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岐注孟这个历史经验，可以看出时代因素在经典注疏上的投影
　　
　　为什么中国学术的注疏传统具有这种融旧铸新的特质?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思考。一是注解经典的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使然。举例言之，赵岐注解《孟子》，特重具体的政治问题，他也从政治角度解释孟学思想体系，这种特殊取向和他所处的时代中政治问题之严重化，知识分子心神之所关注莫不与政治这一个客观事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赵岐注孟于东汉桓(于公元146—167年在位)灵(于公元168—188年在位)之际政治极端杌隍的时代，赵注虽系“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以校辑古义，考据故训为其主要目的，但是赵氏于各章之末为之章旨，发挥义理良多。通观赵氏注孟，解析义理多取政治之观点，这种观点与汉儒讲求通经致用，注重经国济民之一般取向相合。如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赵注云：“大人谓国君，国君视民，当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谓也。”孟子大人之学取其普遍义，故“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改果，惟义所在”，赵氏则专就特殊义言。再如孟子特尊孔子，许为“圣之时者也”，重其德业，赵氏注孟则以孔子为“素王”，重其事功。不仅如此．赵氏更以周公为历史之分界线，“古者，谓周公以前。”“中古。谓周公制礼以来”，特重周公在政治上之功业。因为赵氏注孟特重政治，所以多就具体问题发挥。从赵歧注孟这个历史经验，我们最可以看出时代因素在经典注疏上的投影。
　　第二个可能的因素是由于注疏者个人的思想倾向所导致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唐初陆德明(公元556—627年)为便加以说明。陆德明著《经典释文》，内容包括：《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书。老庄这些道家的书籍与儒家典籍并列，合称为“经典”，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举!何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南明以及王弼一派的作风，一方面更是由于陆德明个人思想上的倾向所有以致之。陆德明一向“善言玄理”，对老庄一系思想有很深的修养。所以当他疏解儒家经典的时候，也就不免以老庄之学入儒学了。
　　总结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说，中国学术史上的注疏传统有因袭旧学的一面，也有培养新知的一面。南宋孝宗(于公元1162—1189年在位)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子赋诗和陆九龄(公元1132—1180年)，有“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之句，这首诗固然是朱子称颂鹅湖之会(公元1175年)以来二陆兄弟之进境而作。但是，商量旧学、培养新知实在也是中国注疏传统的最佳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