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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说《红岩》的叙事结构镌刻着革命意识形态的烙印，但它的叙事不完全是人性的缺失，小说对特定战争历史条件下的人进行了不自主的人性探索。在小说《红岩》中，革命者、叛徒、反动派在日常生活状态中，皆拥有普通人的情感，而在暴力冲突状态中，面对生与死的考量，却因为不同的阶级属性，呈现出异化的人性特征和阶级品格，具体化为人格的崇高和卑劣。美与丑的生命价值观考量体现出小说《红岩》在生命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审美风貌。
[关键词] 阶级夹缝 人性 生命价值观
对比新时期文学史，80年代后期有人写革命者的人性常态，如《离离原上草》、《石门夜话》等，这些作品往往通过最日常最卑琐的怪事，以描写人性变异的状态，展示革命者的人性常态。在革命意识形态下，小说《红岩》则描写了革命者人性常态温暖光明的侧面，展现出革命者崇高的阶级品格。在革命叛徒的叙述策略上，小说拿革命信仰与普通情爱在人性天秤上的游离为线索，塑造了甫志高这一叛徒形象，形成了小说的完整叙事；除此之外，《红岩》中的国民党特务集体皆有着一副狰狞罪恶的嘴脸，小说极尽可能地展示了国民党集团无耻残忍的人性特征，以此描摹了对立阶级低下卑劣的人性状态。由此创作主体在生命价值维度的美丑选择也显而易见。
一、日常生活状态：革命者、叛徒及反动派的普通人性
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小说的人物并不单纯的只是它所代表的阶级身份或信仰的机械的符号，《红岩》塑造了同样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情感的角色形象。例如江姐，应革命战争的要求，江姐转战华蓥山进行革命领导工作，在去华蓥山的路上，无意中远远看到了这一幕，城楼上悬挂着被斩首示众的革命者同志的头颅，为着同一信念和同一目标而战斗的战友牺牲了，江姐一惊，出于对阶级战友的深情厚意，更使江姐加深了复仇的信念。这复仇的信念是以阶级为界限的，但也包含着对生命丧失的惋惜，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江姐决意不能就这样走开，要纪念牺牲的战友，了解牺牲者的具体信息：
江姐挤过了几个人，靠近布告，她的目光，突然被第一行的姓名吸引住，一动不动地死盯在那意外的名字上。
是眼神晕眩?还是自己过于激动?布告上怎么会出现他的名字?她觉得眼前金星飞溅，布告也在浮动。江姐伸手擦去额上混着雨水的冷汗，再仔细看看，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使她周身冰冷的字迹：
华签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
江姐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
江姐看到至爱的人——自己丈夫的人头悬挂在城楼上，立时头晕目眩、眼前金星飞溅、热泪盈眶、胸口梗塞……这些类似条件反射般的基本身体反应远远超出了看到阶级战友牺牲时的悲痛，这已经不是仅仅“吃了一惊”、“低沉叹息”、“愤慨不平”的普通感受，这种痛失挚爱的悲痛已不可形容，只有通过江姐的强烈的身体感觉才能感知到她内心不可抑制的裂肺之痛。
而此时的江姐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放任情感的宣泄随时会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即使她压抑不住自己的身体反应，但理智要求她必须克制呼之欲出的感情。最终她“向前凝视的目光，终于代替了未曾涌流的泪水”，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她正全力控制着满怀悲愤。“江姐的脚步愈走愈急，行李在她手上仿佛失去了重量;提着箱子伴随她的华为，渐渐地跟不上了……”悲痛得不到缓解和宣泄，理性力量与失去丈夫的伤痛交织在一起，使爱好整洁的江姐此时已没办法理会道路泥泞，溅脏鞋袜，此时急速行走便成了一种宣泄悲痛情感的方式。此时，她对阶级战友的关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这类阶级情感都不可与对丈夫的爱整齐划一。
即使革命的使命感唤醒了江姐的理性，然而理性也并不能化解江姐因为悲痛而引起的最直接的身体感觉。可见革命阶级的英雄人物不仅有崇高的信仰，还有真挚的私人感情。江姐是一个为革命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的革命战士，但是她并不是一个无悲无喜的革命苦行僧。
李杨说，在阶级社会里，战友、同志关系才是最亲密、最纯粹、最深刻、最彻底的关系，这种崇高的精神关系超越其他所有的自然关系。然而，总是从容优雅的江姐在看到战友牺牲后，痛苦是心理的，而能将痛苦上升为不自觉的身体反应，并永世难忘，唯有是失去挚爱丈夫的痛苦。否则，小说在描写江姐初时看到战友牺牲的场景时，就应描写江姐表现出此种强烈的痛苦反应。虽然小说在创作时考虑了戏剧冲突的因素，但在革命话语中一再强调阶级感情超越一切感情的前提下，这种情节安排无疑小小地冲破了这种束缚，展现了革命者亦拥有普通人的人性常态。同时在对个人情感的放任与克制进行思考和选择时，小说人物仍回归到了崇高叙事中，江姐轻轻吐出心坎里的声音:“我怎能流着眼泪革命?”革命意识形态所指向的革命崇高最终战胜了由身体发肤所产生的感觉，作品将革命者的人性常态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借用英雄的革命者光明温暖的人性，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阶级品格的高大与崇高。
在小说中，叛徒形象甫志高因为流于对普通人性温暖的眷恋，最终变节革命。即使在当代社会，一个过于眷恋家庭温暖的人往往也会被扣上“不思进取”的帽子，结合小说的成书背景，在特定的阶级斗争历史语境中，一个革命者如若过于沉湎于暧昧安逸的温柔乡，其变节叛变也并不牵强。
在小说开篇，作者就用一定分量的笔墨描写了甫志高的生活环境：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严寒，整个房间暖融融的。”
甫志高的生活情趣带有浓厚的小资色彩，他对家庭生活细节极为讲究。甫志高是一名地下党员，大川银行的工作是革命掩护的需要，也是他维持个人生活的一种途径。他既可以拥有高尚的信仰，又不必因为革命而颠沛流离地生活。而甫志高却渐渐喜欢上了这份职业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就在于可以拥有安逸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所以当甫志高暴露，组织要求他离开时，他对于组织命令产生了动摇：
多少年来，好容易得到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如果离开银行，用来掩护身分的生活和享受全都完了，至少短期内是难以恢复了。一想到这里，甫志高不能不怀念妻子了，也许，她此刻正料靠在床边，等待着他的归来?
爱情从来就不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另类话语，但是当爱情的存在不以革命事业为核心的时候，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在革命斗争中就显得不可靠了。甫志高买了妻子最爱吃的麻辣牛肉，急切地想回到正在等待自己的妻子身边……
个人生活的安逸和个人情感的富足已日渐成为甫志高生命的核心，所以当斗争需要他做出抉择时，革命信念只得让位于对爱人的思念，对甫志高而言，所谓崇高的革命信念在温暖安逸的生活面前实在无影无形，革命意志力终究抵挡不不住私人情感的侵蚀。
《光明日报》评论文章曾这样写道:“对这个叛徒作者只是通过几个生活场景和一二个细节描写，就把他那卑鄙肮脏、低级丑恶的精神世界显示出来。咖啡馆内自斟自酌，深刻地揭示了他精神上的空虚与恐惧;到‘老四川’牛肉摊上买一包麻辣牛肉，送给妻子的举动，一下就把他灵魂深处肮脏不堪的东西全都抖落出来了。”
笔者认为，“咖啡馆内自斟自酌”和“给妻子买一包麻辣牛肉的举动”只是小说对日常生活状态的人性常态不自觉的探索，而“高尚”与“肮脏”之类，则交付于小说的叙事基调和历史文化语境了。
小说《红岩》曾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徐鹏飞与严醉之间的明争暗斗，徐鹏飞自视在资历和名望上不如严醉，他嫉妒严醉的侦查才能，在军统内部职位的高低变成了他判断自己与严醉争斗胜利与否的标准。上级任命徐鹏飞为侦防处处长，严醉为他的副手时，徐鹏飞十分得意，但他异常不满严醉横蛮及拒不合作的态度，他的心腹沈养斋无意从严醉处探知到，严醉已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并打算放长线钓大鱼，一举捣毁中共地下组织，然而徐鹏飞求功心切，通过卑鄙的手段抢先一步破坏了中共地下组织，但他没能从根源上捕捉到中共地下组织的行动轨迹，并因为革命者牙关紧咬的意志，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种类似于官场内勾心斗角的工作手段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徐鹏飞因为嫉妒心理而做出的行为反应影射出徐鹏飞阴险卑鄙的人性嘴脸。
“嫉妒”是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是人性的丑陋面，莎士比亚说："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小说《红岩》在对阶级对立面人物的塑造中，对“嫉妒”这一情愫探索颇多，是对国民党特务的人性描摹。
二、不同阶级的暴力冲突状态：阶级身份下的人性异化
暴力叙事在革命文学叙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革命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也将作品的暴力叙事成分发挥到了极致，这些作品通过展示个人在生死边缘的困境中所做的反应，剖析暴力冲突状态下的个体人性状态，而在这其中，肉体受刑是各类文艺作品最惯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肉体酷刑是文艺作品对革命者意志顽强、信仰坚定等神性写意的常用手段，也是丑化阶级敌人、引起戏剧冲突的有力武器。如莫言小说《檀香刑》里面剥人皮的情节，电影《风声》中对刑具和受刑场面赤裸裸的展示，还有电影《鬼子来了》、《亮剑》等对于受刑场面刻画的热衷。
小说《红岩》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描写监狱斗争，大幅情节里面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暴力冲突状态中，小说里，阶级身份的差异是《红岩》表现人性异化的根据。
《红岩》的主要英雄人物许云峰与江姐能够成为革命者队伍的核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党内职务，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保全战友，在最为残酷的身体摧残后依然不屈不挠，不吐露半个字，这是一种正面的人性光辉。
许云峰刚刚进入渣滓洞时，“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时，已经是奄奄一息，才过了短短的几天，谁能想到他竟挺身站起，哪怕拖着满身刑具，哪怕将面临更残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脓血的踝骨，那充溢着胜利信心的脚步，正带着对敌人的极度轻蔑，迎着初升的红日，从容不迫地在魔窟中顽强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慰问着战友们的关切；并且用钢铁的声音磨砺着他自己的，和每一个人的顽强斗争的意志。”[1]
江姐被毒刑拷打，钉竹签子；成岗忍受敌特的药物麻醉，与敌人进行精神抗争。这些革命者的身体是完全靠信仰的力量来支撑的,信仰左右着个体面对肉体酷刑时的身体表现。可以说,肉体越受到敌人暴力的虐待,革命者的灵魂和精神信仰越能得到彰显。不论牺牲或者活着，革命者都是为了革命胜利，为了更多人生活的更美好。小说用酷刑关照主体形象的人性特征，革命者用自己的身体毁灭来成全组织同志的安全，成全多数人的美好，这是一种超越生理维度的人性反观，是对革命者形象人性崇高最大限度的支撑。
而在敌特的威逼面前，叛徒甫志高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背叛革命投敌，并出卖组织，人格软弱卑琐。
在介绍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时，小说写到：“若干年来,他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不，有这样一种嗜血的生物，它们把人血当作滋养，把杀人当做终身职业。”小说出场就对徐鹏飞及其领导的特务组织用了这样恶劣的修辞，暴虐、摧残生命都与人性恶劣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刑逼误捉的老百姓招供，并冠以其罪名将其杀害；渣滓洞中共产党员受到特务非人的待遇，断水、半夜提人审讯、不给予伤员医务治疗。小萝卜头还是个无辜的天真可爱的孩子，在轮番监禁之后，残忍的敌特亦将其与其他革命人士一起秘密杀害；阴险的特务将国民党将领黄以声将军骗到梅园小桥，趁黄将军不备背后发枪，将其秘密杀害；渣滓洞白公馆中的有美式四十八套刑罚，老虎凳、钉竹签子，“神仙，我也叫他脱三层皮！骷髅，也得张嘴老实招供！”小说描写国民党集团如丧尽天良般对革命者进行身体摧残，妄图在精神上瓦解共产党人的意志。特务们为了从革命者嘴里得到情报，假枪毙、假释放，软硬兼施。
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在刑讯时，面对意志顽强的革命者往往感到被动和狼狈，长期处于这种失败的情绪中，难免对党国命运感到恐惧和绝望。而身处绝望深渊中的特务们为了掩盖自身的空虚和恐惧，更加变本加厉地对革命者施以酷刑，用这种摧残革命者身体的生理快感来弥补自身的焦躁和不安。
敌特决定秘密处决许云峰之前，徐鹏飞去地窖会见许云峰。
“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端详着许云峰满怀信心的脸。“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
意识到个人政治宿命的徐鹏飞此时暴露出卑劣的人性特征，似乎单单杀害革命者、剥夺革命者的生命已不能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必须粉碎革命者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念，并让革命者感到痛苦才能证明其自身的成功。这无不展示了国民党特务阶级近乎于变态的人性扭曲状态。
三、生命价值维度的美丑选择
在革命意识形态下，阶级性与人性是相悖和对立的，应意识形态叙事的要求，写作主体认为阶级性高于人性，并且按照革命即将胜利的时代特征来确定敌我双方的阶级性特征，同时也展现出创作主体的生命价值观。这时，阶级性具体化就是人格。
由于阶级立场的对立，人失去了人性上的共通性。单从《红岩》的人物形象描写来看，革命者往往仪表端庄正派，这与革命者人性的崇高相契合。透过成瑶的眼睛看江姐：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写许云峰：身材瘦长，面容清癯，额角上嵌着几条明显的皱纹，深沉的眼神里，充满热情和毅力。明亮深远的目光,充满了洞察一切的力量。写成岗：肩宽，方脸，丰满开阔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正直的眼睛。他是中等身材，穿一件黄皮茄克,蓝哔叽灯笼裤套在黑亮的半统皮靴里。领口围着紫红色围巾，衬托出脸上经常流露的深思的神情。而敌特仅在外型上就被作者丑化了，他们的名字或绰号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毒蜘蛛”、“猫头鹰”、“猩猩”皆表现出一种兽性，叛徒甫志高头发油的发亮；徐鹏飞有着毫无表情的双眼，肥肥的下巴，肥大无力的身体；毛人凤身材矮胖，身边时常带着艳丽的水蛇一般的女记者；严醉脸上布满麻子。笔者观察，近年来很多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中，国民党集团的敌特形象无不是面目狰狞，心狠手辣，说话咬牙切齿以致口齿不清，如国内一线男演员陈宝国在中央一套大型电视连续剧《红岩》中饰演徐鹏飞，说话嘴巴歪斜，且口齿不清，极力表现角色恶狠狠的特征。小说《红岩》及《红岩》的子母本现象都刻意勾画了崇高无畏的革命者形象和丑陋罪恶的敌特形象，仅从外形描述也可以看出小说对于不同阶级人格的判定：革命者人格崇高，叛徒人格软弱卑琐、敌人人格已经处于人性扭曲状态。至此，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的距离在小说《红岩》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拉伸。
虽然小说《红岩》基于意识形态叙事的要求，对人性探索的展示在整个文本中显示着稍嫌薄弱的生命力，但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不同阶级的人性常态也在阶级夹缝中得以展现，革命者的坚韧、毅力与敌人的狡诈、残忍都以极端和绝对的修辞得到了表达。这也反映到创作主体的生命价值观上，创作主体常将革命者放在两种政治力量和两种精神力量相互较量的格局中，英雄人物的意志和信仰辐射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革命者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中依然坚定、从容，牺牲自己，成全更多人美好的生活，是美的生命；叛徒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丑的生命；反面角色狡诈、残忍、虚张声势，实则恐惧、绝望，他活着就会让别人美好的东西毁灭，是恶的生命。基于创作主体的这样生命价值观，小说在叙事中，将各阶级的阶级品格和人性都做出了鲜明的对比，且有层次地推向“极致”的描述，美和丑的生命价值观考量展示出小说《红岩》在生命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审美风貌。
注释
[1]《红岩》第218页，2000年7月北京第3版，2010年5月河北第94次印刷
参考文献
[1]李扬,《50一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作曲，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65年2月北京第一版
[3]王维玲:《话说红岩》，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版。
[4]《<红岩>的写作和特色》，王维玲《光明日报》，1962年3月27日
[5] 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创作策略》程光炜，《南方文坛》，2002年第三期
[5]《红岩》，2000年7月北京第3版，2010年5月河北第94次印刷
作者简介
赵京飞，女，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学系学生。
[关键词] 阶级夹缝 人性 生命价值观
对比新时期文学史，80年代后期有人写革命者的人性常态，如《离离原上草》、《石门夜话》等，这些作品往往通过最日常最卑琐的怪事，以描写人性变异的状态，展示革命者的人性常态。在革命意识形态下，小说《红岩》则描写了革命者人性常态温暖光明的侧面，展现出革命者崇高的阶级品格。在革命叛徒的叙述策略上，小说拿革命信仰与普通情爱在人性天秤上的游离为线索，塑造了甫志高这一叛徒形象，形成了小说的完整叙事；除此之外，《红岩》中的国民党特务集体皆有着一副狰狞罪恶的嘴脸，小说极尽可能地展示了国民党集团无耻残忍的人性特征，以此描摹了对立阶级低下卑劣的人性状态。由此创作主体在生命价值维度的美丑选择也显而易见。
一、日常生活状态：革命者、叛徒及反动派的普通人性
在人物形象设计上，小说的人物并不单纯的只是它所代表的阶级身份或信仰的机械的符号，《红岩》塑造了同样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情感的角色形象。例如江姐，应革命战争的要求，江姐转战华蓥山进行革命领导工作，在去华蓥山的路上，无意中远远看到了这一幕，城楼上悬挂着被斩首示众的革命者同志的头颅，为着同一信念和同一目标而战斗的战友牺牲了，江姐一惊，出于对阶级战友的深情厚意，更使江姐加深了复仇的信念。这复仇的信念是以阶级为界限的，但也包含着对生命丧失的惋惜，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江姐决意不能就这样走开，要纪念牺牲的战友，了解牺牲者的具体信息：
江姐挤过了几个人，靠近布告，她的目光，突然被第一行的姓名吸引住，一动不动地死盯在那意外的名字上。
是眼神晕眩?还是自己过于激动?布告上怎么会出现他的名字?她觉得眼前金星飞溅，布告也在浮动。江姐伸手擦去额上混着雨水的冷汗，再仔细看看，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使她周身冰冷的字迹：
华签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
江姐热泪盈眶，胸口梗塞，不敢也不愿再看。她禁不住要哭出声。一阵又一阵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
江姐看到至爱的人——自己丈夫的人头悬挂在城楼上，立时头晕目眩、眼前金星飞溅、热泪盈眶、胸口梗塞……这些类似条件反射般的基本身体反应远远超出了看到阶级战友牺牲时的悲痛，这已经不是仅仅“吃了一惊”、“低沉叹息”、“愤慨不平”的普通感受，这种痛失挚爱的悲痛已不可形容，只有通过江姐的强烈的身体感觉才能感知到她内心不可抑制的裂肺之痛。
而此时的江姐担负着党的重要任务，放任情感的宣泄随时会可能引起敌人的注意，即使她压抑不住自己的身体反应，但理智要求她必须克制呼之欲出的感情。最终她“向前凝视的目光，终于代替了未曾涌流的泪水”，她的脚步，不断踏进泥泞，一路上激起的水花、泥浆，溅满了鞋袜，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她正全力控制着满怀悲愤。“江姐的脚步愈走愈急，行李在她手上仿佛失去了重量;提着箱子伴随她的华为，渐渐地跟不上了……”悲痛得不到缓解和宣泄，理性力量与失去丈夫的伤痛交织在一起，使爱好整洁的江姐此时已没办法理会道路泥泞，溅脏鞋袜，此时急速行走便成了一种宣泄悲痛情感的方式。此时，她对阶级战友的关爱、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这类阶级情感都不可与对丈夫的爱整齐划一。
即使革命的使命感唤醒了江姐的理性，然而理性也并不能化解江姐因为悲痛而引起的最直接的身体感觉。可见革命阶级的英雄人物不仅有崇高的信仰，还有真挚的私人感情。江姐是一个为革命事业能够牺牲一切的革命战士，但是她并不是一个无悲无喜的革命苦行僧。
李杨说，在阶级社会里，战友、同志关系才是最亲密、最纯粹、最深刻、最彻底的关系，这种崇高的精神关系超越其他所有的自然关系。然而，总是从容优雅的江姐在看到战友牺牲后，痛苦是心理的，而能将痛苦上升为不自觉的身体反应，并永世难忘，唯有是失去挚爱丈夫的痛苦。否则，小说在描写江姐初时看到战友牺牲的场景时，就应描写江姐表现出此种强烈的痛苦反应。虽然小说在创作时考虑了戏剧冲突的因素，但在革命话语中一再强调阶级感情超越一切感情的前提下，这种情节安排无疑小小地冲破了这种束缚，展现了革命者亦拥有普通人的人性常态。同时在对个人情感的放任与克制进行思考和选择时，小说人物仍回归到了崇高叙事中，江姐轻轻吐出心坎里的声音:“我怎能流着眼泪革命?”革命意识形态所指向的革命崇高最终战胜了由身体发肤所产生的感觉，作品将革命者的人性常态进行了提炼和升华，借用英雄的革命者光明温暖的人性，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阶级品格的高大与崇高。
在小说中，叛徒形象甫志高因为流于对普通人性温暖的眷恋，最终变节革命。即使在当代社会，一个过于眷恋家庭温暖的人往往也会被扣上“不思进取”的帽子，结合小说的成书背景，在特定的阶级斗争历史语境中，一个革命者如若过于沉湎于暧昧安逸的温柔乡，其变节叛变也并不牵强。
在小说开篇，作者就用一定分量的笔墨描写了甫志高的生活环境：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严寒，整个房间暖融融的。”
甫志高的生活情趣带有浓厚的小资色彩，他对家庭生活细节极为讲究。甫志高是一名地下党员，大川银行的工作是革命掩护的需要，也是他维持个人生活的一种途径。他既可以拥有高尚的信仰，又不必因为革命而颠沛流离地生活。而甫志高却渐渐喜欢上了这份职业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就在于可以拥有安逸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所以当甫志高暴露，组织要求他离开时，他对于组织命令产生了动摇：
多少年来，好容易得到了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如果离开银行，用来掩护身分的生活和享受全都完了，至少短期内是难以恢复了。一想到这里，甫志高不能不怀念妻子了，也许，她此刻正料靠在床边，等待着他的归来?
爱情从来就不是革命意识形态的另类话语，但是当爱情的存在不以革命事业为核心的时候，这种普遍的人类情感在革命斗争中就显得不可靠了。甫志高买了妻子最爱吃的麻辣牛肉，急切地想回到正在等待自己的妻子身边……
个人生活的安逸和个人情感的富足已日渐成为甫志高生命的核心，所以当斗争需要他做出抉择时，革命信念只得让位于对爱人的思念，对甫志高而言，所谓崇高的革命信念在温暖安逸的生活面前实在无影无形，革命意志力终究抵挡不不住私人情感的侵蚀。
《光明日报》评论文章曾这样写道:“对这个叛徒作者只是通过几个生活场景和一二个细节描写，就把他那卑鄙肮脏、低级丑恶的精神世界显示出来。咖啡馆内自斟自酌，深刻地揭示了他精神上的空虚与恐惧;到‘老四川’牛肉摊上买一包麻辣牛肉，送给妻子的举动，一下就把他灵魂深处肮脏不堪的东西全都抖落出来了。”
笔者认为，“咖啡馆内自斟自酌”和“给妻子买一包麻辣牛肉的举动”只是小说对日常生活状态的人性常态不自觉的探索，而“高尚”与“肮脏”之类，则交付于小说的叙事基调和历史文化语境了。
小说《红岩》曾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写徐鹏飞与严醉之间的明争暗斗，徐鹏飞自视在资历和名望上不如严醉，他嫉妒严醉的侦查才能，在军统内部职位的高低变成了他判断自己与严醉争斗胜利与否的标准。上级任命徐鹏飞为侦防处处长，严醉为他的副手时，徐鹏飞十分得意，但他异常不满严醉横蛮及拒不合作的态度，他的心腹沈养斋无意从严醉处探知到，严醉已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并打算放长线钓大鱼，一举捣毁中共地下组织，然而徐鹏飞求功心切，通过卑鄙的手段抢先一步破坏了中共地下组织，但他没能从根源上捕捉到中共地下组织的行动轨迹，并因为革命者牙关紧咬的意志，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种类似于官场内勾心斗角的工作手段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徐鹏飞因为嫉妒心理而做出的行为反应影射出徐鹏飞阴险卑鄙的人性嘴脸。
“嫉妒”是人类普遍的思想感情，是人性的丑陋面，莎士比亚说："您要留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小说《红岩》在对阶级对立面人物的塑造中，对“嫉妒”这一情愫探索颇多，是对国民党特务的人性描摹。
二、不同阶级的暴力冲突状态：阶级身份下的人性异化
暴力叙事在革命文学叙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革命文学作品及其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也将作品的暴力叙事成分发挥到了极致，这些作品通过展示个人在生死边缘的困境中所做的反应，剖析暴力冲突状态下的个体人性状态，而在这其中，肉体受刑是各类文艺作品最惯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肉体酷刑是文艺作品对革命者意志顽强、信仰坚定等神性写意的常用手段，也是丑化阶级敌人、引起戏剧冲突的有力武器。如莫言小说《檀香刑》里面剥人皮的情节，电影《风声》中对刑具和受刑场面赤裸裸的展示，还有电影《鬼子来了》、《亮剑》等对于受刑场面刻画的热衷。
小说《红岩》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描写监狱斗争，大幅情节里面不同阶级的人物形象都不可避免地处在暴力冲突状态中，小说里，阶级身份的差异是《红岩》表现人性异化的根据。
《红岩》的主要英雄人物许云峰与江姐能够成为革命者队伍的核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党内职务，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保全战友，在最为残酷的身体摧残后依然不屈不挠，不吐露半个字，这是一种正面的人性光辉。
许云峰刚刚进入渣滓洞时，“谁也想象不到，隔壁新来的战友，竟有这样超人的顽强意志，被担架抬进牢房时，已经是奄奄一息，才过了短短的几天，谁能想到他竟挺身站起，哪怕拖着满身刑具，哪怕将面临更残酷的摧残，哪怕那沉重的铁镣钢锯似的磨锯着皮开肉绽沾满脓血的踝骨，那充溢着胜利信心的脚步，正带着对敌人的极度轻蔑，迎着初升的红日，从容不迫地在魔窟中顽强地散步。他用硬朗的脚步声，铁镣碰响的当啷声，慰问着战友们的关切；并且用钢铁的声音磨砺着他自己的，和每一个人的顽强斗争的意志。”[1]
江姐被毒刑拷打，钉竹签子；成岗忍受敌特的药物麻醉，与敌人进行精神抗争。这些革命者的身体是完全靠信仰的力量来支撑的,信仰左右着个体面对肉体酷刑时的身体表现。可以说,肉体越受到敌人暴力的虐待,革命者的灵魂和精神信仰越能得到彰显。不论牺牲或者活着，革命者都是为了革命胜利，为了更多人生活的更美好。小说用酷刑关照主体形象的人性特征，革命者用自己的身体毁灭来成全组织同志的安全，成全多数人的美好，这是一种超越生理维度的人性反观，是对革命者形象人性崇高最大限度的支撑。
而在敌特的威逼面前，叛徒甫志高则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他背叛革命投敌，并出卖组织，人格软弱卑琐。
在介绍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时，小说写到：“若干年来,他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如果任何时候,听不见拷打的嚎叫,他会感到空虚和恐怖,只有不断的刑讯,才能使他感觉自己的存在和力量。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不，有这样一种嗜血的生物，它们把人血当作滋养，把杀人当做终身职业。”小说出场就对徐鹏飞及其领导的特务组织用了这样恶劣的修辞，暴虐、摧残生命都与人性恶劣有着最直接的关联。
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刑逼误捉的老百姓招供，并冠以其罪名将其杀害；渣滓洞中共产党员受到特务非人的待遇，断水、半夜提人审讯、不给予伤员医务治疗。小萝卜头还是个无辜的天真可爱的孩子，在轮番监禁之后，残忍的敌特亦将其与其他革命人士一起秘密杀害；阴险的特务将国民党将领黄以声将军骗到梅园小桥，趁黄将军不备背后发枪，将其秘密杀害；渣滓洞白公馆中的有美式四十八套刑罚，老虎凳、钉竹签子，“神仙，我也叫他脱三层皮！骷髅，也得张嘴老实招供！”小说描写国民党集团如丧尽天良般对革命者进行身体摧残，妄图在精神上瓦解共产党人的意志。特务们为了从革命者嘴里得到情报，假枪毙、假释放，软硬兼施。
小说中国民党特务在刑讯时，面对意志顽强的革命者往往感到被动和狼狈，长期处于这种失败的情绪中，难免对党国命运感到恐惧和绝望。而身处绝望深渊中的特务们为了掩盖自身的空虚和恐惧，更加变本加厉地对革命者施以酷刑，用这种摧残革命者身体的生理快感来弥补自身的焦躁和不安。
敌特决定秘密处决许云峰之前，徐鹏飞去地窖会见许云峰。
“还有一点小消息，我也不想隐瞒。”徐鹏飞再次露出奸笑，端详着许云峰满怀信心的脸。“共产党的胜利就在眼前，可是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我不知道此时此刻，许先生到了末日，又是何心情？”
意识到个人政治宿命的徐鹏飞此时暴露出卑劣的人性特征，似乎单单杀害革命者、剥夺革命者的生命已不能满足他的心理需求，必须粉碎革命者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念，并让革命者感到痛苦才能证明其自身的成功。这无不展示了国民党特务阶级近乎于变态的人性扭曲状态。
三、生命价值维度的美丑选择
在革命意识形态下，阶级性与人性是相悖和对立的，应意识形态叙事的要求，写作主体认为阶级性高于人性，并且按照革命即将胜利的时代特征来确定敌我双方的阶级性特征，同时也展现出创作主体的生命价值观。这时，阶级性具体化就是人格。
由于阶级立场的对立，人失去了人性上的共通性。单从《红岩》的人物形象描写来看，革命者往往仪表端庄正派，这与革命者人性的崇高相契合。透过成瑶的眼睛看江姐：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写许云峰：身材瘦长，面容清癯，额角上嵌着几条明显的皱纹，深沉的眼神里，充满热情和毅力。明亮深远的目光,充满了洞察一切的力量。写成岗：肩宽，方脸，丰满开阔的前额下，长着一双正直的眼睛。他是中等身材，穿一件黄皮茄克,蓝哔叽灯笼裤套在黑亮的半统皮靴里。领口围着紫红色围巾，衬托出脸上经常流露的深思的神情。而敌特仅在外型上就被作者丑化了，他们的名字或绰号都带着明显的贬义，“毒蜘蛛”、“猫头鹰”、“猩猩”皆表现出一种兽性，叛徒甫志高头发油的发亮；徐鹏飞有着毫无表情的双眼，肥肥的下巴，肥大无力的身体；毛人凤身材矮胖，身边时常带着艳丽的水蛇一般的女记者；严醉脸上布满麻子。笔者观察，近年来很多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电视剧中，国民党集团的敌特形象无不是面目狰狞，心狠手辣，说话咬牙切齿以致口齿不清，如国内一线男演员陈宝国在中央一套大型电视连续剧《红岩》中饰演徐鹏飞，说话嘴巴歪斜，且口齿不清，极力表现角色恶狠狠的特征。小说《红岩》及《红岩》的子母本现象都刻意勾画了崇高无畏的革命者形象和丑陋罪恶的敌特形象，仅从外形描述也可以看出小说对于不同阶级人格的判定：革命者人格崇高，叛徒人格软弱卑琐、敌人人格已经处于人性扭曲状态。至此，人性的崇高与卑劣的距离在小说《红岩》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拉伸。
虽然小说《红岩》基于意识形态叙事的要求，对人性探索的展示在整个文本中显示着稍嫌薄弱的生命力，但通过上述分析可见，不同阶级的人性常态也在阶级夹缝中得以展现，革命者的坚韧、毅力与敌人的狡诈、残忍都以极端和绝对的修辞得到了表达。这也反映到创作主体的生命价值观上，创作主体常将革命者放在两种政治力量和两种精神力量相互较量的格局中，英雄人物的意志和信仰辐射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革命者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中依然坚定、从容，牺牲自己，成全更多人美好的生活，是美的生命；叛徒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丑的生命；反面角色狡诈、残忍、虚张声势，实则恐惧、绝望，他活着就会让别人美好的东西毁灭，是恶的生命。基于创作主体的这样生命价值观，小说在叙事中，将各阶级的阶级品格和人性都做出了鲜明的对比，且有层次地推向“极致”的描述，美和丑的生命价值观考量展示出小说《红岩》在生命美学意义上的独特的审美风貌。
注释
[1]《红岩》第218页，2000年7月北京第3版，2010年5月河北第94次印刷
参考文献
[1]李扬,《50一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作曲，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65年2月北京第一版
[3]王维玲:《话说红岩》，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版。
[4]《<红岩>的写作和特色》，王维玲《光明日报》，1962年3月27日
[5] 重建中国的叙事—《红旗谱》《红日》和《红岩》的创作策略》程光炜，《南方文坛》，2002年第三期
[5]《红岩》，2000年7月北京第3版，2010年5月河北第94次印刷
作者简介
赵京飞，女，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美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