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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济南市区人口59万，次于青岛（78万），在山东位居第二。当时的济南，位居全国十大城市之列。但由于战乱，济南的商埠、市场逐渐凋零，大批商户倒闭，经济也随之萎缩。到1949年，全市仅剩下12个工业行业，生产16种主要产品，百人以上的企业不过30家，而且多系纺织、火柴、面粉、制革、造纸等轻工企业，机械工业只有几家修理厂，重工业基本上是空白，全年工业总产值仅1.1亿元。
时至今天，我们还是有些疑惑：以苗海南为代表的济南资本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时代性格，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与大时代究竟进行着怎样水乳交融般的变革？
孤云何所托：
民族资本家何去何从？
“徒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三春浑夏日，一雨便秋风。青鸟书难寄，黄粱梦正中。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
大约在1948年前后，济南著名实业家苗海南写下这首五言律诗，当时的他陷入极大的迷茫之中，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之前，以苗海南为代表的苗氏家族是济南民族资本崛起的典范。济南开埠后，以行栈资本为代表的商人资本成为工业投资的主体，出现了许多像苗海南一样的著名企业创办人和新兴工业的开拓者。这些当年在实业救国的浩荡洪流中纷纷登台亮相的济南商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创业的激情，成就了济南近代工业的辉煌和广营天下的美名。1928年刊发的《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这样描绘了济南当年的盛景：“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故出品日增，前途发展未可限量”。
但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战乱导致全国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济南经济全面崩溃，商埠逐渐消失，许多工厂面临破产。
不仅是苗海南创办的成通纱厂和成丰面粉厂，当时山东硕果仅存的一批民族工业，如艾鲁川的裕兴颜料厂、张东木主管的东元盛染织厂的境况也大抵相同。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解放军华东军区济南特别市军管会和济南特别市市政府向商会人员阐述中国共产党有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商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动员广大工商业者迅速恢复生产，并决定市商会原理监事照常供职。10月，军管会派员驻商会指导工作。1949年10月，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张东木任主任委员。同月，原来的济南商会宣告结束。
时任济南市长谷牧曾亲自找过苗海南、张东木以及艾鲁川等人谈话，并召开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讲解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同时向他们讲明，“共产党给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办好你们的工厂企业，把生产经营搞上去”。
苗海南的“覆灭与重生”
从开创成丰面粉厂、成通纱厂，成为大资本家到解放后出任第一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苗海南是诸多济南资本家的一个缩影：从一代民国商人的覆灭到一代红色资本家的兴起，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又都始于1948年的济南解放。
在迷惘痛苦的心情下，1948年5月间，苗海南去了一趟台湾和香港，两地同样满目疮痍，市场萧条，遑论建厂的投资环境！加上对国家故土的眷恋，终使他从香港返回了上海。这时经友人引荐，他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陆同志。这使苗海南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转折的一步：他决心返济，迎接解放。
济南解放前夕，成通企业主将大批资金外调，董事张景韩、王扶九等劫持大批黄金逃往台湾，结果只剩下厂房和机器，并在交通银行负债20余万元。就在解放之初的几个月里，成通面临极大的困难，济南军管会积极扶助工厂复工，给予4亿元（北海币）低微利息的贷款，并进行统购包销，供应棉花，统售棉纱（供应军用），把成通厂外存放的842件棉纱，2251件白、青布全部予以统购。以后又按四定标准，以每件纱600至800斤棉花供应原棉，比应需380斤棉花高出约一倍。
苗海南被这一切深深“感染”着。他当即从上海运回价值200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组织力量，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机生产。成通纱厂是济南解放后投产最早的纱厂。这个时期，苗海南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与省内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1949年，苗海南一次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当他于1950年赴上海时，面对7家新闻单位记者，他感情真诚地说：“中国的革命农民贡献最大，工商业者应向农民学习，多买公债，为国家做点贡献。”
1950年，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1951年6月，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苗海南捐献1架战斗机和10门大炮。
作为爱国民族实业家的代表，党和政府对苗海南委以重任。他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与许世友一起到上海开会。1950年当选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然而，最令苗海南自豪的，还是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苗海南被请去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把他往人群里推，他挤到主席面前，身边的人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大声说：“你就是山东的苗海南啊！还这么年轻！”1955年毛主席寿诞之日，苗海南还被邀到中南海去吃寿面。
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还曾讲过：“有人说苗海南没有用，我说苗海南是有用的。”一次，苗海南被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当讨论私营企业的改造问题时，毛主席讲完话，苗海南深受鼓舞，情绪激动，抢过话筒发言表示：“我经营的厂子走公私合营的道路，也可直接改为国营！”
早在1954年初，苗海南就召开了成通纱厂董事会，研究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得到全体董事的一致拥护。6月4日，成通纱厂的申请获得批准，正式成为全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大众日报》作为重要新闻在第一版上刊发了消息，喜讯使苗海南“兴奋不已”，6月6日的《大众日报》刊发了他撰写的感想——《以愉快的心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大变革时期的娱乐业
济南旧称曲山艺海，1948年前后，演艺业依旧发达。相声在济南的兴盛，以1943年9月2日晨光茶社的开业为标志。1948年，早期相声演员吴焕文收女徒吴萍（艺名“小苹果”），1957年与吴萍合说的相声《杂学唱》，在山东省第一届曲艺汇演中获三等奖。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以相声大师孙少林为首的晨光茶社相声大会全体演职人员，担负着相声创新改革、配合形势进行宣传和说新唱新的重要任务。在旧社会里被人看不起的艺人们得到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文艺工作者，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关于娼妓业，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由于当时人民政府面临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整顿社会秩序等任务，各项工作百废待兴，娼妓问题一时尚未着手解决，但首先对娼妓公布了禁止事项，本着“只许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提高她们的觉悟，促其“回乡生产，转业从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严格管理、耐心工作、加强教育，以提高其觉悟的基础上，也对抗拒者采取分别给以坦白、反省、具结、处罚的手段进行管理，因之娼妓数量日渐减少。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娼妓布告公布后，嫖客减少，妓院老鸨恐慌，一些妓院纷纷呈报歇业。1951年山东省民政厅下达了取缔妓院的通知。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由民政局会同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统一组织了处理妓女工作组，对本市妓院、妓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处理、安置工作。
通过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或个别谈话，讲清利害，阐明政策，纠正错误思想。还通过召开妓女控诉老鸨大会，揭露老鸨罪行，并当场宣布取缔妓院。同时，根据老鸨罪恶轻重，分别给予应得的处理。对妓女普遍进行了检查，对患有性病的给予治疗，无家可归的由政府收容或安排就业，家中生活有困难的，政府酌情给予救济，愿意回乡的遣送回乡。从而结束了娼妓制度。
时至今天，我们还是有些疑惑：以苗海南为代表的济南资本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时代性格，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与大时代究竟进行着怎样水乳交融般的变革？
孤云何所托：
民族资本家何去何从？
“徒倚江南路，嗟麟识道穷。三春浑夏日，一雨便秋风。青鸟书难寄，黄粱梦正中。孤云何所托，舒卷任西东。”
大约在1948年前后，济南著名实业家苗海南写下这首五言律诗，当时的他陷入极大的迷茫之中，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之前，以苗海南为代表的苗氏家族是济南民族资本崛起的典范。济南开埠后，以行栈资本为代表的商人资本成为工业投资的主体，出现了许多像苗海南一样的著名企业创办人和新兴工业的开拓者。这些当年在实业救国的浩荡洪流中纷纷登台亮相的济南商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创业的激情，成就了济南近代工业的辉煌和广营天下的美名。1928年刊发的《历城县乡土调查录》这样描绘了济南当年的盛景：“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故出品日增，前途发展未可限量”。
但到了1948年，国共内战，战乱导致全国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济南经济全面崩溃，商埠逐渐消失，许多工厂面临破产。
不仅是苗海南创办的成通纱厂和成丰面粉厂，当时山东硕果仅存的一批民族工业，如艾鲁川的裕兴颜料厂、张东木主管的东元盛染织厂的境况也大抵相同。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解放军华东军区济南特别市军管会和济南特别市市政府向商会人员阐述中国共产党有关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要求商会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动员广大工商业者迅速恢复生产，并决定市商会原理监事照常供职。10月，军管会派员驻商会指导工作。1949年10月，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张东木任主任委员。同月，原来的济南商会宣告结束。
时任济南市长谷牧曾亲自找过苗海南、张东木以及艾鲁川等人谈话，并召开私营工商业者座谈会，讲解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同时向他们讲明，“共产党给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办好你们的工厂企业，把生产经营搞上去”。
苗海南的“覆灭与重生”
从开创成丰面粉厂、成通纱厂，成为大资本家到解放后出任第一届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苗海南是诸多济南资本家的一个缩影：从一代民国商人的覆灭到一代红色资本家的兴起，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又都始于1948年的济南解放。
在迷惘痛苦的心情下，1948年5月间，苗海南去了一趟台湾和香港，两地同样满目疮痍，市场萧条，遑论建厂的投资环境！加上对国家故土的眷恋，终使他从香港返回了上海。这时经友人引荐，他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一位陆同志。这使苗海南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转折的一步：他决心返济，迎接解放。
济南解放前夕，成通企业主将大批资金外调，董事张景韩、王扶九等劫持大批黄金逃往台湾，结果只剩下厂房和机器，并在交通银行负债20余万元。就在解放之初的几个月里，成通面临极大的困难，济南军管会积极扶助工厂复工，给予4亿元（北海币）低微利息的贷款，并进行统购包销，供应棉花，统售棉纱（供应军用），把成通厂外存放的842件棉纱，2251件白、青布全部予以统购。以后又按四定标准，以每件纱600至800斤棉花供应原棉，比应需380斤棉花高出约一倍。
苗海南被这一切深深“感染”着。他当即从上海运回价值200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组织力量，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机生产。成通纱厂是济南解放后投产最早的纱厂。这个时期，苗海南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与省内共产党的领导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1949年，苗海南一次认购国家胜利折实公债15万份。当他于1950年赴上海时，面对7家新闻单位记者，他感情真诚地说：“中国的革命农民贡献最大，工商业者应向农民学习，多买公债，为国家做点贡献。”
1950年，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号召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募捐运动。1951年6月，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苗海南捐献1架战斗机和10门大炮。
作为爱国民族实业家的代表，党和政府对苗海南委以重任。他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与许世友一起到上海开会。1950年当选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然而，最令苗海南自豪的，还是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苗海南被请去中南海怀仁堂。周总理把他往人群里推，他挤到主席面前，身边的人向毛主席介绍，主席大声说：“你就是山东的苗海南啊！还这么年轻！”1955年毛主席寿诞之日，苗海南还被邀到中南海去吃寿面。
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还曾讲过：“有人说苗海南没有用，我说苗海南是有用的。”一次，苗海南被邀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当讨论私营企业的改造问题时，毛主席讲完话，苗海南深受鼓舞，情绪激动，抢过话筒发言表示：“我经营的厂子走公私合营的道路，也可直接改为国营！”
早在1954年初，苗海南就召开了成通纱厂董事会，研究申请参加公私合营，得到全体董事的一致拥护。6月4日，成通纱厂的申请获得批准，正式成为全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大众日报》作为重要新闻在第一版上刊发了消息，喜讯使苗海南“兴奋不已”，6月6日的《大众日报》刊发了他撰写的感想——《以愉快的心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大变革时期的娱乐业
济南旧称曲山艺海，1948年前后，演艺业依旧发达。相声在济南的兴盛，以1943年9月2日晨光茶社的开业为标志。1948年，早期相声演员吴焕文收女徒吴萍（艺名“小苹果”），1957年与吴萍合说的相声《杂学唱》，在山东省第一届曲艺汇演中获三等奖。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以相声大师孙少林为首的晨光茶社相声大会全体演职人员，担负着相声创新改革、配合形势进行宣传和说新唱新的重要任务。在旧社会里被人看不起的艺人们得到翻身解放，成了国家的文艺工作者，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关于娼妓业，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由于当时人民政府面临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整顿社会秩序等任务，各项工作百废待兴，娼妓问题一时尚未着手解决，但首先对娼妓公布了禁止事项，本着“只许减少，不许增多”的原则，提高她们的觉悟，促其“回乡生产，转业从良”，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严格管理、耐心工作、加强教育，以提高其觉悟的基础上，也对抗拒者采取分别给以坦白、反省、具结、处罚的手段进行管理，因之娼妓数量日渐减少。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娼妓布告公布后，嫖客减少，妓院老鸨恐慌，一些妓院纷纷呈报歇业。1951年山东省民政厅下达了取缔妓院的通知。济南市人民政府决定由民政局会同公安局、市妇联等部门统一组织了处理妓女工作组，对本市妓院、妓女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处理、安置工作。
通过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或个别谈话，讲清利害，阐明政策，纠正错误思想。还通过召开妓女控诉老鸨大会，揭露老鸨罪行，并当场宣布取缔妓院。同时，根据老鸨罪恶轻重，分别给予应得的处理。对妓女普遍进行了检查，对患有性病的给予治疗，无家可归的由政府收容或安排就业，家中生活有困难的，政府酌情给予救济，愿意回乡的遣送回乡。从而结束了娼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