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碑”？《碑》？
　　一见之下，先就有了三种解读方式——谢阁兰的《碑》，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奇异的。
　　碑，出自中土，却被西化了，成为谢阁兰的“碑体诗”。这一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作品，大约对西方人和东方人来说，都是陌生与新鲜的。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衡量他的作品，都须采用与本土传统完全不同的标准。
　　他的兴趣不在怀旧与考古。中国文化对于他不是学问而是智慧。不是认识对象而是灵感的激发点。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为他提供新的意象，为他启开新的思路。他无须寻求完全的了解与理解，也无须认同，只需要感觉。他打破固有的壁垒与分界，而进行物质与精神间的重新沟通。碑是形象的启悟，四书五经是语言的启悟，他只从中撷取能够激活他的思维的吉光片羽。这种断章取义，使中土的读者，觉得像是遇到了一个新的文本。经义的本身已经使人难辨旧貌，他所赋予的新意更使人感到朦朦胧胧。
　　不能否认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了解，他也的确是用了功夫的。但到底不能够改换固有的思维方式。却幸而如此，才使他的研究与了解，能够在一个独特的角度展开。
　　他并非阐释经典，而是把体现着社会规范的典章制度化为精神准则。因此你无法评论他的“对”与“错”。也没有必要在这一点上和他较真儿。《有人对我说》叙述了《左传》中崔武子娶棠姜的故事，“碑体诗”上的中文题字，用的是《左传》原文，叙述也很忠实，但仍令人感到面目全非。也许因为这一故事脱离了上下文的语境，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特殊性变成了普遍性，它成为发生在世界上的一件事，而不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史实。
　　他并且从历史事件是提取人生，汲取智慧，以求获得生命的鼓舞。在他的想象中，君王、天子，首先在情感上享有无限自由。在《纵乐的君王》中，他让夏桀说出：“我的王位比护卫帝国的五岳还重：它横卧在五情六欲之上。让那些游牧部落来吧：我们将使他们高兴。”
　　在《为了讨她欢心》中，桀也不再是荒淫之主，而是倾其筋力与精血为博一个女子欢心的男人。作为“夏”桀，他断送了一个王朝；作为桀，他却是一个自我的完成。桀被从历史中剥离出来，不再对王国负责，不再承担君王的义务，不再肩负道德的使命，而只是一个享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脱离了生存的背景，越出了政治道德的尺度，摆脱了历史的批判，桀只是一个在生命中点起欲望之火的人。他在欲望中的沉湎与迷失，被赋予了发现与显现的意义。“纵乐的帝国”是一种生命的体现；“日亡吾乃亡耳”，反倒成了桀的永恒。因此谢阁兰把这六个汉字题写在他的这一方诗碑上，作为诗题的说明——正符合桀说出这一名言时的原意。
　　“碑”显现于谢阁兰的创造活动中。他从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中截取与心灵碰合的意象。用物质的碎片，营造了一个精神的世界，一个半童话、半神话的世界。这也许不是有意的浪漫，而是一种直觉。在《行进的命令》中，他想象着雕梁画栋、翘角飞檐的皇宫是行进着的，只有凝固的碑，才是豆古不移。不知道他是否还从《诗经》中获得了灵感——《小雅·斯干》中的“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斯飞”，正是描绘这种动感。但可能另有一种深层的寓意：在皇宫里兴盛衰亡的一代一代王朝，随着天道四时更迭不已，而“纪念碑静止不动”。它是完成，也是开始。它纪录着一治一乱的历史，并冷酷而庄严地显示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国法则。“道之理，百世不易；道之命，与时消长”。道是永远的，故历史只是由道的昌明与湮晦而连续演出的一个一个事件。“治”与“乱”，只是在同一条轨道上展开的不同过程。我们逃脱不了“静止不动”的碑。它是稳定。也是压迫。
　　
　　这支壮美的队伍已经排列了多
　　少个朝代，
　　它恳求还它行进的能力。它已
　　没有重量；
　　它在等待。
　　……
　　面对这行进的队伍，只有那些
　　纪念碑静止不动。任何行进的
　　命令都不能触及它们，震撼它
　　们。
　　它们依然如故。
　　
　　谢阁兰是否读懂了中国——其实他本也无意求的解，而是以己意求新解——我是否读懂了谢阁兰，也许并不重要。《碑》的声音已经很遥远：生于一八七八年的谢阁兰，一九一九年即离开人间。今天对《碑》的解读，或者可以作为对那一时代一种方式的中西交流的追怀。在泰戈尔的题为《人》的讲演集中，有一个“我是他”的命题，泰戈尔对此赋予了丰富与深刻的含义。简单说来，可以概括为：在广阔的多样化的世界(他)中，认识个体(我)，作超时空的跨越界限的穿行。谢阁兰和中国，我们和谢阁兰，在这一命题中，正可以互换。
　　《碑》的译者以戴遂良神父编译的《历史文选》为线索，将谢氏所引的典籍注明了原始出处，但仍有两处阙疑，其一为《摩尼教徒》，实出宋代释志磐所撰《佛祖统纪》卷三九；其一为《纵乐的君王》，实出《韩诗外传》卷二第二二章。
　　(《碑》，[法]谢阁兰著，车槿山、秦海鹰译注，三联书店一九九三年七月版，9.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