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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性问题;中东地区发展;中东问题;全球治理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6.012
全球性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注的重大议题。西方殖民扩张以及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催生了许多全球性问题，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治理难题。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动荡不宁、战乱不休，中东地区问题盘根错节，并形成了一定的外溢效应，成为当前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然而，中东问题并非都是该地区固有的，西方殖民扩张既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廓清全球性问题缘由及其对中东地区发展进程的影响，对于推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
厘清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推进全球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人类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和类型有所不同，随之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治理方式。
所谓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是指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区域界限，关涉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状况，且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和普遍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既包括跨区域范围的自然灾害、生态失衡、气候变化、瘟疫大流行等，也包括饥荒和贫困问题、环境污染、战争冲突、经济危机、南北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计算机病毒等。
从产生的方式来看，全球性问题可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自然界以及地质运动引发的自然环境变迁，进而对人类生存条件带来重大改变且造成重大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就后者而言，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人类活动可能会改变或破坏自然规律，造成自然生态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人类不同群体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因争夺稀缺资源等行为，出现各种复杂矛盾、冲突和危机，进而演变成跨国、跨区域且对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普遍性问题。可见，全球性问题既包括自然演化进程中的自然現象和重大问题，又包括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后者反映了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以及人类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然而，从人类历史进程看，全球性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近代以前，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局限性，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相互之间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可以说，近代以前的全球性问题基本上是缘于自然界重大变迁。相对而言，人类往往是被动应对诸如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活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类社会活动越来越具有整体性、关联性。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扩展至全球，遂成为普遍性、全局性的突出问题。因此，现当代全球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全球范围内强权政治的结果，由此揭示了现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的历史，因为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蹂躏、掠夺、榨取以及不对等交换之上的。[1]换言之，西方崛起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有所改变。但是，全球性问题却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变得更加尖锐、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
从性质上看，全球性问题是一种涉及人类整体的普遍性问题和现象，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全球性问题具有普遍性、全局性、持久性和危害性等特征。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殖民扩张和西方强权政治的主宰，一方面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制造了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由此形成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南北问题和贫富差距。西方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既进行残酷掠夺，又打断殖民地发展进程，从而制造了全球范围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且将这种不平衡建立在长期对发展中国家掠夺的基础上，进而造成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第二，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建立起全球范围的殖民体系，并通过不平等的秩序观主导世界格局。在这种世界秩序和结构中，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位于权力的中心地带，非西方国家处在边缘地带，从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第三，世界安全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以来多次发动战争，通过战争改变世界权力结构，争夺世界霸权，掠夺和奴役发展中国家，直接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展开军备竞赛，特别是将核安全问题变成人类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第四，生态安全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打破了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气候问题，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第五，社会安全问题。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毒品走私泛滥以及计算机病毒、数字和信息安全等世界性问题危害各国社会安全、稳定和发展。
总之，全球性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呈现变动性。但是，全球性问题究其根源乃是资本主义兴起、扩张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的结果，也是西方世界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产物。
巴以冲突是西方国家强加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头上的“世纪难题”，这些问题牵动整个伊斯兰世界，既是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源性问题，又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图为2021年5月22日，在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巴勒斯坦农民手捧被以色列炮击烧焦的麦子。
近代以来，在全球战略版图中，中东地区具有世界地缘战略中心和能源中心叠加的独特地位。因此，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中东地区很快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1799年法国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向该地区扩张的时代。随后，法国、英国等西方列强制造所谓“东方问题”，削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将整个中东地区完全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从而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自主发展道路和轨迹。实际上，西方列强不仅将全球性问题带到了中东地区，阻断了该地区原有的发展道路，造成该地区的发展和安全困境，而且在中东地区制造一系列问题，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外溢为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形成了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双向互动。
西方殖民扩张以及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给中东地区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和资源掠夺彻底改变了后者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殖民统治时期推行的单一种植经济（如埃及的棉花种植经济）使得中东国家经济畸形发展，并长期处于依附状态，沦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原料和资源供应地、商品倾销地、经济危机转嫁地，丧失了经济自主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因此，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将中东地区持续边缘化的过程。
其次，中东各国独立后，由于其启动经济现代化的条件有限，工业化能力不足，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长期处于不利境地。而中东产油国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其经济结构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变化，中东地区这种“食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久，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但是，西方大国利用科技优势和垄断地位，阻碍中东国家通过自身力量推进工业化进程。时至今日，中东国家仍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或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境地。
再次，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东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产生了消极后果。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影响下，中东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普遍施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囿于既有的政治制度，裙带资本主义和食利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盛行，不仅导致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倡导的充分发挥市场效率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中东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周期性震荡，引发一系列后果。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逐渐波及中东国家，是引发所谓“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原因。
最初，西方国家通过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削弱中东地区原有统治根基，接着通过武力征服等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中东国家独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又通过推动和移植民主制度等方式对中东国家政治发展施加影响。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诉求，民主思想是人类进步的共有财富。客观而言，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东国家国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东国家的民主实践和民主发展。然而，民主化被西方国家作为一整套“工具”，并以此为突破口，不仅丑化中东的政治文化传统，引导和控制中东国家的民众思想，削弱中东国家的统治根基，而且否定中东既定制度和道路，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霸权利益服务。其主要表现是：一是以所谓腐败问题为名，否定中东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否定传统政治治理的合理因素。二是“民主”被工具化，“伊斯兰教”被妖魔化，西方民主被“圣神化”，似乎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是中东国家唯一应当效仿的政治制度样板。三是以民主和人权为手段，推动“颜色革命”，孤立和打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中东国家，制裁、打击和颠覆中东地区的反美政权，并为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动贴上民主的标签。四是不考虑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在中东地区以武力方式强行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在全球范围内推销民主理念和制度，试图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在对外战略中以“反恐”“防扩散”和推行“民主”为宗旨，通过“军事主宰”“先发制人”“政权更迭”（被称为小布什“三位一体”主义）等方式，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重塑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倡议”，颠覆伊拉克政权，强行向中东输出“美式民主”，加快对中东地区“民主改造”的步伐。美国的政治整合與“民主改造”行动，实质上是实现中东地区的美国化，即将中东地区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向该地区输入一种美国模式，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2]
然而，西方大国推动民主化对中东地区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强制推行和移植民主制度超越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阶段。民主化打乱了中东国家政治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颠倒了民主、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民主化很容易助长和刺激教派争端、民族分裂和国家内部政治极化和纷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在中东强制推行其民主制度导致地区政治发展和经济改革走入死胡同，治理赤字严重、国家认同缺失，引发复合型治理危机，这已被后来的中东剧变——“失去的十年”所验证。与此相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猖獗、恐怖主义肆虐，直接威胁中东国家的政权稳定。西方以反恐和“民主改造”为目标，但是在具体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更是加剧了政治理念的混乱，从而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020年1月，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民主未来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球民主满意度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民主正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对民主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空前高度”。[3]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民主不满情绪最高的一年，全球对民主的满意程度降至1995年以来最低水平，当然这里指的是西式民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民主信仰危机尤为严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主满意度持续下降。“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民主满意度仅出现短期的上升现象，当前人们普遍感到疲惫和愤世嫉俗。被西方视为中东民主样板的突尼斯，其民主不满程度高达72%。由此表明，民主声誉严重受损，真正符合现实需要的民主实践探索在中东遭遇困境。
实际上，“中东”概念本身就是西方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歧视性表达，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心态和行为理念。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干涉，“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思想泛滥，欧美等西方国家向中东地区广泛传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动摇和削弱了中东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主要表现为：一是妖魔化伊斯兰教，甚至用中东地区“民主例外论”（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4]丑化伊斯兰教，直接认定伊斯兰教是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主要障碍，且不断宣扬和制造“伊斯兰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论”等，借此贬损伊斯兰文明价值，抬高西方文化和文明价值。二是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向中东地区青年灌输反政府、反权威的思想，削弱地区国家政权合法性根基;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制造民主和专制的善恶二元绝对对立的话语体系，即树立所谓西方民主体制是“善”的化身，而中东国家集权政权是“恶”的典型，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以所谓“善”的民主应当取代所谓“恶”的专制的舆论场，从根本上否定中东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由此造成在中东地区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三是培植亲西方力量，重点是扶持公民社会组织，煽动社会危机，制造社会动荡。四是挑动族群关系和教俗关系，试图将西方政教关系和教俗关系的模板在中东地区加以复制，改变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属性。
从整体观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地区出现的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地区性问题将逐渐外溢到其他地区，并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从而形成中东地区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的双向互动，进一步推升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难度。
一方面，西方国家制造了一系列中东地区性问题。众所周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以争端和巴以冲突是西方国家强加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头上的“世纪难题”。这些问题牵动整个伊斯兰世界，既是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源性问题，又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干涉还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中，难民问题已成为该地区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大国还在中东地区搅动地缘政治竞争，激化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之间的对抗。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达到倾销军火、攫取巨额利润的目的。
另一方面，许多中东地区性问题外溢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形成逆动效应，并对西方国家构成冲击和威胁，也给全球治理带来难题。例如，极端思潮是许多中东国家内部较为普遍的现象，反映了部分民众要求改变种种不平等状况，并产生对执政当局以及西方的完全排拒甚至对抗的思想感情。这种发泄不满的情绪和行动在某些宗教极端组织的诱导下，容易演变为恐怖主义，从而使中东地区成为极端主义的滋生地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近20年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已经外溢至全球，恐怖主义思想泛滥，恐怖主义行动遍及世界，形成恐怖主义全球化网络，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成为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全球性问题。
难民问题是中东地区问题外溢的又一突出表现。中东地区冲突频仍催生大量难民，其中叙利亚难民问题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难民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现政权制裁以及其支持的代理人战争所造成的。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球约7080万人因政治冲突、战争或迫害等原因被迫逃离家园，有2590万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其中包括近1300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5]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早已扩散至欧洲各国，成为欧洲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
近30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中东地区的边缘化程度。同时，美国等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导致中东地区性问题呈逐渐加剧失控态势。以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为代表的安全问题，以难民、非法移民为代表的社会问题，以全球变暖、水资源危机和生态退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都与中东密切相关，也对中东地区发展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全球性问题与中东的长期动荡已经形成一种紧密的关联和互动，中东地区诸问题——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外溢等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同样，西方大国借助民主化和颜色革命，强制性移植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催生一系列新问题，造成中东的失序和动荡，更加重了全球治理的难度。中东国家需要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更应该放弃长期的西方中心论和优越感，尊重中东国家探讨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践。
由上观之，从人类发展进程看，全球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产生和扩张的产物，且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复杂、严峻。廓清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要求在全球范围实施协同共治。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秩序正在朝向多极化、多元化、合理化方向迈进，以往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逐渐被强调公平、平衡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时代所代替。全球治理的主体更加多样化，既有资本主义大国，又有社会主义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由此迎來了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全球治理的新契机，即从西方主导的单边治理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过渡。同时，各国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任由西方来主导，由各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的统筹解决，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繁荣、稳定和发展。
（责任编辑：苏童）
[1] 朱云汉：《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页。
[2] 王林聪：《民主化，还是美国化——解析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民主改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23页。
[3] Foa， R.S.， Klassen， A.， Slade， M.， Rand， A. and R. Williams， “The Global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Report 2020，”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January 2020.
[4] Simon Bromley，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Myth or Reality？” in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328.
[5] UNHCR， “Syria Refugee Crisis Explained，” July 31， 2020， https：//www.unrefugees.org/news/syria-refugee-crisis-explained.
【DOI】10.19422/j.cnki.ddsj.2021.06.012
全球性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关注的重大议题。西方殖民扩张以及西方主导下的全球化催生了许多全球性问题，造成了一系列全球治理难题。长期以来，中东地区动荡不宁、战乱不休，中东地区问题盘根错节，并形成了一定的外溢效应，成为当前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然而，中东问题并非都是该地区固有的，西方殖民扩张既加剧了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又在中东地区引发一系列问题。因此，廓清全球性问题缘由及其对中东地区发展进程的影响，对于推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治理都有着重要意义。
全球性问题的形成及其表现
厘清全球性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推进全球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人类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全球性问题的表现和类型有所不同，随之产生的影响也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途径和治理方式。
一、全球性问题的形成
所谓全球性问题（Global Issue），是指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区域界限，关涉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状况，且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和普遍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既包括跨区域范围的自然灾害、生态失衡、气候变化、瘟疫大流行等，也包括饥荒和贫困问题、环境污染、战争冲突、经济危机、南北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计算机病毒等。
从产生的方式来看，全球性问题可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自然界以及地质运动引发的自然环境变迁，进而对人类生存条件带来重大改变且造成重大影响的普遍性问题;另一类是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就后者而言，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人类活动可能会改变或破坏自然规律，造成自然生态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人类不同群体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因争夺稀缺资源等行为，出现各种复杂矛盾、冲突和危机，进而演变成跨国、跨区域且对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挑战和威胁的普遍性问题。可见，全球性问题既包括自然演化进程中的自然現象和重大问题，又包括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后者反映了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以及人类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然而，从人类历史进程看，全球性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近代以前，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局限性，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相互之间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可以说，近代以前的全球性问题基本上是缘于自然界重大变迁。相对而言，人类往往是被动应对诸如自然灾害等全球性问题。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以及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活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人类社会活动越来越具有整体性、关联性。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扩展至全球，遂成为普遍性、全局性的突出问题。因此，现当代全球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以及全球范围内强权政治的结果，由此揭示了现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许多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资本主义”（War Capitalism）的历史，因为西方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非西方世界的残暴侵略、蹂躏、掠夺、榨取以及不对等交换之上的。[1]换言之，西方崛起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非西方世界人民的血与泪铺成的，这段血腥与残暴的历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才有所改变。但是，全球性问题却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变得更加尖锐、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
二、全球性问题的特征和表现
从性质上看，全球性问题是一种涉及人类整体的普遍性问题和现象，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因此，全球性问题具有普遍性、全局性、持久性和危害性等特征。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殖民扩张和西方强权政治的主宰，一方面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制造了不同区域和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由此形成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南北问题和贫富差距。西方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既进行残酷掠夺，又打断殖民地发展进程，从而制造了全球范围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且将这种不平衡建立在长期对发展中国家掠夺的基础上，进而造成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第二，不平等的世界秩序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建立起全球范围的殖民体系，并通过不平等的秩序观主导世界格局。在这种世界秩序和结构中，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位于权力的中心地带，非西方国家处在边缘地带，从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不平等世界秩序。第三，世界安全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以来多次发动战争，通过战争改变世界权力结构，争夺世界霸权，掠夺和奴役发展中国家，直接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展开军备竞赛，特别是将核安全问题变成人类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第四，生态安全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疯狂掠夺，打破了国家和地区原有的生态平衡，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气候问题，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第五，社会安全问题。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毒品走私泛滥以及计算机病毒、数字和信息安全等世界性问题危害各国社会安全、稳定和发展。
总之，全球性问题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涵呈现变动性。但是，全球性问题究其根源乃是资本主义兴起、扩张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的结果，也是西方世界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产物。
全球性问题在中东发展中的多重影响
近代以来，在全球战略版图中，中东地区具有世界地缘战略中心和能源中心叠加的独特地位。因此，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扩张，中东地区很快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1799年法国拿破仑入侵埃及，开启了西方资本主义向该地区扩张的时代。随后，法国、英国等西方列强制造所谓“东方问题”，削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将整个中东地区完全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从而彻底改变了中东地区自主发展道路和轨迹。实际上，西方列强不仅将全球性问题带到了中东地区，阻断了该地区原有的发展道路，造成该地区的发展和安全困境，而且在中东地区制造一系列问题，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外溢为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形成了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的双向互动。
一、全球性问题对中东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西方殖民扩张以及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给中东地区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和资源掠夺彻底改变了后者的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殖民统治时期推行的单一种植经济（如埃及的棉花种植经济）使得中东国家经济畸形发展，并长期处于依附状态，沦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原料和资源供应地、商品倾销地、经济危机转嫁地，丧失了经济自主发展的条件和能力。因此，西方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实质上是将中东地区持续边缘化的过程。
其次，中东各国独立后，由于其启动经济现代化的条件有限，工业化能力不足，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长期处于不利境地。而中东产油国主要依靠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其经济结构存在极大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世界能源市场的变化，中东地区这种“食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久，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势在必行。但是，西方大国利用科技优势和垄断地位，阻碍中东国家通过自身力量推进工业化进程。时至今日，中东国家仍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或改变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境地。
再次，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东国家推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产生了消极后果。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影响下，中东国家在经济改革中普遍施行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囿于既有的政治制度，裙带资本主义和食利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盛行，不仅导致新自由主义理念所倡导的充分发挥市场效率的目标没有实现，而且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中东国家的不平等问题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周期性震荡，引发一系列后果。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逐渐波及中东国家，是引发所谓“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原因。
二、全球性问题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
最初，西方国家通过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削弱中东地区原有统治根基，接着通过武力征服等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统治。中东国家独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又通过推动和移植民主制度等方式对中东国家政治发展施加影响。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诉求，民主思想是人类进步的共有财富。客观而言，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东国家国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中东国家的民主实践和民主发展。然而，民主化被西方国家作为一整套“工具”，并以此为突破口，不仅丑化中东的政治文化传统，引导和控制中东国家的民众思想，削弱中东国家的统治根基，而且否定中东既定制度和道路，为西方垄断资本主义霸权利益服务。其主要表现是：一是以所谓腐败问题为名，否定中东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否定传统政治治理的合理因素。二是“民主”被工具化，“伊斯兰教”被妖魔化，西方民主被“圣神化”，似乎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是中东国家唯一应当效仿的政治制度样板。三是以民主和人权为手段，推动“颜色革命”，孤立和打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中东国家，制裁、打击和颠覆中东地区的反美政权，并为西方国家的霸权行动贴上民主的标签。四是不考虑民主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在中东地区以武力方式强行推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冷战结束后，美国极力在全球范围内推销民主理念和制度，试图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在对外战略中以“反恐”“防扩散”和推行“民主”为宗旨，通过“军事主宰”“先发制人”“政权更迭”（被称为小布什“三位一体”主义）等方式，并按照美国的价值观重塑中东，推行“大中东民主倡议”，颠覆伊拉克政权，强行向中东输出“美式民主”，加快对中东地区“民主改造”的步伐。美国的政治整合與“民主改造”行动，实质上是实现中东地区的美国化，即将中东地区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向该地区输入一种美国模式，以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2]
然而，西方大国推动民主化对中东地区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方面，强制推行和移植民主制度超越了中东国家的政治发展阶段。民主化打乱了中东国家政治改革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颠倒了民主、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具体实践中，民主化很容易助长和刺激教派争端、民族分裂和国家内部政治极化和纷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在中东强制推行其民主制度导致地区政治发展和经济改革走入死胡同，治理赤字严重、国家认同缺失，引发复合型治理危机，这已被后来的中东剧变——“失去的十年”所验证。与此相反，伊斯兰极端主义猖獗、恐怖主义肆虐，直接威胁中东国家的政权稳定。西方以反恐和“民主改造”为目标，但是在具体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更是加剧了政治理念的混乱，从而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020年1月，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民主未来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球民主满意度报告》明确指出：“全球民主正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对民主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空前高度”。[3]2019年是有记录以来民主不满情绪最高的一年，全球对民主的满意程度降至1995年以来最低水平，当然这里指的是西式民主。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的民主信仰危机尤为严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主满意度持续下降。“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民主满意度仅出现短期的上升现象，当前人们普遍感到疲惫和愤世嫉俗。被西方视为中东民主样板的突尼斯，其民主不满程度高达72%。由此表明，民主声誉严重受损，真正符合现实需要的民主实践探索在中东遭遇困境。
三、全球性问题对中东文化和思想的影响
实际上，“中东”概念本身就是西方对西亚北非地区的歧视性表达，反映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心态和行为理念。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干涉，“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思想泛滥，欧美等西方国家向中东地区广泛传播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改变了中东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动摇和削弱了中东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主要表现为：一是妖魔化伊斯兰教，甚至用中东地区“民主例外论”（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4]丑化伊斯兰教，直接认定伊斯兰教是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主要障碍，且不断宣扬和制造“伊斯兰威胁论”和“伊斯兰恐惧论”等，借此贬损伊斯兰文明价值，抬高西方文化和文明价值。二是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向中东地区青年灌输反政府、反权威的思想，削弱地区国家政权合法性根基;在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制造民主和专制的善恶二元绝对对立的话语体系，即树立所谓西方民主体制是“善”的化身，而中东国家集权政权是“恶”的典型，由此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以所谓“善”的民主应当取代所谓“恶”的专制的舆论场，从根本上否定中东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由此造成在中东地区更深层次的思想混乱。三是培植亲西方力量，重点是扶持公民社会组织，煽动社会危机，制造社会动荡。四是挑动族群关系和教俗关系，试图将西方政教关系和教俗关系的模板在中东地区加以复制，改变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属性。
中东地区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的互动
从整体观的角度看，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地区出现的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地区性问题将逐渐外溢到其他地区，并演变为全球性问题，从而形成中东地区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的双向互动，进一步推升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难度。
一方面，西方国家制造了一系列中东地区性问题。众所周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阿以争端和巴以冲突是西方国家强加在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国家头上的“世纪难题”。这些问题牵动整个伊斯兰世界，既是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根源性问题，又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干涉还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中，难民问题已成为该地区的普遍性问题。西方大国还在中东地区搅动地缘政治竞争，激化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之间的对抗。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大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通过制造紧张局势达到倾销军火、攫取巨额利润的目的。
另一方面，许多中东地区性问题外溢演变为全球性问题，形成逆动效应，并对西方国家构成冲击和威胁，也给全球治理带来难题。例如，极端思潮是许多中东国家内部较为普遍的现象，反映了部分民众要求改变种种不平等状况，并产生对执政当局以及西方的完全排拒甚至对抗的思想感情。这种发泄不满的情绪和行动在某些宗教极端组织的诱导下，容易演变为恐怖主义，从而使中东地区成为极端主义的滋生地和恐怖主义的策源地。近20年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已经外溢至全球，恐怖主义思想泛滥，恐怖主义行动遍及世界，形成恐怖主义全球化网络，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成为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全球性问题。
难民问题是中东地区问题外溢的又一突出表现。中东地区冲突频仍催生大量难民，其中叙利亚难民问题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大的难民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现政权制裁以及其支持的代理人战争所造成的。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球约7080万人因政治冲突、战争或迫害等原因被迫逃离家园，有2590万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其中包括近1300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5]中东地区的难民危机早已扩散至欧洲各国，成为欧洲社会面临的重大难题。
近30年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中东地区的边缘化程度。同时，美国等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导致中东地区性问题呈逐渐加剧失控态势。以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核扩散为代表的安全问题，以难民、非法移民为代表的社会问题，以全球变暖、水资源危机和生态退化为代表的环境问题都与中东密切相关，也对中东地区发展和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全球性问题与中东的长期动荡已经形成一种紧密的关联和互动，中东地区诸问题——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外溢等成为全球治理的难题。同样，西方大国借助民主化和颜色革命，强制性移植民主和新自由主义，催生一系列新问题，造成中东的失序和动荡，更加重了全球治理的难度。中东国家需要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政治发展道路，不能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国家更应该放弃长期的西方中心论和优越感，尊重中东国家探讨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践。
由上观之，从人类发展进程看，全球性问题是资本主义产生和扩张的产物，且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复杂、严峻。廓清全球性问题的根源是推进全球治理的基本前提。全球性问题从本质上要求在全球范围实施协同共治。21世纪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秩序正在朝向多极化、多元化、合理化方向迈进，以往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逐渐被强调公平、平衡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时代所代替。全球治理的主体更加多样化，既有资本主义大国，又有社会主义大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由此迎來了解决全球性问题、推进全球治理的新契机，即从西方主导的单边治理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过渡。同时，各国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不能任由西方来主导，由各国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的统筹解决，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繁荣、稳定和发展。
（责任编辑：苏童）
[1] 朱云汉：《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载《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页。
[2] 王林聪：《民主化，还是美国化——解析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民主改造”》，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第23页。
[3] Foa， R.S.， Klassen， A.， Slade， M.， Rand， A. and R. Williams， “The Global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Report 2020，”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January 2020.
[4] Simon Bromley， “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 Myth or Reality？” in David Potter， David Goldblatt， Margaret Kiloh， Paul Lewis， eds.， Democratization， Oxford：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997， p.328.
[5] UNHCR， “Syria Refugee Crisis Explained，” July 31， 2020， https：//www.unrefugees.org/news/syria-refugee-crisis-expla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