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罗便臣小跑着冲进雨里，通过幽静的小路，进入一片墓园。她放慢脚步，走向最高大的土堆。
　　她弯下腰，捡起一根挂满发黄枯叶的树枝，绕着土堆，轻轻在坟面上扫了一圈。把树枝插在坟顶。
　　这是安德鲁——一头熊的墓地。墓碑上刻着它埋葬的日期——2006年2月9日。日期下方，是谢罗便臣让工人刻的话：we are not weaker without you but stronger because of you（你的离去不会让我们软弱，我们因你而更坚强）。
　　这片坟场里，埋葬着135头和安德鲁一样遭遇的黑熊。一些人在它们的肚皮上划开一个直通胆囊、永不愈合的伤口来获得胆汁。谢罗便臣曾在博客里自问：当那些划开伤口的人看见这些熊受尽病痛折磨而奄奄一息最终在这里死去时，他们会感到一丁点儿的羞耻和自责吗？
　　她推动这个话题不断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活熊取胆为主要业务的药企归真堂是否应该上市，成了2012年十大话题之一。2013年5月31日，中国证监会网站公布信息，终止审查归真堂上市计划。
　　谢罗便臣想阻止这种残忍的事情不在中国继续发生。15年前，她创办了亚洲动物基金，试图缝补这个伤口，既让熊获得自由，也让人性在自我的罪恶中感化。
　　从成彭高速家具园收费站下，右拐，再右拐，沿道路前进10分钟便到了龙桥黑熊救护中心。
　　我在黑熊救护中心见到谢罗便臣时，她正在兽医院的体检室里，和兽医们一起为一头黑熊体检。前一天，她刚从香港回到成都，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财富论坛。
　　此前，这样的待遇是绝对不可能的。成都当地一位媒体人告诉我，以前，龙桥黑熊救护中心和谢罗便臣的名字一起，是经常不被允许出现在成都当地的报纸上的。只是最近两年，才逐渐解禁。
　　她已经56岁了，但她的体形仍然保持得很好，除了金黄的头发变成了白色。她出生在英国，尽管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年，但她几乎不会中文，可她的性格似乎已经中国化了。
　　这或许是她的名字可以出现在成都当地报纸上的原因之一。尽管谢罗便臣说她会坚持一个大的原则不变，但她承认，她只是中国的一个客人，不想让中国的政府感到羞耻。“尽量不去触及政府的底线，不惹怒政府。”
　　但在以前，她绝不会这样想。
　　2005年，欧盟一位议员得知谢罗便臣在中国从事救取胆熊工作，便主动找到亚洲动物基金会，希望帮助她在中国推动这项事业。
　　那时救熊工作刚刚在中国取得一些进展，亚洲动物基金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及四川省林业厅签订了协议，但谢罗便臣觉得进展太慢。她想借助这位议员的影响力，给中国政府施压，让这项事业在中国的步伐更快一些。亚洲动物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的乔博理认为她这项举动是，“政治不正确。”
　　乔博理试图说服谢罗便臣放弃这样的合作。在香港出生、在美国完成学业的乔博理告诉谢罗便臣，如果是在西方，这样做就是合理的，到了东方就不行。
　　“不行，肯定不行。”乔博理冲进谢罗便臣的办公室，拍着桌子叫着。他第一次因为工作如此愤怒。
　　谢罗便臣显然不想和他争吵，她离开了办公室。
　　乔博理知道，他不可能说服她。“她决定的事情，一般很难纠正过来。”乔博理说，“我找八千个理由要说服她，她不会有八千零一个反驳理由，她就一个，不断地说服你，不断地问你，为什么不能做。”
　　“必须跟政府合作，既然是合作伙伴，就不能给他们惹大麻烦，给他们惹麻烦，就是给自己惹麻烦。”乔博理说。
　　当年，国家林业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取缔活熊取胆暂无时间表。随后亚洲动物基金的工作受阻。“那是我们接收取胆熊最少的两年，有时一年都救不到一头熊。”基金会对外事务部总监张小海说。
　　“这个事情的后遗症现在还在。”乔博理说。
　　谢罗便臣坦承，如果是今天，她绝对不会再做同意的决定。她觉得不管在哪，都需要妥协，“最重要是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大家都能接受的。”
　　从兽医院出来，谢罗便臣来到露天黑熊活动区。在平坦的小路上，她像风一样，快速从我身边飘过。救护中心工作人员张玉姝说，她平常走路就是这样雷厉风行。
　　谢罗便臣说，平常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运动。她便把工作时的步行，当成快走运动。她希望，中国取消活熊取胆业的速度能像她走路一样快，而不是像蜗牛一样爬。
　　“人走得再快，路依然在脚下。这样看会很悲观。”
　　“我有信心，中国政府已做了很多。” 谢罗便臣说，“更多的中国群众觉醒，他们是我的支持者。”
　　两年前，一位来自上海的支持者打电话给谢罗便臣说：“Jill（谢罗便臣的英文名），你该朝后退一点。现在，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战斗了。”
　　谢罗便臣笑笑，她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前进，而不是后退。特别是今年1月份，她从救回来的6只取胆熊身上，更是觉得自己应该再勇敢一些。
　　三叶草是其中一只被救回的熊。谢罗便臣在博客里描述了它刚被救回来时的情景。它的毛发毫无光泽，取胆的痛苦使它用脸摩擦铁笼自残，因此它的脸部留下了大面积的疤痕。面对陌生的环境，三叶草十分恐惧，它害怕得像一只蝙蝠一样悬挂在笼子上，不敢着地。
　　那天晚上，当兽医团队给其他的熊做体检时，三叶草在笼中颤抖着、哀鸣着。“它怎么会知道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们的出现意味着帮助而不是伤害呢？” 谢罗便臣说道。
　　谢罗便臣说，黑熊总是用它们的坚强与毅力让我们看到奇迹。比如2010年从山东救回来的奥利弗，它在一个狭小的铁笼里被囚禁了30年，每天都要忍受抽胆的痛苦。
　　当时谢罗便臣觉得它可能没到中心就会死，没想到，它至今仍健康生活。“这就是生命的惊喜。” 　　但谢罗便臣仍担心，奥利弗会是下一头离去的熊。被救回的熊在救护中心生活几年之后，大多都死于癌症、腹膜炎。“这些都是对无管引流这一巨大谎言的揭露证实。”
　　“我感到难过和羞耻，人类为了金钱和贪婪给它造成莫大痛苦，受到这样的伤害，奥利弗还是用它的宽容激励我们。” 谢罗便臣说，熊都如此勇敢，人更没有理由后退。
　　谢罗便臣想让外界知道更多的关于活熊取胆的事，她开始寻求中国名人的影响力，来推动这项事业。她想到了在中美两国都具有影响力的NBA前篮球明星姚明。
　　当乔博理知道谢罗便臣要去找姚明时，他劝她不要浪费时间。于是，他们俩人立下赌约，只要谢罗便臣能邀请到姚明来黑熊救护中心参观，以后不管干什么，乔博理都言听计从。
　　果然，姚明来了。2012年2月18日，姚明专程来到四川龙桥黑熊救护中心，看望从活熊取胆场中被解救的月熊，并呼吁人们关爱月熊。
　　“你说了什么，打动了姚明？”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打动姚明的。”谢罗便臣说，“我只知道，姚明一直都特别爱护动物，我就不断地跟他助理说可以来我这里看看。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总坚信是可以的。”
　　“她总是可以把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做好。”乔博理说。
　　在养熊场平坦的小路上，谢罗便臣快速的手臂摆动，让右肩胛骨上用小篆字体文上去的两个字——“月熊”，在背心的收缩下若隐若现。熊字底下四点看上去就像一个熊爪印。20年前，搭在这块右肩胛骨上的真的是一只熊爪。
　　1993年4月17日，谢罗便臣第一次来到中国，她原本是来旅游的。她报了一个旅游团，来到中国广东的一个养熊场。此时，她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工作。
　　尽管时间已过了整整20年，但谢罗便臣仍清晰记得那天的天气——那是一个美丽的春日，阳光明媚。
　　当养熊场主向旅客展示熊胆粉时，谢罗便臣悄悄溜了出去，通过几级楼梯，她进入了熊胆粉背后的世界——一间黑暗、肮脏，充斥着粪便和脓血的腥臭的地下室。
　　“昏暗的光线下，你们在像棺材一样的笼子里胆怯地张望着。走近你们这些庞然大物，我的心里满是恐惧。待那恐惧退去，我的内心又因你们所遭受的折磨而深深地刺痛。”20年后，谢罗便臣在博客里记下了走进去那一刻的心情。
　　“我的双眼看到那么多对你们身体和心灵的伤害。长长的金属管子从你们肚子上血淋淋的、流着脓血的伤口中支楞出来，你们瘦骨如柴的身体上满是各种伤疤。” 谢罗便臣站在地下室里，一边看一边在思考，“那些养熊人对你们做了什么？他们是怎么想的，难道为了抽取你们的胆汁，就可以给你们造成这么大的痛苦？”
　　突然，谢罗便臣感觉后背被什么触摸了一下。她慢慢回头，看到一只熊爪搭在自己的右肩胛骨上。她脑海里顿时闪过几秒钟的惊吓。
　　惊吓很快被悲伤替代。谢罗便臣说，她从熊褐色的眼睛里看到了它的恳求，“希望我救救它们。”
　　谢罗便臣转过身，伸手握了一下那只熊掌。这后来似乎成为了她的习惯。每次在兽医室，看到被麻醉的躺在手术台上的熊时，她便忍不住去抚摸熊掌。
　　我在兽医院体检室见到谢罗便臣时，她正在抚摸一只躺在手术台上的黑熊的右前掌。“这是一只柔软的、温暖的熊掌，可以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心跳。”
　　然而，这跟20年前她生平第一次触摸熊掌的感觉截然不同。“冰冷的、绝望的，虽然它也有生命，但我感受到的却是一种死亡。”
　　触摸的一瞬间，在感受死亡之余，谢罗便臣也感受到了温柔。“我们就那么握着，痛苦的交流发生在两个物种之间。”她哽咽着说，“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沟通。”
　　那时，她给这只熊取了名字——虹（粤语中的“熊”）。“我对你郑重地承诺，即使我救不了你，我也要救那些和你一样受苦的熊。”
　　一年后，谢罗便臣回到这里，却发现这里的养熊场早已关闭，所有的熊都不知何去何从。没能拯救“虹”，她总觉得有一种愧疚。为了消解这种愧疚，她让跟虹一样的熊成了她身体的一部份——把月熊文在虹曾经触摸的地方。
　　去文身前，朋友劝她不要做后悔的事情，一旦刻上去，就不可能抹掉。20年后，她告诉我，她对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可以后悔，唯独这一件不会。“我可以文上我丈夫的名字，但我觉得月熊才是最合适的。”
　　整整20年后，谢罗便臣在博客里给虹写了一封信。结尾处这样写道：
　　对不起，虹，我要说我希望你已经故去。死亡是远离痛苦和折磨的宁静的天堂。我只是不忍想到，你至今还在那里受罪。
　　安息吧，不要忘记我们给所有取胆熊所写的诗句，让我们等待他们的自由。
　　“请照看他们，给他们希望的承诺，告诉他们不要着急，带着月亮的图案，自由的信念牢固不破。”
　　我的承诺，现在也是亚洲动物基金所有同仁的承诺，至今还与1993年前的今天一样真挚和专注：终止动物虐待。
　　18年前，当谢罗便臣告诉乔博理想在中国推动取消活熊取胆，他觉得“这个女人一定是疯了”。

　　谢罗便臣觉得，这是一种使命，是虹对她的一次召唤。“有人走过去了，没听到，就忽略了，但有人走过去，听到了，就去做了，我就是那个听到的人。” 谢罗便臣说，她想到的不是困难，而是应该怎么去做。
　　经过5年的前期筹备，1998年，谢罗便臣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亚洲动物基金。“成立亚洲动物基金，是为了让那些在亚洲生活和工作的人们，从当地人的视角，来更好地了解和实施救助黑熊的计划。”
　　之后，经香港中间人介绍，谢罗便臣开始和中国野生保护协会取得沟通，希望在内地建立一个黑熊救护中心。经过四川林业厅同意，地址最终选在成都市龙桥镇。 　　在救护中心的一面墙上，有一幅中国地图，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海南版块被涂上了黑色。“这些地方都存在活熊取胆。”中心工作人员张玉姝说。他们所做的努力，是把这些黑色一点点抹去。
　　上世纪80年代，朝鲜人发明了活熊取胆的方法。随后，这个产业经由东北进入中国，迅速发展。1996年，无管引流技术研究成功。
　　“绝望。”亚洲动物基金会对外事务部总监张小海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起初的艰难。“如果不是她，我早不干了。她是一个可以把她的理想转化为大家的理想的人。”
　　谢罗便臣觉得只要行动，不管结果如何，总会有意义。有次在山东一个养熊场，政府关闭了一个养熊场，救下3只熊。本来同意交给亚洲动物基金会，后来因为害怕他们过度宣传，不让他们参与救了。
　　乔博里劝她放弃，“我们只能自己回去。”
　　“如果不能让熊和我们一起回去，我宁愿留下来。” 谢罗便臣说。无奈，大家只得不断地去跟政府部门取得联系，最终，他们得到了许可。
　　这种坚持，开始得到了一些政府官员的支持。有一次，中国的一位政府官员告诉她，如果想让此事在中国被更多的人知道，应该在中国国内“发起讨论”。
　　自2009年起便寻求上市的药企归真堂，为他们提供了讨论的机会。2011年初，政协委员张抗抗在当年两会上提交抵制活熊取胆的提案。一年后，72个社会知名人士联名上书证监会，阻止归真堂上市。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公众在网络上掀起一场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过90%的网友反对活熊取胆。
　　反击也是必然的。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说，他曾亲眼见过活熊取胆，“取胆汁过程就像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完了之后，熊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感觉没什么异样！甚至还很舒服。”
　　谢罗便臣说，这太疯狂了。“那片墓地可以证明他们的荒谬。”
　　在这片墓地，每头熊都有名字，可以获得跟人一样的尊重。这里也是谢罗便臣每天必到的地方。她说，“这里可以让我的心静下来，可以给我更多的勇气坚持下去。”
　　谢罗便臣告诉我，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熊的身体，还有她的爱。在这里，她会想“为什么奋斗？为什么开始？”以此来保持工作的纯洁性。
　　这里每头死去的熊，都有一个特别的葬礼。“没有感受到残忍，就不会懂得慈悲，所以，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此前人们带给熊的痛苦。”饲养员卢文娟说。
　　熊的葬礼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谁也记不清了。他们只记得，是第一任熊经理蒂姆（已经离开救护中心）给熊写的悼词。
　　从黑熊活动区到墓地有一条约八百米的小路，两边梧桐树的枝节在中间相遇，在小路的上方盖了一个拱形。这便是熊在人世间最后的一段路程。通过这条路，便到了坟场。旁边是毗河，静静流向远方。
　　熊被安放到墓地后，由它的饲养员念悼词。之后，再用英文念一遍。最后，所有参加葬礼的人上前，用手捧起土，洒向熊身。
　　为了体现中西结合，不知谁提议在拢起的土堆上插一个十字架。
　　去年，谢罗便臣带一个志愿者参观墓地。志愿者事后跟她提了个建议，“可不可以把十字架拿掉？”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不能把人的信仰强加给熊。” 谢罗便臣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熊脖子下面的月亮白给了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启示，以此为原型设计了一个V字墓牌，插在每个坟头。
　　同样，谢罗便臣也不想强制养熊户们关闭养熊场。“通过道德层面去感化，他们都有儿女，当他们有天意识到罪恶，就会自动放弃。这比政府强加的力量更有效果。”她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告诉人们，在取胆时，熊真的很痛。
　　归真堂上市计划流产，并没有让她很兴奋。她觉得这顶多只能算一个阶段性胜利，也是中国政府和公众的胜利。“我们不是针对某一个企业，而是整个中国的活熊取胆业，我相信后面的路一定不会比现在轻松，所以，我们得更加努力。”
　　在谢罗便臣心中，一直有个活熊取胆终结的美好图景：某一天，这个救护中心都不存在了，让熊可以真正像熊一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