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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扶着助行架、已经94岁的原奥斯维辛集中营记账员奥斯卡·格勒宁，在德国北部小城吕内堡法院出庭受审，他曾亲眼目睹了那些受害者被送进毒气室，并亲耳听到了他们从毒气室里传来的阵阵尖叫声……
格勒宁是以“协助谋杀罪”被起诉的，法庭上，他称这些年，自己一直忍受着“心灵上的谴责”。
最终，法庭认定他“协助谋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30多万犹太人”的罪名成立，判处了他有期徒刑4年。经医生评估，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服刑。
对格勒宁提起诉讼的是成立于1958年的德国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格勒宁是被这个办公室记录在案的最后一个还在世的、并能接受审判的纳粹犯罪分子，随着他的入狱，这个办公室也要走进历史了……
巨大的悬案调查
“中央办公室”设在路德维希堡的一个旧监狱里。成立该办公室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那些活着的纳粹犯罪分子，将他们绳之以法。现在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名叫延斯·隆美尔。他四十五六岁，身材健硕，笑容可掬，迷你山羊胡修剪的一丝不苟。他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后一个纳粹猎人”。可是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猎人是在寻找战利品，他们手里都有枪，而我只是一个检察官，在寻找罪犯，手里有的只是证据。”
“这是一个巨大的悬案调查。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很久以前的犯罪行为，很多证据都已消失了。”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德文·佩达斯教授说。她是一位专门研究纳粹罪行及相关起诉事宜的学者。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隆美尔他们每年仍能发现大约30个还在世，99岁以下的纳粹犯罪分子（该办公室有规定：不对99岁以上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案件随后会移交给地区检察官，他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进行后续调查，最终决定是否要把这些人告上法庭。
如今，已被该办公室发现的最年轻的嫌疑人也已经90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级别很低的纳粹工作人员，如警卫、厨师、医生、电话接线员等等。而这些人因为年事已高，又往往会在漫长的司法过程中死去，定罪的几率微乎其微。
对于普通人而言，一般很准理解把一个90岁的人关进监狱有什么意义，对此，隆美尔说：“我们工作的重点并非是为了把某人送到法官面前。只是为了子孙后代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办公室地下室的一扇门后面，有一排排米黄色文件柜，里面有170万张黄色和绿色的索引卡，上面记有各次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和作恶者的名字。
这些文件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没有事实被遗忘。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很多德国民众都试图抹去对战争的记忆，大批纳粹犯罪分子得到了特赦，甚至一些因纳粹历史问题被停职的公务人员，也可以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部门工作了。
1958年，西德总理阿登纳为反击东德的宣传，急于表明他的政府正在与前纳粹分子划清界限，于是创立了这个中央办公室。
以后十年，该办公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个审判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5年，但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即便没有公开的敌意，对此也很冷漠”。
诉讼的艰难
1969年，德国高院推翻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牙医和前党卫军成员的定罪，理由是在集中营工作，并非犯罪行为。中央办公室从此几乎在德国民众的视野里消失了近40年。
直到2007年，德国一家法院判了一个名叫奠萨迪克的摩洛哥人15年监禁。因为他曾资助过一名“9·11”的劫机者。
当时，一位律师宣称：“如果莫萨迪克因‘协助谋杀’罪成立，那么像波兰索比布尔集中营的前警卫德米扬鲁克也同样应该被判刑。”那一年恰好是正处在被解散边缘的中央办公室成立50周年。
追捕和起诉德米扬鲁克给了中央办公室存在的意义。德国《时代周报》曾将对德米扬鲁克的审判称为“首映式”，说它是让前纳粹分子承认罪行的—种新尝试。
最终，在2011年，91岁的德米扬鲁克因1943年在索比布尔集中营工作了四个月，而被法庭认定“协助谋杀”罪名，但一年后，他就死在了巴伐利亚的一家养老院里，那时，这个案子还在上诉期。
2013年，中央办公室再次准备对30名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提起诉讼。
恩斯特·特伦梅尔曾是党卫军“骷髅部队”成员，他在1942年到1943年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守卫。他被指控在此期间，参与了将大批囚犯从德国柏林、法国德朗西和荷兰威斯特伯克等地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为，而这些囚犯中至少有1075人被送进了毒气室。但在离开庭还有一周时，特伦梅尔就去世了，警方称没有发现任何自杀迹象，显系自然死亡，当年他已经93岁了。
而和特伦梅尔情况一样的95岁的赖因霍尔德·汉宁，则在去年6月被判有罪，但就在德国最高法院即将宣判拒绝他的一切上诉的前几天，他也死亡了。
而对96岁的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医官胡伯特·扎夫科的审判仍在进行中，他被起诉应对3681条人命负责。但诉讼就像是一场闹剧，法官反复挖掘他的日常生活，譬如他是否会忘记喂他养的猫。今年6月，审判长克劳斯·卡比什甚至因被认为带有偏见，而被踢出审判团队。
1000个潜在的犯罪者
隆美尔的办公室在旧监狱的二楼，摆在角落的一个木柜子上有16面旗帜，分属德联邦16个州。这16个州的司法部门正在商讨中央办公室的调查行动将于何时终止。
一位州负责人曾说，2025年是中央办公室完成调查的最后期限——旦隆美尔认为这个“最后期限”可能会更早到来。
尽管中央办公室对今后还能找到活着的嫌犯的可能性已几乎为零，但对每一个纳粹犯罪分子的找寻和记录并非没有意义。
2015年，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奥特和泽勒在阿根廷一家移民旅馆找到了一份1959年到1962年的旅客名单，他们发现在这份名单中有大约1000多个人有可能曾为纳粹政权服务过，虽然他们不像也曾在这家旅馆里住过的“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奥斯维辛医生“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那么有名，但他们终究是犯罪分子，理应受到正义的审判。
奥特和泽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一夜，想到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个做这项工作——最黑暗历史的收集者——的人，心中不由得充满了自豪感。
隆美尔似乎也意识到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认为，如果中央办公室没能增补完成纳粹犯罪分子的档案就被撤销了的话，那以后就没有人会发现这些人了。他说：“即使我们现在无法抓捕犯罪者，但对于幸存者和亲属，以及整个德国来说，知道他们是谁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试图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当难民危机发生以后，中央办公室又收到了大量來自纳粹同情者的邮件和信件，抗议他们的工作。对此，隆美尔不无遗憾地说，他们坚持在世界各地继续寻找新的证据，是他们“个人的内疚感和责任感”使然，然而“我的许多同胞好像更喜欢展望未来，而不是踏足黑暗的过去。”
据《看世界》张珺/文 整理
格勒宁是以“协助谋杀罪”被起诉的，法庭上，他称这些年，自己一直忍受着“心灵上的谴责”。
最终，法庭认定他“协助谋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30多万犹太人”的罪名成立，判处了他有期徒刑4年。经医生评估，他的身体状况还可以服刑。
对格勒宁提起诉讼的是成立于1958年的德国纳粹罪行调查中央办公室，格勒宁是被这个办公室记录在案的最后一个还在世的、并能接受审判的纳粹犯罪分子，随着他的入狱，这个办公室也要走进历史了……
巨大的悬案调查
“中央办公室”设在路德维希堡的一个旧监狱里。成立该办公室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那些活着的纳粹犯罪分子，将他们绳之以法。现在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名叫延斯·隆美尔。他四十五六岁，身材健硕，笑容可掬，迷你山羊胡修剪的一丝不苟。他被德国媒体称为“最后一个纳粹猎人”。可是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他说：“猎人是在寻找战利品，他们手里都有枪，而我只是一个检察官，在寻找罪犯，手里有的只是证据。”
“这是一个巨大的悬案调查。因为他们研究的都是很久以前的犯罪行为，很多证据都已消失了。”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德文·佩达斯教授说。她是一位专门研究纳粹罪行及相关起诉事宜的学者。
但进入本世纪以来，隆美尔他们每年仍能发现大约30个还在世，99岁以下的纳粹犯罪分子（该办公室有规定：不对99岁以上的人进行调查和起诉）。案件随后会移交给地区检察官，他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进行后续调查，最终决定是否要把这些人告上法庭。
如今，已被该办公室发现的最年轻的嫌疑人也已经90岁了，而且大多数都是级别很低的纳粹工作人员，如警卫、厨师、医生、电话接线员等等。而这些人因为年事已高，又往往会在漫长的司法过程中死去，定罪的几率微乎其微。
对于普通人而言，一般很准理解把一个90岁的人关进监狱有什么意义，对此，隆美尔说：“我们工作的重点并非是为了把某人送到法官面前。只是为了子孙后代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
在中央办公室地下室的一扇门后面，有一排排米黄色文件柜，里面有170万张黄色和绿色的索引卡，上面记有各次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和作恶者的名字。
这些文件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没有事实被遗忘。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很多德国民众都试图抹去对战争的记忆，大批纳粹犯罪分子得到了特赦，甚至一些因纳粹历史问题被停职的公务人员，也可以回到他们原来的工作部门工作了。
1958年，西德总理阿登纳为反击东德的宣传，急于表明他的政府正在与前纳粹分子划清界限，于是创立了这个中央办公室。
以后十年，该办公室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判提供了大量的证据，这个审判从1963年一直持续到1965年，但当时大多数德国民众“即便没有公开的敌意，对此也很冷漠”。
诉讼的艰难
1969年，德国高院推翻了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牙医和前党卫军成员的定罪，理由是在集中营工作，并非犯罪行为。中央办公室从此几乎在德国民众的视野里消失了近40年。
直到2007年，德国一家法院判了一个名叫奠萨迪克的摩洛哥人15年监禁。因为他曾资助过一名“9·11”的劫机者。
当时，一位律师宣称：“如果莫萨迪克因‘协助谋杀’罪成立，那么像波兰索比布尔集中营的前警卫德米扬鲁克也同样应该被判刑。”那一年恰好是正处在被解散边缘的中央办公室成立50周年。
追捕和起诉德米扬鲁克给了中央办公室存在的意义。德国《时代周报》曾将对德米扬鲁克的审判称为“首映式”，说它是让前纳粹分子承认罪行的—种新尝试。
最终，在2011年，91岁的德米扬鲁克因1943年在索比布尔集中营工作了四个月，而被法庭认定“协助谋杀”罪名，但一年后，他就死在了巴伐利亚的一家养老院里，那时，这个案子还在上诉期。
2013年，中央办公室再次准备对30名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提起诉讼。
恩斯特·特伦梅尔曾是党卫军“骷髅部队”成员，他在1942年到1943年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守卫。他被指控在此期间，参与了将大批囚犯从德国柏林、法国德朗西和荷兰威斯特伯克等地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为，而这些囚犯中至少有1075人被送进了毒气室。但在离开庭还有一周时，特伦梅尔就去世了，警方称没有发现任何自杀迹象，显系自然死亡，当年他已经93岁了。
而和特伦梅尔情况一样的95岁的赖因霍尔德·汉宁，则在去年6月被判有罪，但就在德国最高法院即将宣判拒绝他的一切上诉的前几天，他也死亡了。
而对96岁的前奥斯维辛集中营医官胡伯特·扎夫科的审判仍在进行中，他被起诉应对3681条人命负责。但诉讼就像是一场闹剧，法官反复挖掘他的日常生活，譬如他是否会忘记喂他养的猫。今年6月，审判长克劳斯·卡比什甚至因被认为带有偏见，而被踢出审判团队。
1000个潜在的犯罪者
隆美尔的办公室在旧监狱的二楼，摆在角落的一个木柜子上有16面旗帜，分属德联邦16个州。这16个州的司法部门正在商讨中央办公室的调查行动将于何时终止。
一位州负责人曾说，2025年是中央办公室完成调查的最后期限——旦隆美尔认为这个“最后期限”可能会更早到来。
尽管中央办公室对今后还能找到活着的嫌犯的可能性已几乎为零，但对每一个纳粹犯罪分子的找寻和记录并非没有意义。
2015年，中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奥特和泽勒在阿根廷一家移民旅馆找到了一份1959年到1962年的旅客名单，他们发现在这份名单中有大约1000多个人有可能曾为纳粹政权服务过，虽然他们不像也曾在这家旅馆里住过的“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奥斯维辛医生“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那么有名，但他们终究是犯罪分子，理应受到正义的审判。
奥特和泽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最后一夜，想到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个做这项工作——最黑暗历史的收集者——的人，心中不由得充满了自豪感。
隆美尔似乎也意识到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他认为，如果中央办公室没能增补完成纳粹犯罪分子的档案就被撤销了的话，那以后就没有人会发现这些人了。他说：“即使我们现在无法抓捕犯罪者，但对于幸存者和亲属，以及整个德国来说，知道他们是谁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试图做这些事情的原因。”
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当难民危机发生以后，中央办公室又收到了大量來自纳粹同情者的邮件和信件，抗议他们的工作。对此，隆美尔不无遗憾地说，他们坚持在世界各地继续寻找新的证据，是他们“个人的内疚感和责任感”使然，然而“我的许多同胞好像更喜欢展望未来，而不是踏足黑暗的过去。”
据《看世界》张珺/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