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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书籍的商品化，书籍作为商品广泛流通，宋代刻书及书坊的数量大增，图书市场的繁荣使得书业广告随之发达，许多书坊纷纷在书中作自我宣传。至北宋中期以后印本书逐渐取代写本书，书业广告也大大发展。
一、宋代书籍广告的形式
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可见，当时的刻书业已经比较繁盛，并出现竞争之势。为了在书业竞争中凸显优势，有的刻书者或书坊会在书中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书坊的名称、地址，有的则会用较长的文字宣传刻印质量，以招揽读者。
宋代的书籍广告形式多样，刻书的牌记是宋代书籍广告的主要形式。宋代刻书，无论官刻、家刻、坊刻，常在书前、书尾或序后、目录后，或内文卷后，刻一牌记，记录刊印者姓名堂号、雕版时间地点、内容简介等。牌记是刻书家的字号标志，最初是为了便于读者识别，后来逐渐发展成版权记录。牌记有条状、碑状、椭圆形状等，有的加墨栏边框，因此又称墨围、碑牌、墨记、书牌子、木记、木牌等。
从文字内容和文字数量上看，书籍的牌记广告可以划分为几种形式：
1、标记型广告
最早出现的书籍广告是标记式的广告，一般都是简短的一句话，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刻书人室名堂号。如陈宅书籍铺有“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临安府棚北性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等。这种简单的介绍型文字对刻书坊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也增加了书的销售量。在官刻书中出现的标记式广告很多，如临安府绍兴九年(1139)官刻《汉官仪》卷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刻印”字样，白鹭洲书院嘉定十七年(1224)刻《汉书》有牌记为“甲申岁刊于白鹭洲书院”，广东漕司宝庆元年(1225)刻《新刊校定集注杜》刻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字样，刘氏天香书院无年号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的序跋后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八字木记，宋官刻《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末刻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刊梓于鹄山书院”字样，南宋官刻《汉官仪》卷末刻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字样，南宋官刻《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每卷末刻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字样等等。
在家刻书中出现的牌记也很常见，如宋代家刻《周礼注》卷三后刻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字样；饶州董应梦集古堂绍兴三十年(1160)刻《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有牌记日“饶州德兴庄溪豢龙应梦集古堂善本”；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刻《三苏文粹》七十卷，目录后有真书图记云：“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刊行”；建安刘元起家塾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题牌记“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刘日新宅，开禧元年(1205)刻王宗传《童溪易传》三十卷，作者自序后日“建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
还有的是书坊刻的，如建宁黄三八郎书铺乾通五年(1169)刻《巨宋广韵》序后有“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临安府洪桥子陈宅书籍铺刻《李丞相诗集》刻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牌记一行。
2、介绍型广告
随着刻书事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出现了刊语字数较多的书籍推销广告，在内容上用相当数量的文字介绍刊刻底本、校勘水平甚至新书预告，在刻书者的文字中常常会出现“的无差错”之类的提示语言。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临安府荣六郎家刻本《抱朴子内篇》，在卷二十后刻有七十五字的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南宋王叔边坊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木记云：“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版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唐王叔远谨咨。”’
宋绍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所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刊记百余字：“公羊各粱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荣家、余氏刊校之审慎，世所公认，加上这样的宣传广告，销售自然是没有问题了。
建安蔡琪嘉定年问刻《后汉书》，目录后刻广告用语“将读本校正，并无一字讹舛”；又如建阳龙山书院刻《挥麈录》在“余话总目”后有一段地道的广告词：“此书浙问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院谨咨。”
清人丁申在《武林藏书录》中记载：“松江府青浦之珠街阁圆沣禅院，王兰亭侍郎所舍之《妙法莲花经注》卷七末页木记云：‘本铺今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拣道地山场钞造细白上等纸札，志诚印造，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请赎，谨白。’”书中讲的是南宋杭州沈二郎“经坊”在刻佛经卷《妙法莲花经》时所作的牌记。
3、故事型广告
有的书籍广告内容更加丰富，不仅交代刻书的基本情况，还说明刻书缘起，少则数十字，多者上百字。
南宋绍熙年问，三山黄唐题识，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礼记正义》，其书卷末有黄唐跋文一则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兴辛亥仲冬，唐備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宋洪遵乾通六年(1197)刻《洪氏集验方》于卷末跋云：“右集验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着验或虽未及用而传闻之审者。刻之姑孰，与众共之。乾通庚寅十二月十日鄱阳洪遵书。”
这些书籍广告，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介绍刻书的背景，说明书的质量，提高商业信誉，从而引导读者购买。
4、牒文型广告
宋代的图书广告中，还有一种牒文式图书广告。牒文是朝廷公文，牒文式广告即官刻书中的广告性文字，具有告示天下的性质。由于北宋重文意识盛行，官刻书业非常发达，常常在其雕印的书中附上牒文，同时又在牒文中附上推销官府刻书的广告性文字，可谓一举两得。
北宋雍熙三年(986)敕准令国子监雕印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书省牒文载皇帝之敕令：“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伪谬实多，六书之踪，无 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源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刘之迹……商榷是非，补正阙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镌，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校书写雕造，元令差错，致误后人。……仍令国子监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宋代朝廷通过该牒文垄断雕印，同时也在书中告示允许私人“纳纸墨价“而“租型”。书籍中的牒文成了朝廷发布信息的一个媒介。
北宋朝廷还以牒文的形式推销官刻图书，将发售书籍的数量、地点、新书预告也一并告之读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宋国子监镂刻经史外，最重医书，且听人购买。吾所藏明仿宋本王叔和《脉经》十卷，前有公牒，略云‘国子监准监关准尚书礼部符，准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国子监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学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馀州各五部，本处出卖。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缺。本监虽见出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本部看详，欲依国子监申请事理施行，伏候指挥。六月二十六日奉圣旨，依。抄如右，牒刊奉行’云云。”
二、宋代书籍广告的特点
纵观两宋书业广告的内容和形式，不难看出，当时的书籍已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而书籍广告也成为书籍产品的重要宣传方式。这些书籍广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色：
1、具备一定的广告意识和品牌意识
宋代商业絮条，市场竞争激烈，商家在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大环境下，广告意识与广告行为越来越成熟，对于广告策略也越来越重视，书籍广告也反映出商家的广告意识和品牌意识。
古人极为重视招牌字号，注重诚信观，把商号、招牌作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象征。宋代的许多书籍在广告中直接说明刊刻地点与刻书者的室名堂号，说明刻书者已有了一定的商业意识，如“婺州市门巷唐宅刊”、“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等，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许多书籍广告中注明了刻书者的姓名，如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刻有《史记正义》《前汉书》，《列传》第一卷末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字样，这也是古人诚信观的表现。书坊广告更是如此，如宋坊刻《巨宋广韵》序后刻有“乙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字样，不仅是消费者识别商家的重要凭借，同时也是商家品牌信誉的表达方式，是商人早期的广告观念的体现。
2、具备初步的版权意识
宋代商人不仅重视品牌形象，还采用各种方法来防止别人冒牌盗用，因此打假广告自古有之。书籍中的打假广告也有很多，为了维护版权，许多书籍在广告中都会作一些说明。今存宋刊残本《东都事略》目录后还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的木记。类似于现在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的用语。可见，书商的版权意识在宋代已初露端倪。
3、书籍广告策略多样
不论是简单地刻上书坊或书匠的名字，还是详细介绍刻书的内容及缘起，甚至将牒文附于牌记中，牌记广告的多样性，反映出当时书商们对书籍的销售讲究一定的广告策略。除了牌记广告之外，宋代图书市场的销售策略也层出不穷，书商们都想尽办法来推销图书。有的书坊用变相赌博的方式来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南宋的著名书商陈起经常出版售价较低的图书，而且规定买书可以赊欠，“赊书不问金”，如果读者买不起书，可以先借去看，所谓“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这些手段既体现了书商的信誉和道德，也体现了商人善于运用促销活动来提高销售量。
参考文献：
[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世言雕版印书》[M].
[2][25][清]叶德輝.书林清话(卷二)[M].
[3][5][8][10][12][13][14][27][清]叶德辉[M].书林清话(卷三).
[4][6][11][15][17][29]范军.两宋时期的书业广告[J].出版科学，2004(1).
[7][9][16][20][21][24][28]耿相新.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J].中国出版，2003(8).
[18][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M].
[19]张树栋.中华印刷通史[M].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
[22][清]丁申.武林藏书录[M].
[23][26][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M].
一、宋代书籍广告的形式
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版，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可见，当时的刻书业已经比较繁盛，并出现竞争之势。为了在书业竞争中凸显优势，有的刻书者或书坊会在书中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书坊的名称、地址，有的则会用较长的文字宣传刻印质量，以招揽读者。
宋代的书籍广告形式多样，刻书的牌记是宋代书籍广告的主要形式。宋代刻书，无论官刻、家刻、坊刻，常在书前、书尾或序后、目录后，或内文卷后，刻一牌记，记录刊印者姓名堂号、雕版时间地点、内容简介等。牌记是刻书家的字号标志，最初是为了便于读者识别，后来逐渐发展成版权记录。牌记有条状、碑状、椭圆形状等，有的加墨栏边框，因此又称墨围、碑牌、墨记、书牌子、木记、木牌等。
从文字内容和文字数量上看，书籍的牌记广告可以划分为几种形式：
1、标记型广告
最早出现的书籍广告是标记式的广告，一般都是简短的一句话，说明刻书的时间、地点、刻书人室名堂号。如陈宅书籍铺有“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临安府棚北性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等。这种简单的介绍型文字对刻书坊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也增加了书的销售量。在官刻书中出现的标记式广告很多，如临安府绍兴九年(1139)官刻《汉官仪》卷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刻印”字样，白鹭洲书院嘉定十七年(1224)刻《汉书》有牌记为“甲申岁刊于白鹭洲书院”，广东漕司宝庆元年(1225)刻《新刊校定集注杜》刻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字样，刘氏天香书院无年号刻《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的序跋后有“刘氏天香书院之记”八字木记，宋官刻《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末刻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刊梓于鹄山书院”字样，南宋官刻《汉官仪》卷末刻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字样，南宋官刻《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每卷末刻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板”字样等等。
在家刻书中出现的牌记也很常见，如宋代家刻《周礼注》卷三后刻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字样；饶州董应梦集古堂绍兴三十年(1160)刻《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有牌记日“饶州德兴庄溪豢龙应梦集古堂善本”；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刻《三苏文粹》七十卷，目录后有真书图记云：“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刊行”；建安刘元起家塾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题牌记“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刘日新宅，开禧元年(1205)刻王宗传《童溪易传》三十卷，作者自序后日“建安刘日新宅锓梓于三桂堂”。
还有的是书坊刻的，如建宁黄三八郎书铺乾通五年(1169)刻《巨宋广韵》序后有“己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临安府洪桥子陈宅书籍铺刻《李丞相诗集》刻有“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印”牌记一行。
2、介绍型广告
随着刻书事业的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出现了刊语字数较多的书籍推销广告，在内容上用相当数量的文字介绍刊刻底本、校勘水平甚至新书预告，在刻书者的文字中常常会出现“的无差错”之类的提示语言。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临安府荣六郎家刻本《抱朴子内篇》，在卷二十后刻有七十五字的牌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南宋王叔边坊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有木记云：“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证，并写作大字，锓版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英杰，伏望炳察。钱唐王叔远谨咨。”’
宋绍熙二年(1191)建安余仁仲所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刊记百余字：“公羊各粱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荣家、余氏刊校之审慎，世所公认，加上这样的宣传广告，销售自然是没有问题了。
建安蔡琪嘉定年问刻《后汉书》，目录后刻广告用语“将读本校正，并无一字讹舛”；又如建阳龙山书院刻《挥麈录》在“余话总目”后有一段地道的广告词：“此书浙问所刊，止前录四卷，学士大夫不得见全书。今得王知府宅真本全帙四录，条章无遗，诚冠世之异书也。敬三复校正，锓木以衍其传，览者幸鉴。龙山书院谨咨。”
清人丁申在《武林藏书录》中记载：“松江府青浦之珠街阁圆沣禅院，王兰亭侍郎所舍之《妙法莲花经注》卷七末页木记云：‘本铺今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拣道地山场钞造细白上等纸札，志诚印造，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牌额请赎，谨白。’”书中讲的是南宋杭州沈二郎“经坊”在刻佛经卷《妙法莲花经》时所作的牌记。
3、故事型广告
有的书籍广告内容更加丰富，不仅交代刻书的基本情况，还说明刻书缘起，少则数十字，多者上百字。
南宋绍熙年问，三山黄唐题识，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礼记正义》，其书卷末有黄唐跋文一则云：“六经疏义，自京、监、蜀本皆省正文及注，又篇章散乱，览者病焉。本司旧刊《易》《书》《周礼》，正经注疏，萃见一书，便于披绎，它经独阙。绍兴辛亥仲冬，唐備员司庾遂取《毛诗》《礼记》疏义，如前三经编汇，精加雠正，用锓诸木，庶广前人之所未备。乃若《春秋》一经，顾力未暇，姑以贻同志云。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
宋洪遵乾通六年(1197)刻《洪氏集验方》于卷末跋云：“右集验方五卷，皆予平生用之有着验或虽未及用而传闻之审者。刻之姑孰，与众共之。乾通庚寅十二月十日鄱阳洪遵书。”
这些书籍广告，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介绍刻书的背景，说明书的质量，提高商业信誉，从而引导读者购买。
4、牒文型广告
宋代的图书广告中，还有一种牒文式图书广告。牒文是朝廷公文，牒文式广告即官刻书中的广告性文字，具有告示天下的性质。由于北宋重文意识盛行，官刻书业非常发达，常常在其雕印的书中附上牒文，同时又在牒文中附上推销官府刻书的广告性文字，可谓一举两得。
北宋雍熙三年(986)敕准令国子监雕印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书省牒文载皇帝之敕令：“许慎说文起于东汉，历代传写，伪谬实多，六书之踪，无 所取法。若不重加刊正，渐恐失其源流。爰命儒学之臣，共详篆刘之迹……商榷是非，补正阙漏。书成上奏，克副朕心，宜遣雕镌，用广流布。自我朝之垂范，俾永世以作程。其书宜付史馆，仍令国子监雕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兼委徐铉等点校书写雕造，元令差错，致误后人。……仍令国子监为印版，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宋代朝廷通过该牒文垄断雕印，同时也在书中告示允许私人“纳纸墨价“而“租型”。书籍中的牒文成了朝廷发布信息的一个媒介。
北宋朝廷还以牒文的形式推销官刻图书，将发售书籍的数量、地点、新书预告也一并告之读者。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记载：“宋国子监镂刻经史外，最重医书，且听人购买。吾所藏明仿宋本王叔和《脉经》十卷，前有公牒，略云‘国子监准监关准尚书礼部符，准绍圣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敕，中书省尚书省送到礼部状，据国子监状，据翰林医学本监三学看治任仲言状。伏睹本监先准朝旨，开雕小字《圣惠方》等共五部出卖，并每节镇各十部，馀州各五部，本处出卖。今有《千金翼方》《金匮要略方》《王氏脉经》《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五件医书，日用而不可缺。本监虽见出卖，皆是大字，医人往往无钱请买，兼外州军尤不可得。欲乞开作小字，重行校对出卖，及降外州军施行。本部看详，欲依国子监申请事理施行，伏候指挥。六月二十六日奉圣旨，依。抄如右，牒刊奉行’云云。”
二、宋代书籍广告的特点
纵观两宋书业广告的内容和形式，不难看出，当时的书籍已作为商品进行流通，而书籍广告也成为书籍产品的重要宣传方式。这些书籍广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关，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色：
1、具备一定的广告意识和品牌意识
宋代商业絮条，市场竞争激烈，商家在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大环境下，广告意识与广告行为越来越成熟，对于广告策略也越来越重视，书籍广告也反映出商家的广告意识和品牌意识。
古人极为重视招牌字号，注重诚信观，把商号、招牌作为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象征。宋代的许多书籍在广告中直接说明刊刻地点与刻书者的室名堂号，说明刻书者已有了一定的商业意识，如“婺州市门巷唐宅刊”、“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等，起到了广告的作用。
许多书籍广告中注明了刻书者的姓名，如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刻有《史记正义》《前汉书》，《列传》第一卷末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字样，这也是古人诚信观的表现。书坊广告更是如此，如宋坊刻《巨宋广韵》序后刻有“乙丑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印行”字样，不仅是消费者识别商家的重要凭借，同时也是商家品牌信誉的表达方式，是商人早期的广告观念的体现。
2、具备初步的版权意识
宋代商人不仅重视品牌形象，还采用各种方法来防止别人冒牌盗用，因此打假广告自古有之。书籍中的打假广告也有很多，为了维护版权，许多书籍在广告中都会作一些说明。今存宋刊残本《东都事略》目录后还存有“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的木记。类似于现在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的用语。可见，书商的版权意识在宋代已初露端倪。
3、书籍广告策略多样
不论是简单地刻上书坊或书匠的名字，还是详细介绍刻书的内容及缘起，甚至将牒文附于牌记中，牌记广告的多样性，反映出当时书商们对书籍的销售讲究一定的广告策略。除了牌记广告之外，宋代图书市场的销售策略也层出不穷，书商们都想尽办法来推销图书。有的书坊用变相赌博的方式来兜售书籍；有的许诺只要“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以此招揽顾客。南宋的著名书商陈起经常出版售价较低的图书，而且规定买书可以赊欠，“赊书不问金”，如果读者买不起书，可以先借去看，所谓“成卷好诗人借看，盈壶名酒母先尝”，这些手段既体现了书商的信誉和道德，也体现了商人善于运用促销活动来提高销售量。
参考文献：
[1][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世言雕版印书》[M].
[2][25][清]叶德輝.书林清话(卷二)[M].
[3][5][8][10][12][13][14][27][清]叶德辉[M].书林清话(卷三).
[4][6][11][15][17][29]范军.两宋时期的书业广告[J].出版科学，2004(1).
[7][9][16][20][21][24][28]耿相新.宋元时期图书广告初探[J].中国出版，2003(8).
[18][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五)[M].
[19]张树栋.中华印刷通史[M].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
[22][清]丁申.武林藏书录[M].
[23][26][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