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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剖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地域文化生态之间的共生关系，进而探索其相应的保护策略。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易地扶贫搬迁、发展旅游业、打造体育产业等经济发展措施，在极大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打破了其传统体育项目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平衡，使得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丧失了原生动力，甚至违背其创建与传承的初衷，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现实困境。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对乡土具有忠实情感，使得文化生态环境虽然遭受社会变迁的毁损，但民族内心的意志却未曾磨灭，因而文化生态环境依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复和优化，主要是通过对原生体育文化活动场域进行搬迁或复制;理清传承与传播关系，建构双重性发展途径;扶持原生态小众项目，兼顾产业化驱动效率等举措对其文化生态进行保护。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都具有极其明显的民族身份标识。这主要得益于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中融入了浓厚的民族文化，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甚至能够从体育项目的运动方式中直接获取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格与精神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由此也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如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少数民族对于乡土的热爱使得其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富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因而对于我们了解少数民族，促进当地发展和构建民族和谐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原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不断受到冲击，逐渐丧失稳态，致使传统体育文化出现不增反减的发展态势。为保护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成果，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亦是逐年增多。有学者统计发现“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困境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族群观念淡薄、传承后继无人、西方竞技体育的冲击、地理环境的破坏等方面。”[2]在诸多研究中都难以脱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学因子的分析。在现代化与传统的不断冲击中，原生的文化生态环境不断被改造，于是，解决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文化生态平衡关系，在发展地区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同时，切实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成为了亟需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稳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民族文化共生关系
文化生态平衡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久不衰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聚集区长期处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状况，但与此相应的却有较为完备的氏族制度，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在族人共同遵守的前提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呈现出稳态。“文化生态学所说的环境，包括文化现象的内部小环境，也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外部大环境，是文化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条件。”[3]这种文化环境造就了传统体育项目，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民族文化形成共生关系。
（一）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形成原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我国拥有55个少数，其大都聚居于疆域边陲，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相互之间阻隔较多，在农耕文明时期少有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因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即便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开放程度有了质的突破，但在一定程度上依旧保留着原始的文化属性。而这种文化属性则更多是基于乡土性建立的，在其熏陶下衍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亦是携带有浓郁的地域乡土文化，正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扎根乡土，是历代少数民族群众适应当地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不断积淀的文化产物，是一种地方文化资源，构成了少数民族发展的内生禀赋和比较优势。”[4]结合地域环境和优势，构建符合本民族的独特运动方式成为了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选择。于是就出现了先祖同为游牧民族的藏族以赛牦牛为其彰显体育文化的表征，而蒙古族则更乐忠于利用赛马来突显民族遒劲的风姿。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并非经济催生的产物，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活中逐渐演变出的一种独特文化样态”[5]，与其伴生的社会环境和事物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但究其根源，则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不同的民族文化信仰是造就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沃土，并随时间的推移，赋予体育运动更深的文化内涵，进而塑造出强劲的文化聚合力量，成为民族或祭祀、或庆贺、或竞争地位与声望中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族群活动。无论基于何种目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延续都是对民族意志的继承，壮族、侗族、仫佬族的“抢花炮”即是对“妈祖”的敬仰;松桃苗族的“上刀山”则是祭祀、驱邪的重要仪式。或许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传统体育的文化意蕴相较于娱乐健身等价值功能会更为重视，对其所根植的地域文化環境依赖性也表现更为显著。
（二）就地取材与手工制作凝聚而成的项目生态文化和内涵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其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存在紧密共生关系，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与习惯成为了传统体育项目原始动作规格以及活动场域的最初定型参数。就地取材与手工制作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显性特征之一，黔北少数民族的独竹漂便是取用当地特有的毛竹制作而成，从原始的交通工具逐渐演变成了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使得其体育项目寄托于民族生活的特定生态环境。特定时期、特殊原材料再配合上特别制作，这已然是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独到文化特色。当前部分学者更愿意将少数民族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承袭解读为“是一种以身体文化作为传递对象的社会文化现象”[6]。身体文化的传递就显性本体而言，主要是对少数民族身体感知世界具体方式和结果的转承，而在引申文化上，则是通过身体对民族文化记忆的方式进行传递，此类传递方式依靠的便是就地取材与手工制作。
少数民族由于生产资料与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关系，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建构起了紧密的共生模式，因而在传统体育项目衍生初期，便赋予了项目生态文化内涵。就地取材凝练的是少数民族对长期生活地域环境的情感寄托，而手工制作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蒙古族在举行传统的骑马比赛中就认为“采用手工制作马鞍，最大程度上保留和传承了民族传统马鞍制作技艺的完整性和本真性。”[7]由此映射出少数民族对于传统体育项目中所运用的工具制作方式和程序较为珍视，于其民族传承者而言，对先辈手工技艺的传承，并非仅限于匠心技术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对其先祖情感的寄托，同时还印刻着民族独特的身份标识。 二、失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窘境
当前对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管辖与治理，通常采用民族自治的方式，这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文化大环境的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保护。诚然，“人们对其保护与传承具有内生性需求，但审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现状却不容乐观。”[8]深究其局部文化生态或单个体育项目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在异地搬迁、旅游发展等举措实施的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逐渐遗失了原生文化环境，逐渐演变成一种纯粹的体育运动，原本的信众也演变为看热闹为主的观众。
（一）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场域异动致使项目文化遗失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耕文明孕育了少数民族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并使之融入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与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共同形成了稳态的文化生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即是得益于长期稳定的文化环境。滋生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体育项目通常带有较为明显的身份标识，而社会文化和环境构成了较易被辨识的元素，传统的体育文化也附着在少数民族祖祖辈辈长期习练的活动场域之上。最为原始的习练场域也具有更为浓厚的民族文化，凝聚着更多的民族意志与夙愿，此外，通常还是少数民族对于体育运动方式和文化信仰的寄托，就如同古罗马斗兽场一样拥有着神圣的民族地位，亦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长期延续的精神支柱。然而，今天为了让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创造全面小康社会，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指导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采用易地搬迁的方法也成为了最为方便有利的手段之一。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对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破坏力度。
易地扶贫搬迁，帮助少数民族摆脱原本生活的场地，寻觅到距离交通、水源等生活资源较为便利的地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隔断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根系。少数民族改变原有的生活居住地的主导因素是经济，为了让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更好发展，摆脱落后的经济面貌，对于文化延续的考虑也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在居住地址的搬迁过程中必然破坏掉原本呈现稳态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它因素共生关系或将失衡，原生场域自带的神秘色彩与精神意志难以被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或许能够跟随少数民族的迁徙而带走，但习练场域赋予的项目文化却难以被复制，新生的习练场地不能营造出原生的文化氛围，最终致使体育项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遗失。在传承中“不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因其散发的独特民族气质和神秘韵味而极具观赏性”[9]，然而易地搬迁对于原生场域的破坏使得这种较为独特的观赏性正逐步消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也就此受到更大的威胁。
（二）非遗与旅游互生性形成体育项目与文化离心发展
随着人们在物质层面的不断充实，对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步觉醒，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力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最为常见的即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目前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乐忠于申请不同级别的非遗资格，但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除利益驱使下常见的冒名顶替传承人和借名发展其它项目等问题外，利用旅游业渠道实现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为当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在少数民族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诉求下，“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产品营销”[10]成为了地方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形成的一种商业营销的新形势，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渐趋违背其传承初衷，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原本的文化生态也出现了失衡。
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非遗保护措施进行探析时，往往将非遗与旅游搭配成为一对互生词进行发展和研究，由此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长期服务于地方经济，演变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只是探索了地域经济发展的举措，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而言，或许并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体育文化生态容易间接受损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本质的乡土属性与严格的秩序规则，如部分运动对参与者年龄和性别就有严格的规定，主要是基于与原生场域事物存在诸多共生关系，但在发展旅游业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进而创造更大的利益，时常会抛弃体育项目原本的规则属性对其项目进行改动，从而导致文化遗失。另一方面，当非遗与旅游成为互生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或将成为少数利益主导者的应有责任，而原本属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也将在传承过程中失衡，继而导致传统文化脱离群众。
（三）保护與发展的关系失调招致体育项目产业化阴霾
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必然凝聚着群众心血、记忆和情感的投入，否则，某一工具或某一运动便难以附着文化内涵。一如“赛马”中马鞍精心制作与特殊形状，又如“斗风筝”中风筝的制作与决斗的技巧，再如“跳东巴”中严谨的祭祀仪式感等。少数民族在对体育项目或器材镌刻上民族记号的同时，也是对塑造与维护文化生态的特殊敬畏。现代化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与推进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使其项目的参与率和影响力极大提升。产业化的生产链运作让少数民族传统的特色体育器材能够轻易地满足市场需要，满足族外观众的好奇心，此外，还能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习练或竞赛的规模，然而，这也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工艺化和商品化中传统文化内涵的流失”[11]，本民族忠诚信众也由此减少。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在现实中具体操作时往往混淆使用，但却难以实现两者同时进行。对于真正想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者而言，维持文化原生方式需要付出较大代价，甚至有不少持守者长期为生计所困。一些维系原生态手工制作艺人的小作坊，由于生产效率，以及质量问题正处于破产边缘，反之商业运作的大型产业化正逐步取代传统，然而其中的民族文化成分却遗失殆尽。此外，体育项目产业化驱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时，为维持其中的利润，会改进项目的比试方式和规则，甚至引进新型项目，由于少数民族内对于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试，往往是尊严与声望的竞争，并非追求名次与经济利益，“使得原生态的村落和民间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12] 三、调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整合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竞技体育之间最大的区别即是项目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而，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就需要肯定其原生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调试保护与发展对策，使之适应民众的需求。针对文化生态保护，亟需整合其项目文化适用场域，以对文化的保护为重点，多重途径共同实施，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对原生体育文化活动场域进行搬迁或复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其固有文化生态关系，存在特定的文化演进场域，由于“任何文化形态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里得以生发，人类在地方中生存，在地方中进行文化实践，在地方中求得认同。”[13]于是当所依托的文化场域发生迁徙时，原生的文化生态平衡也会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毁。源于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场域变化，则需要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文化活动场域进行搬迁或复制。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培养出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感，同时在文化与环境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在易地搬迁时可以将原始传承的物件，或器具，或场地等搬迁至新的居所，营造出原本的文化场域。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场域的保护最好是进行整体保护，它“既是保护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个体，也是保护文化整体，亦是保护生态整体。”[14]在部分场域不能进行搬迁的情况下，则需尽可能对原生场域环境进行复制，既要复制其中对于习练场域规格的要求，也要对相应的文化内涵予以刻画。只有极尽原貌才能维系住少数民族内部的精神文化信仰。聚居少数民族在搬迁安置时，应该依旧按照原有的规模和规格进行统一安排，所迁地域环境需要近似于原环境。此外更重要是对其内部结构进行整体搬迁或复制，例如某一族中主持维系或传承某一项体育活动的人员，应维持完整性，从而构建出原有的文化聚合力。
（二）理清传承与传播关系，建构双重性发展途径
文化传承是传播的基础，而文化传播则是传承的有效延伸，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保护与发展时应当理清二者之间的关。传承需要对源文化仔细考证，尽可能保护好文化生态原有的平衡态势，在特定环境中甚至要对原环境予以复制，保全民族内部体育文化沿传的初衷。传播应当以实现其文化发展为目的，构建最广泛的民族认同与价值认同，预设的影响对象不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内部，甚而还会以更多族外人为发展目标。“在民族村落文化变迁后，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传承路径也随之解构”[15]，当前的无论是对其文化的传承还是传播都亟待构建出稳态的文化生态，进而塑造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长期承袭的文化模式。
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为常用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策略中，非遗与旅游并非正真意义上的共生词，不能人为捆绑，甚至在特定环境下还应将二者严格区分进行发展。非遗传承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与商业利益相勾连，因而在认定传承人或群体时应有更为严格的举措核验传承的文化属性，寻觅到对文化进行持守的传承者，同时要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原文化生态塑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非遗保护与传承者要以民族共同文化的延续为使命，不能单一利用非遗身份创造经济价值。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极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任课老师的工作”[16]，还需要拓展更多公益性的傳承主体，相应的政策也需给予这部分传承者最大的精神和物质保障。旅游传播时则应尽力实现文化影响力度的最大化，制定出相应的培植计划，与文化传承进行区别。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优势服务当地经济，但产出的价值应制定合理途径按比例使传承者以及更多族人享受到，从而刺激其保护与传承意识的觉醒。
（三）扶持原生态小众项目，兼顾产业化驱动效率
文化生态塑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时为其融入了大量的民族记忆，然而，在现实的传承中却容易混淆这种民族情感、记忆，在传统与现代的错位发展中需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一定的改进与创新，以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创新是在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失衡状态下，文化延续发展的原生动力，但由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文献主要以零星片段的方式遗存、且文献总量十分有限”[17]，需要珍视文化内涵仅存的传承途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往往是精致的，具有不可复制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沿袭，一直重视与文化生态之间的秩序，“通俗来讲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或祭祀、或节庆期间进行的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18]它与少数民族内部成员的地位、声望以及尊严等直接相关联。体育活动大都是直接通过肢体活动予以表达，承载其文化的介质并不多。
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上会手工镌刻上民族信仰或图腾，是民族艺人对传统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现代产业化机械炮制的器材，很难对文化进行复制，与就地取材的手工制作相比，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传承便是相形见绌。即使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坚持手工传承，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的生态文化和民族信仰，但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已然难以维系其结构体系，受产业化冲击，手工作坊被淘汰成为了必由之路。为了使其传统特色体育文化能够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同时避免被流行的纯体育运动项目湮灭，既要通过产业化来提高体育专属器具以及相关体育赛事的运作效率，同时为维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又亟需扶持部分小众项目的发展。对传统的固守与对现代化的适应同步施行，或许才能够使其传承保质保量。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肩负着传承与变通的双重使命，既要保护仅存的文化底蕴，又要直面当代体育的强势冲击，还要兼顾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自然和社会维度综合探析，对体育文化生态的保护应都将视为缔造一切的始源。硬件上应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场域和器材等进行保护，而软件上则需深入探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模式，整合原生文化内涵。文化生态学视角或将是窥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结构，开拓其文化生存空间最为便捷的方法，某种意义上文化生态的保护才是基于少数民族立场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给予充分肯定与尊重，这即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夹缝中生长的根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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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大都具有极其明显的民族身份标识。这主要得益于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中融入了浓厚的民族文化，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甚至能够从体育项目的运动方式中直接获取到少数民族的民族性格与精神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由此也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环境。正如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少数民族对于乡土的热爱使得其传统的体育项目也富有浓郁的乡土文化，因而对于我们了解少数民族，促进当地发展和构建民族和谐具有重要的价值作用。
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原生的文化生态系统不断受到冲击，逐渐丧失稳态，致使传统体育文化出现不增反减的发展态势。为保护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成果，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亦是逐年增多。有学者统计发现“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困境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族群观念淡薄、传承后继无人、西方竞技体育的冲击、地理环境的破坏等方面。”[2]在诸多研究中都难以脱离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学因子的分析。在现代化与传统的不断冲击中，原生的文化生态环境不断被改造，于是，解决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文化生态平衡关系，在发展地区经济，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同时，切实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成为了亟需应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稳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民族文化共生关系
文化生态平衡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久不衰的必要条件，少数民族聚集区长期处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状况，但与此相应的却有较为完备的氏族制度，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在族人共同遵守的前提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呈现出稳态。“文化生态学所说的环境，包括文化现象的内部小环境，也包括与之相联系的外部大环境，是文化现象产生、发展、演变的条件。”[3]这种文化环境造就了传统体育项目，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民族文化形成共生关系。
（一）地域文化生态环境形成原始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我国拥有55个少数，其大都聚居于疆域边陲，自然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相互之间阻隔较多，在农耕文明时期少有与外界的交流与联系，因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即便是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开放程度有了质的突破，但在一定程度上依旧保留着原始的文化属性。而这种文化属性则更多是基于乡土性建立的，在其熏陶下衍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亦是携带有浓郁的地域乡土文化，正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扎根乡土，是历代少数民族群众适应当地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不断积淀的文化产物，是一种地方文化资源，构成了少数民族发展的内生禀赋和比较优势。”[4]结合地域环境和优势，构建符合本民族的独特运动方式成为了不同少数民族的文化选择。于是就出现了先祖同为游牧民族的藏族以赛牦牛为其彰显体育文化的表征，而蒙古族则更乐忠于利用赛马来突显民族遒劲的风姿。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并非经济催生的产物，它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活中逐渐演变出的一种独特文化样态”[5]，与其伴生的社会环境和事物存在一定的共生关系，但究其根源，则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不同的民族文化信仰是造就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沃土，并随时间的推移，赋予体育运动更深的文化内涵，进而塑造出强劲的文化聚合力量，成为民族或祭祀、或庆贺、或竞争地位与声望中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族群活动。无论基于何种目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延续都是对民族意志的继承，壮族、侗族、仫佬族的“抢花炮”即是对“妈祖”的敬仰;松桃苗族的“上刀山”则是祭祀、驱邪的重要仪式。或许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传统体育的文化意蕴相较于娱乐健身等价值功能会更为重视，对其所根植的地域文化環境依赖性也表现更为显著。
（二）就地取材与手工制作凝聚而成的项目生态文化和内涵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其民族长期形成的文化模式存在紧密共生关系，民族生产生活方式与习惯成为了传统体育项目原始动作规格以及活动场域的最初定型参数。就地取材与手工制作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显性特征之一，黔北少数民族的独竹漂便是取用当地特有的毛竹制作而成，从原始的交通工具逐渐演变成了传统的体育运动项目，使得其体育项目寄托于民族生活的特定生态环境。特定时期、特殊原材料再配合上特别制作，这已然是诸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独到文化特色。当前部分学者更愿意将少数民族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承袭解读为“是一种以身体文化作为传递对象的社会文化现象”[6]。身体文化的传递就显性本体而言，主要是对少数民族身体感知世界具体方式和结果的转承，而在引申文化上，则是通过身体对民族文化记忆的方式进行传递，此类传递方式依靠的便是就地取材与手工制作。
少数民族由于生产资料与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关系，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建构起了紧密的共生模式，因而在传统体育项目衍生初期，便赋予了项目生态文化内涵。就地取材凝练的是少数民族对长期生活地域环境的情感寄托，而手工制作则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蒙古族在举行传统的骑马比赛中就认为“采用手工制作马鞍，最大程度上保留和传承了民族传统马鞍制作技艺的完整性和本真性。”[7]由此映射出少数民族对于传统体育项目中所运用的工具制作方式和程序较为珍视，于其民族传承者而言，对先辈手工技艺的传承，并非仅限于匠心技术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对其先祖情感的寄托，同时还印刻着民族独特的身份标识。 二、失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窘境
当前对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管辖与治理，通常采用民族自治的方式，这使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地域文化大环境的完整性受到了极大的保护。诚然，“人们对其保护与传承具有内生性需求，但审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现状却不容乐观。”[8]深究其局部文化生态或单个体育项目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在异地搬迁、旅游发展等举措实施的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逐渐遗失了原生文化环境，逐渐演变成一种纯粹的体育运动，原本的信众也演变为看热闹为主的观众。
（一）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场域异动致使项目文化遗失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农耕文明孕育了少数民族根深蒂固的乡土文化，并使之融入到了人们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与生活中的诸多因素共同形成了稳态的文化生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即是得益于长期稳定的文化环境。滋生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体育项目通常带有较为明显的身份标识，而社会文化和环境构成了较易被辨识的元素，传统的体育文化也附着在少数民族祖祖辈辈长期习练的活动场域之上。最为原始的习练场域也具有更为浓厚的民族文化，凝聚着更多的民族意志与夙愿，此外，通常还是少数民族对于体育运动方式和文化信仰的寄托，就如同古罗马斗兽场一样拥有着神圣的民族地位，亦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能够长期延续的精神支柱。然而，今天为了让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创造全面小康社会，在精准扶贫的政策指导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采用易地搬迁的方法也成为了最为方便有利的手段之一。但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中对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破坏力度。
易地扶贫搬迁，帮助少数民族摆脱原本生活的场地，寻觅到距离交通、水源等生活资源较为便利的地方，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隔断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根系。少数民族改变原有的生活居住地的主导因素是经济，为了让少数民族地区得到更好发展，摆脱落后的经济面貌，对于文化延续的考虑也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在居住地址的搬迁过程中必然破坏掉原本呈现稳态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传统体育文化与其它因素共生关系或将失衡，原生场域自带的神秘色彩与精神意志难以被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或许能够跟随少数民族的迁徙而带走，但习练场域赋予的项目文化却难以被复制，新生的习练场地不能营造出原生的文化氛围，最终致使体育项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遗失。在传承中“不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因其散发的独特民族气质和神秘韵味而极具观赏性”[9]，然而易地搬迁对于原生场域的破坏使得这种较为独特的观赏性正逐步消逝，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也就此受到更大的威胁。
（二）非遗与旅游互生性形成体育项目与文化离心发展
随着人们在物质层面的不断充实，对于精神文化层面的保护意识也在逐步觉醒，相应的保护措施和力度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最为常见的即是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目前众多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都乐忠于申请不同级别的非遗资格，但其中也存在许多问题。除利益驱使下常见的冒名顶替传承人和借名发展其它项目等问题外，利用旅游业渠道实现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也为当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惑。在少数民族对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双重诉求下，“民族传统体育旅游产品营销”[10]成为了地方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形成的一种商业营销的新形势，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渐趋违背其传承初衷，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敬畏，原本的文化生态也出现了失衡。
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非遗保护措施进行探析时，往往将非遗与旅游搭配成为一对互生词进行发展和研究，由此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长期服务于地方经济，演变为少数民族地区脱贫的重要手段。在某种程度上，这仅仅只是探索了地域经济发展的举措，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而言，或许并不能取得应有的成效。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体育文化生态容易间接受损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本质的乡土属性与严格的秩序规则，如部分运动对参与者年龄和性别就有严格的规定，主要是基于与原生场域事物存在诸多共生关系，但在发展旅游业时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进而创造更大的利益，时常会抛弃体育项目原本的规则属性对其项目进行改动，从而导致文化遗失。另一方面，当非遗与旅游成为互生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或将成为少数利益主导者的应有责任，而原本属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也将在传承过程中失衡，继而导致传统文化脱离群众。
（三）保护與发展的关系失调招致体育项目产业化阴霾
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必然凝聚着群众心血、记忆和情感的投入，否则，某一工具或某一运动便难以附着文化内涵。一如“赛马”中马鞍精心制作与特殊形状，又如“斗风筝”中风筝的制作与决斗的技巧，再如“跳东巴”中严谨的祭祀仪式感等。少数民族在对体育项目或器材镌刻上民族记号的同时，也是对塑造与维护文化生态的特殊敬畏。现代化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与推进提供了便捷的通道，使其项目的参与率和影响力极大提升。产业化的生产链运作让少数民族传统的特色体育器材能够轻易地满足市场需要，满足族外观众的好奇心，此外，还能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习练或竞赛的规模，然而，这也造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工艺化和商品化中传统文化内涵的流失”[11]，本民族忠诚信众也由此减少。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在现实中具体操作时往往混淆使用，但却难以实现两者同时进行。对于真正想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者而言，维持文化原生方式需要付出较大代价，甚至有不少持守者长期为生计所困。一些维系原生态手工制作艺人的小作坊，由于生产效率，以及质量问题正处于破产边缘，反之商业运作的大型产业化正逐步取代传统，然而其中的民族文化成分却遗失殆尽。此外，体育项目产业化驱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时，为维持其中的利润，会改进项目的比试方式和规则，甚至引进新型项目，由于少数民族内对于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试，往往是尊严与声望的竞争，并非追求名次与经济利益，“使得原生态的村落和民间文化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12] 三、调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路径整合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与西方竞技体育之间最大的区别即是项目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而，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发展就需要肯定其原生文化生态，在此基础上调试保护与发展对策，使之适应民众的需求。针对文化生态保护，亟需整合其项目文化适用场域，以对文化的保护为重点，多重途径共同实施，继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对原生体育文化活动场域进行搬迁或复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其固有文化生态关系，存在特定的文化演进场域，由于“任何文化形态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里得以生发，人类在地方中生存，在地方中进行文化实践，在地方中求得认同。”[13]于是当所依托的文化场域发生迁徙时，原生的文化生态平衡也会遭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毁。源于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场域变化，则需要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文化活动场域进行搬迁或复制。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诞生之时起，就已经培养出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情感，同时在文化与环境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在易地搬迁时可以将原始传承的物件，或器具，或场地等搬迁至新的居所，营造出原本的文化场域。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场域的保护最好是进行整体保护，它“既是保护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个体，也是保护文化整体，亦是保护生态整体。”[14]在部分场域不能进行搬迁的情况下，则需尽可能对原生场域环境进行复制，既要复制其中对于习练场域规格的要求，也要对相应的文化内涵予以刻画。只有极尽原貌才能维系住少数民族内部的精神文化信仰。聚居少数民族在搬迁安置时，应该依旧按照原有的规模和规格进行统一安排，所迁地域环境需要近似于原环境。此外更重要是对其内部结构进行整体搬迁或复制，例如某一族中主持维系或传承某一项体育活动的人员，应维持完整性，从而构建出原有的文化聚合力。
（二）理清传承与传播关系，建构双重性发展途径
文化传承是传播的基础，而文化传播则是传承的有效延伸，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保护与发展时应当理清二者之间的关。传承需要对源文化仔细考证，尽可能保护好文化生态原有的平衡态势，在特定环境中甚至要对原环境予以复制，保全民族内部体育文化沿传的初衷。传播应当以实现其文化发展为目的，构建最广泛的民族认同与价值认同，预设的影响对象不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内部，甚而还会以更多族外人为发展目标。“在民族村落文化变迁后，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传承路径也随之解构”[15]，当前的无论是对其文化的传承还是传播都亟待构建出稳态的文化生态，进而塑造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长期承袭的文化模式。
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为常用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策略中，非遗与旅游并非正真意义上的共生词，不能人为捆绑，甚至在特定环境下还应将二者严格区分进行发展。非遗传承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与商业利益相勾连，因而在认定传承人或群体时应有更为严格的举措核验传承的文化属性，寻觅到对文化进行持守的传承者，同时要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原文化生态塑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非遗保护与传承者要以民族共同文化的延续为使命，不能单一利用非遗身份创造经济价值。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并不仅仅是极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任课老师的工作”[16]，还需要拓展更多公益性的傳承主体，相应的政策也需给予这部分传承者最大的精神和物质保障。旅游传播时则应尽力实现文化影响力度的最大化，制定出相应的培植计划，与文化传承进行区别。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优势服务当地经济，但产出的价值应制定合理途径按比例使传承者以及更多族人享受到，从而刺激其保护与传承意识的觉醒。
（三）扶持原生态小众项目，兼顾产业化驱动效率
文化生态塑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时为其融入了大量的民族记忆，然而，在现实的传承中却容易混淆这种民族情感、记忆，在传统与现代的错位发展中需要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一定的改进与创新，以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环境。创新是在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失衡状态下，文化延续发展的原生动力，但由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文献主要以零星片段的方式遗存、且文献总量十分有限”[17]，需要珍视文化内涵仅存的传承途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往往是精致的，具有不可复制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沿袭，一直重视与文化生态之间的秩序，“通俗来讲就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或祭祀、或节庆期间进行的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18]它与少数民族内部成员的地位、声望以及尊严等直接相关联。体育活动大都是直接通过肢体活动予以表达，承载其文化的介质并不多。
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上会手工镌刻上民族信仰或图腾，是民族艺人对传统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而现代产业化机械炮制的器材，很难对文化进行复制，与就地取材的手工制作相比，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传承便是相形见绌。即使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器材坚持手工传承，能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的生态文化和民族信仰，但在经济全球化语境下，已然难以维系其结构体系，受产业化冲击，手工作坊被淘汰成为了必由之路。为了使其传统特色体育文化能够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同时避免被流行的纯体育运动项目湮灭，既要通过产业化来提高体育专属器具以及相关体育赛事的运作效率，同时为维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又亟需扶持部分小众项目的发展。对传统的固守与对现代化的适应同步施行，或许才能够使其传承保质保量。
四、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肩负着传承与变通的双重使命，既要保护仅存的文化底蕴，又要直面当代体育的强势冲击，还要兼顾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自然和社会维度综合探析，对体育文化生态的保护应都将视为缔造一切的始源。硬件上应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场域和器材等进行保护，而软件上则需深入探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模式，整合原生文化内涵。文化生态学视角或将是窥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结构，开拓其文化生存空间最为便捷的方法，某种意义上文化生态的保护才是基于少数民族立场对其传统体育文化给予充分肯定与尊重，这即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夹缝中生长的根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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