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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诗人穆旦（查良铮，一九一八至一九七七）诞辰九十九周年，逝世四十周年。在中国新诗人中，穆旦是少有的能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诗歌事业的诗人，他纵贯一生的丰富创作和翻译恐怕让很多以诗歌为业的诗人都黯然失色。
在可以自由写作的岁月里，他的诗歌散发出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睿智光芒。他早年的诗歌（比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五月》《赞美》《不幸的人们》《中国在哪里》）秉有异于前辈和同辈诗人对于社会的洞察、对于苦难的同情。那些自由而又乐观的思想，那些感情和理智交相辉映的语言都足以让他的诗歌为后人记忆。在他的晚年，经历了长久的沉默之后，穆旦的诗歌（比如《春》《夏》《秋》《冬》《智慧之歌》《自己》）语言沉静、洗练，经验的色彩慢慢淡去，历史和时代的复杂逐渐化约为个人的生存哲学。在本可以施展诗歌才华的壮年，穆旦遭遇了极大的困苦，他通过诗歌翻译维持着他与诗歌的联系，同时也在这种字斟句酌的文字事业中隐藏着自己的诗歌生命。在被“城邦”驱逐的境遇中，没有谁比他更坚信诗歌的独特价值，坚信诗人所从事的崇高事业。
与大约同时代的大部分诗人相比，穆旦的独特性在于在他的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有效处理。如果对比亲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更倾向于遁入形而上学探索的冯志，对比亲近法国象征派诗人，更倾向于写作疏离于时代的智性诗和咏物诗的卞之琳，对比一部分已经高度民间化、口号化，有鲜明政治指向的左翼诗歌，更亲近英语诗人奥登的穆旦，对于历史的态度直接而又复杂、痛苦而又乐观、热烈而又深沉，至今值得我们思考。不妨说，穆旦的写作更好地标记了他的时代，因而也可以说，通过有效的写作，诗人做到了忠于自己的时代。
与那些超越于时代，试图为时代立法的诗人相比，或者逃避时代，以某种精致的修辞遮蔽现实的诗人相比，穆旦终身坚持的主题是处理历史经验本身。穆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诗人，他的诗歌，可以称作独特的“历史修辞”。 历史修辞意味着，他的诗歌修辞是历史性的，而历史在他那里也是修辞的。在他的诗歌中，历史是最为本质的生活，历史是生活最大的哲学。穆旦的诗歌始终忠实于他的现代体验，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穆旦从没有放弃这一立场。于是，历史的、哲学的立场同时也是政治的、伦理的立场，这种片刻的史诗般的统一性在这种独特的历史修辞中实现了。诗人被抛入世界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在历史修辞的深邃写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拯救。
作为历史修辞的诗歌写作，最直接的就是体现为主题的选择。在一首写于一九四五年的作品中，穆旦已经展现出这一点：
良心颂
虽然你的形象最不能确定，
就是九头鸟也做出你的面容，
背离的时候他们才最幸运，
秘密的，他们讥笑着你的无用，
虽然你从未向他们露面，
和你同来的，却使他们吃惊：
饥寒交迫，常不能随机应变，
不得意的官吏，和受苦的女人，
也不见报酬在未来的世界，
一条死胡同使人们退缩；
然而孤独者却挺身前行，
向着最终的欢快，逐渐取得，
因為你最能够分别美丑，
至高的感受，才不怕你的爱情，
他看见历史：只有真正的你
的事业，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
诗人应该是时代和历史的“良心”，这首诗正是这一期许的真实写照。“因为你最能够分别美丑”，这个“你”正是诗人自己，一个孤独的探索者。诗人在他的时代面目模糊，也不被人理解，但是他坚信自己的道路正确。诗人的事业之所以会失败，这是由于诗人并不能允诺给别人一个更好的世界，他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兑换为相应的报酬。对于那些愚昧和懒惰的人而言，诗人所能提供的思索只会激起他们的愤怒，而不是感激。然而，诗人的事业最终会“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因为“他看见历史”，他能够获得“至高的感受”，这些能让他“向着最终的欢快”，为他赢得永恒。诗人的事业之所以区别于众人，正在于他不仅能够经历众人所能经历到的，而且能够从这些经历中提炼出独特的智慧。这些独特的智慧让诗人成为时代的“良心”，包含着他对时代真诚和深湛的思考。《良心颂》是穆旦全部诗歌的一个缩影，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总结。正是这样的立场使得穆旦能够免于沦为“庸众”，这种“庸众”经过有效的动员之后成为具有浓厚政治哲学意味的“人民”的主体。在穆旦的一生之中，始终不能够理解其中的意味，因为“良心”不可能被每个人所获得，只有诗人等具有特殊抱负和才能的人能够启发普通的人民。这样的立场还意味着诗人同时要抵御来自某种特定的思潮、主义和流派的强制性改造，作为“良心”的诗人必须忠于自己的经验和情感，他必须拥有审慎的知识和情感，对于那些他并不理解或者并不相信的知识，他只能沉默以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穆旦选择了一种堪比写作的翻译事业，从始至终，穆旦在写作上都保持着彻彻底底的真诚。
同时，穆旦作为“良心”的诗人，除了他在思考上保持的真诚、独立和执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始终存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在穆旦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无论在诗中描述的感受和经验多么地让人灰心、绝望，穆旦总会同时为诗作的中间或结尾加入一些乐观的部分。在穆旦生存的或黑暗或压抑的时代，这种“乐观”的态度像金子一般的珍贵，它使那些晦暗的现实焕发出希望的光泽。诗人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认识越是深入和复杂，就越是痛苦和焦虑，与此同时，他对未来的期待就越是强烈和执着。在奥登的《悼念叶芝》和穆旦的一系列诗作之中，把诅咒化为赞美，让绝望生出希望，都可以看到这种为了人类的进步和美好所做出的真挚的努力。同时代的奥登和穆旦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直面现实，不苟活，也不逃避，用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去把握时代。
在穆旦的个人写作里，他很少对自己的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进行直接的阐释。倒是在他的大量翻译中，在他为自己的译作所写的导言中，从他对前辈诗人所做的评论中了解到他的看法。在为自己倾力翻译的雪莱诗歌所写的译者序里，穆旦评价：“雪莱总括来说，从雪莱的全部抒情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乐观的思想家，因为雪莱相信：丑恶的现实是转瞬即逝的；真、美、善将永远存在；人可以不断提高和改善自己，人的智慧和宇宙的意志和谐一致，世界的黄金时代必然到来。如果说，拜伦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宇宙的悲哀，雪莱的诗却充满了宇宙的欢乐。”无疑，这不仅是穆旦对于雪莱的评价，更是穆旦对于一个理想中的诗人的评价—“乐观的思想家”，这是对于穆旦心目中的诗人的理想写照。 在“乐观的思想家”中—“思想家”意味着，诗人为人们提供的不只是有力的语言、丰富的情绪和鲜明的形象，而是诗歌写作中所蕴含的对于重大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严肃性使得诗人在忠于特殊时代的感受方面近似于历史学家或新闻工作者，在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近似于哲学家。思考本身的独立性又意味着，作为思想家的诗人不应该盲从于任何流行的和教条的观念，而应该从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出发进行思考。因而，诗人不能成为时代的传声筒，诗歌也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在穆旦的抗战时期的创作中，很少能够看到诗人对于它的主题采取单纯的批判或是赞美，与此相反，穆旦总是试图以自己的分析展现事物的复杂性。譬如对于战争时期的生活，穆旦笔下的士兵的牺牲既有英勇的主动一面，也有无谓死去的被动一面；战争既有死亡和罪恶的部分，也有新生和美好的部分。
穆旦的历史修辞并非对于历史的简单叙述，而是浸润着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哲学思考，因而这样的写作必须与普通的叙事诗区别开来。这一点可以从穆旦即使在处理战争题材时，也总是在时间、空间上无限延展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史诗性的诗歌意识使得穆旦的现代诗歌即使仍然属于现代诗歌的总体脉络，但仍然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质—历史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是诗歌的内容，同时也是诗歌的哲学。对于历史修辞而言，历史本身同时也是历史哲学。正是在残酷的战争场景中，穆旦得以思考人类重新回到“史诗”瞬间的可能性。在这个瞬间，个人重新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人的个别的、具体的行动被纳入到历史的总体行动之中，单个的人的意义上升到历史的整体意义之中。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写道，“史诗世界回答的问题是：生活如何会成为本质的”，这一点在经典史诗中才能回答。在荷马史诗中，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完整的、协调的，“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有时人们所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着的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极幸福的诸时代是没有哲学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拥有每一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既沉浸于历史的分析，也有因为政治性和伦理性的思考而获得一种超验性，从而使穆旦的诗歌散发着史诗的光芒。
诗人穆旦尽管在壮年时期停止了钟爱的诗歌创作，但是他对自己的遭遇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忍耐和担当。即使在穆旦晚年的几首巅峰之作里，我也看不到抱怨，相反，依然是冷静的分析、普遍的同情和充盈的乐观情绪。诗人从来都只会被自己驱逐，而不是他的城邦。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我可以看到对时代的控诉和对自我的辩解，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写作在不同时期所展现的变化不是对历史的忠实，而是逃避和无力。穆旦的历史修辞具有坚硬的内核，它具有始终朝向历史并处理历史的能力。在残酷和漫长的斗争中以及在劫难结束的时候，在穆旦的写作和翻译中，他的诗歌观念并未得到丝毫的改变。这种坚持不仅仅来自穆旦个人的信念，更可以说这种诗歌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也必然能够承受历史的重负。在战争和反抗中凸显的善恶、美丑的知识，即使在一个相對和平的历史时代也同样重要。在战争和苦难中锤炼出来的对于人类的普遍同情、对于压迫的憎恨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灾难的勇敢担当，这些美好的品质在另一个历史时刻也同样有效。穆旦的诗歌从来都保持着对于历史和时代的关注，并且以对它的记录和思考为自己的理想，因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种理想都不会改变。这种理想意味着，一个像穆旦这样的诗人，历史是他的内在组成，他也必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听说我老了
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
这么丑，我看着都觉得好笑，
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
都已让它在岁月里烂掉。
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
但谁也没有看见赤裸的我，
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
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
它唱到，“时间愚弄不了我，
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
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
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
“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
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
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
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年，源于历史，高于历史，诗人忠于自己的时代才能获得永恒。归根结底，对于穆旦而言，从他的第一首诗到最后一首诗，都是同一首诗。
（《穆旦译文集》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穆旦诗文集》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六年版）
在可以自由写作的岁月里，他的诗歌散发出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睿智光芒。他早年的诗歌（比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五月》《赞美》《不幸的人们》《中国在哪里》）秉有异于前辈和同辈诗人对于社会的洞察、对于苦难的同情。那些自由而又乐观的思想，那些感情和理智交相辉映的语言都足以让他的诗歌为后人记忆。在他的晚年，经历了长久的沉默之后，穆旦的诗歌（比如《春》《夏》《秋》《冬》《智慧之歌》《自己》）语言沉静、洗练，经验的色彩慢慢淡去，历史和时代的复杂逐渐化约为个人的生存哲学。在本可以施展诗歌才华的壮年，穆旦遭遇了极大的困苦，他通过诗歌翻译维持着他与诗歌的联系，同时也在这种字斟句酌的文字事业中隐藏着自己的诗歌生命。在被“城邦”驱逐的境遇中，没有谁比他更坚信诗歌的独特价值，坚信诗人所从事的崇高事业。
与大约同时代的大部分诗人相比，穆旦的独特性在于在他的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对于历史的有效处理。如果对比亲近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更倾向于遁入形而上学探索的冯志，对比亲近法国象征派诗人，更倾向于写作疏离于时代的智性诗和咏物诗的卞之琳，对比一部分已经高度民间化、口号化，有鲜明政治指向的左翼诗歌，更亲近英语诗人奥登的穆旦，对于历史的态度直接而又复杂、痛苦而又乐观、热烈而又深沉，至今值得我们思考。不妨说，穆旦的写作更好地标记了他的时代，因而也可以说，通过有效的写作，诗人做到了忠于自己的时代。
与那些超越于时代，试图为时代立法的诗人相比，或者逃避时代，以某种精致的修辞遮蔽现实的诗人相比，穆旦终身坚持的主题是处理历史经验本身。穆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诗人，他的诗歌，可以称作独特的“历史修辞”。 历史修辞意味着，他的诗歌修辞是历史性的，而历史在他那里也是修辞的。在他的诗歌中，历史是最为本质的生活，历史是生活最大的哲学。穆旦的诗歌始终忠实于他的现代体验，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穆旦从没有放弃这一立场。于是，历史的、哲学的立场同时也是政治的、伦理的立场，这种片刻的史诗般的统一性在这种独特的历史修辞中实现了。诗人被抛入世界的“无家可归”的状态在历史修辞的深邃写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拯救。
作为历史修辞的诗歌写作，最直接的就是体现为主题的选择。在一首写于一九四五年的作品中，穆旦已经展现出这一点：
良心颂
虽然你的形象最不能确定，
就是九头鸟也做出你的面容，
背离的时候他们才最幸运，
秘密的，他们讥笑着你的无用，
虽然你从未向他们露面，
和你同来的，却使他们吃惊：
饥寒交迫，常不能随机应变，
不得意的官吏，和受苦的女人，
也不见报酬在未来的世界，
一条死胡同使人们退缩；
然而孤独者却挺身前行，
向着最终的欢快，逐渐取得，
因為你最能够分别美丑，
至高的感受，才不怕你的爱情，
他看见历史：只有真正的你
的事业，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
诗人应该是时代和历史的“良心”，这首诗正是这一期许的真实写照。“因为你最能够分别美丑”，这个“你”正是诗人自己，一个孤独的探索者。诗人在他的时代面目模糊，也不被人理解，但是他坚信自己的道路正确。诗人的事业之所以会失败，这是由于诗人并不能允诺给别人一个更好的世界，他的工作也不能直接兑换为相应的报酬。对于那些愚昧和懒惰的人而言，诗人所能提供的思索只会激起他们的愤怒，而不是感激。然而，诗人的事业最终会“在一切的失败里成功”，因为“他看见历史”，他能够获得“至高的感受”，这些能让他“向着最终的欢快”，为他赢得永恒。诗人的事业之所以区别于众人，正在于他不仅能够经历众人所能经历到的，而且能够从这些经历中提炼出独特的智慧。这些独特的智慧让诗人成为时代的“良心”，包含着他对时代真诚和深湛的思考。《良心颂》是穆旦全部诗歌的一个缩影，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总结。正是这样的立场使得穆旦能够免于沦为“庸众”，这种“庸众”经过有效的动员之后成为具有浓厚政治哲学意味的“人民”的主体。在穆旦的一生之中，始终不能够理解其中的意味，因为“良心”不可能被每个人所获得，只有诗人等具有特殊抱负和才能的人能够启发普通的人民。这样的立场还意味着诗人同时要抵御来自某种特定的思潮、主义和流派的强制性改造，作为“良心”的诗人必须忠于自己的经验和情感，他必须拥有审慎的知识和情感，对于那些他并不理解或者并不相信的知识，他只能沉默以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穆旦选择了一种堪比写作的翻译事业，从始至终，穆旦在写作上都保持着彻彻底底的真诚。
同时，穆旦作为“良心”的诗人，除了他在思考上保持的真诚、独立和执着之外，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始终存有对于美好生活的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在穆旦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无论在诗中描述的感受和经验多么地让人灰心、绝望，穆旦总会同时为诗作的中间或结尾加入一些乐观的部分。在穆旦生存的或黑暗或压抑的时代，这种“乐观”的态度像金子一般的珍贵，它使那些晦暗的现实焕发出希望的光泽。诗人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认识越是深入和复杂，就越是痛苦和焦虑，与此同时，他对未来的期待就越是强烈和执着。在奥登的《悼念叶芝》和穆旦的一系列诗作之中，把诅咒化为赞美，让绝望生出希望，都可以看到这种为了人类的进步和美好所做出的真挚的努力。同时代的奥登和穆旦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直面现实，不苟活，也不逃避，用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去把握时代。
在穆旦的个人写作里，他很少对自己的诗人身份和诗歌创作进行直接的阐释。倒是在他的大量翻译中，在他为自己的译作所写的导言中，从他对前辈诗人所做的评论中了解到他的看法。在为自己倾力翻译的雪莱诗歌所写的译者序里，穆旦评价：“雪莱总括来说，从雪莱的全部抒情诗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乐观的思想家，因为雪莱相信：丑恶的现实是转瞬即逝的；真、美、善将永远存在；人可以不断提高和改善自己，人的智慧和宇宙的意志和谐一致，世界的黄金时代必然到来。如果说，拜伦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宇宙的悲哀，雪莱的诗却充满了宇宙的欢乐。”无疑，这不仅是穆旦对于雪莱的评价，更是穆旦对于一个理想中的诗人的评价—“乐观的思想家”，这是对于穆旦心目中的诗人的理想写照。 在“乐观的思想家”中—“思想家”意味着，诗人为人们提供的不只是有力的语言、丰富的情绪和鲜明的形象，而是诗歌写作中所蕴含的对于重大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的严肃性使得诗人在忠于特殊时代的感受方面近似于历史学家或新闻工作者，在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近似于哲学家。思考本身的独立性又意味着，作为思想家的诗人不应该盲从于任何流行的和教条的观念，而应该从个人的感受和经验出发进行思考。因而，诗人不能成为时代的传声筒，诗歌也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在穆旦的抗战时期的创作中，很少能够看到诗人对于它的主题采取单纯的批判或是赞美，与此相反，穆旦总是试图以自己的分析展现事物的复杂性。譬如对于战争时期的生活，穆旦笔下的士兵的牺牲既有英勇的主动一面，也有无谓死去的被动一面；战争既有死亡和罪恶的部分，也有新生和美好的部分。
穆旦的历史修辞并非对于历史的简单叙述，而是浸润着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哲学思考，因而这样的写作必须与普通的叙事诗区别开来。这一点可以从穆旦即使在处理战争题材时，也总是在时间、空间上无限延展就可以看出来。这种史诗性的诗歌意识使得穆旦的现代诗歌即使仍然属于现代诗歌的总体脉络，但仍然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质—历史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是诗歌的内容，同时也是诗歌的哲学。对于历史修辞而言，历史本身同时也是历史哲学。正是在残酷的战争场景中，穆旦得以思考人类重新回到“史诗”瞬间的可能性。在这个瞬间，个人重新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人的个别的、具体的行动被纳入到历史的总体行动之中，单个的人的意义上升到历史的整体意义之中。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写道，“史诗世界回答的问题是：生活如何会成为本质的”，这一点在经典史诗中才能回答。在荷马史诗中，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是完整的、协调的，“那些时代的一切都是新鲜的，然而有时人们所熟悉的，既惊险离奇，又是可以掌握的。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着的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极幸福的诸时代是没有哲学的，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时代人人都是哲学家，都拥有每一种哲学的乌托邦目标”。既沉浸于历史的分析，也有因为政治性和伦理性的思考而获得一种超验性，从而使穆旦的诗歌散发着史诗的光芒。
诗人穆旦尽管在壮年时期停止了钟爱的诗歌创作，但是他对自己的遭遇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忍耐和担当。即使在穆旦晚年的几首巅峰之作里，我也看不到抱怨，相反，依然是冷静的分析、普遍的同情和充盈的乐观情绪。诗人从来都只会被自己驱逐，而不是他的城邦。在另外一些诗人那里，我可以看到对时代的控诉和对自我的辩解，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写作在不同时期所展现的变化不是对历史的忠实，而是逃避和无力。穆旦的历史修辞具有坚硬的内核，它具有始终朝向历史并处理历史的能力。在残酷和漫长的斗争中以及在劫难结束的时候，在穆旦的写作和翻译中，他的诗歌观念并未得到丝毫的改变。这种坚持不仅仅来自穆旦个人的信念，更可以说这种诗歌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也必然能够承受历史的重负。在战争和反抗中凸显的善恶、美丑的知识，即使在一个相對和平的历史时代也同样重要。在战争和苦难中锤炼出来的对于人类的普遍同情、对于压迫的憎恨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灾难的勇敢担当，这些美好的品质在另一个历史时刻也同样有效。穆旦的诗歌从来都保持着对于历史和时代的关注，并且以对它的记录和思考为自己的理想，因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这种理想都不会改变。这种理想意味着，一个像穆旦这样的诗人，历史是他的内在组成，他也必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听说我老了
我穿着一件破衣衫出门，
这么丑，我看着都觉得好笑，
因为我原有许多好的衣衫
都已让它在岁月里烂掉。
人们对我说：你老了，你老了，
但谁也没有看见赤裸的我，
只有在我深心的旷野中
才高唱出真正的自我之歌。
它唱到，“时间愚弄不了我，
我没有卖给青春，也不卖给老年，
我只不过随时序换一换装，
参加这场化装舞会的表演。
“但我常常和大雁在碧空翱翔，
或者和蛟龙在海里翻腾，
凝神的山峦也时常邀请我
到它那辽阔的静穆里做梦。”
这首诗写于一九七六年，源于历史，高于历史，诗人忠于自己的时代才能获得永恒。归根结底，对于穆旦而言，从他的第一首诗到最后一首诗，都是同一首诗。
（《穆旦译文集》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五年版；《穆旦诗文集》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二○○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