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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一直是学者们孜孜不倦研究的热点问题。陕西经济与陕西科教资源在全国地位不匹配，面临着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等问题。要实现高等教育对于陕西追赶超越的助推作用，从组织内部来说，需要高等教育的创新聚集，从组织外部来说，需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红利。
陕西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又对应着黄土高原、平原地区和秦巴山区三种地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三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各谋出路”的态势。例如，2018年，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与陕北榆林共同建立了“呼包鄂榆”城市群。而关中平原将其经济扩张定义为“东西延伸”，并于2009年与同为秦文化发祥地的天水建立了“关中-天水经济带”。陕南位于关天经济区、江汉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三个经济区的交汇地带，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大动脉的建设，陕南经济也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中。
同时，陕西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定位，即“追赶超越、扎实推进”。2015年2月，习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提出追赶超越的定位和“五个扎实”的要求。五年之后，习总书记于2020年4月再次访问陕西，提出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努力谱写陕西追赶超越的新篇章。这些都为陕西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路径。目前，陕西省共有87所普通高等学校，[1]高校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优势明显，科研人员的数量和密度居于全国前列，这些使得陕西成为中国三大教育科研中心之一。如果陕西各高校间、高校与企业间的科研与创新资源充分聚集，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辐射周边地区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高等教育助推陕西追赶超越的现实困境
高等教育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高校的力量来体现，国内外学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高校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以及技术转移方式入手进行探讨，提出高校借助排他性许可促进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沈慧君等2019[2]）及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韩思朦2020[3]）。二是从高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入手进行研究，提出建立科技创新园来促进校企联动（徐军等，2012），[4]高校和地方可以采取政产学研等多种合作模式（孔凡柱等，2016）[5]以及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要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杨世君2020）。[6]三是从高校自身建设入手进行研究，提出高校为地方发展提供的人力资源质量取决于专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张学洪等，2012），[7]以及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供给侧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许谦2019）。[8]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群的建设将使高校积极适应当地产业需求，不断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关红辉，2019）。[9]
纵观全国，陕西的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处于全国中游水平。比如，2019年陕西省的生产总值为25793.1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0%，这一数据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14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6746元，居全国第12位。陕西目前经济结构仍然是第二产业占据主导，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陕西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990.9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4.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第二产业11980.75亿元，增长了5.7%，占46.5%;第三产业11821.49亿元，增长6.5%，占比45.8%。[10]
有学者认为，陕西实施的追赶超越可以分为追赶阶段（2016-2020年）以及超越阶段（2021-2030年），到2020年，陕西经济总量将缩小与安徽、北京、上海等省市的差距;到2030年，陕西经济总量将超过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居民收入将超过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罗林，2016[11]）。还有学者认为，陕西已进入到“数量追赶期、质量超越期、发展方式创新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里，陕西“追赶超越”要实现新的定位，实现从数量赶超到质量赶超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以动力求质量超越、以质量促数量赶超”（任保平，2017[12]）。这是学者们提出的陕西经济追赶超越的具体目标，而陕西要达到这一目标，现实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等诸多方面。
（一）陕西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
高校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不但可以带动地方中小企业技术飞跃，还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腾飞。据统计，我国每年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三分之一，而国家授权专利的专利实施率仅为10%。这其中企业转让所占比例能够达到80%，其余部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13]虽然有数据表明，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比例在逐年增加，但这个比例在高校所拥有的科研成果总数中占比非常小。
陕西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第一，高校评价体系重视科研论文和获奖水平，而忽视了对于市场化科研成果的评价和考核。所以，我省出现了高校专利申请、授权书的数量高于全国平均，然而专利的转化率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尴尬现象。[14]第二，在陕西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国家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缺少相关部门积极的配套制度。具体来说，比如陕西政府对于高校创建“创业园区”的投入力量不够，没有积极鼓励高校通过创建创业园区来实现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最终导致学校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缺乏必要的生存环境和土壤，从而造成陕西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不够充分的情况。第三，高校科研成果没有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只有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能力，才能构建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结构。然而，具体实践中，陕西的大型企业具有自身研发中心，对于高校科研项目需求比较低。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需要具体的科研项目成果，但由于高校内部体制造成科研成果转化合作方面存在阻力，最终导致高校科研成果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当地企业。
（二）陕西工业化水平较低
陕西的工业化水平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很大，表现为一流的现代企业不多。例如，中国主要城市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数，如北京56家、深圳7家、上海7家、台北6家、香港7家、杭州4家、广州3家、厦门3家;乌鲁木齐、佛山、苏州、福州和西安2家。[15] 当下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主导产业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这两个行业来说，技术专利、科学发明、金融产品和高端消费服务是其主打产品。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市场相比，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合作与竞争并存是这一时代的市场特征，三种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交织。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快速发展，相应的物联网、智能制造、金融业、高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迅猛崛起。产品和服务具有高附加值、高盈利的特点。同时，经济的结构趋于高端化、增长平稳。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水平重要标准的工业化水平，工业化过程就是标志着经济发展的历程。所以本文采取与学者马建明等相同的工业化水平衡量方法，即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与当地生产总值相比作为指标（马建明等，2011）。[16]经过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陕西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1%下降到2019年的7.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所占比重持续增高，到2019年达到了92.3%，按照美国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昆对于工业化标准的划分，陕西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发展后期的前半阶段。[17]
对于陕西经济而言，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陕西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挑战，坚持第一产业为根基，同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加快自身工业化的进程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第三产业方面，陕西依托自然人文优势，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陕西不但优化了全省的经济结构，还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然而，相较于世界经济的后工业化时代，陕西经济还有不小的差距。
（三）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
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方式和理念，以及敢于进军“无人区”的勇气。广州作为中国南方一颗璀璨的明珠，经济发展迅猛，这与当地政府“敢为天下先”的魄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广州作为世界第一款可载客的无人驾驶飞机“亿航184”的拥有者，目前，正在努力建设世界第一个空中交通试点城市。同时，广州还完成了中国首艘全载人深潜器支援母舰“探索1号”，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少数几个可以在深海作业的国家。培育出了一只北斗广州军团，将助推北斗深入电力、通信、基建和生产等领域。此外，广州目前还拥有上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理念。
相比广州，陕西发展还略显“保守”，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理念，对于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方式认识不足，同时对于追求卓越开放思想勇于走出去的勇气不足。虽然陕西拥有八十七所普通高校、十所独立学院、十四所成人高等学校，每年拥有几十万的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然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具有一定的惯性，要想突破固有的管理模式，陕西必须要大刀阔斧、披荆斩棘。
比如，陕西政府可以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现代行政体系，以市场机制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改革开放四十二年来，陕西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良好，基本从数量增长型挺进到质量增长型的阶段。但要充分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必须进一步转变管理者的理念，加快建设陕西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体系。
实现高等教育助推陕西追赶超越的路径选择
在追赶超越的路上，陕西遇到的现实困境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等，究其原因是科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生产实践，在此指的就是高等教育不能很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拥有科技和人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经过努力，终将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并能在竞争中保持这种优势。比如，美国的斯坦福工业园、中国的中关村等。所以，高等教育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组织内部来说，通过高等教育的创新聚集来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发展，从组织外部来说，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红利来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发展
第一，建立基于高校、科研机构、现代企业为主要网络体系的教育产业园区。“科教兴国、国兴科教”，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推动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据有不可小觑的地位。高校是人才聚集的重要场所，也是创新聚集的重要空间。在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来源于公、私部门和各项机构组成的综合性网络。以高校创新资源为例，教育产业园区中的学校、科研机构、高级知识人才等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聚集，建立了与周边企业联系的非契约诚信体系。基于该系统，教育产业园区内具有网络节点和根节点特征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关系。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具体政策的引导下，他们聚集在一定的空间，成为创新综合体，不断创造、完善和传播新的知识和技术，并以创新聚集为主要动力，不断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建立符合高校聚集區不断创新发展要求的基层管理部门。科学技术和技术进步是财富创造的要素，技术进步的过程需要借助于高校、企业、科研院所、高级人才等要素聚集产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聚集的区域中，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都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政策红利作为一种资本的特殊投入形式，其结构是否健全以及其规划是否合理都将从不同角度影响着高校聚集区能否产生创新能力，从而形成创新综合体，进一步影响着科研人员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创新动力与源泉，这就需要高质量的园区基层管理部门来投入现代化的管理和服务。
（二）从组织外部来说，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红利来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发展
第一，制定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加速高等教育成果科技转化过程。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政府政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有限理性，制度供给是稀缺的。不过，伴随着人们理性程度的提高、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预期的收入增长人们不断对新制度提出要求。当制度的供需平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否则将会发生制度变迁。人们在比较制度变迁的成本效益时，如果潜在的利润超过其预期成本，新制度将会被创新出来。这些新制度的产生目的就是将利润内部化，实现帕累托最优。对于教育产业园区来说，新制度的不断创新，制度要素的不断聚集，可以使教育产业园区内的高校获得更多的潜在红利，这种趋势也逐渐受到关注，成为加速高校科技转化的一条新途径。 第二，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带来的政策红利，实现陕西高校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带一路”沿边的省份和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步入现代化的不在少数，这些都可以作为陕西高校学习发展的模板。同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宏图。高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人才培养功能和智本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基石。高校实现自身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既是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强省建设的关键。学界关于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层面、管理层面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首先从制度设计层面，可以从顶层设计入手解决高校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其次，管理权责层面，可以从高校领导干部的能力素养现代化问题入手解决权责清晰问题。最后，实现路径层面，可以通过完善分权与制衡的治理结构，整合多元权力，为建立高校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结 论
无论是从组织内部还是从组织外部来说，要实现高等教育对于陕西追赶超越助推作用的目的，都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还需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陕西的追赶超越。
第一，在地方政府支持方面，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对于教育产业园区的建设。地方政府需要建立符合高校聚集区不断创新发展要求的基层管理部门。这些管理部门的管理者需要转变工作理念，以“公仆”的精神、“创新”的思维、“好学”的心态，为教育产业园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现代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同时，还需要政府部门对于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相应的配套制度，方便国家有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比如，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法》中的相关鼓励政策，如何为利于实际操作而进行具体化，能够真正起到激励科研工作者的作用，政府部门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相关政策。
第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进行内涵式的发展。内涵是逻辑上的一个概念。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着眼于学校的长期、合理和科学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和教育质量等方面。这种发展模式的目的不但在于提高高校创新能力，实现争先进位，还在于加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为国家、省市培养引领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党的十九大中所提出，它是对十八大所提出的“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换挡升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高达51.6%，成为了世界上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也是对人民群众高等教育需求的及时回应。陕西作为教育大省，如何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交出满意的答卷，地方政府应该在克服高校同质化倾向、优化高校学科结构等方面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制度。
最后，陕西经济发展需要找准定位，比如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区。还比如通过教育产业园区建设，形成高校的聚集区，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现代企业为主的创新综合体，这些创新综合体不断地进行智力输出和技术成果输出，从而使陕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经济东西双向发展的承接地，成为不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体。
注释
[1]数据来源陕西省教育厅。
[2]沈慧君，徐戈，黄灿.高校技术排他性许可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9，37（06）.
[3]韩思朦.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法制博览，2020（10）.
[4]徐军，姜鸿，潘伟强.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以常州、无锡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01）.
[5]孔凡柱，赵莉.地方高校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03）.
[6]杨世君.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管理模式[J].科技风，2020（13）.
[7]张学洪，曾鸿鹄.地方高等学校专业体系与经济轴心关系匹配——以广西地区高校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2，6（04）.
[8]許谦.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侧改革策略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9，36（29）.
[9]关红辉.基于SWOT的地方本科院校专业群建设问题研究——以宁德师范学院为例[J].高教学刊，2019（24）.
[10]数据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
[11]罗林.对陕西实施追赶超越战略的思考[J].新丝路（下旬），2016（03）.
[12]任保平.构筑新高地助推“五新”战略的实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6）.
[13]数据来源国家科学技术部.
[14]来源于陕西省科技厅.
[15]根据2019年财富世界五百强相关数据统计.
[16]马建明，曹敏.陕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24（06）.
[17]数据来源陕西省统计局.
作者简介
马 丽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政治经济学
陕西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又对应着黄土高原、平原地区和秦巴山区三种地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三部分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各谋出路”的态势。例如，2018年，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与陕北榆林共同建立了“呼包鄂榆”城市群。而关中平原将其经济扩张定义为“东西延伸”，并于2009年与同为秦文化发祥地的天水建立了“关中-天水经济带”。陕南位于关天经济区、江汉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三个经济区的交汇地带，随着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大动脉的建设，陕南经济也在不断地飞速发展中。
同时，陕西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定位，即“追赶超越、扎实推进”。2015年2月，习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提出追赶超越的定位和“五个扎实”的要求。五年之后，习总书记于2020年4月再次访问陕西，提出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努力谱写陕西追赶超越的新篇章。这些都为陕西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路径。目前，陕西省共有87所普通高等学校，[1]高校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优势明显，科研人员的数量和密度居于全国前列，这些使得陕西成为中国三大教育科研中心之一。如果陕西各高校间、高校与企业间的科研与创新资源充分聚集，对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辐射周边地区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高等教育助推陕西追赶超越的现实困境
高等教育推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高校的力量来体现，国内外学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高校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以及技术转移方式入手进行探讨，提出高校借助排他性许可促进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沈慧君等2019[2]）及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协同创新（韩思朦2020[3]）。二是从高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途径入手进行研究，提出建立科技创新园来促进校企联动（徐军等，2012），[4]高校和地方可以采取政产学研等多种合作模式（孔凡柱等，2016）[5]以及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要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发展（杨世君2020）。[6]三是从高校自身建设入手进行研究，提出高校为地方发展提供的人力资源质量取决于专业结构的匹配程度（张学洪等，2012），[7]以及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供给侧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需求（许谦2019）。[8]应用型人才培养专业群的建设将使高校积极适应当地产业需求，不断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关红辉，2019）。[9]
纵观全国，陕西的经济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处于全国中游水平。比如，2019年陕西省的生产总值为25793.1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6.0%，这一数据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名第14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6746元，居全国第12位。陕西目前经济结构仍然是第二产业占据主导，服务业发展迅速。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陕西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990.9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4.4%，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第二产业11980.75亿元，增长了5.7%，占46.5%;第三产业11821.49亿元，增长6.5%，占比45.8%。[10]
有学者认为，陕西实施的追赶超越可以分为追赶阶段（2016-2020年）以及超越阶段（2021-2030年），到2020年，陕西经济总量将缩小与安徽、北京、上海等省市的差距;到2030年，陕西经济总量将超过当时的北京和上海，居民收入将超过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罗林，2016[11]）。还有学者认为，陕西已进入到“数量追赶期、质量超越期、发展方式创新期”的“三期叠加”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里，陕西“追赶超越”要实现新的定位，实现从数量赶超到质量赶超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以动力求质量超越、以质量促数量赶超”（任保平，2017[12]）。这是学者们提出的陕西经济追赶超越的具体目标，而陕西要达到这一目标，现实的困境主要表现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等诸多方面。
（一）陕西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
高校科研成果的成功转化不但可以带动地方中小企业技术飞跃，还能够促进地方经济的腾飞。据统计，我国每年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三分之一，而国家授权专利的专利实施率仅为10%。这其中企业转让所占比例能够达到80%，其余部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13]虽然有数据表明，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比例在逐年增加，但这个比例在高校所拥有的科研成果总数中占比非常小。
陕西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第一，高校评价体系重视科研论文和获奖水平，而忽视了对于市场化科研成果的评价和考核。所以，我省出现了高校专利申请、授权书的数量高于全国平均，然而专利的转化率却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尴尬现象。[14]第二，在陕西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国家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缺少相关部门积极的配套制度。具体来说，比如陕西政府对于高校创建“创业园区”的投入力量不够，没有积极鼓励高校通过创建创业园区来实现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最终导致学校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方面缺乏必要的生存环境和土壤，从而造成陕西高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不够充分的情况。第三，高校科研成果没有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只有充分发挥高校的科研能力，才能构建创新驱动的科技产业结构。然而，具体实践中，陕西的大型企业具有自身研发中心，对于高校科研项目需求比较低。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需要具体的科研项目成果，但由于高校内部体制造成科研成果转化合作方面存在阻力，最终导致高校科研成果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当地企业。
（二）陕西工业化水平较低
陕西的工业化水平与我国沿海发达城市相比差距很大，表现为一流的现代企业不多。例如，中国主要城市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的总部数，如北京56家、深圳7家、上海7家、台北6家、香港7家、杭州4家、广州3家、厦门3家;乌鲁木齐、佛山、苏州、福州和西安2家。[15] 当下世界经济已经步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主导产业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对于这两个行业来说，技术专利、科学发明、金融产品和高端消费服务是其主打产品。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市场相比，区域市场、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合作与竞争并存是这一时代的市场特征，三种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交织。在这个后工业化时代，新能源、新材料、新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快速发展，相应的物联网、智能制造、金融业、高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迅猛崛起。产品和服务具有高附加值、高盈利的特点。同时，经济的结构趋于高端化、增长平稳。
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发展水平重要标准的工业化水平，工业化过程就是标志着经济发展的历程。所以本文采取与学者马建明等相同的工业化水平衡量方法，即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之和与当地生产总值相比作为指标（马建明等，2011）。[16]经过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陕西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1%下降到2019年的7.7%，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和所占比重持续增高，到2019年达到了92.3%，按照美国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M·塞尔昆对于工业化标准的划分，陕西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发展后期的前半阶段。[17]
对于陕西经济而言，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陕西积极应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挑战，坚持第一产业为根基，同时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加快自身工业化的进程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在第三产业方面，陕西依托自然人文优势，大力促进第三产业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陕西不但优化了全省的经济结构，还提高了经济运行的质量，然而，相较于世界经济的后工业化时代，陕西经济还有不小的差距。
（三）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
经济的腾飞离不开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方式和理念，以及敢于进军“无人区”的勇气。广州作为中国南方一颗璀璨的明珠，经济发展迅猛，这与当地政府“敢为天下先”的魄力是分不开的。比如广州作为世界第一款可载客的无人驾驶飞机“亿航184”的拥有者，目前，正在努力建设世界第一个空中交通试点城市。同时，广州还完成了中国首艘全载人深潜器支援母舰“探索1号”，使中国成为了全世界少数几个可以在深海作业的国家。培育出了一只北斗广州军团，将助推北斗深入电力、通信、基建和生产等领域。此外，广州目前还拥有上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先进的市场经济管理理念。
相比广州，陕西发展还略显“保守”，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理念，对于以客户为中心的现代市场经济管理方式认识不足，同时对于追求卓越开放思想勇于走出去的勇气不足。虽然陕西拥有八十七所普通高校、十所独立学院、十四所成人高等学校，每年拥有几十万的大中专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然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具有一定的惯性，要想突破固有的管理模式，陕西必须要大刀阔斧、披荆斩棘。
比如，陕西政府可以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现代行政体系，以市场机制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改革开放四十二年来，陕西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良好，基本从数量增长型挺进到质量增长型的阶段。但要充分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必须进一步转变管理者的理念，加快建设陕西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体系。
实现高等教育助推陕西追赶超越的路径选择
在追赶超越的路上，陕西遇到的现实困境是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不足、工业化水平较低、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市场经济管理理念等，究其原因是科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生产实践，在此指的就是高等教育不能很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这样一个规律：拥有科技和人才优势的国家或地区经过努力，终将能够转化为经济优势，并能在竞争中保持这种优势。比如，美国的斯坦福工业园、中国的中关村等。所以，高等教育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从组织内部来说，通过高等教育的创新聚集来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发展，从组织外部来说，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红利来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发展
第一，建立基于高校、科研机构、现代企业为主要网络体系的教育产业园区。“科教兴国、国兴科教”，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推动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据有不可小觑的地位。高校是人才聚集的重要场所，也是创新聚集的重要空间。在陕西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创新来源于公、私部门和各项机构组成的综合性网络。以高校创新资源为例，教育产业园区中的学校、科研机构、高级知识人才等要素在某一区域内聚集，建立了与周边企业联系的非契约诚信体系。基于该系统，教育产业园区内具有网络节点和根节点特征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与合作关系。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具体政策的引导下，他们聚集在一定的空间，成为创新综合体，不断创造、完善和传播新的知识和技术，并以创新聚集为主要动力，不断推动陕西地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建立符合高校聚集區不断创新发展要求的基层管理部门。科学技术和技术进步是财富创造的要素，技术进步的过程需要借助于高校、企业、科研院所、高级人才等要素聚集产生的创新能力。在高校聚集的区域中，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都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政策红利作为一种资本的特殊投入形式，其结构是否健全以及其规划是否合理都将从不同角度影响着高校聚集区能否产生创新能力，从而形成创新综合体，进一步影响着科研人员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创新动力与源泉，这就需要高质量的园区基层管理部门来投入现代化的管理和服务。
（二）从组织外部来说，通过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政策红利来助推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发展
第一，制定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加速高等教育成果科技转化过程。在制度经济学中，制度（政府政策）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有限理性，制度供给是稀缺的。不过，伴随着人们理性程度的提高、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实现预期的收入增长人们不断对新制度提出要求。当制度的供需平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否则将会发生制度变迁。人们在比较制度变迁的成本效益时，如果潜在的利润超过其预期成本，新制度将会被创新出来。这些新制度的产生目的就是将利润内部化，实现帕累托最优。对于教育产业园区来说，新制度的不断创新，制度要素的不断聚集，可以使教育产业园区内的高校获得更多的潜在红利，这种趋势也逐渐受到关注，成为加速高校科技转化的一条新途径。 第二，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带来的政策红利，实现陕西高校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带一路”沿边的省份和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步入现代化的不在少数，这些都可以作为陕西高校学习发展的模板。同时，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宏图。高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人才培养功能和智本作用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的基石。高校实现自身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既是促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强省建设的关键。学界关于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制度层面、管理层面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首先从制度设计层面，可以从顶层设计入手解决高校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其次，管理权责层面，可以从高校领导干部的能力素养现代化问题入手解决权责清晰问题。最后，实现路径层面，可以通过完善分权与制衡的治理结构，整合多元权力，为建立高校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结 论
无论是从组织内部还是从组织外部来说，要实现高等教育对于陕西追赶超越助推作用的目的，都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还需要通过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来实现陕西的追赶超越。
第一，在地方政府支持方面，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对于教育产业园区的建设。地方政府需要建立符合高校聚集区不断创新发展要求的基层管理部门。这些管理部门的管理者需要转变工作理念，以“公仆”的精神、“创新”的思维、“好学”的心态，为教育产业园区内的高校、科研院所和现代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同时，还需要政府部门对于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相应的配套制度，方便国家有关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比如，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法》中的相关鼓励政策，如何为利于实际操作而进行具体化，能够真正起到激励科研工作者的作用，政府部门也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落实相关政策。
第二，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方面，陕西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进行内涵式的发展。内涵是逻辑上的一个概念。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着眼于学校的长期、合理和科学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师资队伍和教育质量等方面。这种发展模式的目的不但在于提高高校创新能力，实现争先进位，还在于加强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为国家、省市培养引领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在党的十九大中所提出，它是对十八大所提出的“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换挡升级。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高达51.6%，成为了世界上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也是对人民群众高等教育需求的及时回应。陕西作为教育大省，如何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交出满意的答卷，地方政府应该在克服高校同质化倾向、优化高校学科结构等方面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制度。
最后，陕西经济发展需要找准定位，比如积极打造“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区。还比如通过教育产业园区建设，形成高校的聚集区，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现代企业为主的创新综合体，这些创新综合体不断地进行智力输出和技术成果输出，从而使陕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经济东西双向发展的承接地，成为不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体。
注释
[1]数据来源陕西省教育厅。
[2]沈慧君，徐戈，黄灿.高校技术排他性许可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9，37（06）.
[3]韩思朦.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法制博览，2020（10）.
[4]徐军，姜鸿，潘伟强.高校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以常州、无锡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3（01）.
[5]孔凡柱，赵莉.地方高校推动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策略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6（03）.
[6]杨世君.高校技术转移中心管理模式[J].科技风，2020（13）.
[7]张学洪，曾鸿鹄.地方高等学校专业体系与经济轴心关系匹配——以广西地区高校为例[J].高校教育管理，2012，6（04）.
[8]許谦.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供给侧改革策略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9，36（29）.
[9]关红辉.基于SWOT的地方本科院校专业群建设问题研究——以宁德师范学院为例[J].高教学刊，2019（24）.
[10]数据来源陕西省人民政府.
[11]罗林.对陕西实施追赶超越战略的思考[J].新丝路（下旬），2016（03）.
[12]任保平.构筑新高地助推“五新”战略的实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7（06）.
[13]数据来源国家科学技术部.
[14]来源于陕西省科技厅.
[15]根据2019年财富世界五百强相关数据统计.
[16]马建明，曹敏.陕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1，24（06）.
[17]数据来源陕西省统计局.
作者简介
马 丽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