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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装饰画作品选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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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论丛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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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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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山东社会科学院、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共同主办、山东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院、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国学振兴院支援，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和韩国国立安东大学孔子学院承办的“第三届中韩儒学交流大会”，于2016年8月11日至12日在山东省济南市隆重召开。
股权结构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基石，股权结构不仅影响会计稳健性，而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公司投资效率。以2007—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股权结构差异下的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全样本检验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是普遍存在的；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过度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投资不足。回归结果显示，总体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能够显著改善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对抑制投资过度和遏制投资不足均具有显著效应。细分股权性质差异的回归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会因股权性质不
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肇始于资本主义之前，成熟于资本主义之后。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为人道主义的初级形态。初级人道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早期西方的人道主义。这种形态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以人性向善及社会风气的净化作为自己的出场路径。西方早期人道主义思想无疑应作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源头。
本文针对叶志坚先生《也谈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一文的质疑进行了详细回应，为《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主题新探》的学术观点做了有力的辩护。本文重申，马克思晚年所作的“柯瓦列夫斯基笔记”，其主题并非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未来前景问题”，而是探索“原始社会、文明起源问题”。澄清这一点，有助于合理认识该笔记的学术价值、历史地位，还原马克思晚年思想、晚年探索的本来面目。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智库联盟共同主办的“新常态下农业转型升级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于2016年10月8日-10日在山东省潍坊市成功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防、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季缃绮出席会议并讲话，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述存、中共潍坊市委副书记王献玲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
本文旨在阐明，心理学自我主义意义上的自利原则如何与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调和，以达到使之正当合理，并由其合理性而受到保护的目的。此项任务可由两个途径实现：如亚当·斯密所想，让道德参与到开放市场的竞争和革新中；如孔子所示，让公平正义对自利进行某种形式的转化。本文通过《论语》中儒家仁义原则对社会和、均、安问题的处理来说明孔子之路的可能性，最终制定九条公平正义原则，它涵盖了儒家仁的原则与义的原则，也即宽容的一方面和自制的一方面。
邓小平改革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具鲜明特色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思想武器作用。邓小平改革思想内涵丰富，在关于改革的历史地位、关于改革的总体目标、关于改革的问题导向、关于改革的领导方略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既具有重大现实作用又具有深远时代价值的新观点、新论断、新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坚持运用邓小平改革思想分析和解决新形势下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为进一步丰富发展邓小平改革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邓小平改革思想到习近平改革论述，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经典研究课题，本文从关键词角度追踪“革命”词义起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对这一开展过程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孙中山、梁启超的话语实践．“革命”与英语revolution和日语kakumei的意义相融合，既含“汤武革命”的传统，又含渐进改良之意。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到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形成，贯穿着一根建立民族国家与整体改造社会的红线，而通过新的史料——如周瘦鹃、张春帆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日
1972年出土于南京的《宋故员外散骑侍郎明府君墓志铭》，是了解平原明氏家族史的第一手资料，能够加深对中古士族、青齐地域社会、宋齐政治等方面的理解与认识。明氏家族原属冀州豪强，十六国末期南渡黄河，成为“青齐土民”集团的一员，后又于刘宋泰始初年迁往江南。刘宋时代，明氏家族的婚、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这与其作为地方豪强的身份吻合。另一方面，他们也一直试图依靠军功突破家格，获得升迁。在宋齐代换中的活跃表现，成为南迁明氏由地方豪强逐步转为教养贵族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