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学校的一纸调令，把我从教师岗位调入了出版社，开始了我新的事业的探索。在我的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的“后记”里我这样说过：“编辑出版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出版人，清醒地知道，要真正成为一个出版人，没有三年全身心的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因此，三年里我只有求教、调查、思考、探索、积累，中文专业出身的我，头三年中一个字也没有写。直到1998年的10月，我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出版业的文字。”而真正开始对中国出版业的“问道”，却正是缘自《出版广角》组织的“21世纪出版·南京论坛”。记得那还是上个世纪最后一年的年末，我收到了《出版广角》参加“南京论坛”的邀请，于是，积4年多在出版领域的探索、求教、思考，在庆祝建国50周年大谈各行各业辉煌成就的赞歌声中，我发出了在当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声音——《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中国图书出版业问题探究》，开始了我15年来真正的“问道”。
　　回顾当年，尽管有了4年多默默探求的积累，可当时的我竟有如此胆魄，以这样的标题在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长篇演讲，今天回想，我还真有点佩服自己当年“初生牛犊（指出版领域的新人）不怕虎”的那股子劲；我也佩服同时也深深感激《出版广角》编辑与主编的勇气和关爱，冒着挨批的风险发表了我的长篇演讲。请看我对当时出版业现状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危机”，编辑只建议我修改了两个字，把原来的“虚假的繁荣”改为“所谓的繁荣”，其余几乎只字未改，这可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啊!
　　也正是这篇长文的发表，在出版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问道”出版的探求就这样开始了，仅在《出版广角》上留下的在当时产生一定影响的文字就有：《民营书业——中国民族书业的重要方面军》（2001年4期）在业内第一次指出了“二渠道”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中国书业，你走好了吗——浅论中国图书发行主体市场改革的三个阶段》（2002年4期）系统地对集团化、中盘大讨论、连锁经营等改革举措作了深入的评点；《新华书店改革滞后的现象应该引起关注》（2003年10期）对新华书店改革现状的深刻揭示，引起了国有书业的强烈共鸣，已故原四川发行集团老总王庆还将此文复印发至集团中层干部以上；《转制——中国出版业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2004年9期）较早地从体制层面提出了改革的设想和举措；2005年上半年的各期卷首语……柳斌杰署长在我的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的序言《出版人要勤于思考》中是这样评论的：“这些在当时十分敏感的话题，作者从前瞻的视角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尽管其中有些观点可能有些尖锐，但是也正是在这样尖锐锋利的言辞中，体现出了一个出版人可贵的探索精神和推动中国出版业改革进程的拳拳之心。思考来源于热爱，批评出自于关注，这样的道理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出版广角》在当时，正是以令人敬佩的胆识和勇气，以刊物为阵地，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出版业改革鼓与呼，从而成为了中国出版业的“广角镜”。源自于共同的语言，历任主编也就成为了我的朋友。在《出版广角》创刊15周年之际，一个同样有着15年出版人经历的我，祝愿我们的“广角镜”真正发挥其透视、折射、展望的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