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阅读现代考古学的相关文章，你会频繁见到一个成语——地不爱宝。这个成语出自《礼记》，意思是大地不吝啬它的宝藏。在今天，它多指地下有文物出土。
　　大地不吝啬它的宝藏，愿意让虔诚的人挖掘、发现。同时，大地也不是这些宝藏的主人，它只是尽责地守护它们。等待有一天，人们通过这些宝藏，发现这片土地上曾经的生息与成就。
　　我们今天所说的考古，多指现代考古学。中国现代考古学是近代时，人们在中华传统研究的基础上引入西方考古学体系建立的学科。
　　其实，“考古”这个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北宋学者吕大临就曾为自己的金石学著作取名《考古图》，对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做了较为系统的记录。金石学就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前身。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这六个“一”中就有“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的意思。他认为自己所在的时代书法风格不佳，希望通过对古人金石书画的研究来振兴书风。官场失利后，他开始大量收集古代的金石遗文，并撰写题跋，辑成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著——《集古录》。
　　《集古录》一共十卷，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欧阳修收藏制作的金石拓片，已在战火中佚失;另一部分是他撰写的相关考证解说，这部分被称为“集古录跋尾”，至今保存完好。为了收集金石拓片，欧阳修费了很多心思，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也遭到一些人的质疑。
　　有人问他：“物多了就难以聚合，聚合时间长了没有不散佚的。你为什么一定在这件事情上费心呢？”欧阳修回答道：“能满足我的喜好，玩赏到老就可以了。”
　　正因为欧阳修非常重视金石研究，认为它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足以传世。所以他为别人立碑撰文时，也追求真实，不愿有任何隐瞒。
　　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他的儿子请求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铭。欧阳修花了两年时间，完成了《范文正公神道碑铭》。碑文共两千余字，对范仲淹取士以德、劝课农桑等功绩详加描写，盛赞他为“系天下国家之大者”。但是这篇碑文却引起范仲淹儿子的不满，因为它牵扯到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一段恩怨。
　　范仲淹与吕夷简同朝为官，吕夷简年长范仲淹十岁，两人多有来往。
　　有一次，宋仁宗被郭皇后误伤，与郭皇后关系不和的他便想废后。宰相吕夷简对此很支持，但范仲淹认为立后与废后都是国之大事，不可轻易动摇，极力反对。两人各執己见，最终不欢而散。
　　在其他的军国大事上，双方也渐渐意见不合。
　　眼见边境不太平，范仲淹主张迁都洛阳，吕夷简认为此举不切合实际。范仲淹愤怒地上书宋仁宗，直指吕夷简是皇帝身边混淆视听的擅权之人。吕夷简一怒之下，将范仲淹以离间君臣、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等罪名逐出了京城。但是第二年，吕夷简也被罢免相位，外调出京。自此，关于朋党的议论就多了起来。这便是碑文中的“自公坐吕公贬，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为党，或坐窜逐”。
　　欧阳修在碑文中还提到一段：“及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这说的是范仲淹与吕夷简握手言和的故事。
　　公元1040年，西北前线燃起战火，范仲淹被调至前线抗敌，官复原职。吕夷简主动对宋仁宗说：“范仲淹是当世的贤臣，朝廷要任用他，怎么能只是官复原职呢？”范仲淹果然又获提拔。之后，范仲淹听说了这件事，当面向吕夷简表示感谢：“先前因为公事触犯相公，但对于相公并没有意见。”吕夷简也笑言：“我怎么会对过去的事念念不忘呢？”
　　后来，范仲淹私自向西夏首领招降，引起朝中议论，有人建议处死他。宋仁宗问吕夷简的意见，吕夷简建议从轻处罚：“大将在外，有些事不能全由朝廷控制。两国交兵，使者、书信往来也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因此降罪范仲淹。”最终，范仲淹只被降级处分。吕夷简因病辞相，还推荐范仲淹做副宰相。可以说，吕夷简不仅与范仲淹冰释前嫌，还有提携之恩。吕夷简去世时，范仲淹身在边关，痛哭不已，更是撰文纪念。
　　但对于这段交集，范仲淹的儿子并不认同。最终这段文字被删除，双方不欢而散。
　　不过，欧阳修严谨的态度获得了历史的肯定，他作的碑文内容被史学家采用，他开创的金石学所留下的相关资料，依然被今天的考古学家作为研究参考的范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