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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一书是第一部關于家庭和儿童历史的著作，其核心主题是考察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阿利埃斯的这一先驱性研究工作起初备受赞誉，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史学界从史料的采用、分析与结论等方面对其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批判。相关研究发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是具有延续性。儿童期显然是人生的一个独特阶段，欧洲各地区的中世纪文化对此都有所认识。不过，对于我国当下的儿童史乃至多学科童年研究来说，反思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及其效应，分析其思想因缘和理论建构，思考儿童史研究的逻辑和规范，仍然可以从中获得诸多启示。
[关键词] 阿利埃斯;儿童观念;儿童史研究;社会建构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儿童的历史研究几近空白。1960年，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以下简称《儿童的世纪》）一书问世。[1]在这本被视为第一本西方家庭史的著作中，阿利埃斯基于儿童观念和家庭观念之间的联系，将二者放在一起来研究。[2]因此，该书也被视为第一部展现儿童生活及儿童（童年）观念建构的历史著作，阿利埃斯也因此被视为儿童史研究的开创者（他本人也这样认为）。[3]该书经过了短暂的沉寂之后，掀起了西方家庭以及儿童历史研究的热潮。
一、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
《儿童的世纪》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学作品，由于其研究主题的新颖、考据视角的独到、发掘史料的创意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感，都使得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该书出版至今，几乎关于儿童史以及童年研究的著作中，无不首先从该书谈起。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儿童的观念（The Idea of Childhood）”，阿利埃斯从肖像画中儿童形象的演变、儿童服饰的演变、游戏和娱乐以及人们对儿童游戏态度的演变等方面考察了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过程，特别是“纯真”的儿童观念的诞生;第二部分为“学校生活”，考察了中世纪学生、大学、学校班级的起源、学生的年龄、纪律的发展、从白日学校到寄宿学校、小学校、学童的粗野等多个方面，着力关注学校在近代早期如何演变为通过纪律将儿童与（成人）社会分离，从中世纪的混龄群体发展到19世纪以年龄为依据划分班级，通过学制延长儿童的童年，以及学校教育在儿童观念形成中的作用;第三部分为“家庭生活”，细节地呈现了家庭生活的图景，考察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家庭功能的演变，特别是家庭情感关系的发展以及成人对儿童的观念与态度的变化过程。在该书中，阿利埃斯提出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他指出，“儿童的观念是与人们对儿童具有某种特殊的本质这样的意识相适应的，这种特殊的本质把孩子与成人，甚至把孩子与少年区别开来。而在中世纪社会里，这样的意识是不存在的”。[4]二是成人对儿童的情感和态度的演变。在中世纪，“由于婴儿死亡率极高，人们不能对他们认为有可能失去的东西十分依恋，故父母不能让自己对孩子（特别是对婴儿）的情感投入太多”。[5]这两个主题是相互联系的，阿利埃斯就是通过论证这两个假设，说明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过程，以及家庭情感关系变化中儿童成为家庭中心的历史过程。（罗伯特·伍兹指出，关于父母对孩子情感冷漠这一主题并不是阿利埃斯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是通过肖特、斯通等人的共同推进而建构出来的）本文聚焦该书中阿利埃斯对现代儿童观念诞生过程的分析。在该书的第一部分，阿利埃斯考察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社会从没有儿童观念到现代“纯真”的儿童观念的诞生过程。
（一）肖像画中儿童形象的演变
阿利埃斯一开始就提出：“在10世纪，画家只能将儿童画成小大人。我们是如何从这种对儿童的无知走到19世纪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的？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人们关于家庭的概念、孩子之于家庭的快乐和价值相关？”[6]他通过考察中世纪宗教题材儿童画像中儿童形象变化以及从宗教画像到世俗家庭中出现儿童画像来回答这一问题。阿利埃斯发现，在中世纪的宗教画像中，儿童就是小大人。“在10、11世纪，人们不仔细地去想象儿童，对此问题他们既不感兴趣，也不现实。这些例子同样说明不仅仅在审美活动中，在真实生活中童年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很快就会结束，正如人们很快就会遗忘它一样。”[7]“直至12世纪，中世纪的艺术都不知道儿童，或者说没有试图描绘儿童。很难相信这种对儿童的忽视是由于没有能力实现，而更可能是在中世纪儿童没有地位。”[8]大约从13世纪开始，可以发现一些儿童的模样与现代儿童的观念较为接近。他对三种类型的儿童模样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第一种类型是天使，[9]他们几乎刚刚走出儿童期。第二种类型是圣婴基督的形象。[10]对圣婴基督的表征起初是一个缩小的成人，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朝着更加现实的、充满感情的方向发展。第三种类型的儿童形象是出现于哥特式时期（12-16世纪）的裸体的儿童。[11]在中世纪末之前圣婴耶稣几乎从未被描绘为裸体的孩子。“从14世纪开始，特别是在15世纪，神圣儿童主题无论在范围还是种类上都在不断发展。在耶稣和圣母的组图中，艺术家强调优雅、亲爱、天真等儿童早期的特征。而且，圣母和圣婴的特征变得越来越走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图景。”[12]然而，“宗教画像中的这些发展并没有立即引起现实生活中儿童观念的改变，从来没有一个关于真实儿童的肖像画。到了15、16世纪，世俗的肖像画最终从宗教的儿童画像中分离出来，但依然不是关于儿童自己的画像……儿童只是作为画中的角色”。[13]“直到17世纪，父母与孩子相分离的画像开始变得普遍。很显然，通过画家的艺术保存孩子短暂的童年神情已经成为习惯。孩子在画像中不再是作为家庭的陪衬出现，而是为了孩子而画，这是17世纪非常新颖的事情。”[14]从此，每个家庭都想去画他们的孩子，到了19世纪拍照代替了肖像画。
通过以上对宗教艺术作品中儿童形象演变的分析，阿利埃斯强调了17世纪在儿童主题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总结道：“不容置疑，儿童的发现始于13世纪，它的进步循着14世纪到16世纪艺术史的展开而展开，但是从16世纪末到整个17世纪，其发展的迹象越来越丰富且有意义。”[15]他还认为，不仅绘画中，在儿童的文学作品中，儿童的语言、儿童的身体也逐渐被发现。 （二）儿童服饰的变化
阿利埃斯通过考察法国国王和贵族童年的肖像画中人物的着装、各种文字记载（如日记）等来说明儿童服饰演变中所蕴含的儿童观念的变化。他认为，在中世纪，服饰差异仅仅在不同阶层之间有所体现，孩子过了缠绕裹婴布的年龄后，他们穿的衣服与他们当时所处阶层的成人一样。直到13世纪，童年特征才通过服装有所体现。“在16世纪末，当需要从外表上区分儿童和成人时，在上层社会采用一种特殊的童年装束迅速得到普及，这是童年概念的重要转折点。装束标志着儿童从此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16]“在17世纪，至少是富人家的男孩，开始与大人穿不同的衣服。18世纪以后，孩子的服饰开始变得轻便、宽松，更便于自由活动。通过特定的服饰分析可以发现服饰习俗中对儿童的界定，儿童与大人的服饰有所区分，呈现了对儿童的新的愿望。”[17]直到18世纪，女孩与成人的服饰才出现区别。
（三）儿童的游戏与娱乐
阿利埃斯根据希罗德（Heroard）医生对路易十三的生活记录，发现路易十三7岁时，不再穿儿童的服装，并开始不允许他玩婴孩的游戏以及玩具。显然，“7岁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年龄在17世纪被规定为接受道德教育的阶段，也是开始学校生活或开始工作的年龄”。[18]他通过对路易十三儿时游戏的考察发现，在17世纪早期，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没有今天这样的严格区别，儿童过了三四岁以后，和成人玩着同样的游戏。[19]关于人们对儿童游戏的态度，阿利埃斯发现不同的人对游戏的态度不同：“大多数人对游戏的接受是不加区别和毫无保留的，而少数有权势、有教养且死板的伦理学家们几乎谴责所有的游戏，他们抨击游戏并将其视为不道德，几乎不容任何例外。”[20]“到了17世纪，彻底反对游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妥协，预示着现代游戏态度出现了……这主要归功于耶稣会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游戏中蕴含着教育的可能。”[21]“娱乐被视为有益的东西被接受，并从此以后作为教育的方式，不再将游戏视为不道德。17世纪，学校有舞蹈、球类游戏课。”[22]阿利埃斯认为，“对游戏的新态度为对待儿童的新态度提供了证据。这种新的游戏态度就是期望维护游戏的道德，并且通过禁止玩那些被视为邪恶的游戏而鼓励玩那些被视为善的游戏而教化游戏”。[23]
（四）“纯真”的儿童观念的诞生
关于这一主题，阿利埃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方面，他通过呈现大量的史料，说明成人对儿童与“性”的相关话题以及行为的态度变化过程，即从过去的相对随意或者无意识，到现代成人谨慎地将儿童保护在对“性”的无知和隔离状态，是谓“纯真”。他认为，“现代道德有一个最严格和严守的不成文法则，即要求成年人避免在孩子面前谈及有关性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就此话题开玩笑。而这种观点在过去的社会中是完全陌生的”。[24]另一方面，阿利埃斯通过对肖像画的发展以及文学作品中相关描述的考察，说明儿童观念的诞生以及圣婴基督的形象对世俗的儿童观念的影响，并发现童年由于基督的童年而凸显。17世纪道德教育类作品中关于儿童的描写，也引用《圣经·新约》中耶稣对儿童的喜爱和赞美，保护纯真的儿童这一观念是确定无疑的。总之，在17世纪下半叶，“纯真的儿童的观念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25]同时，受宗教观念影响的另一个关于儿童的辩证认识是：“儿童是弱的，没有成熟的理性，而这种理性的不成熟与纯真相联系，是神圣纯洁的真实反映……对纯真的认识也使得当时的伦理学家将教育放置在人的义务之前列，反对漠视儿童，反对将儿童视为玩物而过分地溺爱儿童，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26]阿利埃斯认为：“孩子气的纯真这一概念导致了对儿童的两种态度和行为。首先，保护孩子不受生活的污染，特别是关于性的方面;第二，通过发展他们的性格和理性来巩固前者。”[27]总之，从儿童被忽视到将儿童视为有趣迷人的玩具，同他们亲切、自由地玩耍，再到将儿童看成是上帝创造的需要保护和教育的脆弱的生命，以及关注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现代儿童观念诞生了。
二、西方史学领域对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批判
阿利埃斯关于兒童和家庭历史研究的先驱性工作起初备受赞誉，“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过去生活的情感，也满足了我们关于历史进步的信仰”。[28]部分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狂热地追随阿利埃斯的童年研究，他们以阿利埃斯的研究结论为前提，受阿利埃斯史料运用的启发，从更多不同的领域搜集了丰富的资料，相关研究揭示了历史中儿童的悲惨境遇，以“发展和变化”为主旨来说明家庭情感关系、儿童观念和儿童生存境遇在历史变迁中得到根本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史学领域针对阿利埃斯的研究，从史料的采用、分析与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批判。阿利埃斯挖掘史料的创意是被公认的事实，但是他“对史料的处理被认为是非常天真的”，[29]他的选择性取证以及过度推测并做出武断结论的做法备受质疑，而他采取符号（如艺术、服饰等）证据的研究路径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艾德里安·威尔逊（Adrian Wilson）是系统批判阿利埃斯的人之一，他认为阿利埃斯的研究“充满了逻辑裂缝和方法论灾难”。[30]科林·海伍德（Colin Heywood）直率地批评道：“阿利埃斯关于儿童的笼统断言可能迷惑人们的智力。”[31]让-路易斯·弗兰德林（Jean-Louis Flandrin）惊叹于阿利埃斯研究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但是，对他的分析方法缺陷保持谨慎的态度。[32]波洛克（Linda A.Pollock）、威尔逊、海伍德等人认为阿利埃斯解释历史的观点是“现代中心（当下中心）”“西方中心”的，他用西方现代特定背景下的标准要求和评价历史中的人的行为。
（一）关于史料的采用
阿利埃斯基于中世纪宗教绘画中小大人的儿童形象说明当时的人没有儿童的观念。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同样通过对中世纪宗教绘画的研究发现，在中世纪欧洲（6-15世纪），儿童期已经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了（霍姆斯1968，福赛思1976）。[33]同时，阿利埃斯主要聚焦宗教艺术而忽略了其他文本，这些文本中将童年视为一个独特的有特殊需要的人生阶段（尼尔1994）。[34]此外，他选择的史料决定了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精英群体中的家庭和儿童。 （二）关于史料的分析
阿利埃斯通过对宗教绘画的分析认为，在9-12世纪末的作品中未能发现孩子的形象，随着宗教绘画中儿童形象的出现以及不断演变，表明关于儿童的观念逐步诞生了。安塞尼·伯顿（Anothony Burton）认为，“没有人否认在中世纪早期艺术中儿童是被忽视的。然而，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几乎完全服务于宗教题材，除了孩子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在中世纪的艺术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所有的世俗生活都从艺术作品中消失了。这使得我们不能将小大人的形象视为儿童形象的缺席，它不一定是对儿童的贬低而造成的变形。艺术形象中将圣婴描绘成成人的样子，为什么不能被视为是代表神圣的智慧？甚至在中世纪早期描述成人时，艺术家更关注去表达他们的社会身份主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相貌”。[35]威尔逊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从12世纪开始艺术中的儿童形象表征走向日常化这一转变就表明艺术家‘发现了儿童’，很多历史学家雄辩地说明这更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重新发现和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而不是对周围的儿童产生了新的兴趣”。[36]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图像证史必须注意可能存在的陷阱。彼得·伯克提醒道：“写实的艺术作品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写实，而是往往缺乏现实，它不仅仅没有反映社会现实，反而对它进行了歪曲。因此，历史学家如果不考虑画家或摄影师的各种动机，就有可能被严重误导。”[37]宗教绘画尤其需要考虑其背后的表达意图。“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将佛罗伦萨的儿童肖像画视为面具而不是镜子，芭芭拉·凯·格林利夫（Barbara Kay Greenleaf）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中的假设性伪造，艺术家们画出的孩子总是丰满的、愉快的，而真实生活中的儿童则常常是吃不饱肚子的、无变化的、十分不愉快的。在肖像画中孩子总是在妈妈的注意当中，而在生活中孩子远在妈妈的视线之外，当然也可能在妈妈的心灵之外。”[38]以上这些分析都说明，肖像或者说艺术表征是现实的变形，是人物身份或其他方面的象征，而不是对现实的模仿。阿利埃斯将他的理论建立在中世纪宗教艺术中儿童形象的变化之上，“似乎认为艺术家把所有人看到的都表现出来了，而忽视了现实在艺术中是如何被调和这一复杂的问题（威尔逊）”，[39]因此在采用史料得出结论时犯了逻辑错误。
阿利埃斯基于儿童服饰所做的分析也受到了质疑。在他看来，贵族家庭的孩子开始穿着特殊式样的服装就说明他们拥有了新的儿童观念，而乡村普通民众的孩子一直穿着大人样式的服装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关于儿童的新的认识，[40]这种简单的推论显得过于主观。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孩子的着装会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认为：“16世纪儿童的服饰与成人没有区别可以用贫穷或物质缺乏来解释，现代社会，孩子时常穿大人衣服。”[41]父母给孩子着装随意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不关爱自己的孩子，或者未能认识到孩子与大人之间的区别。
此外，阿利埃斯的论证分析中存在“现代中心（当下中心）”“西方中心”“成人中心”及“男性中心”等问题。他从中世纪的欧洲为20世纪的童年观念寻找证据，并基于有限的史料迅速得出中世纪根本没有关于童年阶段的意识这一结论。“为什么西方社会过去一定要像现在一样看待儿童呢？即使过去儿童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那也不能意味着儿童没有被当作儿童。”[42]后继的研究者从全球范围内自史前到当代漫长的演化进程中考察童年这一主题，呈现了永恒的童年本质，说明人类对儿童的爱和关心从史前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3]彼得·斯特恩（Peter N. Stearns）认为：“人类祖先在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家庭都要密切地面对儿童和童年的问题……在儿童和童年的关键方面不因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而产生明显的不同或者变化，包括在所有的社会中童年在某些方面以某种方式与成年阶段相区别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同时，一些真实的、基本的差异和变化也的确存在。”[44]此外，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阿里埃斯也忽视了儿童的视角，即儿童建构他们自己童年的角色”。[45]海伍德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一个特别的难题是发掘有关过去童年生活的史料。一方面孩子们自己留下的记录很少，甚至是为他们设计的手工制品，如书籍和玩具均很少”。[46]玛丽·哈洛（Mary Harlow）和雷·劳伦斯（Ray Laurence）认为，“儿童的生活和成人将这一段生活建构为童年，这二者之间有着方法论的不同”。[47]今人只能依赖当时的成人关于儿童的认识的相关史料为依据，“这些关于儿童和/或童年的多重途径的认识并不是儿童关于世界的看法的重构，而是成人对儿童的定位以及儿童在成人社会中的位置（罗森2003，威德曼1998）”。[48]历史学家主要使用公共信息（如宗教绘画、官方记载）、文学作品、教育手册、日记传记、民间收藏等，这些作品都是由一小部分成人创作的，他们主要是男性、神职人员及伦理学家等，局限在特定阶层，这使得历史研究呈现的信息无法体现平民视角，以及作为孩子主要养育者的女性视角（这一缺陷尤其致命）。
（三）关于研究结论
在关于史料采用及其分析的批判中，就已经预示了阿利埃斯的研究结论必将接受严格的检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儿童史學家开始寻找可以反映历史上人们内心世界真实状况的资料，来说明他们关于儿童的观点和对待儿童的基本态度。波洛克通过书信和日记中作者的真实讲述，推翻了阿利埃斯关于现代之前家庭情感关系冷漠，特别是父母对子女情感冷漠的结论。[49]她指出，“成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生物学的天赋，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亲子关系是社会—生物的”。[50]路易斯·哈斯（Louis Haas）认为，儿童史研究需要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历史以来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真正与儿童相关的事件。为此，他选择了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分娩和婴儿作为研究的内容，考察父母们是怎样照料孩子的。通过儿童的出生和洗礼可以发现，在中世纪儿童得到了温暖和快乐的欢迎。他结合自己与他人的相关研究发现，欧洲的童年一直都是“现代的”。[51]法国的研究也表明任何时代都没有中世纪儿童出生时那样的庆祝仪式，人们引用5世纪利奥教皇伟大的布道：基督珍爱儿童和谦卑的妇女，纯真的准则，可爱的典范。儿童的纯真意味着他们是天神的显示，可以让罪恶显现，可以作为天地间的使者。[52]除了记录日常生活中亲子互动的资料之外，在宗教典籍、圣徒文学作品、道德教化文本中也有大量描述成人关于孩子的情感故事。阿尔布雷希特·克拉森（Albrecht Classen）通过考察后断言：“大部分学者现在将会同意，没有社会能够在看不到孩子的需要，以及不具备关于儿童从出生到成人这一发展阶段的意识而存在。”[53]阿尔布雷希特虽然否定了阿利埃斯的结论，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将中世纪时期理想化为父母非常珍爱并关注孩子的完全对立的观点也是错误的”。[54]尼古拉斯·奥姆（Nicholas Orme）对中世纪的儿童从家庭生活、儿童成长中的危险、童谣、游戏、宗教责任、教育以及儿童的成长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综合研究，[55]进而指出，“中世纪的欧洲人将童年视为不同的人生阶段，父母以孩子般的方式对待儿童，就像以成人的方式对待成人一样，他们带着关爱和情感，孩子们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活动”。[56]其他研究者也通过各种途径，发现中世纪有关于儿童特殊本质的认识，如关于亲子关系的建议中隐含的儿童观，以及中世纪的法律条文中一些少数的关于儿童的条文说明了他们关于儿童的意识。此外，训诫、论文、百科全书、医学手册、室内装饰方面都反映出对儿童特殊本质的认识。[57]对阿利埃斯的结论更有力的反驳是中世纪对古希腊古罗马关于这一主题的继承，中世纪的拉丁文采纳了希波克拉底将童年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传统。这三个阶段分别为：婴儿期（infantia，0～7岁）;少年期（pueritia，女孩7～12岁，男孩7～14岁）;青少年期（adolescentia，12/14～21岁）。[58] 总之，阿利埃斯的研究激发了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的儿童进行了集中的研究，相关研究发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是具有延续性的。很显然人生有一个独特的阶段，即儿童期，在欧洲各地区的中世纪文化中对这一认识都有所反映。“通过详细的史料调查，历史学家否认了阿利埃斯的观点”，[59]他也被威尔逊称为业余的“周末历史学家”，[60]当今的一些研究者称“他的研究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61]金（Margaret L.King）认为，关于阿利埃斯的讨论逐渐消失，尽管在近期童年研究的介绍性章节中必须回顾整个阿利埃斯式的讨论，但是，是到了终止这种讨论的时候了。[62]
三、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之反思
在西方儿童史研究领域，60余年来，对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从因新鲜而狂热地追随，到因质疑而深入地批判，再到今天，“（对阿利埃斯的研究引发的）相关讨论有些尘埃落定”。[63]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正在兴起的多学科童年研究而言，反思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及其效应，分析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思想因缘及其理论建构，思考儿童史研究的逻辑和规范，可以对当下的儿童史乃至多学科童年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一）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效应
尽管阿利埃斯的研究受到了较为彻底的批判，但是，阿利埃斯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海伍德指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承认阿利埃斯是童年主题的开创者。”[64]乔治·杜比称赞道：“是他这位绅士凭着敏锐的直觉和勇敢的精神，自由地进行探索，第一个闯入了明显不可逾越的现代历史领域，他在这个领域进行探察，开辟道路，并号召其他先锋一起介入。”[65]是他第一次打开了人类儿童历史的幽暗大门，其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狂热的追随者还是严格的批判者，都被这一领域深深吸引，并从不同的维度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相關研究使人们对于历史中儿童的生活以及人们关于儿童的观念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儿童史研究本身。如果说卢梭是“历史上第一个从内部角度认识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人”，[66]那么，阿利埃斯则是第一个从社会文化角度关注儿童和童年的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在该书中倡导“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这又使得他成为社会建构范式童年研究的开创者，引发了其后半个世纪以来从社会文化视角研究儿童与童年的热潮。[67]“一旦童年被视为文化的建构，所有新的研究领域都向学者开放。”[68]除了历史研究考察历史中儿童的生活状况外，人类学研究考察不同文化中儿童的生活，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还沿袭阿利埃斯的路径，考察了文化传播方式在童年从“诞生”到“消逝”过程中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建构思潮的催化下，对儿童社会空间和社会身份的关注还催生了新童年社会学，“童年”这一术语从表征生命周期转向表征“社会现象”“社会结构”，从人口中的年龄标签转换为社会身份标签，儿童被视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童年不再单纯被视为生命过程的自然事实，而是与时空、种族、阶层、性别等一系列因素有关，童年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产物。相关研究也将“童年”这一话题放置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童年研究不仅指向理解童年，也被用来思考其他学术问题，还推动了童年社会政策实践的变革。总之，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引发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当考察了近50余年来关于儿童与童年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全球儿童养育以及童年社会政策与实践的影响，就会跳出《儿童的世纪》一书的内容本身，从它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以及后来在童年社会政策与实践中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角度，理解阿利埃斯的研究及其效应。阿利埃斯所引发的社会文化领域关于童年的社会建构已经发展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形成了国际化的研究项目和团队，相关研究引发了全社会对儿童的广泛关注，儿童的生存处境和社会身份受到重视，并对关注全球性的童年危机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理论公式”
阿利埃斯在该书再版（1973）序言的开篇这样反思道：“历史学家野心勃勃地想将所有具体的细节概括为抽象的结构，但他却总是难以（多亏如此！）从那些曾经在研究的过程中牢牢吸引他的纷繁复杂的印象中摆脱出来，最后只好笨手笨脚地将这些印象折叠起来，放进必需的理论公式之中。”[69]因此，深入分析阿利埃斯所说的“理论公式”，即分析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思想因缘和理论建构非常必要。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可以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和史学研究风尚中获得答案。首先，在史学领域，从西方理性主义时代开始，根据对历史的理解和少量的史料，建构各种历史规律和模式是研究潮流。在启蒙时代，历史就是发展和进步的观点成为共识。到了20世纪，新史学从研究精英史走向生活史、心态史，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重视研究人的心态史。正是受史学领域的基本的立场和研究取向的影响，阿利埃斯致力于考察家庭关系和儿童形象及其命运从灰暗走向光明的“变迁”过程，试图建构出基本的规律和模式。其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阿利埃斯对社会思潮非常敏感，他深受当时强劲的后现代社会建构思潮的影响。后现代社会建构思潮从社会文化维度考察知识（如儿童观）的生产过程，强调社会关系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他的重点论题是考察“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即儿童观念的建构过程。因此该书虽然受到了历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却深受社会学家的欢迎。朱迪丝·恩纽（Judith Ennew）发现，“所有的社会学家如同‘圣经如是说’般地追溯到《儿童的世纪》”，[70]其原因就是追随阿利埃斯的社会建构立场。《儿童的世纪》一书的三个部分分别考察了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学校教育在儿童观念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家庭情感关系演进中成人对儿童的观念与态度的变化过程。他在该书第一部分开篇指出：“年龄并不简单地与生物阶段相对应，同时也与社会角色相对应。”[71]进而，他提出童年不是一个固有的事实，而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这说明他不再仅仅从生命的自然维度出发认识儿童和童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建构立场。童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所以，正如哈斯所言，“有时候证据会受到理论模型的影响，研究者只收集与自己观点相对应的证据”。[72]尽管《儿童的世纪》全书史料丰富，但主要围绕从中世纪没有关于儿童本质的认识和儿童被忽视，到18世纪形成了现代的儿童观念、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这一理论假设选取史料的。 就认识的规范而言，批判者对阿利埃斯的批判也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如关于图像证史部分，威尔逊指出艺术家关于儿童的表征并不是基于对周围儿童的兴趣，而可能是对古希腊的模仿;格林利夫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中的假设性伪造美化了儿童生活，儿童真实的生活处境不容乐观。也就是说，由于艺术表征与儿童生活现实不符，进而认为阿利埃斯基于“虚假”的艺术表征得出的结论不可靠。这里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一是儿童肖像画是不是反映现实？二是没有反映现实的儿童肖像画是不是代表一种儿童观？这两个方面需要区别对待。就阿利埃斯及其批判者所关注的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可以发现，无论是圣婴肖像，还是佛罗伦萨艺术家们画出的丰满、愉快的儿童，应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儿童形象，这种儿童形象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想的儿童观，这种儿童形象（儿童观）的传播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儿童观和儿童生活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而且图像是一种十分有力的交流方式，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情感和动机，形成鲜明的儿童形象。格林利夫在分析了佛罗伦萨儿童艺术的假设性伪造后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即为什么佛罗伦萨人会接受这种不真实的描述？格林利夫认为他们的接受是为了减轻自己作为不称职的父母的罪过，而且看到这些画像也可以帮助他们忘掉自己悲惨的童年，艺术家也参与到这样的精神宣泄当中。尽管这些艺术家画的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是，他们为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发展起来的对儿童的态度的新转变的确做出了贡献（他们有一种隐蔽的、促成这种对儿童态度转变的动机。格林利夫1978，索默维尔1982）。[79]可见，部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了理想对现实的引领、救赎和规范，他们的分析超越了事实/价值两分的简单批判。
因此，儿童史研究不仅要基于丰富的史料考证，还要基于生命的逻辑进行推论;不仅要呈现史实，还要能够对史实所反映的儿童生活和儿童观念进行价值判断。不仅儿童史研究，多学科视角的儿童与童年研究，都要基于生命的逻辑，生命逻辑是形成价值规范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真命题并进行合理性的论证，才能清楚地定义童年研究中的相关概念，才能较为彻底地认识儿童和童年，进而才能善待儿童，为儿童拥有幸福的童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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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阿利埃斯;儿童观念;儿童史研究;社会建构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关于儿童的历史研究几近空白。1960年，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以下简称《儿童的世纪》）一书问世。[1]在这本被视为第一本西方家庭史的著作中，阿利埃斯基于儿童观念和家庭观念之间的联系，将二者放在一起来研究。[2]因此，该书也被视为第一部展现儿童生活及儿童（童年）观念建构的历史著作，阿利埃斯也因此被视为儿童史研究的开创者（他本人也这样认为）。[3]该书经过了短暂的沉寂之后，掀起了西方家庭以及儿童历史研究的热潮。
一、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
《儿童的世纪》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史学作品，由于其研究主题的新颖、考据视角的独到、发掘史料的创意以及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敏感，都使得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该书出版至今，几乎关于儿童史以及童年研究的著作中，无不首先从该书谈起。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儿童的观念（The Idea of Childhood）”，阿利埃斯从肖像画中儿童形象的演变、儿童服饰的演变、游戏和娱乐以及人们对儿童游戏态度的演变等方面考察了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过程，特别是“纯真”的儿童观念的诞生;第二部分为“学校生活”，考察了中世纪学生、大学、学校班级的起源、学生的年龄、纪律的发展、从白日学校到寄宿学校、小学校、学童的粗野等多个方面，着力关注学校在近代早期如何演变为通过纪律将儿童与（成人）社会分离，从中世纪的混龄群体发展到19世纪以年龄为依据划分班级，通过学制延长儿童的童年，以及学校教育在儿童观念形成中的作用;第三部分为“家庭生活”，细节地呈现了家庭生活的图景，考察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家庭功能的演变，特别是家庭情感关系的发展以及成人对儿童的观念与态度的变化过程。在该书中，阿利埃斯提出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他指出，“儿童的观念是与人们对儿童具有某种特殊的本质这样的意识相适应的，这种特殊的本质把孩子与成人，甚至把孩子与少年区别开来。而在中世纪社会里，这样的意识是不存在的”。[4]二是成人对儿童的情感和态度的演变。在中世纪，“由于婴儿死亡率极高，人们不能对他们认为有可能失去的东西十分依恋，故父母不能让自己对孩子（特别是对婴儿）的情感投入太多”。[5]这两个主题是相互联系的，阿利埃斯就是通过论证这两个假设，说明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过程，以及家庭情感关系变化中儿童成为家庭中心的历史过程。（罗伯特·伍兹指出，关于父母对孩子情感冷漠这一主题并不是阿利埃斯的核心议题，这一议题是通过肖特、斯通等人的共同推进而建构出来的）本文聚焦该书中阿利埃斯对现代儿童观念诞生过程的分析。在该书的第一部分，阿利埃斯考察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中叶，西方社会从没有儿童观念到现代“纯真”的儿童观念的诞生过程。
（一）肖像画中儿童形象的演变
阿利埃斯一开始就提出：“在10世纪，画家只能将儿童画成小大人。我们是如何从这种对儿童的无知走到19世纪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的？这一变化在多大程度上与人们关于家庭的概念、孩子之于家庭的快乐和价值相关？”[6]他通过考察中世纪宗教题材儿童画像中儿童形象变化以及从宗教画像到世俗家庭中出现儿童画像来回答这一问题。阿利埃斯发现，在中世纪的宗教画像中，儿童就是小大人。“在10、11世纪，人们不仔细地去想象儿童，对此问题他们既不感兴趣，也不现实。这些例子同样说明不仅仅在审美活动中，在真实生活中童年只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很快就会结束，正如人们很快就会遗忘它一样。”[7]“直至12世纪，中世纪的艺术都不知道儿童，或者说没有试图描绘儿童。很难相信这种对儿童的忽视是由于没有能力实现，而更可能是在中世纪儿童没有地位。”[8]大约从13世纪开始，可以发现一些儿童的模样与现代儿童的观念较为接近。他对三种类型的儿童模样分别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第一种类型是天使，[9]他们几乎刚刚走出儿童期。第二种类型是圣婴基督的形象。[10]对圣婴基督的表征起初是一个缩小的成人，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朝着更加现实的、充满感情的方向发展。第三种类型的儿童形象是出现于哥特式时期（12-16世纪）的裸体的儿童。[11]在中世纪末之前圣婴耶稣几乎从未被描绘为裸体的孩子。“从14世纪开始，特别是在15世纪，神圣儿童主题无论在范围还是种类上都在不断发展。在耶稣和圣母的组图中，艺术家强调优雅、亲爱、天真等儿童早期的特征。而且，圣母和圣婴的特征变得越来越走向世俗的日常生活图景。”[12]然而，“宗教画像中的这些发展并没有立即引起现实生活中儿童观念的改变，从来没有一个关于真实儿童的肖像画。到了15、16世纪，世俗的肖像画最终从宗教的儿童画像中分离出来，但依然不是关于儿童自己的画像……儿童只是作为画中的角色”。[13]“直到17世纪，父母与孩子相分离的画像开始变得普遍。很显然，通过画家的艺术保存孩子短暂的童年神情已经成为习惯。孩子在画像中不再是作为家庭的陪衬出现，而是为了孩子而画，这是17世纪非常新颖的事情。”[14]从此，每个家庭都想去画他们的孩子，到了19世纪拍照代替了肖像画。
通过以上对宗教艺术作品中儿童形象演变的分析，阿利埃斯强调了17世纪在儿童主题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他总结道：“不容置疑，儿童的发现始于13世纪，它的进步循着14世纪到16世纪艺术史的展开而展开，但是从16世纪末到整个17世纪，其发展的迹象越来越丰富且有意义。”[15]他还认为，不仅绘画中，在儿童的文学作品中，儿童的语言、儿童的身体也逐渐被发现。 （二）儿童服饰的变化
阿利埃斯通过考察法国国王和贵族童年的肖像画中人物的着装、各种文字记载（如日记）等来说明儿童服饰演变中所蕴含的儿童观念的变化。他认为，在中世纪，服饰差异仅仅在不同阶层之间有所体现，孩子过了缠绕裹婴布的年龄后，他们穿的衣服与他们当时所处阶层的成人一样。直到13世纪，童年特征才通过服装有所体现。“在16世纪末，当需要从外表上区分儿童和成人时，在上层社会采用一种特殊的童年装束迅速得到普及，这是童年概念的重要转折点。装束标志着儿童从此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16]“在17世纪，至少是富人家的男孩，开始与大人穿不同的衣服。18世纪以后，孩子的服饰开始变得轻便、宽松，更便于自由活动。通过特定的服饰分析可以发现服饰习俗中对儿童的界定，儿童与大人的服饰有所区分，呈现了对儿童的新的愿望。”[17]直到18世纪，女孩与成人的服饰才出现区别。
（三）儿童的游戏与娱乐
阿利埃斯根据希罗德（Heroard）医生对路易十三的生活记录，发现路易十三7岁时，不再穿儿童的服装，并开始不允许他玩婴孩的游戏以及玩具。显然，“7岁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年龄在17世纪被规定为接受道德教育的阶段，也是开始学校生活或开始工作的年龄”。[18]他通过对路易十三儿时游戏的考察发现，在17世纪早期，儿童和成人的游戏没有今天这样的严格区别，儿童过了三四岁以后，和成人玩着同样的游戏。[19]关于人们对儿童游戏的态度，阿利埃斯发现不同的人对游戏的态度不同：“大多数人对游戏的接受是不加区别和毫无保留的，而少数有权势、有教养且死板的伦理学家们几乎谴责所有的游戏，他们抨击游戏并将其视为不道德，几乎不容任何例外。”[20]“到了17世纪，彻底反对游戏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妥协，预示着现代游戏态度出现了……这主要归功于耶稣会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游戏中蕴含着教育的可能。”[21]“娱乐被视为有益的东西被接受，并从此以后作为教育的方式，不再将游戏视为不道德。17世纪，学校有舞蹈、球类游戏课。”[22]阿利埃斯认为，“对游戏的新态度为对待儿童的新态度提供了证据。这种新的游戏态度就是期望维护游戏的道德，并且通过禁止玩那些被视为邪恶的游戏而鼓励玩那些被视为善的游戏而教化游戏”。[23]
（四）“纯真”的儿童观念的诞生
关于这一主题，阿利埃斯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一方面，他通过呈现大量的史料，说明成人对儿童与“性”的相关话题以及行为的态度变化过程，即从过去的相对随意或者无意识，到现代成人谨慎地将儿童保护在对“性”的无知和隔离状态，是谓“纯真”。他认为，“现代道德有一个最严格和严守的不成文法则，即要求成年人避免在孩子面前谈及有关性的问题，尤其是不能就此话题开玩笑。而这种观点在过去的社会中是完全陌生的”。[24]另一方面，阿利埃斯通过对肖像画的发展以及文学作品中相关描述的考察，说明儿童观念的诞生以及圣婴基督的形象对世俗的儿童观念的影响，并发现童年由于基督的童年而凸显。17世纪道德教育类作品中关于儿童的描写，也引用《圣经·新约》中耶稣对儿童的喜爱和赞美，保护纯真的儿童这一观念是确定无疑的。总之，在17世纪下半叶，“纯真的儿童的观念成为一个普遍的概念”。[25]同时，受宗教观念影响的另一个关于儿童的辩证认识是：“儿童是弱的，没有成熟的理性，而这种理性的不成熟与纯真相联系，是神圣纯洁的真实反映……对纯真的认识也使得当时的伦理学家将教育放置在人的义务之前列，反对漠视儿童，反对将儿童视为玩物而过分地溺爱儿童，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26]阿利埃斯认为：“孩子气的纯真这一概念导致了对儿童的两种态度和行为。首先，保护孩子不受生活的污染，特别是关于性的方面;第二，通过发展他们的性格和理性来巩固前者。”[27]总之，从儿童被忽视到将儿童视为有趣迷人的玩具，同他们亲切、自由地玩耍，再到将儿童看成是上帝创造的需要保护和教育的脆弱的生命，以及关注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现代儿童观念诞生了。
二、西方史学领域对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批判
阿利埃斯关于兒童和家庭历史研究的先驱性工作起初备受赞誉，“因为它符合我们对过去生活的情感，也满足了我们关于历史进步的信仰”。[28]部分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狂热地追随阿利埃斯的童年研究，他们以阿利埃斯的研究结论为前提，受阿利埃斯史料运用的启发，从更多不同的领域搜集了丰富的资料，相关研究揭示了历史中儿童的悲惨境遇，以“发展和变化”为主旨来说明家庭情感关系、儿童观念和儿童生存境遇在历史变迁中得到根本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史学领域针对阿利埃斯的研究，从史料的采用、分析与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批判。阿利埃斯挖掘史料的创意是被公认的事实，但是他“对史料的处理被认为是非常天真的”，[29]他的选择性取证以及过度推测并做出武断结论的做法备受质疑，而他采取符号（如艺术、服饰等）证据的研究路径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艾德里安·威尔逊（Adrian Wilson）是系统批判阿利埃斯的人之一，他认为阿利埃斯的研究“充满了逻辑裂缝和方法论灾难”。[30]科林·海伍德（Colin Heywood）直率地批评道：“阿利埃斯关于儿童的笼统断言可能迷惑人们的智力。”[31]让-路易斯·弗兰德林（Jean-Louis Flandrin）惊叹于阿利埃斯研究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献，但是，对他的分析方法缺陷保持谨慎的态度。[32]波洛克（Linda A.Pollock）、威尔逊、海伍德等人认为阿利埃斯解释历史的观点是“现代中心（当下中心）”“西方中心”的，他用西方现代特定背景下的标准要求和评价历史中的人的行为。
（一）关于史料的采用
阿利埃斯基于中世纪宗教绘画中小大人的儿童形象说明当时的人没有儿童的观念。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同样通过对中世纪宗教绘画的研究发现，在中世纪欧洲（6-15世纪），儿童期已经被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了（霍姆斯1968，福赛思1976）。[33]同时，阿利埃斯主要聚焦宗教艺术而忽略了其他文本，这些文本中将童年视为一个独特的有特殊需要的人生阶段（尼尔1994）。[34]此外，他选择的史料决定了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精英群体中的家庭和儿童。 （二）关于史料的分析
阿利埃斯通过对宗教绘画的分析认为，在9-12世纪末的作品中未能发现孩子的形象，随着宗教绘画中儿童形象的出现以及不断演变，表明关于儿童的观念逐步诞生了。安塞尼·伯顿（Anothony Burton）认为，“没有人否认在中世纪早期艺术中儿童是被忽视的。然而，中世纪的艺术作品几乎完全服务于宗教题材，除了孩子以外，还有很多东西在中世纪的艺术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所有的世俗生活都从艺术作品中消失了。这使得我们不能将小大人的形象视为儿童形象的缺席，它不一定是对儿童的贬低而造成的变形。艺术形象中将圣婴描绘成成人的样子，为什么不能被视为是代表神圣的智慧？甚至在中世纪早期描述成人时，艺术家更关注去表达他们的社会身份主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相貌”。[35]威尔逊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接受从12世纪开始艺术中的儿童形象表征走向日常化这一转变就表明艺术家‘发现了儿童’，很多历史学家雄辩地说明这更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重新发现和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品，而不是对周围的儿童产生了新的兴趣”。[36]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图像证史必须注意可能存在的陷阱。彼得·伯克提醒道：“写实的艺术作品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写实，而是往往缺乏现实，它不仅仅没有反映社会现实，反而对它进行了歪曲。因此，历史学家如果不考虑画家或摄影师的各种动机，就有可能被严重误导。”[37]宗教绘画尤其需要考虑其背后的表达意图。“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将佛罗伦萨的儿童肖像画视为面具而不是镜子，芭芭拉·凯·格林利夫（Barbara Kay Greenleaf）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中的假设性伪造，艺术家们画出的孩子总是丰满的、愉快的，而真实生活中的儿童则常常是吃不饱肚子的、无变化的、十分不愉快的。在肖像画中孩子总是在妈妈的注意当中，而在生活中孩子远在妈妈的视线之外，当然也可能在妈妈的心灵之外。”[38]以上这些分析都说明，肖像或者说艺术表征是现实的变形，是人物身份或其他方面的象征，而不是对现实的模仿。阿利埃斯将他的理论建立在中世纪宗教艺术中儿童形象的变化之上，“似乎认为艺术家把所有人看到的都表现出来了，而忽视了现实在艺术中是如何被调和这一复杂的问题（威尔逊）”，[39]因此在采用史料得出结论时犯了逻辑错误。
阿利埃斯基于儿童服饰所做的分析也受到了质疑。在他看来，贵族家庭的孩子开始穿着特殊式样的服装就说明他们拥有了新的儿童观念，而乡村普通民众的孩子一直穿着大人样式的服装就说明他们还没有关于儿童的新的认识，[40]这种简单的推论显得过于主观。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中，孩子的着装会受到经济条件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观念的问题。罗杰·史密斯（Roger Smith）认为：“16世纪儿童的服饰与成人没有区别可以用贫穷或物质缺乏来解释，现代社会，孩子时常穿大人衣服。”[41]父母给孩子着装随意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不关爱自己的孩子，或者未能认识到孩子与大人之间的区别。
此外，阿利埃斯的论证分析中存在“现代中心（当下中心）”“西方中心”“成人中心”及“男性中心”等问题。他从中世纪的欧洲为20世纪的童年观念寻找证据，并基于有限的史料迅速得出中世纪根本没有关于童年阶段的意识这一结论。“为什么西方社会过去一定要像现在一样看待儿童呢？即使过去儿童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那也不能意味着儿童没有被当作儿童。”[42]后继的研究者从全球范围内自史前到当代漫长的演化进程中考察童年这一主题，呈现了永恒的童年本质，说明人类对儿童的爱和关心从史前以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43]彼得·斯特恩（Peter N. Stearns）认为：“人类祖先在所有的历史时期，所有的家庭都要密切地面对儿童和童年的问题……在儿童和童年的关键方面不因地域和时间的不同而产生明显的不同或者变化，包括在所有的社会中童年在某些方面以某种方式与成年阶段相区别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与此同时，一些真实的、基本的差异和变化也的确存在。”[44]此外，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阿里埃斯也忽视了儿童的视角，即儿童建构他们自己童年的角色”。[45]海伍德认为，“对历史学家来说，一个特别的难题是发掘有关过去童年生活的史料。一方面孩子们自己留下的记录很少，甚至是为他们设计的手工制品，如书籍和玩具均很少”。[46]玛丽·哈洛（Mary Harlow）和雷·劳伦斯（Ray Laurence）认为，“儿童的生活和成人将这一段生活建构为童年，这二者之间有着方法论的不同”。[47]今人只能依赖当时的成人关于儿童的认识的相关史料为依据，“这些关于儿童和/或童年的多重途径的认识并不是儿童关于世界的看法的重构，而是成人对儿童的定位以及儿童在成人社会中的位置（罗森2003，威德曼1998）”。[48]历史学家主要使用公共信息（如宗教绘画、官方记载）、文学作品、教育手册、日记传记、民间收藏等，这些作品都是由一小部分成人创作的，他们主要是男性、神职人员及伦理学家等，局限在特定阶层，这使得历史研究呈现的信息无法体现平民视角，以及作为孩子主要养育者的女性视角（这一缺陷尤其致命）。
（三）关于研究结论
在关于史料采用及其分析的批判中，就已经预示了阿利埃斯的研究结论必将接受严格的检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儿童史學家开始寻找可以反映历史上人们内心世界真实状况的资料，来说明他们关于儿童的观点和对待儿童的基本态度。波洛克通过书信和日记中作者的真实讲述，推翻了阿利埃斯关于现代之前家庭情感关系冷漠，特别是父母对子女情感冷漠的结论。[49]她指出，“成人与孩子之间的情感关系是生物学的天赋，而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亲子关系是社会—生物的”。[50]路易斯·哈斯（Louis Haas）认为，儿童史研究需要更加近距离地观察历史以来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真正与儿童相关的事件。为此，他选择了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分娩和婴儿作为研究的内容，考察父母们是怎样照料孩子的。通过儿童的出生和洗礼可以发现，在中世纪儿童得到了温暖和快乐的欢迎。他结合自己与他人的相关研究发现，欧洲的童年一直都是“现代的”。[51]法国的研究也表明任何时代都没有中世纪儿童出生时那样的庆祝仪式，人们引用5世纪利奥教皇伟大的布道：基督珍爱儿童和谦卑的妇女，纯真的准则，可爱的典范。儿童的纯真意味着他们是天神的显示，可以让罪恶显现，可以作为天地间的使者。[52]除了记录日常生活中亲子互动的资料之外，在宗教典籍、圣徒文学作品、道德教化文本中也有大量描述成人关于孩子的情感故事。阿尔布雷希特·克拉森（Albrecht Classen）通过考察后断言：“大部分学者现在将会同意，没有社会能够在看不到孩子的需要，以及不具备关于儿童从出生到成人这一发展阶段的意识而存在。”[53]阿尔布雷希特虽然否定了阿利埃斯的结论，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将中世纪时期理想化为父母非常珍爱并关注孩子的完全对立的观点也是错误的”。[54]尼古拉斯·奥姆（Nicholas Orme）对中世纪的儿童从家庭生活、儿童成长中的危险、童谣、游戏、宗教责任、教育以及儿童的成长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综合研究，[55]进而指出，“中世纪的欧洲人将童年视为不同的人生阶段，父母以孩子般的方式对待儿童，就像以成人的方式对待成人一样，他们带着关爱和情感，孩子们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活动”。[56]其他研究者也通过各种途径，发现中世纪有关于儿童特殊本质的认识，如关于亲子关系的建议中隐含的儿童观，以及中世纪的法律条文中一些少数的关于儿童的条文说明了他们关于儿童的意识。此外，训诫、论文、百科全书、医学手册、室内装饰方面都反映出对儿童特殊本质的认识。[57]对阿利埃斯的结论更有力的反驳是中世纪对古希腊古罗马关于这一主题的继承，中世纪的拉丁文采纳了希波克拉底将童年期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传统。这三个阶段分别为：婴儿期（infantia，0～7岁）;少年期（pueritia，女孩7～12岁，男孩7～14岁）;青少年期（adolescentia，12/14～21岁）。[58] 总之，阿利埃斯的研究激发了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时期的儿童进行了集中的研究，相关研究发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并未出现根本性的转变，而是具有延续性的。很显然人生有一个独特的阶段，即儿童期，在欧洲各地区的中世纪文化中对这一认识都有所反映。“通过详细的史料调查，历史学家否认了阿利埃斯的观点”，[59]他也被威尔逊称为业余的“周末历史学家”，[60]当今的一些研究者称“他的研究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了”。[61]金（Margaret L.King）认为，关于阿利埃斯的讨论逐渐消失，尽管在近期童年研究的介绍性章节中必须回顾整个阿利埃斯式的讨论，但是，是到了终止这种讨论的时候了。[62]
三、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之反思
在西方儿童史研究领域，60余年来，对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从因新鲜而狂热地追随，到因质疑而深入地批判，再到今天，“（对阿利埃斯的研究引发的）相关讨论有些尘埃落定”。[63]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正在兴起的多学科童年研究而言，反思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及其效应，分析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思想因缘及其理论建构，思考儿童史研究的逻辑和规范，可以对当下的儿童史乃至多学科童年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一）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效应
尽管阿利埃斯的研究受到了较为彻底的批判，但是，阿利埃斯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海伍德指出：“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承认阿利埃斯是童年主题的开创者。”[64]乔治·杜比称赞道：“是他这位绅士凭着敏锐的直觉和勇敢的精神，自由地进行探索，第一个闯入了明显不可逾越的现代历史领域，他在这个领域进行探察，开辟道路，并号召其他先锋一起介入。”[65]是他第一次打开了人类儿童历史的幽暗大门，其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狂热的追随者还是严格的批判者，都被这一领域深深吸引，并从不同的维度展开了深入的探索，相關研究使人们对于历史中儿童的生活以及人们关于儿童的观念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儿童史研究本身。如果说卢梭是“历史上第一个从内部角度认识童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人”，[66]那么，阿利埃斯则是第一个从社会文化角度关注儿童和童年的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在该书中倡导“童年是一种社会建构”，这又使得他成为社会建构范式童年研究的开创者，引发了其后半个世纪以来从社会文化视角研究儿童与童年的热潮。[67]“一旦童年被视为文化的建构，所有新的研究领域都向学者开放。”[68]除了历史研究考察历史中儿童的生活状况外，人类学研究考察不同文化中儿童的生活，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还沿袭阿利埃斯的路径，考察了文化传播方式在童年从“诞生”到“消逝”过程中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建构思潮的催化下，对儿童社会空间和社会身份的关注还催生了新童年社会学，“童年”这一术语从表征生命周期转向表征“社会现象”“社会结构”，从人口中的年龄标签转换为社会身份标签，儿童被视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童年不再单纯被视为生命过程的自然事实，而是与时空、种族、阶层、性别等一系列因素有关，童年是历史和社会文化的产物。相关研究也将“童年”这一话题放置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心，童年研究不仅指向理解童年，也被用来思考其他学术问题，还推动了童年社会政策实践的变革。总之，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引发的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当考察了近50余年来关于儿童与童年的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对全球儿童养育以及童年社会政策与实践的影响，就会跳出《儿童的世纪》一书的内容本身，从它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以及后来在童年社会政策与实践中产生的巨大影响的角度，理解阿利埃斯的研究及其效应。阿利埃斯所引发的社会文化领域关于童年的社会建构已经发展为独立的学科领域，形成了国际化的研究项目和团队，相关研究引发了全社会对儿童的广泛关注，儿童的生存处境和社会身份受到重视，并对关注全球性的童年危机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二）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理论公式”
阿利埃斯在该书再版（1973）序言的开篇这样反思道：“历史学家野心勃勃地想将所有具体的细节概括为抽象的结构，但他却总是难以（多亏如此！）从那些曾经在研究的过程中牢牢吸引他的纷繁复杂的印象中摆脱出来，最后只好笨手笨脚地将这些印象折叠起来，放进必需的理论公式之中。”[69]因此，深入分析阿利埃斯所说的“理论公式”，即分析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思想因缘和理论建构非常必要。阿利埃斯的儿童史研究可以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和史学研究风尚中获得答案。首先，在史学领域，从西方理性主义时代开始，根据对历史的理解和少量的史料，建构各种历史规律和模式是研究潮流。在启蒙时代，历史就是发展和进步的观点成为共识。到了20世纪，新史学从研究精英史走向生活史、心态史，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重视研究人的心态史。正是受史学领域的基本的立场和研究取向的影响，阿利埃斯致力于考察家庭关系和儿童形象及其命运从灰暗走向光明的“变迁”过程，试图建构出基本的规律和模式。其次，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阿利埃斯对社会思潮非常敏感，他深受当时强劲的后现代社会建构思潮的影响。后现代社会建构思潮从社会文化维度考察知识（如儿童观）的生产过程，强调社会关系对知识生产的影响。在《儿童的世纪》一书中，他的重点论题是考察“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即儿童观念的建构过程。因此该书虽然受到了历史学家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却深受社会学家的欢迎。朱迪丝·恩纽（Judith Ennew）发现，“所有的社会学家如同‘圣经如是说’般地追溯到《儿童的世纪》”，[70]其原因就是追随阿利埃斯的社会建构立场。《儿童的世纪》一书的三个部分分别考察了现代儿童观念的诞生、学校教育在儿童观念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家庭情感关系演进中成人对儿童的观念与态度的变化过程。他在该书第一部分开篇指出：“年龄并不简单地与生物阶段相对应，同时也与社会角色相对应。”[71]进而，他提出童年不是一个固有的事实，而是社会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这说明他不再仅仅从生命的自然维度出发认识儿童和童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社会建构立场。童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阿利埃斯儿童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所以，正如哈斯所言，“有时候证据会受到理论模型的影响，研究者只收集与自己观点相对应的证据”。[72]尽管《儿童的世纪》全书史料丰富，但主要围绕从中世纪没有关于儿童本质的认识和儿童被忽视，到18世纪形成了现代的儿童观念、儿童成为家庭的中心这一理论假设选取史料的。 就认识的规范而言，批判者对阿利埃斯的批判也是值得深入反思的。如关于图像证史部分，威尔逊指出艺术家关于儿童的表征并不是基于对周围儿童的兴趣，而可能是对古希腊的模仿;格林利夫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中的假设性伪造美化了儿童生活，儿童真实的生活处境不容乐观。也就是说，由于艺术表征与儿童生活现实不符，进而认为阿利埃斯基于“虚假”的艺术表征得出的结论不可靠。这里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一是儿童肖像画是不是反映现实？二是没有反映现实的儿童肖像画是不是代表一种儿童观？这两个方面需要区别对待。就阿利埃斯及其批判者所关注的这一具体问题而言，可以发现，无论是圣婴肖像，还是佛罗伦萨艺术家们画出的丰满、愉快的儿童，应该被视为一种理想的儿童形象，这种儿童形象本身就反映了一种理想的儿童观，这种儿童形象（儿童观）的传播会对现实生活中的儿童观和儿童生活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而且图像是一种十分有力的交流方式，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情感和动机，形成鲜明的儿童形象。格林利夫在分析了佛罗伦萨儿童艺术的假设性伪造后又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即为什么佛罗伦萨人会接受这种不真实的描述？格林利夫认为他们的接受是为了减轻自己作为不称职的父母的罪过，而且看到这些画像也可以帮助他们忘掉自己悲惨的童年，艺术家也参与到这样的精神宣泄当中。尽管这些艺术家画的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是，他们为文艺复兴高潮时期发展起来的对儿童的态度的新转变的确做出了贡献（他们有一种隐蔽的、促成这种对儿童态度转变的动机。格林利夫1978，索默维尔1982）。[79]可见，部分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了理想对现实的引领、救赎和规范，他们的分析超越了事实/价值两分的简单批判。
因此，儿童史研究不仅要基于丰富的史料考证，还要基于生命的逻辑进行推论;不仅要呈现史实，还要能够对史实所反映的儿童生活和儿童观念进行价值判断。不仅儿童史研究，多学科视角的儿童与童年研究，都要基于生命的逻辑，生命逻辑是形成价值规范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真命题并进行合理性的论证，才能清楚地定义童年研究中的相关概念，才能较为彻底地认识儿童和童年，进而才能善待儿童，为儿童拥有幸福的童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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