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四十年中,全球发生的是储蓄率的持续下降而不是所谓的"全球储蓄过剩",因此不应该将全球经济失衡简单地归咎于高储蓄率国家。本文聚焦于决定全球宏观经济动态的两类国家:储蓄率持续下降的高收入国家和储蓄率持续上升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基于两类国家和全球人口结构变化的两个典型事实,本文建立了一个两国交叠世代模型,以分析全球储蓄率下降以及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的机制。基于此模型的计量检验表明,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并非对等的经济体,前者的储蓄行为决定了全球的储蓄率变动,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幼儿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前者的储蓄率下降提供了条件。两类国家储蓄行为的非对等性是全球化时代新的"中心—外围"模式的反映。此次危机正是作为中心的高收入国家"过度特权"和其"特权"不可持续的结果。走出危机之路看来只能是高收入国家提高储蓄率,但是这个过程肯定很痛苦,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是高度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