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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同王朝兴盛与覆灭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也有着兴盛和衰落交替向前发展的历史，并在世界科学技术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自15、16世纪开始，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相对于西方世界是明显落后了，某些领域差距更不断扩大。究其原因，论者甚多。历史具有继承性，一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其文化背景和科学精神紧密相连。本文对隐藏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背后的科技文化和科学精神的缺陷进行反思，以期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的今天，为我国科技快速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科技文化；科学精神；实用主义
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评价，学界历来毁誉不一。或以中国有四大发明自诩，或以中国古代无科学而相谤；或因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科技的赞誉而自豪，或因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贤哲的批语而自惭形愧。各执一端，对错难辦。且不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与科学精神，又是否超越于西方。但毫无疑问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确实是落后了，至今与发达国家仍有距离。这也是国人自五四以后热衷于讨论“赛先生”，现在全社会仍疾呼“科学精神”之原因。谈到科学精神，不能不谈到科技文化，因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在文化范畴内进行的。那么，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根本就没有产生科学及其精神的土壤，还是原本孕育科学及其精神的土壤肥力逐渐衰退了。我们还是从无争议的基本事实出发，做一个诚实的观察者。这首先涉及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因为很多的争论其实都不是在同一语境和平台下进行的。唯有如此，全社会才易于形成共识，为我国的科技进步作出共同的努力。
科学到底应该是以什么为标准，是西方传统的知识体系，还是客观规律?是精确科学，还是思维方式、社会建制?给出科学的标准定义，从而满足所有的用途和目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对科学的定义中获得很大启发。我国《辞海》指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这通常被称为广义科学概念，它与狭义的自然科学概念相对应。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科学至少包含五层含义：科学是一种知识传统；科学是种建制；科学是一套方法；科学是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科学是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和精神因素，是构成我们诸信仰的最强大势力之一。“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形成于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并衍生出科学的现代技术。”若以近现代科学的标准，在各文明圈内不同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科学”似乎就不可一概称之为科学了，世界科学发展史只成为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以今非古，以西方体系评非西方体系，这显然并不合理，既不符合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也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但是若把科学定义为思维方式、社会建制，又会与“科学精神”、“科学体制”等词汇相重叠，失之宽泛。因此，本文在这里对“科学”作如下定义：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及其活动。这个定义也许并不严密，但是却体现了科学求真的鲜明特点，也更具开放性。因为对科学的过于细致的描述可能会抑制科学的发展，易使人们的超前想法动辄获得“伪科学”之名。技术从不同角度也可以下不同的定义，但是相对于科学的定义而言，人们对技术的认识比较统一。在西方，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techne)，义为技艺、手艺、技能、本领。在我国古代，技术泛指“百工”。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物质层面的，那么科技文化和科学精神就是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是人类认知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科学精神简而言之就是以求真为核心的精神。有的学者认为，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以及宽容的激励是科学精神的实质性要素和内涵。陈爱华教授将其概括为：崇尚严谨、精确的理性精神；注重观察、实验的求实精神；提倡探索开拓的创新精神；强调一切均需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合理怀疑精神；注重普遍与具体相结合的务实精神。基于以上几个概念。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技术的，也有其独特的科技文化环境。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只是少了某几项发明或理论，而是科技文化封闭窒息和科学精神缺失的综合产物。重振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从反思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和精神做起。
一、技术文明与实用主义倾向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而言，中国古代科技确实有着兴盛和衰落的历史。纵观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科学技术是以高峰低潮相间的形式向前发展的。这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似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它的传播与发展成为其他文明的基础之一，也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在世界史整个中世纪的千余年中，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整体水平达到了颠峰，明代以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生产和技术的发展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既是中国科技实用主义的集大成，又是实用主义的技术传统走向衰落的历史必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成果多集中在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的学科，例如农学、天文学、机械仪器、交通水利、纺织等方面。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农业立国的特色。农学自然是研究农业的学问，而天文、地学、机械仪器、交通水利、纺织等方面也与农业密切相关。天文除了关乎天命而特别受历代统治者关注外，也关系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数学的发达主要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计算，以致算术成为数学的代名词；生物学更是几乎融于农学和医学之中。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作为经验知识和事实真理的性质使科学理论带有技术化的倾向。《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九章算术》等科技巨著都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科学技术本是源于实际生活并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产生的，这是人类科技发展史所共通的，也是人类原始科学技术几乎在世界各文明发源地同时产生的原因。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的积累，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直观的改造，而更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思维与外在世界的相互分离和独立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飞跃，二者分离和独立的程度直接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那些不以实用为目的的科学探时和实验，在小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被视为“奇思怪想”或“不务正业”。这样的科技传统，一方面造就了15、16世纪以前技术的相对发达，另一方而导致了近代以来科技的落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充满了对远离现实生活的事物的想象和探索，产生了通过逻辑、实验探索世界的萌芽。科学最初都是以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与古希腊罗马其实一样都在神话、宗教的神秘色彩中包含着理性、逻辑思维与实验方法的萌发，最后的分化固然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但是思维与存在的分化程 度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经世济用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直观、思辨使中国的科学与技术严重脱节。或者是专于直觉与感悟的哲学家，或者是专于经验和技术的下匠；或者是对自然不感兴趣但重视逻辑的儒家和名家，或者是对自然充满兴趣却不信赖理性和逻辑的道家。中国的科技发展就像一个偏科的学生，在哲学领域和技术成果上都曾有突出的成就，唯独到了需要将这二者予以综合的时候，它快速的坠落了。要么只有树根而无繁茂的枝叶，要么只有枝叶但无深深扎入泥土的根络，这二者都导致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没能开花结果。
二、政治形态与保守主义倾向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社会中，王权是绝对的核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的社会建制虽有不同，但都是围绕着“家、国、天下”的逻辑构建的。天下是君王的家天下，国家为君王的私有财产，这样的政治形态无可避免的也影响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统治者重视的程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重视的是与其统治相关联的科学技术，这间接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抑制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与基督教神学在西方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与抑制作用相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自周公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后，顺应天意成为了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天地日月与君臣等级相伴，观天相与王朝兴衰紧密相连。在此背景下，天文学在官方的重视与支持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天文历法涉及敏感的政治斗争，因此它的研究被官方所垄断，“从晋朝以来，受到各个朝代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和禁止，由国家垄断，发展到公元960年左右的宋朝，公开颁布法令，学天文有厉禁，习历地得遣戍，造历者殊死。这样，使得原来很发达的天文学衰落了”。可以说，农、医、天、算、地这些比较发达的部门都有着与天文学相似的经历。当然，那些不受统治者重视的科学技术就成为边缘学科，自生自灭，发展有限了。
其二，官僚政治体制对科技的限制与压抑。无论是举贤制，还是科举制，都遵循着为封建专制体制选拔合格人才的律条，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理学经史，因此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实质上是维护王权的最坚定支持者。不难想象，这些“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对于科学技术会持什么态度，自然就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为文人所不齿了。而且由于科学理论与政治斗争纠缠不清，封建统治者对科技发展怀抱有天生的谨慎态度。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使科技的发展步履维艰，科学的命运只能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定。明朝的特务制度、清朝的文字冤狱，都窒息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唯唯诺诺，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归隐山林，或钻进故纸堆中，对经典进行论证和注释了。科学技术需要批判和创新精神，中国古代逐步发展的封建政治形态，形成了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至明清达到及至。知识分子的思想被严格禁锢，遵循古制成了政治正确，这也难怪明清以后科学技术飞速落后于西方了。可见，科学精神若不能发扬光大，科技若不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其与政治的联姻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三、科举制度与知识心理倾向
中国古代重视教化立国，但主要是出于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目的。科举制度就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创立曾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跟不上步伐，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封建社会历时2132年，科举制在期间从创立到成长至被取消，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5个朝代，于1905年被废除，长达1300余年。纵观其历史，大体上经历了隋的初建、唐的立制、宋的改革和明清的极盛和衰退4个时期。相对于举贤或察举取士的方式，科举制度采取了形式上平等的方式，使书生不分高低贵贱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学进入官僚体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该被全盘否定的。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目的是把社会上各界精英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吸收到封建政府中为官，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因此其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没落也必定走到历史的尽头。特别是在明清的科举考试“把考试内容进一步限定在儒家正统思想范围内”和“考试文体采用八股文”后，科举制度对人才的选拔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影响鲜明地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知识心理倾向上。这里的“知识心理倾向”，是指知识分子只重视内容狭窄的“知识”(仅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正统经典的知识)，而放弃了思考、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的目的)。“这种给人示以光明政治前途的道路把一大批社会精英的思想目标和精力都吸引过去。读经、考试和得到高官厚禄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而思考和研究自然知识，则属于下流的技术和工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儒家学术，于名于利均属下策。”这样，从事科学技术活动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不受尊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双重受损，使精英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动力大失。多数知识分子都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信条的背后，是对仕途之路的向往，是对“一朝得道，鸡犬升天”的沉醉。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对科学精神的摧残贻害深远。知识分子视“儒家经典”为金科玉律，自由的思考和批判被当作异端邪说和大逆不道，求真的精神被湮没在至上的权威中，不愿同流合污者，只能归隐山林，独善其身了。而愿意献身于科学探索的人，不少也因为生存问题，沦为“工匠”，很难自由的思考研究理论问题了，这也可能是我国的科学理论难成体系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反，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由传统在漫长中世纪的禁锢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15、16世纪在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上越加重视科技，大力保护和促进科技的发展(例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的发展不但有物质利益作为坚强后盾，科学家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见，科技文化背景和科学精神传统作为一种隐性因素，比一段时期内发明创造的数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更深远。
四、文化结构与伦理主义倾向
正如托夫勒给《从混沌到有序》一书写的长篇前言《科学和变化》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套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的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社会中，以儒家学说为正统，以道家学说为补充的文化结构，使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带有强烈的伦理中心主义倾向。
伦理中心主义倾向使政治和科学技术都纳入了封建宗法的体制，如同西方中世纪科学被纳入神学体系一样。这样科学理论的争论就与政治斗争纠缠不清，汉武帝最 终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以儒家学说一统天下，自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理念。儒家学说是一种重视现实，关心社会的学说。它倡导一种内圣外王的境界，把“格物、致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理想。因此个人的一切活动要服从于等级森严的伦理要求(礼)，对自然的探索也不例外。“格物、致之”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作为一种治人之学，儒家学说轻视自然科学的作用。例如孔子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宋明理学则更加强化了伦理纲常，以人“心”去意会天象。由此，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和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不必做细致的推敲。这也就产生了整体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至于如何合一，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观天象，是为了以察时变；探天道，是为了化成人伦。虽然儒家学说积极人世的精神对实用科技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更不要说成为全社会所尊崇的价值。
而道家虽然追求顺乎自然，也对自然感兴趣，但是却不信赖理性和逻辑。无论是中医的气血经脉、道教的炼丹术、还是老庄的养生之学，都以道家朴素辩证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但是都没能产生近代意义的科学技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在逻辑和实证的思维方式上。它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与儒家相比，道家哲学思想与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观上，道家认为“道法自然、道生万物”；方法论上，道家主张“无为之治”；处世与治国态度上，崇尚自然、古朴，向往小国寡民。一方面，道家哲学思想表现在对社会的态度上是消极出世的，不赞成发展科学技术。例如老子所说：“决圣弃智，民利百倍。”另一方面，由于其对自然的崇尚，客观上确实对科技发展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医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整个中医体系。但是由于道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都是直观、猜测、类比、经验的，因此建基其上的科学技术具有强烈哲学和伦理学色彩。宋人陈显微说：“磁石吸铁，…，皆阴阳相感，隔碍相通之理，岂能测其倪端哉?”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万物，于是就不作深入研究了。这种对于超出感观和经验的事物以体悟和整体把握为主的文化结构，使中国人乐于探讨人事，而对自然之理、形上之学少有兴趣，更遑论为此进行系统论证、周密试验了。这样的文化结构和伦理主义倾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落后埋下了伏笔。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发展，是由于它所嵌入的整个社会文化接受、传播并且运用了它的特质。科学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效地作用于它的环境，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这个环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兴盛与衰落，正如同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一样，因其重实用和重整体等特质而兴盛，也因为其缺少逻辑分析、实验论证等特质而衰落。贯穿于其中的科技文化和科学精神是耐人寻味的，它是科学技术之魂，只有对其深刻反思，才能使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走上正途，才能让科学技术在开放的今天，重新获得振兴。
关键词：科技文化；科学精神；实用主义
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评价，学界历来毁誉不一。或以中国有四大发明自诩，或以中国古代无科学而相谤；或因李约瑟对古代中国科技的赞誉而自豪，或因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贤哲的批语而自惭形愧。各执一端，对错难辦。且不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与科学精神，又是否超越于西方。但毫无疑问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确实是落后了，至今与发达国家仍有距离。这也是国人自五四以后热衷于讨论“赛先生”，现在全社会仍疾呼“科学精神”之原因。谈到科学精神，不能不谈到科技文化，因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直是在文化范畴内进行的。那么，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环境根本就没有产生科学及其精神的土壤，还是原本孕育科学及其精神的土壤肥力逐渐衰退了。我们还是从无争议的基本事实出发，做一个诚实的观察者。这首先涉及对一些概念进行界定，因为很多的争论其实都不是在同一语境和平台下进行的。唯有如此，全社会才易于形成共识，为我国的科技进步作出共同的努力。
科学到底应该是以什么为标准，是西方传统的知识体系，还是客观规律?是精确科学，还是思维方式、社会建制?给出科学的标准定义，从而满足所有的用途和目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对科学的定义中获得很大启发。我国《辞海》指出：“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这通常被称为广义科学概念，它与狭义的自然科学概念相对应。科学学的创始人贝尔纳认为，完整意义上的科学至少包含五层含义：科学是一种知识传统；科学是种建制；科学是一套方法；科学是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科学是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和精神因素，是构成我们诸信仰的最强大势力之一。“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即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自然科学，形成于16—17世纪的欧洲科学革命，并衍生出科学的现代技术。”若以近现代科学的标准，在各文明圈内不同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科学”似乎就不可一概称之为科学了，世界科学发展史只成为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以今非古，以西方体系评非西方体系，这显然并不合理，既不符合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也不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但是若把科学定义为思维方式、社会建制，又会与“科学精神”、“科学体制”等词汇相重叠，失之宽泛。因此，本文在这里对“科学”作如下定义：科学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及其活动。这个定义也许并不严密，但是却体现了科学求真的鲜明特点，也更具开放性。因为对科学的过于细致的描述可能会抑制科学的发展，易使人们的超前想法动辄获得“伪科学”之名。技术从不同角度也可以下不同的定义，但是相对于科学的定义而言，人们对技术的认识比较统一。在西方，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techne)，义为技艺、手艺、技能、本领。在我国古代，技术泛指“百工”。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物质层面的，那么科技文化和科学精神就是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是人类认知自然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而科学精神简而言之就是以求真为核心的精神。有的学者认为，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以及宽容的激励是科学精神的实质性要素和内涵。陈爱华教授将其概括为：崇尚严谨、精确的理性精神；注重观察、实验的求实精神；提倡探索开拓的创新精神；强调一切均需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合理怀疑精神；注重普遍与具体相结合的务实精神。基于以上几个概念。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是有科学技术的，也有其独特的科技文化环境。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只是少了某几项发明或理论，而是科技文化封闭窒息和科学精神缺失的综合产物。重振中国的科学技术，必须从反思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和精神做起。
一、技术文明与实用主义倾向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而言，中国古代科技确实有着兴盛和衰落的历史。纵观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历史，科学技术是以高峰低潮相间的形式向前发展的。这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也似中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华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明的广泛交流和融合过程中，它的传播与发展成为其他文明的基础之一，也成为世界科学技术史的一部分，在世界史整个中世纪的千余年中，中国在技术方面的整体水平达到了颠峰，明代以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生产和技术的发展都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既是中国科技实用主义的集大成，又是实用主义的技术传统走向衰落的历史必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主要属于经验科学的范畴，成果多集中在与社会生产直接相关的学科，例如农学、天文学、机械仪器、交通水利、纺织等方面。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农业立国的特色。农学自然是研究农业的学问，而天文、地学、机械仪器、交通水利、纺织等方面也与农业密切相关。天文除了关乎天命而特别受历代统治者关注外，也关系制定历法以指导农业生产；数学的发达主要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计算，以致算术成为数学的代名词；生物学更是几乎融于农学和医学之中。中国古代科学知识作为经验知识和事实真理的性质使科学理论带有技术化的倾向。《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九章算术》等科技巨著都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科学技术本是源于实际生活并为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而产生的，这是人类科技发展史所共通的，也是人类原始科学技术几乎在世界各文明发源地同时产生的原因。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经验的积累，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模仿，直观的改造，而更重视理性思维的作用。思维与外在世界的相互分离和独立是人类思维的一大飞跃，二者分离和独立的程度直接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那些不以实用为目的的科学探时和实验，在小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被视为“奇思怪想”或“不务正业”。这样的科技传统，一方面造就了15、16世纪以前技术的相对发达，另一方而导致了近代以来科技的落后。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罗马文明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里充满了对远离现实生活的事物的想象和探索，产生了通过逻辑、实验探索世界的萌芽。科学最初都是以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与古希腊罗马其实一样都在神话、宗教的神秘色彩中包含着理性、逻辑思维与实验方法的萌发，最后的分化固然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但是思维与存在的分化程 度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经世济用的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直观、思辨使中国的科学与技术严重脱节。或者是专于直觉与感悟的哲学家，或者是专于经验和技术的下匠；或者是对自然不感兴趣但重视逻辑的儒家和名家，或者是对自然充满兴趣却不信赖理性和逻辑的道家。中国的科技发展就像一个偏科的学生，在哲学领域和技术成果上都曾有突出的成就，唯独到了需要将这二者予以综合的时候，它快速的坠落了。要么只有树根而无繁茂的枝叶，要么只有枝叶但无深深扎入泥土的根络，这二者都导致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没能开花结果。
二、政治形态与保守主义倾向
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社会中，王权是绝对的核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朝历代的社会建制虽有不同，但都是围绕着“家、国、天下”的逻辑构建的。天下是君王的家天下，国家为君王的私有财产，这样的政治形态无可避免的也影响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统治者重视的程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重视的是与其统治相关联的科学技术，这间接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成为抑制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与基督教神学在西方对科学技术的促进与抑制作用相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自周公提出了天命转移的“以德配天”说后，顺应天意成为了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天地日月与君臣等级相伴，观天相与王朝兴衰紧密相连。在此背景下，天文学在官方的重视与支持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同时由于天文历法涉及敏感的政治斗争，因此它的研究被官方所垄断，“从晋朝以来，受到各个朝代越来越严厉的控制和禁止，由国家垄断，发展到公元960年左右的宋朝，公开颁布法令，学天文有厉禁，习历地得遣戍，造历者殊死。这样，使得原来很发达的天文学衰落了”。可以说，农、医、天、算、地这些比较发达的部门都有着与天文学相似的经历。当然，那些不受统治者重视的科学技术就成为边缘学科，自生自灭，发展有限了。
其二，官僚政治体制对科技的限制与压抑。无论是举贤制，还是科举制，都遵循着为封建专制体制选拔合格人才的律条，选拔人才的标准不是科学技术而是理学经史，因此中国的官僚政治体制实质上是维护王权的最坚定支持者。不难想象，这些“学而优则仕”的官僚对于科学技术会持什么态度，自然就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为文人所不齿了。而且由于科学理论与政治斗争纠缠不清，封建统治者对科技发展怀抱有天生的谨慎态度。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使科技的发展步履维艰，科学的命运只能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而定。明朝的特务制度、清朝的文字冤狱，都窒息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唯唯诺诺，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纷纷归隐山林，或钻进故纸堆中，对经典进行论证和注释了。科学技术需要批判和创新精神，中国古代逐步发展的封建政治形态，形成了思想的保守主义倾向，至明清达到及至。知识分子的思想被严格禁锢，遵循古制成了政治正确，这也难怪明清以后科学技术飞速落后于西方了。可见，科学精神若不能发扬光大，科技若不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其与政治的联姻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三、科举制度与知识心理倾向
中国古代重视教化立国，但主要是出于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目的。科举制度就是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创立曾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越来越跟不上步伐，日益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自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建立到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中国封建社会历时2132年，科举制在期间从创立到成长至被取消，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历经唐、宋、元、明、清5个朝代，于1905年被废除，长达1300余年。纵观其历史，大体上经历了隋的初建、唐的立制、宋的改革和明清的极盛和衰退4个时期。相对于举贤或察举取士的方式，科举制度采取了形式上平等的方式，使书生不分高低贵贱可以通过自己的才学进入官僚体系，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是不应该被全盘否定的。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目的是把社会上各界精英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吸收到封建政府中为官，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因此其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没落也必定走到历史的尽头。特别是在明清的科举考试“把考试内容进一步限定在儒家正统思想范围内”和“考试文体采用八股文”后，科举制度对人才的选拔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这些影响鲜明地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知识心理倾向上。这里的“知识心理倾向”，是指知识分子只重视内容狭窄的“知识”(仅仅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正统经典的知识)，而放弃了思考、批判、创新的科学精神(这也正是历代统治者的目的)。“这种给人示以光明政治前途的道路把一大批社会精英的思想目标和精力都吸引过去。读经、考试和得到高官厚禄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而思考和研究自然知识，则属于下流的技术和工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儒家学术，于名于利均属下策。”这样，从事科学技术活动不仅无利可图，而且不受尊重，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双重受损，使精英们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动力大失。多数知识分子都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信条的背后，是对仕途之路的向往，是对“一朝得道，鸡犬升天”的沉醉。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对科学精神的摧残贻害深远。知识分子视“儒家经典”为金科玉律，自由的思考和批判被当作异端邪说和大逆不道，求真的精神被湮没在至上的权威中，不愿同流合污者，只能归隐山林，独善其身了。而愿意献身于科学探索的人，不少也因为生存问题，沦为“工匠”，很难自由的思考研究理论问题了，这也可能是我国的科学理论难成体系的原因之一。与此相反，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自由传统在漫长中世纪的禁锢下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15、16世纪在思想大解放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上越加重视科技，大力保护和促进科技的发展(例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的发展不但有物质利益作为坚强后盾，科学家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见，科技文化背景和科学精神传统作为一种隐性因素，比一段时期内发明创造的数量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更深远。
四、文化结构与伦理主义倾向
正如托夫勒给《从混沌到有序》一书写的长篇前言《科学和变化》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套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的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社会中，以儒家学说为正统，以道家学说为补充的文化结构，使中国古代的科学理论带有强烈的伦理中心主义倾向。
伦理中心主义倾向使政治和科学技术都纳入了封建宗法的体制，如同西方中世纪科学被纳入神学体系一样。这样科学理论的争论就与政治斗争纠缠不清，汉武帝最 终采纳董仲舒的意见，以儒家学说一统天下，自此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理念。儒家学说是一种重视现实，关心社会的学说。它倡导一种内圣外王的境界，把“格物、致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和社会的最高理想。因此个人的一切活动要服从于等级森严的伦理要求(礼)，对自然的探索也不例外。“格物、致之”的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作为一种治人之学，儒家学说轻视自然科学的作用。例如孔子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孟子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宋明理学则更加强化了伦理纲常，以人“心”去意会天象。由此，中国思想家认为经验上的贯通和实践上的契合，就是真的证明。不必做细致的推敲。这也就产生了整体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至于如何合一，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观天象，是为了以察时变；探天道，是为了化成人伦。虽然儒家学说积极人世的精神对实用科技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更不要说成为全社会所尊崇的价值。
而道家虽然追求顺乎自然，也对自然感兴趣，但是却不信赖理性和逻辑。无论是中医的气血经脉、道教的炼丹术、还是老庄的养生之学，都以道家朴素辩证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但是都没能产生近代意义的科学技术。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思维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建立在逻辑和实证的思维方式上。它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为基础。与儒家相比，道家哲学思想与科学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观上，道家认为“道法自然、道生万物”；方法论上，道家主张“无为之治”；处世与治国态度上，崇尚自然、古朴，向往小国寡民。一方面，道家哲学思想表现在对社会的态度上是消极出世的，不赞成发展科学技术。例如老子所说：“决圣弃智，民利百倍。”另一方面，由于其对自然的崇尚，客观上确实对科技发展有积极作用。例如中医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构建了整个中医体系。但是由于道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都是直观、猜测、类比、经验的，因此建基其上的科学技术具有强烈哲学和伦理学色彩。宋人陈显微说：“磁石吸铁，…，皆阴阳相感，隔碍相通之理，岂能测其倪端哉?”用阴阳五行说解释万物，于是就不作深入研究了。这种对于超出感观和经验的事物以体悟和整体把握为主的文化结构，使中国人乐于探讨人事，而对自然之理、形上之学少有兴趣，更遑论为此进行系统论证、周密试验了。这样的文化结构和伦理主义倾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的落后埋下了伏笔。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发展，是由于它所嵌入的整个社会文化接受、传播并且运用了它的特质。科学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有效地作用于它的环境，它就在什么程度上成为这个环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兴盛与衰落，正如同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一样，因其重实用和重整体等特质而兴盛，也因为其缺少逻辑分析、实验论证等特质而衰落。贯穿于其中的科技文化和科学精神是耐人寻味的，它是科学技术之魂，只有对其深刻反思，才能使我国的科技文化建设走上正途，才能让科学技术在开放的今天，重新获得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