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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共识，其合理因素显而易见。天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和谐社会的根基，天人和谐已成为人们普遍而美好的追求。处理好天人关系必须遵循两条原则：天人和谐的平衡原则即人对自然要常怀敬畏之心(敬天)、仁爱之心(爱天)、顺应之心(顺天)；协调有序的发展原则即协调发展的伦理底线是生态安全，有序发展之“序”是指从优先保护到合理开发到有限利用。
关键词：天人和谐；协调有序；和谐社会
Abstract：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had consensus on the idea of nature-human integration，because this idea is sensible. The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and it has become mankind’s universal and happy pursuit. To harmoniously deal with nature，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coordinate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must be followed closely. Integration means that man must deal with nature with respectful，benevolent and submissive attitudes，while coordination and orderliness imply the ethical baseline of ecological security，which includes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limite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the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coordinated and orderly；harmonious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8)02-0027-05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其中，天道是对世界的认识，人道则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而围绕天人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天人之辩)，先秦以降绵延了几千年。这其中，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战国荀子首先明确提出“天人相分”的思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至人矣”(《荀子·天论》)。认为自然界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人而存亡，与人类社会的贫病灾祸没有必然的联系，贫富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唐朝刘禹锡的《天论》也强调了“天人相分”的思想。然而，“天人相分”只是一股支流，影响并不大；“天人合一”才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思路。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变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先秦，发展于汉，成熟于宋。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道两家有所不同。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是讲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而人心乃“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天人合一”在孟子那里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所以天人是合一的。道家的“天人合一”则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道德经》)。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究竟至极的意思。“道”是最高原则，“天人合一”在老子那里表现为人与“道”合一。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地提出“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思想。他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一道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虽然丰富和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但其“天人感应”学说却也使汉代的“天人合一”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到了宋明时期已很成熟。最具代表性的是张载，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诚明》)。这就是说，儒家的态度是兼重天与人，天指广大自然，人指人类社会，既要承认自然的实在性，也要肯定人生的价值，这便是天人合一。
二
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大都对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持基本肯定态度。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在十多年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上就撰文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哪一个也回避不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笔者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
著名哲学史家汤一介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地用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2]。
现代儒家、台湾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在其早期重要著作《中国人的人生观》(1956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文版)中构建了一个名为“广大和谐”的哲学系统，其核心思想是：“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在这一贯之道中，内在的生命与外在的环境流衍互润、融溶浃化，原先看似格格不入的此时均能互相涵摄，共同唱出对生命的欣赏赞颂”。“这种广大和谐普遍放光，正是人人均应追求之道，如此，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处处都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然后天地之间，才能怡然有序，一切万物也才能盎然滋生”[3]163-164。 方东美先生所构建的“广大和谐”的系统，就是“天人合一”，他说，“从中国看来，人与宇宙(天)的关系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在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人与宇宙处处融通一致，形成一个广大和谐的系统，这个和谐关系正是传统中所说的‘天人合一’”[3]197。
于丹教授在《论语心得》中也说“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4]
不言而喻，和谐社会理所当然地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层面的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和谐。所以，在于丹的“心得”中，“真正的和谐”乃大地万物和谐共生。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成为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根基所在，而支持这一根基的思想渊源便是“天人合一”。
三
如今，天人和谐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而美好的追求。那么，现实状况如何呢?答案是不容乐观且令人担忧。
1.“国在山河破”：环境形势异常严峻
7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国家虽然遭难，但大好河山尚在。为了不当亡国奴，爱国志士发出了“国破山河在”的呼喊，意在动员民众抗日。而今的形势却是：国家安在，大好河山却在流泪、在滴血……以至于有杂文家发出了“国在山河破”的盛世危言!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56×108hm2，沙化土地面积1.74×108hm2，90%以上的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5]。
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以及同年12月在青海考察时都强调指出，要“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使广大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清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曾几何时，群众的喝水、呼吸、吃饭，自然界的蓝天、青山、绿水，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现在却成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心头之痛。
“山河破”，谁之责?是“天”吗?不是，显然是人祸引发了天灾。20世纪50年代末大炼钢铁，滥伐林木；60年代末“深挖洞、广积粮”，大量的地下水被白白地抽空浪费；70年代修“大寨田”，成片成片的山林、果林毁于一旦；80年代兴办乡镇村企业，盲目地开山采矿、圈地建厂；90年代旅游业异军突起，如此等等，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摧残，使生态环境受到不可修复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日趋严重。
遥想李白的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是多么的有气势!但这般气势只可见于李白诗中，现实再也见不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972年首次出现断流，至90年代中期平均4年断流3次，90年代后期以来年年断流，且断流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少则数十天，多则一二百天。专家预测，要不了多久，黄河就有可能成为季节河甚至内流河。黄河的尴尬还不仅如此，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农药、化肥以及生活污水、垃圾的污染，已导致黄河全流域严重污染，黄河干流40%河段的水质已丧失水体功能。
长江也是如此。50年代开始在中下游大面积地围湖造田，缩小了蓄洪、泄洪的能力，加剧了长江的洪灾。“千湖之省”的湖北，围垦后湖泊面积减少了70%；洞庭湖的面积仅为解放初的30%；鄱阳湖的面积也缩小了50%；太湖经过几十年的围垦，减少蓄洪面积5.30×104hm2，1991年发大水时不得不炸开多处大堤泄洪，导致大面积农田和村庄被淹。
以上只是列举了两处“河”的状况，足以见得“国在山河破”绝不是危言耸听。从环境这个特殊的层面上讲，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关头一点也不为过。
2.“天有病，人知否?”：环境恶化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环境恶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严峻的形势至今尚未引起全社会足够的认识。一是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要说对环境问题一无所知，那不是事实，只要你走出家门与社会交往，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无以计数的老百姓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受害者，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有了足够的认识，相当多的人对此知之甚少或知之甚浅。因此，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地开展环保科普宣传，广泛地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二是知之，却明知故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片面地站在“人”的立场上求发展，毫不顾及“天”的意愿——生态环境。他们一方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在破坏环境。他们单纯地追求GDP而不管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只考虑地方或集体利益而不考虑国家整体利益；明知土地资源紧张，还在拼命地圈地；明知是污染企业，还在一个劲地引进……如此这般的伤“天”(生态环境)害“理”(自然规律)，还美其名曰：先建设，再环保；先破坏，再恢复；先污染，再治理等。
四
著名哲学家冯契认为，“天人合一”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其基本观点就是指天和人交互作用，以达到天人的和谐为旨趣，达到人与自然的动态的统一[6]。冯先生将天人关系看成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无疑是很高明的，笔者十分赞同。那么，如何实现“以达到天人的和谐为旨趣，达到人与自然的动态的统一”呢?
1.天人和谐的平衡原则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积极的“天人合一”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即通过人类发挥参赞化育的作用，使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和潜力充分发挥；通过合理地利用资源，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有识之士认为，“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也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从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了宣扬天人和谐、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以来，天人和谐、生态平衡问题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陆续问世，如《增长的极限》、《封闭的循环》、《只有一个地球》、《生存的蓝图》以及《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哲学》等。这些著作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天人和谐、维护生态平衡。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21世纪议程》，首次提出了“环境友好”的概念。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概念。2004年日本发表《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我国也正式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国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对自然的不友好(天人冲突)而导致生态失衡的例子却屡见不鲜。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人需要有“三心”才能够实现天人和谐，即人对自然要常怀敬畏之心(敬天)、仁爱之心(爱天)、顺应之心(顺天)。其中，敬天是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造化万物的大自然包容万类、扶持众妙、生生不息，人类存活一日就应该对大自然敬畏一日。爱天指人是天的一部分，爱天亦即爱人类自身。方东美先生说得好：人生于自然之中，如同一滴雨水融入河流，即能变成波澜壮阔的一部分，浩然同流，这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甜蜜的爱侣一般，心心相印，足以谱出共同心声[3]162。顺天即是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自然界有其自身的法则和增长的极限。人类的发展应该是遵守自然规律和增长极限所允许的发展，“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在这方面不乏很好的事例值得借鉴，如都江堰工程便是顺应天时、科学治水的经典之作。假如违背天时、破坏自然，结果只能是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威胁。
建国后的三四十年，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斗争哲学甚嚣尘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口号振天；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成为光荣和壮举，肆意地围垦造田、毁林造田，过度地砍伐、采掘、捕捞，使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便是一次次品尝之前的“光荣壮举”酿就的苦果。早在12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爱天”、“敬天”、“顺天”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协调有序的发展原则
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和谐平衡，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协调发展、有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近几年，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生态安全。我国政府2000年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命题。所谓“生态安全”有两层含义，经济层面上讲的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从而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政治层面上讲的是防止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影响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生命安全，从而导致政局不稳、国家动荡。生态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它同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一样，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非洲撒哈拉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干旱严重，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被击倒，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两次垮台。生态安全还导致了非洲南部一些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了200多次政变和未遂政变。盛极一时的古巴比伦文明2 000多年前在漫漫黄沙中消亡，其主要原因就是斧头和羊群，斧头砍光了森林，森林便成了草原；羊满为患，大量的羊群又把草原吃成了沙漠。楼兰古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就消失在茫茫大漠，它的消失就是因为人口激增、过度开发、水源枯竭、植被破坏而导致沙漠化严重，最后绿洲丧失。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告诫人们，牺牲环境的无序发展，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和环境和睦相处，和大自然协调有序地发展，文明才能不断地延续。其中，协调有序地发展应包括：协调发展的伦理底线是生态安全，以考虑生态安全为前提条件的发展，便是和大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有序发展是和无序发展相对立的理性的发展模式。有序发展之“序”应为：优先保护→合理开发→有限利用。
①优先保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建设优先”、“发展优先”的老路，在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如今终于走上了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的正轨(优先保护)。当建设与环保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环保。如青藏铁路建设便打破了过去工程项目“先破坏后治理”的旧模式，是我国第一个实施环保监理的大型项目，环保投资超过15.4亿元，采取了五大措施以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地表植被的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冻土环境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控制)，这些环保措施在我国的铁路建设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青藏铁路不仅堪称我国重大项目“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与环保并重”的典范，也是一条天人合一的幸福之路、和谐之路。
②合理开发。任何项目的开发，首先要合乎“天理”即自然之理、生态之理，其次才是“人理”即人的意愿与需求。合人意而违天理的开发便是不合理的开发。不合理的开发项目现在委实不少，尤其在旅游项目的开发上更是举不胜举：明明是座矮山，却修上了索道；明明是小桥流水，旁边却盖起了高楼……
③有限利用。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根本举措。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沉湎于“地大物博”的幻觉中，以为我国的自然资源很富饶甚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际情况却相反：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2 370m3，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可耕地面积人均不到0.1hm2，不足世界人均的1/2；森林面积人均0.107hm2，为世界人均值的1/9；森林覆盖率仅为12%，是世界人均的1/3左右；森林蓄积量更少，只有9.0×109m3，仅占全世界的2.9%；大部分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很少很少的[5]。因此，我们再也不可以竭泽而渔了!“放水养鱼”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长远大计，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唯一的抉择。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天人关系”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1)：14.
[2]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N].光明日报，2006-12-14(7).
[3]黄克剑，钟小霖.现代儒学八大家集：方东美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4]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5]理论热点面对面编写组.竭泽而渔之路不能走 [N].光明日报，2006-09-16(3).
[6]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3-94.
[7]松山.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39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关键词：天人和谐；协调有序；和谐社会
Abstract：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had consensus on the idea of nature-human integration，because this idea is sensible. The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and it has become mankind’s universal and happy pursuit. To harmoniously deal with nature，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coordinated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must be followed closely. Integration means that man must deal with nature with respectful，benevolent and submissive attitudes，while coordination and orderliness imply the ethical baseline of ecological security，which includes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 and limite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the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coordinated and orderly；harmonious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8)02-0027-05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其中，天道是对世界的认识，人道则是对人自身的认识。而围绕天人关系所展开的争论(天人之辩)，先秦以降绵延了几千年。这其中，有两条截然不同的思路：天人相分和天人合一。战国荀子首先明确提出“天人相分”的思想：“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纣亡……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至人矣”(《荀子·天论》)。认为自然界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人而存亡，与人类社会的贫病灾祸没有必然的联系，贫富祸福是人自己造成的。唐朝刘禹锡的《天论》也强调了“天人相分”的思想。然而，“天人相分”只是一股支流，影响并不大；“天人合一”才是中国传统哲学最基本的思路。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变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先秦，发展于汉，成熟于宋。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道两家有所不同。儒家的“天人合一”大体上是讲人与义理之天、道德之天的合一。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而人心乃“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上》)。“天人合一”在孟子那里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所以天人是合一的。道家的“天人合一”则是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道德经》)。这里的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究竟至极的意思。“道”是最高原则，“天人合一”在老子那里表现为人与“道”合一。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地提出“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思想。他说：“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一道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董仲舒虽然丰富和发展了孟子的思想，但其“天人感应”学说却也使汉代的“天人合一”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到了宋明时期已很成熟。最具代表性的是张载，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诚明》)。这就是说，儒家的态度是兼重天与人，天指广大自然，人指人类社会，既要承认自然的实在性，也要肯定人生的价值，这便是天人合一。
二
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大都对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持基本肯定态度。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早在十多年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创刊号上就撰文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外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哪一个也回避不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笔者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
著名哲学史家汤一介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对解决当今人与自然的矛盾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天人合一”作为一种思维模式，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人们不能把“人”看成是和“天”对立的，破坏“天”就是对“人”自身的破坏，“人”就要受到惩罚。因此，“人”不仅应知“天”(认识自然，以便合理地利用自然)，而且应该“畏天”(对自然界应该敬畏，要把保护“天”作为一种神圣的责任)。现在人们只强调“知天”，只是一味地用来利用“天”、征服“天”，以至无序地破坏“天”，而不知对“天”应有所敬畏，这无疑是“科学主义”(科技万能)极端发展的表现。“知天”和“畏天”的统一，正是“天人合一”的重要表现，从而表现着“人”对“天”的一种内在责任[2]。
现代儒家、台湾著名哲学家方东美在其早期重要著作《中国人的人生观》(1956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文版)中构建了一个名为“广大和谐”的哲学系统，其核心思想是：“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生命全体更能交融互摄，形成我所说的广大和谐，在这一贯之道中，内在的生命与外在的环境流衍互润、融溶浃化，原先看似格格不入的此时均能互相涵摄，共同唱出对生命的欣赏赞颂”。“这种广大和谐普遍放光，正是人人均应追求之道，如此，天与人和谐，人与人感应，人与物协调，处处都以体仁继善、集义生善为枢纽，然后天地之间，才能怡然有序，一切万物也才能盎然滋生”[3]163-164。 方东美先生所构建的“广大和谐”的系统，就是“天人合一”，他说，“从中国看来，人与宇宙(天)的关系是彼此相因、同情交感的和谐中道。在中国哲学家的心目中，人与宇宙处处融通一致，形成一个广大和谐的系统，这个和谐关系正是传统中所说的‘天人合一’”[3]197。
于丹教授在《论语心得》中也说“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4]
不言而喻，和谐社会理所当然地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个层面的和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和谐。所以，在于丹的“心得”中，“真正的和谐”乃大地万物和谐共生。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成为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根基所在，而支持这一根基的思想渊源便是“天人合一”。
三
如今，天人和谐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而美好的追求。那么，现实状况如何呢?答案是不容乐观且令人担忧。
1.“国在山河破”：环境形势异常严峻
70年前日本侵略中国，国家虽然遭难，但大好河山尚在。为了不当亡国奴，爱国志士发出了“国破山河在”的呼喊，意在动员民众抗日。而今的形势却是：国家安在，大好河山却在流泪、在滴血……以至于有杂文家发出了“国在山河破”的盛世危言!目前，我国的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多达3.56×108hm2，沙化土地面积1.74×108hm2，90%以上的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5]。
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在省部级干部研讨班以及同年12月在青海考察时都强调指出，要“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使广大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温家宝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清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曾几何时，群众的喝水、呼吸、吃饭，自然界的蓝天、青山、绿水，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现在却成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心头之痛。
“山河破”，谁之责?是“天”吗?不是，显然是人祸引发了天灾。20世纪50年代末大炼钢铁，滥伐林木；60年代末“深挖洞、广积粮”，大量的地下水被白白地抽空浪费；70年代修“大寨田”，成片成片的山林、果林毁于一旦；80年代兴办乡镇村企业，盲目地开山采矿、圈地建厂；90年代旅游业异军突起，如此等等，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和摧残，使生态环境受到不可修复的破坏，生态系统的失衡日趋严重。
遥想李白的那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还”是多么的有气势!但这般气势只可见于李白诗中，现实再也见不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972年首次出现断流，至90年代中期平均4年断流3次，90年代后期以来年年断流，且断流的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少则数十天，多则一二百天。专家预测，要不了多久，黄河就有可能成为季节河甚至内流河。黄河的尴尬还不仅如此，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农药、化肥以及生活污水、垃圾的污染，已导致黄河全流域严重污染，黄河干流40%河段的水质已丧失水体功能。
长江也是如此。50年代开始在中下游大面积地围湖造田，缩小了蓄洪、泄洪的能力，加剧了长江的洪灾。“千湖之省”的湖北，围垦后湖泊面积减少了70%；洞庭湖的面积仅为解放初的30%；鄱阳湖的面积也缩小了50%；太湖经过几十年的围垦，减少蓄洪面积5.30×104hm2，1991年发大水时不得不炸开多处大堤泄洪，导致大面积农田和村庄被淹。
以上只是列举了两处“河”的状况，足以见得“国在山河破”绝不是危言耸听。从环境这个特殊的层面上讲，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关头一点也不为过。
2.“天有病，人知否?”：环境恶化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环境恶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严峻的形势至今尚未引起全社会足够的认识。一是知之不多，知之不深。要说对环境问题一无所知，那不是事实，只要你走出家门与社会交往，就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无以计数的老百姓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受害者，但这并不说明他们对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有了足够的认识，相当多的人对此知之甚少或知之甚浅。因此，迫切需要在全社会地开展环保科普宣传，广泛地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二是知之，却明知故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领导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片面地站在“人”的立场上求发展，毫不顾及“天”的意愿——生态环境。他们一方面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又在破坏环境。他们单纯地追求GDP而不管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只考虑地方或集体利益而不考虑国家整体利益；明知土地资源紧张，还在拼命地圈地；明知是污染企业，还在一个劲地引进……如此这般的伤“天”(生态环境)害“理”(自然规律)，还美其名曰：先建设，再环保；先破坏，再恢复；先污染，再治理等。
四
著名哲学家冯契认为，“天人合一”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其基本观点就是指天和人交互作用，以达到天人的和谐为旨趣，达到人与自然的动态的统一[6]。冯先生将天人关系看成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无疑是很高明的，笔者十分赞同。那么，如何实现“以达到天人的和谐为旨趣，达到人与自然的动态的统一”呢?
1.天人和谐的平衡原则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传统儒家所提倡的积极的“天人合一”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即通过人类发挥参赞化育的作用，使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和潜力充分发挥；通过合理地利用资源，使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
有识之士认为，“在环境危机和生态平衡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强调儒家的‘天人合一’，也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从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1962年出版了宣扬天人和谐、维护地球生态平衡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以来，天人和谐、生态平衡问题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批有影响的著作陆续问世，如《增长的极限》、《封闭的循环》、《只有一个地球》、《生存的蓝图》以及《环境伦理学》、《深层生态学》、《生态哲学》等。这些著作虽然内容各不相同，但其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是追求天人和谐、维护生态平衡。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21世纪议程》，首次提出了“环境友好”的概念。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世界各国开始全面提出环境友好的概念。2004年日本发表《环境保护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年我国也正式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国策。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对自然的不友好(天人冲突)而导致生态失衡的例子却屡见不鲜。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生态平衡，人需要有“三心”才能够实现天人和谐，即人对自然要常怀敬畏之心(敬天)、仁爱之心(爱天)、顺应之心(顺天)。其中，敬天是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造化万物的大自然包容万类、扶持众妙、生生不息，人类存活一日就应该对大自然敬畏一日。爱天指人是天的一部分，爱天亦即爱人类自身。方东美先生说得好：人生于自然之中，如同一滴雨水融入河流，即能变成波澜壮阔的一部分，浩然同流，这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犹如甜蜜的爱侣一般，心心相印，足以谱出共同心声[3]162。顺天即是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自然界有其自身的法则和增长的极限。人类的发展应该是遵守自然规律和增长极限所允许的发展，“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在这方面不乏很好的事例值得借鉴，如都江堰工程便是顺应天时、科学治水的经典之作。假如违背天时、破坏自然，结果只能是给人类自身的发展带来威胁。
建国后的三四十年，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斗争哲学甚嚣尘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口号振天；人定胜天、征服自然成为光荣和壮举，肆意地围垦造田、毁林造田，过度地砍伐、采掘、捕捞，使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便是一次次品尝之前的“光荣壮举”酿就的苦果。早在120多年前，恩格斯就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过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8]。
值得高兴的是，现在“爱天”、“敬天”、“顺天”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2.协调有序的发展原则
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和谐平衡，并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协调发展、有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近几年，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生态安全。我国政府2000年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命题。所谓“生态安全”有两层含义，经济层面上讲的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从而削弱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政治层面上讲的是防止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影响人们的生存条件甚至生命安全，从而导致政局不稳、国家动荡。生态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生存发展，它同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一样，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非洲撒哈拉地区在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干旱严重，几乎所有的国家政府都被击倒，有几个国家的政府两次垮台。生态安全还导致了非洲南部一些国家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了200多次政变和未遂政变。盛极一时的古巴比伦文明2 000多年前在漫漫黄沙中消亡，其主要原因就是斧头和羊群，斧头砍光了森林，森林便成了草原；羊满为患，大量的羊群又把草原吃成了沙漠。楼兰古国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镇，然而不到半个世纪就消失在茫茫大漠，它的消失就是因为人口激增、过度开发、水源枯竭、植被破坏而导致沙漠化严重，最后绿洲丧失。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告诫人们，牺牲环境的无序发展，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和环境和睦相处，和大自然协调有序地发展，文明才能不断地延续。其中，协调有序地发展应包括：协调发展的伦理底线是生态安全，以考虑生态安全为前提条件的发展，便是和大自然相协调的发展；有序发展是和无序发展相对立的理性的发展模式。有序发展之“序”应为：优先保护→合理开发→有限利用。
①优先保护。我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建设优先”、“发展优先”的老路，在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之后，如今终于走上了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的正轨(优先保护)。当建设与环保发生冲突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环保。如青藏铁路建设便打破了过去工程项目“先破坏后治理”的旧模式，是我国第一个实施环保监理的大型项目，环保投资超过15.4亿元，采取了五大措施以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地表植被的保护、野生动物的保护、湖泊和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冻土环境和自然景观的保护、污染物排放的严格控制)，这些环保措施在我国的铁路建设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青藏铁路不仅堪称我国重大项目“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开发与环保并重”的典范，也是一条天人合一的幸福之路、和谐之路。
②合理开发。任何项目的开发，首先要合乎“天理”即自然之理、生态之理，其次才是“人理”即人的意愿与需求。合人意而违天理的开发便是不合理的开发。不合理的开发项目现在委实不少，尤其在旅游项目的开发上更是举不胜举：明明是座矮山，却修上了索道；明明是小桥流水，旁边却盖起了高楼……
③有限利用。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根本举措。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沉湎于“地大物博”的幻觉中，以为我国的自然资源很富饶甚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实际情况却相反：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2 370m3，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可耕地面积人均不到0.1hm2，不足世界人均的1/2；森林面积人均0.107hm2，为世界人均值的1/9；森林覆盖率仅为12%，是世界人均的1/3左右；森林蓄积量更少，只有9.0×109m3，仅占全世界的2.9%；大部分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是很少很少的[5]。因此，我们再也不可以竭泽而渔了!“放水养鱼”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长远大计，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唯一的抉择。
参考文献：
[1]季羡林.“天人关系”新解[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1)：14.
[2]汤一介.儒学的现代意义[N].光明日报，2006-12-14(7).
[3]黄克剑，钟小霖.现代儒学八大家集：方东美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4]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5]理论热点面对面编写组.竭泽而渔之路不能走 [N].光明日报，2006-09-16(3).
[6]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3-94.
[7]松山.儒家传统的历史命运和后现代意义[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396.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