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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土地革命时期照金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机关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的要求，并结合照金地区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进行军事斗争与军事建设的工作，最终将散落各地的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的红二十六军，这些军事工作对于照金苏维埃政权和以后的陕甘边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并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建立陕甘宁边区革命政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照金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53-02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地区发生连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卖妻鬻子，饿殍载道的惨象，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地方驻军不但不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反而以“剿匪”为名，搜刮民财，多方骚扰，百姓四处躲藏，十室九空。这一切现实情况迅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民变、民暴此起彼伏，群众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等顺应时代的需要，来到照金地区积极探索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工作，他们在照金地区带领当地民众开展了诸如分粮运动、土地革命运动等工作，深得民心，当地民众纷纷要求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党组织顺应时事的需要，积极带领照金地区民众开展了军事建设工作，最终促使红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成立与发展壮大。这些军事队伍在照金地区成长的过程中，对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红二十六军建立前的社会环境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她的建立顺应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2年初，正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疯狂的第三次“围剿”。“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加强了对活动于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武装力量—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进攻。”[1]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1932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陕甘边游击队的情况，申请陕西组建正式红军的番号。4月20日，党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任务。”[2]29并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是第一等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2]29根据党中央对陕西地区的《决议》精神以及陕西地区的实际情况，边区领导机关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在旬邑县职田镇北三家原地区，将散落于各地方的西北反帝同盟军聚集在一起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
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各项工作进展得比较成熟后，党中央于1932年6月10日在上海法介蒲石路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提出要将陕甘游击队进一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任命杜衡为军政委。
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二十六军的决定。与此同时，命令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群众和地理环境比较好的照金芋园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2年10月成立了照金地区第一个农民武装——芋园游击队，部队成立后“不断向周围村庄发展，周围村子也相继组织游击队，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3]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照金的地方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地又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命令陕甘游击队统一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2]234杜衡来到部队后就着手带领广大官兵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工作。
二、转角改编——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诞生以及军事行动
1932年12月24日，陕甘边游击支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了党员會议，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经过民主选举，王世泰当选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团长。在选举结束时，杜衡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由于当时红二十六军全军约200多人，经过黄子文所带人员的补充达到300多人。所以当时军一级只有番号没有正式建制，只成立了一个红二团，下辖3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1个政治保卫队、1个少年先锋队和一个随营学校” [4]。
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根据中央做出的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5]。并且在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向西路地区发展。
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拔除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打开新局面，红二十六军对照金周边地区的敌情做了分析，决定首战焦坪较弱之敌。
在具体的战事过程中，王世泰根据制定好的严密军事计划，命令部队向与焦坪方向相反的马栏川地区进军，做出攻打马栏的姿态，给敌人造成了战事的错觉，致使敌军分辨不清红军的战略，从而撤去山梁上的哨卡。
而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仅行六十余里后，就在当地宿营，待时机成熟后，二十六军突然挥师焦坪，在行军八十余里后，向敌军发起攻击。红二十六军在与敌军进行了艰苦斗争后，他们一举将敌军全歼，并俘获敌军六十多名，缴枪六十余支，取得了本次战斗的完全胜利。
焦坪首战的告捷，是红二十六军整编后的首次与敌军进行的战役。这次战役胜利后，“就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开辟了西北第一个山区根据地” [6]。广大战士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英勇作战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对打机敌军气势、鼓舞红二十六军的士气，并为以后的战役总结了经验，积累了宝贵的作战实力。 三、军队建设推动根据地的发展
随着斗争的胜利，照金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开辟香山、九保两个地区；红二十六军向西发展，在旬邑地区消灭一些民团后，促使红色区域扩大到薛家寨、照金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党顺应时事的需要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扩建工作，“红二十六军增设了步兵第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四百多人，长短枪四百余支”[2]243。
扩编后的红二十六军在党的领导下由照金南下，消灭了淳化铁王镇民团数十人，向通润镇一带出击，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作战。至此，红二十六军经过二十余天的辗转游击，划出了照金根据地的南北区界。
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红二十六军队伍在斗争中的不断壮大，使陕甘边特委认识到加强军队作风及政治素质建设的迫切性。因此，边区特委及时组织军队进行了相关的建设工作。在进行部队建设工作时，边区特委注意改善部队成员的现有成分，加强其政治工作，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并为其调派领导骨干。同时，特委还抓紧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乡村农民自卫队（或称游击队）。“1933年春，边区各地游击队纷纷建立，共18支，游击队员近千人”[4]。
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军队作风建设，党特别注意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清除了军队里的旧制度、旧作风。游击队六支队队长硬老八参加革命后恶习不改，竟然强奸妇女，1933年4月，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兔儿坪召开游击队员大会，处决了硬老八。边区特委从硬老八违法和三支队队长陈克敏叛变的典型事件中吸取教训，对游击队进行整顿，对指战员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政策教育，从而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观念，密切了军民关系与干群关系，促进了部队的健康发展。
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军事建设工作促使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推动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进度，最终促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鞏固。当地的群众极力拥护革命政权，积极地参与到革命的斗争中来，这也就使敌军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多次调集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等军事力量，并时常配合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强力的“围剿”活动。面对敌军强有力的进攻，红二十六军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种革命力量与敌人做斗争，尽全力解救广大人民群众于困苦之中。红二十六军在进行这些努力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且动员和联合他们，筑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了边区的家园，支援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因此，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军事建设工作所做出的努力，不仅标志着陕西地区革命进入了全面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 [4]。而且意味着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在革命的洗礼中为整个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锻造了一批优秀的战士，为巩固与发展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安全与智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政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C ]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 91 .
[2]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Z].1988.
[3]中共铜川市耀州区委史志办公室.照金丰碑[Z].2005：13.
[4]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曲涛.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57.
[6]中国人民政治政商会议陕西省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耀县文史资料：第三辑[C].1987：9.
关键词：照金革命根据地；军事建设；影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0-0153-02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地区发生连年灾荒，百姓流离失所，卖妻鬻子，饿殍载道的惨象，而当时国民政府的地方驻军不但不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反而以“剿匪”为名，搜刮民财，多方骚扰，百姓四处躲藏，十室九空。这一切现实情况迅速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民变、民暴此起彼伏，群众反抗斗争日益高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等顺应时代的需要，来到照金地区积极探索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工作，他们在照金地区带领当地民众开展了诸如分粮运动、土地革命运动等工作，深得民心，当地民众纷纷要求参与到革命队伍中来。党组织顺应时事的需要，积极带领照金地区民众开展了军事建设工作，最终促使红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的成立与发展壮大。这些军事队伍在照金地区成长的过程中，对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红二十六军建立前的社会环境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她的建立顺应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2年初，正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调集了数十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根据地和红军，发动了疯狂的第三次“围剿”。“陕西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加强了对活动于陕甘边一带的革命武装力量—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的进攻。”[1]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1932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陕甘边游击队的情况，申请陕西组建正式红军的番号。4月20日，党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任务。”[2]29并强调“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是第一等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2]29根据党中央对陕西地区的《决议》精神以及陕西地区的实际情况，边区领导机关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在旬邑县职田镇北三家原地区，将散落于各地方的西北反帝同盟军聚集在一起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
当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各项工作进展得比较成熟后，党中央于1932年6月10日在上海法介蒲石路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提出要将陕甘游击队进一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任命杜衡为军政委。
陕西省委为贯彻中央的这一决定而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决定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二十六军的决定。与此同时，命令刘志丹、谢子长带领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群众和地理环境比较好的照金芋园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并于1932年10月成立了照金地区第一个农民武装——芋园游击队，部队成立后“不断向周围村庄发展，周围村子也相继组织游击队，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成为照金最早“闹红”的地方。”[3]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和照金的地方革命形势进一步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审时度势地又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命令陕甘游击队统一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杜衡以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2]234杜衡来到部队后就着手带领广大官兵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工作。
二、转角改编——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诞生以及军事行动
1932年12月24日，陕甘边游击支队在党的领导下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了党员會议，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经过民主选举，王世泰当选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团长。在选举结束时，杜衡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由于当时红二十六军全军约200多人，经过黄子文所带人员的补充达到300多人。所以当时军一级只有番号没有正式建制，只成立了一个红二团，下辖3个步兵连、1个骑兵连、1个政治保卫队、1个少年先锋队和一个随营学校” [4]。
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根据中央做出的在泾、渭、三水之间的旬邑、正宁、三原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5]。并且在建立根据地的同时，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向西路地区发展。
为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拔除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打开新局面，红二十六军对照金周边地区的敌情做了分析，决定首战焦坪较弱之敌。
在具体的战事过程中，王世泰根据制定好的严密军事计划，命令部队向与焦坪方向相反的马栏川地区进军，做出攻打马栏的姿态，给敌人造成了战事的错觉，致使敌军分辨不清红军的战略，从而撤去山梁上的哨卡。
而红二十六军部队在仅行六十余里后，就在当地宿营，待时机成熟后，二十六军突然挥师焦坪，在行军八十余里后，向敌军发起攻击。红二十六军在与敌军进行了艰苦斗争后，他们一举将敌军全歼，并俘获敌军六十多名，缴枪六十余支，取得了本次战斗的完全胜利。
焦坪首战的告捷，是红二十六军整编后的首次与敌军进行的战役。这次战役胜利后，“就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开辟了西北第一个山区根据地” [6]。广大战士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英勇作战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对打机敌军气势、鼓舞红二十六军的士气，并为以后的战役总结了经验，积累了宝贵的作战实力。 三、军队建设推动根据地的发展
随着斗争的胜利，照金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组织贫农会赤卫军，开辟香山、九保两个地区；红二十六军向西发展，在旬邑地区消灭一些民团后，促使红色区域扩大到薛家寨、照金地区。红军的影响日益深入人心，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自愿参军，党顺应时事的需要对红二十六军进行了扩建工作，“红二十六军增设了步兵第二连，吴岱峰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全团迅速发展到四百多人，长短枪四百余支”[2]243。
扩编后的红二十六军在党的领导下由照金南下，消灭了淳化铁王镇民团数十人，向通润镇一带出击，进三原县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作战。至此，红二十六军经过二十余天的辗转游击，划出了照金根据地的南北区界。
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红二十六军队伍在斗争中的不断壮大，使陕甘边特委认识到加强军队作风及政治素质建设的迫切性。因此，边区特委及时组织军队进行了相关的建设工作。在进行部队建设工作时，边区特委注意改善部队成员的现有成分，加强其政治工作，抓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并为其调派领导骨干。同时，特委还抓紧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乡村农民自卫队（或称游击队）。“1933年春，边区各地游击队纷纷建立，共18支，游击队员近千人”[4]。
为了加强游击队的军队作风建设，党特别注意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清除了军队里的旧制度、旧作风。游击队六支队队长硬老八参加革命后恶习不改，竟然强奸妇女，1933年4月，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兔儿坪召开游击队员大会，处决了硬老八。边区特委从硬老八违法和三支队队长陈克敏叛变的典型事件中吸取教训，对游击队进行整顿，对指战员进行阶级教育和党的政策教育，从而提高了部队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观念，密切了军民关系与干群关系，促进了部队的健康发展。
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军事建设工作促使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的迅速发展和壮大，推动了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进度，最终促使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早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鞏固。当地的群众极力拥护革命政权，积极地参与到革命的斗争中来，这也就使敌军感到惶恐不安。他们多次调集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等军事力量，并时常配合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六县民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强力的“围剿”活动。面对敌军强有力的进攻，红二十六军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各种革命力量与敌人做斗争，尽全力解救广大人民群众于困苦之中。红二十六军在进行这些努力的过程中，不仅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思想觉悟，而且动员和联合他们，筑成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建设了边区的家园，支援战斗，直到最后胜利。因此，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军事建设工作所做出的努力，不仅标志着陕西地区革命进入了全面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主要特征” [4]。而且意味着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在革命的洗礼中为整个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锻造了一批优秀的战士，为巩固与发展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安全与智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政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 C ] .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 ： 91 .
[2]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Z].1988.
[3]中共铜川市耀州区委史志办公室.照金丰碑[Z].2005：13.
[4]房成祥.陕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曲涛.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57.
[6]中国人民政治政商会议陕西省耀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耀县文史资料：第三辑[C].19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