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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是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黄山村。村中只有王氏一族，自明朝定居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约有400多年历史，是一个久盛不衰的“诗书继世长”的“士村”。清人蒋坦在1860年写的《黄山小志》中说：“黄山距慈溪县城八里，烟火数百家，风俗朴厚宛然一秦时桃源也。”
王氏家族400多年来，子孙繁衍，分成很多支系。一个支系居住在一个大宅院中。大宅院占地面积都很大，并都有一个名称。因此常以大宅院称呼所属支系。我是“大夫第”支系。“大夫第”落成于嘉庆元年（1796年），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按民国10年编的《慈溪王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记载：“大夫第”支系第一代，王严理，三岁丧父，“赖母冯太宜人守节教养。稍长，从名师游，多目以国器。会应学使者试，不售。遂慨然弃举子业，理家政，与臧获同劳动。由是家益以起”。母亲去世后，“由布政司经历遵例捐授通判，分发河南”。因处理一起积案，成绩卓著，“抚军甚嘉公才，辄倚重之，旋命摄汝宁通判。篆任三月，民情大洽。然公为吏廉，薪水有歉，则自家邮寄。久之，赀斧难继，因乞假回里。时年已五十余矣”。
“大夫第”第一代生了五个儿子，其中第三子，又在“大夫第”东面，离东浦河约10米处建了一座大宅院，叫“白屋”。我在1929年生于“白屋”。因此，“我的直系家族”指的是“白屋”支系。我是该支系的第五代。
“白屋”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5米），在黄山村是一个较小的大宅院。
“白屋”分内外两个长方形圈。外圈由普通围墙组成，形成“白屋”的外形。内圈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50米，由山墙围起来。所谓山墙也就是比较高的墙，用来防止外面的火烧进来。内圈是两层楼房，呈H形，中间一排五间，坐北朝南，为正房；中间一间是大厅，面积约100平方米；两层楼高七八米，称为落帽厅，意思是戴着帽子抬起头来看房顶时，帽子就会掉下来。东西两侧为厢房，各六间（按一层计算）。正房和厢房围成南、北两个大庭院，面积各有三四百平方米。山墙和外部围墙之间，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平房，南北则是两个大园子。
厢房和山墙之间、山墙和平房之间、平房和围墙之间均有天井。天井地面也由石块砌成。天井中放有大水缸，接屋檐上落下来的雨水。雨水的用途，除饮食等日用外，还备用于消防。至于一个天井放几只大缸，视天井大小而定。山墙和平房之间的天井最大，由于我家占有西侧南部厢房四间，也就是两个区域，故有这样大的天井两个，每个天井放七八个大缸。厢房和山墙之间的天井较小，一个天井放三四个。
南边那个园子呈倒U形，也就是北面是东西长约60米的五马头山墙，南北宽约15米，其东西又各有一个由两排平房，中间一个天井组成的院子。这个园子，中间铺有石板路。北边的园子呈L形，也就是东侧有房屋，西侧没有，因此比南边的园子要大些。
“白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内圈的南边山墙，由东西两堵高约十米的五马头山墙和中间的大门组成。大门有三个门，中间最宽，两侧的门较窄，中间的大门上有精美砖雕的门楼。所谓五马头山墙也就是墙的中间分三层，中间最高一层最短，往下两层则向左右两侧挑出，并且一层比一层宽。由于高，加上周围又是稻田，很远就可以看到，也显得雄伟。
“白屋”内部又分若干区（单元），区与区之间有弄堂相通。一个区由若干楼房和平房组成。如王惕斋居住的区，在“白屋”的西南部，约占“白屋”四分之一。其中楼房4间（也就是楼上、楼下共8间。这是名义上的，如同现在一厅两室装修后，一厅可能分为客厅和餐室2间一样，我家的2间实际上分割为9间房子。另2间是我伯父的，空着），平房区有10间加1厅，南部园区旁平房有4间。
晚清时期，黄山王氏家族有四个族兄弟去日本谋生。王氏四个族兄弟中，王惕斋最先去日本，约在1870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初期，1910年回国，在日本40年。其他三个略晚几年，其中王治本（桼园，1835-1908）是1877年东渡日本，1907年底或1908年初回国。王藩清（琴仙，1847-1898）东渡日本的时间也是1877年。王汝修（斝侯，1843-1895）还没有看到确切的东渡日本时间，估计也和王治本同时。他们为中日文化交流都做出过贡献。
王惕斋是在1870年去日本的，7年后即1877年在东京开设商店“凌云阁”，销售、出版汉文书籍以及文具等。王惕斋虽为商人，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娴熟的日语能力，在中日政界、学界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与日本学者尤其是汉学家交往密切，曾作书赠予大河内悬于其书斋。1884年，日本维新人士、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王陪同游览苏杭等地。
日本人冈千仞（1833-1914），字振衣，号鹿门，原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以教导学生及著述，前后有“弟子三千”，著述达300余卷。冈千仞与在日本的王氏四兄弟皆有密切的来往。
冈千仞于1884年5月29日從横滨乘船来中国。他在中国访问行程近万里，历时320日，会见中国官员、文人近200名。见过李鸿章、盛宣怀等达官贵人，俞樾、李慈铭、汪士铎、王韬等名流学者。交往时大多用笔谈，有时亦由陪同的王惕斋口译。交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冈千仞为人豪爽，往往直言不讳，畅抒其见，甚至有时与对方展开激烈辩论。冈千仞在访问期间，“有所闻见，必手记”，这些日记总题名为《观光纪游》，约6万字。
《观光纪游》已于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整理者张明杰所写的《冈千仞游华及其所作游记》一文中说：“该游记虽冠以‘观光’之名，但着眼点并不在山水名胜，实际上更像是一部考察记，一部晚清社会活生生的考察报告。”
冈千仞于1884年7月18日到黄山村，住王惕斋家，8月1日离开。下面是《观光纪游》中与“白屋”有关的部分记载。
王氏，慈溪大族，分宗以来，族人同居三世，广厦连宇，画为十数区，分灶同产……此间士大夫屋宅，四周垣壁，高二三丈，重门严锁。填石若砖为中溜，设大瓮四五，以贮雨水，日煎茶非雨水，不发香味。堂设坑床、案桌、椅子，揭名人书画，文房器具，灿然照座。屋内分六七区，族人各占一区……闺阁尤极美丽，卧床丹艧，帷帐四垂，价自四五十元至百元。 此处所说的“重门严锁”，现在已很少见。现将“白屋”中王惕斋部分“重门严锁”情况介绍于下：自外面进入南部园区旁平房区有门、进入南部园区有门、进入平房区有门；王惕斋的平房区与相邻的他家平房区有门、平房区进入楼房区有门、王惕斋的楼房区进入他家的楼房区有门；楼房区内进入其他楼房有门、轩子间进入庭院有门；楼梯上有盖板，放下后，楼下就不能上楼。区内，房间与走廊之间有门（少数如草房、柴房只有出入口而无门），由于建筑是一排排的，房间与房间之间相连，因而彼此之间也有门，因此一个房间可能有两个门，甚至三个门。二是“卧床丹艧，帷帐四垂，价自四五十元至百元”。这种闺阁中的床，在过去的宁波地区是比较普遍的。这种床叫“拔步床”。我小时家里有两张这种床，称它为“大床”。床面长和宽各2米多，四角有立柱，立柱上部有横梁，顶部和四面终年用帐幔围住。正面有一个“门廊”，1米左右宽，和床等长、等高，也有顶。需踏阶而上。中间是床沿，两旁为三面有壁的“小房间”，一端为可坐人的木柜，打开木柜盖，是一只有盖的马桶；另一端是梳妆台或比较高的木柜，木柜自上而下为两层抽屉和有两扇小门的柜子。床的木壁上有雕刻。现在宁波保国寺有这种床的陈列，叫“千工床”，是这种床中最高档的。
关于家教与习气，《观光纪游》记载：“观王氏家庙。壁书先中书君家训十二条。族人登科第者，皆书联额揭壁。族约尤严，日降人非流者，不得与祭。非流谓窃盗犯刑，操俳优、仆役、剃刀、舁丁诸贱业类。庭设舞台，每春秋奠祭，演杂剧，会族人观之。”“子弟至八九岁，必延师学举业……而子弟知读书有才气者，专耗精神于八股之学。及其累试不第，漏不平于酒色，颓然自放，不役心世事，猖狂为达，放诞为豪，妄庸为贤，迂疏为高。或至溺洋烟，荡资产，卖子女，缩性命，不自悔焉。余来此累月，略得中土之病源，附记于此。”“更设烟具别室，二人对卧。且吃且话，此为常法。余痛驳烟毒缩人命、耗国力，苟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砚云不悦，曰：‘洋烟行于中土，一般为俗，虽圣人再生，不可复救。’此虽非由衷之言，亦可以知其成弊害，一至此极。魏源尝论烟害曰：‘耗中土之精英，岁千万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阊之壑。’又日：‘日本水战火攻，不如中土，止以陆战之悍，守岸之严，刑罚之断，号令之专，能禁邪教，断烟害，使彼不得轻犯。谓我水战火攻，不如洋人，犹可；谓守岸禁邪不如日本，可乎？不可乎？号令之不行海外，犹可；今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此实沉痛之言。而中人不猛省于此，何也？”
冈千仞以上所记应是“白屋”处于鼎盛时期，但他也已看出“白屋”王氏家族已埋下“家道中落”的阴影。果不其然，约50年后，当我四五岁时（1929年生），祖母把我从杭州父亲家带回“白屋”居住时，“白屋”支系后人，只有我一个儿童了。原来大房、二房的房子已由砚云（仁厚）的独生子王义衍，因抽鸦片而又无谋生本领，卖给“大夫第”支系第五房王志湘。王志湘，在上海经商，已成富翁，并不想在家乡买房，只是从接济族人出发，买了“白屋”的房子，而且也从来没有回来住过，只是委托管家管理房子。管家一家也就是三四个人，加上还有约三四个人的亲戚的一家，也只10人左右。此时，“白屋”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充满凄凉之景。我家是第三房，但伯父家在上海（8口人），父亲家在杭州（连我6口人），祖母则在上海、杭州、黄山来回走动。“白屋”平时由长工看守。我回来后，也就是3个人。据宗谱记载，王义衍曾有过四个妻子、一个儿子，此时已只有他一个人，住在大夫第，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凄凉地度他的晚年。由于大房、二房已无人，因此每年春节在大厅悬挂“白屋”祖先画像一事，就由我家来办。这样，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大宅院、曾有男女婢仆六七十名的大家庭，此时住“白屋”的只剩下我和祖母2人，算上住在“白屋”外的该支系人，也只有15人左右。
研究“家道中落”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家道中落”。从上面列举的不完全的“家道中落”的原因中可以看到，“家道中落”有的是客观原因，如战乱、灾害、无后代、被诈骗、抢劫或侵吞等；有的是主观原因，如无谋生能力、颓废不求上进、染上不良嗜好等。失业则可能两种原因都有。因此避免“家道中落”首先要避免主观原因。“富不过三代”就是“家道中落”中主观因素造成的一个类型。避免主观因素造成“家道中落”，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抛弃依赖上代，树立依靠个人发奋图强、自强不息、自立于社会的上进心。即使客观原因造成“家道中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这种精神实现“中兴”。
从这个具体例子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类型的乡村存在衰落的因素，即由时代变迁造成的衰落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乡村作为社会的基层，既提供农产品，也提供各类人才，包括文化精英。如20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和费孝通曾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其中，52.5%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
在一个乡村中，一般有各类人员。我把大多數人从事农业的乡村称为农村，基本上是培养士人的乡村称为“士村”。黄山村就是一个“士村”。
这个“士村”之所以能400多年长盛不衰，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王氏家族成员，在“幼而学”的基础上，前程有二：一是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做官或做士绅。二是经商，成为儒商。而其之所以能做到普遍的“幼而学”，它的经济基础：一是经商成功后的反哺。二是族田制。王氏祠堂有族田，其下各支脉，甚至支脉下的支脉也有族田。轮到的人，收一年租吃几年。有的在外就业的，轮到他收租时，因为并不在乎这些地租收入，就让给他在村里的收入低的兄弟去收。黄山村的族田一直保存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也就是我小的时候还存在。第二，既培养人才，也留住人才。在中国的皇朝时代，无论在外经商或做官，发多大的财，做多大的官，一般家都在家乡，都是叶落归根，“告老回乡”，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是常态。人才会外出，但还会流回。黄山村也是这样。
到了民国时期，已开始较为显著地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时期，就不一样了。有才能在外地做事的人，特别是有成就的人，开始在外地居住，不回乡村了。这样，乡村就起一种输送人才的作用，有出无回，“衰落”就成为大势所趋。
王氏家族400多年来，子孙繁衍，分成很多支系。一个支系居住在一个大宅院中。大宅院占地面积都很大，并都有一个名称。因此常以大宅院称呼所属支系。我是“大夫第”支系。“大夫第”落成于嘉庆元年（1796年），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按民国10年编的《慈溪王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记载：“大夫第”支系第一代，王严理，三岁丧父，“赖母冯太宜人守节教养。稍长，从名师游，多目以国器。会应学使者试，不售。遂慨然弃举子业，理家政，与臧获同劳动。由是家益以起”。母亲去世后，“由布政司经历遵例捐授通判，分发河南”。因处理一起积案，成绩卓著，“抚军甚嘉公才，辄倚重之，旋命摄汝宁通判。篆任三月，民情大洽。然公为吏廉，薪水有歉，则自家邮寄。久之，赀斧难继，因乞假回里。时年已五十余矣”。
“大夫第”第一代生了五个儿子，其中第三子，又在“大夫第”东面，离东浦河约10米处建了一座大宅院，叫“白屋”。我在1929年生于“白屋”。因此，“我的直系家族”指的是“白屋”支系。我是该支系的第五代。
“白屋”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5米），在黄山村是一个较小的大宅院。
“白屋”分内外两个长方形圈。外圈由普通围墙组成，形成“白屋”的外形。内圈东西长约60米，南北宽约50米，由山墙围起来。所谓山墙也就是比较高的墙，用来防止外面的火烧进来。内圈是两层楼房，呈H形，中间一排五间，坐北朝南，为正房；中间一间是大厅，面积约100平方米；两层楼高七八米，称为落帽厅，意思是戴着帽子抬起头来看房顶时，帽子就会掉下来。东西两侧为厢房，各六间（按一层计算）。正房和厢房围成南、北两个大庭院，面积各有三四百平方米。山墙和外部围墙之间，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平房，南北则是两个大园子。
厢房和山墙之间、山墙和平房之间、平房和围墙之间均有天井。天井地面也由石块砌成。天井中放有大水缸，接屋檐上落下来的雨水。雨水的用途，除饮食等日用外，还备用于消防。至于一个天井放几只大缸，视天井大小而定。山墙和平房之间的天井最大，由于我家占有西侧南部厢房四间，也就是两个区域，故有这样大的天井两个，每个天井放七八个大缸。厢房和山墙之间的天井较小，一个天井放三四个。
南边那个园子呈倒U形，也就是北面是东西长约60米的五马头山墙，南北宽约15米，其东西又各有一个由两排平房，中间一个天井组成的院子。这个园子，中间铺有石板路。北边的园子呈L形，也就是东侧有房屋，西侧没有，因此比南边的园子要大些。
“白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内圈的南边山墙，由东西两堵高约十米的五马头山墙和中间的大门组成。大门有三个门，中间最宽，两侧的门较窄，中间的大门上有精美砖雕的门楼。所谓五马头山墙也就是墙的中间分三层，中间最高一层最短，往下两层则向左右两侧挑出，并且一层比一层宽。由于高，加上周围又是稻田，很远就可以看到，也显得雄伟。
“白屋”内部又分若干区（单元），区与区之间有弄堂相通。一个区由若干楼房和平房组成。如王惕斋居住的区，在“白屋”的西南部，约占“白屋”四分之一。其中楼房4间（也就是楼上、楼下共8间。这是名义上的，如同现在一厅两室装修后，一厅可能分为客厅和餐室2间一样，我家的2间实际上分割为9间房子。另2间是我伯父的，空着），平房区有10间加1厅，南部园区旁平房有4间。
晚清时期，黄山王氏家族有四个族兄弟去日本谋生。王氏四个族兄弟中，王惕斋最先去日本，约在1870年，也就是明治维新初期，1910年回国，在日本40年。其他三个略晚几年，其中王治本（桼园，1835-1908）是1877年东渡日本，1907年底或1908年初回国。王藩清（琴仙，1847-1898）东渡日本的时间也是1877年。王汝修（斝侯，1843-1895）还没有看到确切的东渡日本时间，估计也和王治本同时。他们为中日文化交流都做出过贡献。
王惕斋是在1870年去日本的，7年后即1877年在东京开设商店“凌云阁”，销售、出版汉文书籍以及文具等。王惕斋虽为商人，但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娴熟的日语能力，在中日政界、学界具有广泛的人际关系。与日本学者尤其是汉学家交往密切，曾作书赠予大河内悬于其书斋。1884年，日本维新人士、汉学家冈千仞游历中国，王陪同游览苏杭等地。
日本人冈千仞（1833-1914），字振衣，号鹿门，原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以教导学生及著述，前后有“弟子三千”，著述达300余卷。冈千仞与在日本的王氏四兄弟皆有密切的来往。
冈千仞于1884年5月29日從横滨乘船来中国。他在中国访问行程近万里，历时320日，会见中国官员、文人近200名。见过李鸿章、盛宣怀等达官贵人，俞樾、李慈铭、汪士铎、王韬等名流学者。交往时大多用笔谈，有时亦由陪同的王惕斋口译。交流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冈千仞为人豪爽，往往直言不讳，畅抒其见，甚至有时与对方展开激烈辩论。冈千仞在访问期间，“有所闻见，必手记”，这些日记总题名为《观光纪游》，约6万字。
《观光纪游》已于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整理者张明杰所写的《冈千仞游华及其所作游记》一文中说：“该游记虽冠以‘观光’之名，但着眼点并不在山水名胜，实际上更像是一部考察记，一部晚清社会活生生的考察报告。”
冈千仞于1884年7月18日到黄山村，住王惕斋家，8月1日离开。下面是《观光纪游》中与“白屋”有关的部分记载。
王氏，慈溪大族，分宗以来，族人同居三世，广厦连宇，画为十数区，分灶同产……此间士大夫屋宅，四周垣壁，高二三丈，重门严锁。填石若砖为中溜，设大瓮四五，以贮雨水，日煎茶非雨水，不发香味。堂设坑床、案桌、椅子，揭名人书画，文房器具，灿然照座。屋内分六七区，族人各占一区……闺阁尤极美丽，卧床丹艧，帷帐四垂，价自四五十元至百元。 此处所说的“重门严锁”，现在已很少见。现将“白屋”中王惕斋部分“重门严锁”情况介绍于下：自外面进入南部园区旁平房区有门、进入南部园区有门、进入平房区有门；王惕斋的平房区与相邻的他家平房区有门、平房区进入楼房区有门、王惕斋的楼房区进入他家的楼房区有门；楼房区内进入其他楼房有门、轩子间进入庭院有门；楼梯上有盖板，放下后，楼下就不能上楼。区内，房间与走廊之间有门（少数如草房、柴房只有出入口而无门），由于建筑是一排排的，房间与房间之间相连，因而彼此之间也有门，因此一个房间可能有两个门，甚至三个门。二是“卧床丹艧，帷帐四垂，价自四五十元至百元”。这种闺阁中的床，在过去的宁波地区是比较普遍的。这种床叫“拔步床”。我小时家里有两张这种床，称它为“大床”。床面长和宽各2米多，四角有立柱，立柱上部有横梁，顶部和四面终年用帐幔围住。正面有一个“门廊”，1米左右宽，和床等长、等高，也有顶。需踏阶而上。中间是床沿，两旁为三面有壁的“小房间”，一端为可坐人的木柜，打开木柜盖，是一只有盖的马桶；另一端是梳妆台或比较高的木柜，木柜自上而下为两层抽屉和有两扇小门的柜子。床的木壁上有雕刻。现在宁波保国寺有这种床的陈列，叫“千工床”，是这种床中最高档的。
关于家教与习气，《观光纪游》记载：“观王氏家庙。壁书先中书君家训十二条。族人登科第者，皆书联额揭壁。族约尤严，日降人非流者，不得与祭。非流谓窃盗犯刑，操俳优、仆役、剃刀、舁丁诸贱业类。庭设舞台，每春秋奠祭，演杂剧，会族人观之。”“子弟至八九岁，必延师学举业……而子弟知读书有才气者，专耗精神于八股之学。及其累试不第，漏不平于酒色，颓然自放，不役心世事，猖狂为达，放诞为豪，妄庸为贤，迂疏为高。或至溺洋烟，荡资产，卖子女，缩性命，不自悔焉。余来此累月，略得中土之病源，附记于此。”“更设烟具别室，二人对卧。且吃且话，此为常法。余痛驳烟毒缩人命、耗国力，苟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砚云不悦，曰：‘洋烟行于中土，一般为俗，虽圣人再生，不可复救。’此虽非由衷之言，亦可以知其成弊害，一至此极。魏源尝论烟害曰：‘耗中土之精英，岁千万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阊之壑。’又日：‘日本水战火攻，不如中土，止以陆战之悍，守岸之严，刑罚之断，号令之专，能禁邪教，断烟害，使彼不得轻犯。谓我水战火攻，不如洋人，犹可；谓守岸禁邪不如日本，可乎？不可乎？号令之不行海外，犹可；今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此实沉痛之言。而中人不猛省于此，何也？”
冈千仞以上所记应是“白屋”处于鼎盛时期，但他也已看出“白屋”王氏家族已埋下“家道中落”的阴影。果不其然，约50年后，当我四五岁时（1929年生），祖母把我从杭州父亲家带回“白屋”居住时，“白屋”支系后人，只有我一个儿童了。原来大房、二房的房子已由砚云（仁厚）的独生子王义衍，因抽鸦片而又无谋生本领，卖给“大夫第”支系第五房王志湘。王志湘，在上海经商，已成富翁，并不想在家乡买房，只是从接济族人出发，买了“白屋”的房子，而且也从来没有回来住过，只是委托管家管理房子。管家一家也就是三四个人，加上还有约三四个人的亲戚的一家，也只10人左右。此时，“白屋”空空荡荡、冷冷清清，充满凄凉之景。我家是第三房，但伯父家在上海（8口人），父亲家在杭州（连我6口人），祖母则在上海、杭州、黄山来回走动。“白屋”平时由长工看守。我回来后，也就是3个人。据宗谱记载，王义衍曾有过四个妻子、一个儿子，此时已只有他一个人，住在大夫第，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凄凉地度他的晚年。由于大房、二房已无人，因此每年春节在大厅悬挂“白屋”祖先画像一事，就由我家来办。这样，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大宅院、曾有男女婢仆六七十名的大家庭，此时住“白屋”的只剩下我和祖母2人，算上住在“白屋”外的该支系人，也只有15人左右。
研究“家道中落”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家道中落”。从上面列举的不完全的“家道中落”的原因中可以看到，“家道中落”有的是客观原因，如战乱、灾害、无后代、被诈骗、抢劫或侵吞等；有的是主观原因，如无谋生能力、颓废不求上进、染上不良嗜好等。失业则可能两种原因都有。因此避免“家道中落”首先要避免主观原因。“富不过三代”就是“家道中落”中主观因素造成的一个类型。避免主观因素造成“家道中落”，最核心的要求就是抛弃依赖上代，树立依靠个人发奋图强、自强不息、自立于社会的上进心。即使客观原因造成“家道中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能依靠这种精神实现“中兴”。
从这个具体例子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类型的乡村存在衰落的因素，即由时代变迁造成的衰落因素。在农业经济时代，乡村作为社会的基层，既提供农产品，也提供各类人才，包括文化精英。如20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和费孝通曾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其中，52.5%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
在一个乡村中，一般有各类人员。我把大多數人从事农业的乡村称为农村，基本上是培养士人的乡村称为“士村”。黄山村就是一个“士村”。
这个“士村”之所以能400多年长盛不衰，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王氏家族成员，在“幼而学”的基础上，前程有二：一是参加科举，博取功名，做官或做士绅。二是经商，成为儒商。而其之所以能做到普遍的“幼而学”，它的经济基础：一是经商成功后的反哺。二是族田制。王氏祠堂有族田，其下各支脉，甚至支脉下的支脉也有族田。轮到的人，收一年租吃几年。有的在外就业的，轮到他收租时，因为并不在乎这些地租收入，就让给他在村里的收入低的兄弟去收。黄山村的族田一直保存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也就是我小的时候还存在。第二，既培养人才，也留住人才。在中国的皇朝时代，无论在外经商或做官，发多大的财，做多大的官，一般家都在家乡，都是叶落归根，“告老回乡”，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是常态。人才会外出，但还会流回。黄山村也是这样。
到了民国时期，已开始较为显著地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时期，就不一样了。有才能在外地做事的人，特别是有成就的人，开始在外地居住，不回乡村了。这样，乡村就起一种输送人才的作用，有出无回，“衰落”就成为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