岁次戊午”（1018）。帝王举办这次投龙仪式的目的，“上为宗庙，下为群生，请福祈恩，消灾散咎。”而这个“上为宗庙”，具体指的就是投龙告天之前不久，真宗册立太子这件事。中古帝王家事自然就是国家大事，所以需要动用当日最为庄重的国家祭祀的行为。当日投龙之地，应不只太湖一地，道教经典中的洞天福地多数应该都会有相近的活动。这些近人对太湖的研究与发掘，似乎可补太湖百科全书《太湖备考》之阙。
四、《太湖备考》
说到《太湖备考》，确实称得上乾嘉以来太湖研究之集大成者。《太湖备考》，清乾隆年间太湖东山人金友理编纂，是部专述太湖的志书。作者在书中记述了当时太湖周围三州十县，即当时江苏苏州震泽、吴江、吴县、长洲，常州无锡、阳湖、宜兴、荆溪，浙江湖州长兴、乌程等县的沿湖水口、滨湖山丘，尤其以众多笔墨，落在他的家乡东山及湖中相望的西山之上。《太湖备考》内容，遍及湖中山泉港渎、村镇聚落、寺观祠庙、第宅园亭、坊表冢墓、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风物特产；复有守备历代太湖之职官衙署，并仓庾教场、兵防设置、重大战例、都图田赋、地名源流、考试选举、艺文书目、人物列女、灾异杂记。典章制度、名物掌故之外，书中还选录了历代歌咏太湖的词章诗文，显示作者雅好艺文的志趣。
作者金友理，字玉相，苏州吴县人，邑诸生，世居太湖东山，活动时间大致在乾隆年间，师事同邑理学吴曾。吴曾学术，所学虽主攻圣贤之言，但也十分重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关心水利。弟子金友理这部备考太湖之作，有出于乃师影响。比如《太湖备考》所附《湖程纪略》一卷，便是记录吴、金师徒及其友朋，共同走访太湖沿岸的科考日记，可见师徒皆非闭门书生之辈。金友理考察太湖源流水口、乡邦风物，上承明人蔡羽《太湖志》、王鏊《震泽编》、清初翁澍《具区志》等记录成果，遥奉明清以来顾炎武、顾祖禹所逐渐建立的经世考订之学，藉个人亲身走访之功，而终成备考之巨著，详考太湖本末之外，亦略可以窥见乾嘉时学风之转型；备考一书，也为后世同光时史地考订、水利之学开了先声。
《太湖备考》有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金氏家刻本，后经太平天国之乱，全本有所散失，旧版亦湮没不彰。直至二十世纪初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邑人重新搜罗汇集成全帙。同年，吴县人郑言绍续刊《太湖备考续编》，大体延续金友理所立之体，于乾嘉后太湖诸务，补缀一二，以续正编。郑氏为光绪六年进士，曾为浙江候补知府。致仕回乡，居于东山，遂效乡贤编辑文献以传世。然四卷续编文字之中，两卷简略的典章名物之外，有多达一半的篇幅录入《列女》之传，遍采守贞、节孝之行。可见续编于文献采撷方面，逊于正编。然续编毕竟有补于正编年代之后，今人整理者遂一并收入其后。
近日水利水电出版社即将出版之整理本《太湖备考》，正编所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二五册）影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五年艺兰圃刻本；《太湖备考续编》据国家图书馆藏郑刻本为底本。然编辑时，却将其中看似与太湖水情无关之正编祠庙、寺观、古迹、风俗、杂记诸篇，悉数删去，留下的主要为乾嘉、同光以来对太湖的各项数据记载，此举殊为可惜。殊不知被今人看重之客观的数据、采样的研究，仅为中古近世学人众多“知识体系”中的一门，而其余如佛道、鬼神的信仰知识，可能才是当日人安生立命之学。若强求古人以“科学”，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在理性声音离我们不那么近的古代岁月里，所谓“知识”，其本身与信仰世界是有紧密联系的。换句通俗的话说，古人的“知识世界”往往是建立在一些艰深而又灵验的信仰体系之上。同时，信仰生活常常也需要建立在被认为是先进的知识体系之内，才得以广泛传播。文献学上一些被归为释道筮卜小说类的书籍，在今日看来可能其内容的宗教成分大于理性成分，如《山海经》《真诰》之类，甚或有些像是无稽之谈的内容，但当日那可能是先进的知识体系。同时，我们如今能看到的许多古人朴素的、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本身也有可能是建立在对某种信仰生活的反馈，一如被视为“朴素唯物论”的王充所作《论衡》，其实可能就是某种对抗西汉风行的五行谶纬思想的产物，反映的是作者另一种温和的儒教、鬼神观而已。
还有我们最为熟悉的古代的天文历法之学，也是典型一例。古人的历法的设定，曾长期使中原大地的农耕文明获益匪浅，但属于当时最先进最精微的“天文”之学，原本的服务对象是帝王贵族，参与到天地信仰的崇拜与祭祀当中。这种天文测量的知识，时而还会因为信仰的迁延，与政治思想发生关系，甚至转化为政治宣传工具。中古武则天利用印度传来的天文学敷衍“洛阳中心”论，而证明自己都洛阳的合法合理性，就是古代“知识”受制于信仰生活的显著一例（可参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
关于今天的话题，我们所熟悉的太湖，也有这一层“知识”之于信仰的维度。古人的“知识”当中，是把太湖当做信仰中某种“神圣空间”来对待的；比如太湖底下能够四通八达，太湖里居住着各种神明，太湖里有个修仙的仙岛等等。因为时间的推移及各种次生传闻的层累，这些源生于早期道教信仰的“太湖”知识逐渐模糊。加上近代百年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潮，这片汪洋的东南水泽，逐渐蜕变成为一个只存在“太湖流域”“淡水湖”等纯地理的概念。但今天重新看待太湖“知识”依然有其意义。因为仅凭今天理性的眼光去看古代对于太湖两山、水域的记载传说，显然不足以参透其中的奥秘。请试先从一个大家最为熟悉的唐传奇小说的故事开始，展示古典时代“太湖知识”中的宗教元素。
著名的唐传奇、李朝威所作《柳毅传》里的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又经过后代“柳毅传书”的杂剧戏曲传播，俨然中国人神恋故事的代表。故事讲述了柳毅在前往长安赴考，在泾阳遇到一位女子，在冰天雪地的泾川边牧羊，对方是洞庭湖的龙宫三公主，婚后备受翁姑欺凌，放牧江边。柳毅为之返回家乡送信，结识龙宫洞庭君兄弟，救回公主。钱塘君由于错手杀了三公主的丈夫，决意撮合公主与柳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柳毅也得到成仙。李朝威在传奇结尾说道“洎开元中，上方属意于神仙之事，精索道术。（柳）毅不得安，遂相与归洞庭”，明确指出这则神话爱情的母题，出自“神仙道术”；所以不仅神仙如龙王龙女带有宗教色彩，连传奇中的泾川、洞庭等地名恐怕也脱不了干系。
二、《柳毅传》与《西游记》
前人研究柳毅传书，于洞庭下笔颇多，但笔者先在泾川、泾阳提上一笔。小说中的“泾川”自然就是关中“泾渭分明”中“水清”的那条泾河，泾阳县就是河北岸的县城。这座长安城边的小县城，竟然承载了中古不少神话故事。比如著名的《西游记》里开头第十回，魏徵梦斩龙王，并引得太宗李世民经历地府的一段惊险，就是出自长安城外的泾河之中。《柳毅传》中女主人公龙王“三公主”，原先“父母配嫁泾川次子”，据文意自然嫁的就是泾河龙王的二儿子。如果再有些考据癖的人会发现，柳毅传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仪凤中”（676-679）高宗年间，而《西游记》太宗梦斩泾河龙王的时间更是那回小说的文眼：崔判官取来生死簿“只见南赡部洲大唐太宗皇帝注定贞观一十三年”（639）。此二事相去已经非常接近。《西游记》中泾河龙王再一次出现，是借西海龙王之口：
龙王见了，魂飞魄散，慌忙跪下叩头道：“大圣恕罪！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因妹夫错行了风雨，刻减了雨数，被天曹降旨，着人曹官魏徵丞相梦里斩了。舍妹无处安身，是小龙带他到此，恩养成人。前年不幸，舍妹疾故，惟他无方居住，我着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不期他作此恶孽，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行者道：“你令妹共有几个贤郎？都在那里作怪？”龙王道：“舍妹有九个儿子。那八个都是好的。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淮渎；第二个小骊龙，见住济渎；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渎；第四个赤髯龙，镇守河渎；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司钟；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官镇脊；第七个敬仲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第八个蜃龙，在大家兄处砥据太岳。此乃第九个鼍龙，因年幼无甚执事，自旧年才着他居黑水河养性，待成名，别迁调用，谁知他不遵吾旨，冲撞大圣也。”行者闻言笑道：“你妹妹有几个妹丈？”敖顺道：“只嫁得一个妹丈，乃泾河龙王。向年已此被斩，舍妹孀居于此，前年疾故了。”行者道：“一夫一妻，如何生这几个杂种？”敖顺道：“此正谓‘龙生九种，九种各别’。”
最终西海龙王派了摩昂太子把泾河龙王的第九个儿子收拾了，小说也来到了四十四回，尽管还是没出贞观年间。（尽管历史上太宗驾崩于贞观二十三年，但《西游记》里崔判官硬是给太宗在地府续到三十三年。）
结合此二种故事看，唐代《柳毅传》中泾阳君，与明代《西游记》中那位被表哥拿下的“鼍龙”，在地望与结局上颇有相似之处，同出于泾河，同有犯事经过，同遭龙君惩罚，似可推断，泾河有个不安分的龙君的说法，恐怕是有某种背景故事存在；而那个故事背景里，应该就是出自某种佛道鬼神色彩的情节。
这种宗教色彩在《柳毅传》另一个重要地点“洞庭”上，则更为明显。此柳毅传书的“洞庭”之水，并非是如今的洞庭湖。据张伟然教授考证，因小说中许多地理位置关系的交代，《柳毅传》的“洞庭”不可能是湖广的云梦之泽，如“三公主”一开始说的“闻君将还吴，密迩洞庭”。江南吴地，很难接近今天的洞庭湖，所以那片“洞庭水”必是太湖（氏著《地名与文学作品的空间逻辑·〈柳毅传〉中的“洞庭”》）。如此，则小说中那位忠厚的“洞庭君”，深情的“三公主”，都是太湖里的河神，湖底有龙宫洞府，都是这个神话的背景知识了。连接这一仙凡空间转换的枢纽“柳毅井”，自然也必须在太湖边。太湖东山启园附近存在一口“柳毅井”，显然要比另一口、洞庭湖畔君山的柳井更符合传说，来得有根据。启园附近的“柳毅井”，至今也已有千余年历史，南宋《吴郡志》即已记载此井。明代东山大学士王鏊（1450-1524）于正德九年（1514年）手书“柳毅井”三字立石碑。乾嘉时的学者金友理说：“相传古迹，大半无徵。无徵者断之以理，如柳毅传书……皆理之所难信者也，旧志虽有，不敢录入。”（《太湖备考卷六·古迹》下按语）这种说法其实就是受了“柳毅传”发生地在洞庭湖的影响，把太湖边之“柳毅井”反而当做了“假古董”所致。金友理这么一较真，反而没看出古典传说背后的历史性，又有些矫枉过正了。 三、“洞庭”里的道教知识
太湖里面有龙君龙女、人神了情的故事，显然已经是神话故事极为成熟的阶段。在唐人柳毅故事之前，关于太湖洞庭中有神仙居住的母题，一定早有流传；今天通行的洞庭龙女故事，是整个“太湖知识”演变到唐代的一次成功的量变。早在汉末魏晋时期道教兴盛之时，道流就认定太湖中之西山林屋洞，为道教十大洞天之九，也叫作“左神幽虚之天”。正因为太湖底下这个著名的洞府，“洞庭”这个称呼就被用来称呼太湖及林屋洞所在的太湖西山。道教典籍上这么解释“洞庭”二字的含义：“山腹中空谓之洞庭”。“洞庭”之于山川，就像人身上存在各个穴位，气血在其中同行，又看不见摸不着。这个词后来渐渐特指太湖中的东西二山，想必就是因为太湖与两山有特别的仙道之气吧。这个林屋洞下有三门，同会一穴，此洞穴有三个道教色彩浓重的名字“雨洞”“阳谷”“丙洞”，而洞里本有石室、石钟、金沙、龙盆等道家“洞天福地”的陈设（《太湖备考卷六·古迹》引《震泽编》），一如大家最为熟悉的《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里、猴子们发现的“石窝、石灶、石碗、石盆、石床、石凳”一般，都是仙家隐居洞府修行的“标配”。
道教经典上记载，这个林屋洞底下有多条门径，通向中国大地的多个方位，这在各种书中记载都不同。一说是四面通向王屋、峨眉、罗浮、岱岳，这个在乾隆时的金友理已经觉得不妥。金氏以为，太湖“东通王屋”，于地理似乎怎么说也说不通。（《太湖备考》卷六引《郡国志》）还有一说就是“北通琅琊东武县，西通长沙巴陵湖”。巴陵湖即是今日之洞庭湖。太湖、洞庭湖有通道，据说《山海经》里也有印证（《太湖备考》卷六引《娄地记》与《山海经》）。《柳毅传》中那位脾气火爆的“钱塘君”，片刻从太湖水府跑到泾阳，并口吞负心郎。神话里未提及钱塘君用的交通方式，然甚有可能应该是太湖底下的潜行之道。尽管泾阳这个传说中重要的道教地点，与太湖相通的直接记载似未找到，但是中国大地底下有包括太湖在内，多条仙道交错相通，这个是有道经可以证实的。如《玄中记》里说：“仙坛之灵枢，天后之便阙，林屋之隔沓，清虚之东窗，众洞相通，七途九便，四方交达。”除了林屋外其他洞府所指似乎不易坐实，但其地下能交通，则是为古人认可的。
还有一个与太湖下洞府与外交通的传说。春秋时吴王阖闾派“灵威丈人”入林屋洞，灵威丈人入洞后秉烛而行，走了七十多天没走到边就返回了。他从洞里带回了三卷《素书》，呈送给吴王，满朝没人看得懂，吴王就派人去问孔子，孔子说那是“禹石函文”，大禹时代的文字。吴王阖闾又派人下洞勘察，过了二十天返回，手下报告已经与上次下洞景色不同，洞穴中高不见顶，四下里有人马经过的痕迹，而且还“上闻风涛声，又有异虫扰人扑火，石燕蝙蝠大如鸟”，无法前行。那位第一次下洞的“灵威丈人”，是汉朝一位得道的修行者刘根，据说他成仙后浑身绿毛，所以大家叫他“毛公”。他得道的仙坛遗址，就在西山包山寺后面的“毛公坛”。唐人令狐楚曾记载“毛公道成罗浮山”，虽与《太湖备考》所引诸书有异，但考虑到罗浮与太湖相通这一条，此成道二说就都能说得通。如此，则这段吴王阖闾与孔子一节，似出于伪托，但其所据之传说却有其身后的道教背景。
太湖之林屋洞因其在道教上的特殊地位，唐宋时人的道教活动的记载和遗迹，现在还看得到。《太湖备考·古迹》“投龙潭”条记载，南宋嘉定朝初，太湖民众在湖中采水藻，意外发现吴越王当年所投的“金龙玉简”。简为银质，长九寸，上面篆书“太岁壬戌”，为宋建隆二年。《太湖备考》所引多种记载表明，这种向湖中投简的“投龙醮祭”盛唐崇道时就存在，而早在明代正统间，就有人在太湖边捡到过这类银简。今人研究道教史的学者已经指出，金龙、玉简是帝王道教投龙仪中的两种重要信物。“投龙仪”，又称“投简仪”“投龙简”，是在举行斋醮科仪、祈福禳灾之后，将满载祈者愿望的玉简，与金龙一起投入名山大川、岳渎水府，金龙为驿骑，负载简文上达神灵（王宣艳《浙江省博物馆藏北宋帝王金龙玉简考释》）。这种道教投龙活动基本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早期流行于民间，一般认为到了李唐帝王崇道后，投龙活动始走入宫廷，并逐渐成为法定的国家祭祀行为。唐代帝王投龙的活动，多有记载，尤其以武则天、唐玄宗为最。这在实物资料中也有所反映，比如目前学界所知实物最早的帝王投简，就是武周则天皇帝，为求长生、削罪名投于中岳嵩山的金简。
太湖林屋洞中，曾发现过梁代的投龙玉简。近来也随着考古活动，又发掘出来过铭文详细的玉简，上有“嗣天子臣恒”，就是宋真宗赵恒。研究者考证出这篇玉简的年代是“天禧二年岁次戊午”（1018）。帝王举办这次投龙仪式的目的，“上为宗庙，下为群生，请福祈恩，消灾散咎。”而这个“上为宗庙”，具体指的就是投龙告天之前不久，真宗册立太子这件事。中古帝王家事自然就是国家大事，所以需要动用当日最为庄重的国家祭祀的行为。当日投龙之地，应不只太湖一地，道教经典中的洞天福地多数应该都会有相近的活动。这些近人对太湖的研究与发掘，似乎可补太湖百科全书《太湖备考》之阙。
四、《太湖备考》
说到《太湖备考》，确实称得上乾嘉以来太湖研究之集大成者。《太湖备考》，清乾隆年间太湖东山人金友理编纂，是部专述太湖的志书。作者在书中记述了当时太湖周围三州十县，即当时江苏苏州震泽、吴江、吴县、长洲，常州无锡、阳湖、宜兴、荆溪，浙江湖州长兴、乌程等县的沿湖水口、滨湖山丘，尤其以众多笔墨，落在他的家乡东山及湖中相望的西山之上。《太湖备考》内容，遍及湖中山泉港渎、村镇聚落、寺观祠庙、第宅园亭、坊表冢墓、名胜古迹、风土人情、风物特产；复有守备历代太湖之职官衙署，并仓庾教场、兵防设置、重大战例、都图田赋、地名源流、考试选举、艺文书目、人物列女、灾异杂记。典章制度、名物掌故之外，书中还选录了历代歌咏太湖的词章诗文，显示作者雅好艺文的志趣。
作者金友理，字玉相，苏州吴县人，邑诸生，世居太湖东山，活动时间大致在乾隆年间，师事同邑理学吴曾。吴曾学术，所学虽主攻圣贤之言，但也十分重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关心水利。弟子金友理这部备考太湖之作，有出于乃师影响。比如《太湖备考》所附《湖程纪略》一卷，便是记录吴、金师徒及其友朋，共同走访太湖沿岸的科考日记，可见师徒皆非闭门书生之辈。金友理考察太湖源流水口、乡邦风物，上承明人蔡羽《太湖志》、王鏊《震泽编》、清初翁澍《具区志》等记录成果，遥奉明清以来顾炎武、顾祖禹所逐渐建立的经世考订之学，藉个人亲身走访之功，而终成备考之巨著，详考太湖本末之外，亦略可以窥见乾嘉时学风之转型；备考一书，也为后世同光时史地考订、水利之学开了先声。
《太湖备考》有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金氏家刻本，后经太平天国之乱，全本有所散失，旧版亦湮没不彰。直至二十世纪初之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邑人重新搜罗汇集成全帙。同年，吴县人郑言绍续刊《太湖备考续编》，大体延续金友理所立之体，于乾嘉后太湖诸务，补缀一二，以续正编。郑氏为光绪六年进士，曾为浙江候补知府。致仕回乡，居于东山，遂效乡贤编辑文献以传世。然四卷续编文字之中，两卷简略的典章名物之外，有多达一半的篇幅录入《列女》之传，遍采守贞、节孝之行。可见续编于文献采撷方面，逊于正编。然续编毕竟有补于正编年代之后，今人整理者遂一并收入其后。
近日水利水电出版社即将出版之整理本《太湖备考》，正编所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二二五册）影印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五年艺兰圃刻本；《太湖备考续编》据国家图书馆藏郑刻本为底本。然编辑时，却将其中看似与太湖水情无关之正编祠庙、寺观、古迹、风俗、杂记诸篇，悉数删去，留下的主要为乾嘉、同光以来对太湖的各项数据记载，此举殊为可惜。殊不知被今人看重之客观的数据、采样的研究，仅为中古近世学人众多“知识体系”中的一门，而其余如佛道、鬼神的信仰知识，可能才是当日人安生立命之学。若强求古人以“科学”，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