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构”转指与“异构”转指的认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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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代汉语中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名词化”的实现,除了通过添加助词标记来转指名词之外,还可以直接转指名词。从转指前后的内部结构关系来看,无标记形式的转指存在“同构”和“异构”两种情况。对同构“转指”和“异构”转指各自的认知理据和转指路径的揭示,可以为汉语造词法和构词法方面的研究拓展一点新的思路。
  关键词:同构 异构 转指 认知
  从《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收词和释义中,我们发现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无标记转指情况。如动词“编辑”可以转指“做编辑工作的人”,动词性结构“烙饼”可以转指“烙成的饼”,前一种转指的语义特征是“同构异义”,后一种转指的语义特征是“同形异构”(苏宝荣,2004)。这两种不同特征的转指,其认知理据亦不尽相同。
  一、动词或动词性结构转指名词的论元类型
  论元(Argument),是动词在句子中所要求搭配的句法成分。自指意义只跟谓词本身的意义相关,而转指意义则跟谓词所蕴含的对象相关(朱德熙,1983)。从动词所蕴含的对象来看,转指一般涉及以下几种论元类型:
  (一)转指动作施事
  施事,即动作的发出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例如“统领”,《现汉》是这样解释的:
  统领:①统辖率领:~各路人马。②统领人马的军官。
  由“统领”这一动作行为,转指这个动作行为的发出者——“统领”人马的军官,这是对动作施事的转指。类似的动词还有:帮凶、编剧、导演、参谋、理事、保管、裁判、经理、总管、领唱、主编、主持等。
  (二)转指动作对象
  所谓动作对象,既可以指动作直接支配的人或物,即动作的受事;也可以指动作完成所产生的影响,即动作的结果。例如“收入”和“包裹”,《现汉》的解释是:
  收入:①收进来:每天~的现金都存入银行。②收进来的钱:财政~|个人的~有所增加。
  包裹:①包;包扎:用布把伤口~起来。②包扎成件的包:他肩上背着一个小~|我到邮局寄~去。
  从释义中可以看出,“收入”的名词用法指代的是动作的受事,而“包裹”的名词用法指代的是动作的结果。类似的词还有传说、见闻、罚款、雇工、围城、回话、发明、创作、预告、雕刻、希望、设想、计划等,其中不少是语言学界已经公认的“兼类词”。
  (三)转指动作的工具或凭借
  一个动作行为的发生,常常需要一定的工具或凭借。例如“裹脚”,《现汉》将其分列作不同词条(第二个“裹脚”读轻声):
  裹脚①旧时一种陋习,用长布条把女孩子的脚紧紧地缠住,为使脚纤小,而造成脚骨畸形。
  裹脚②旧时妇女裹脚用的长布条。也叫裹脚布。
  前一个“裹脚”指的是“裹脚”这一动作行为,后一个“裹脚”指的是该动作行为的工具或凭借。类似的还有刹车、兜肚、拂尘、装饰、包装、陪衬、补贴、摆渡、伪装以及绑腿、盖头、垫背、调羹、护腕、围嘴、铺盖、开关、代步等。
  (四)转指动作的与事
  所谓与事,既不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也不是动作行为直接作用的对象,而仅仅是跟动作行为相关的一个主体。这类词都是表达相互关系的词语,其指涉的动作行为往往需要双方共同参与才能完成,一般含有“共”“同”“相”等表“参与”义的构词语素(注:“同盟”转指的是动作的结果)。例如“同学”,《现汉》的解释是:
  同学:①同在一个学校学习:我们自幼~|我和他同过三年学。
  ②同在一个学校学习的人:老~|这位是我的同班~。
  这类词原是通过添加表人的词缀语素“者”来转指名词的,如“同学者”。后来在使用过程中,随着标记形式的脱落,就成了无标记的转指。类似的词有同行、同谋、同伙、同事、同窗、同班、同门、相好、相识、搭档等,数量较少,大概只占《现汉》收词总数的4%。
  二、“同构”转指及其认知理据
  “同构”转指,是指在内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实现对名词的转指。如动词“领导”和名词“领导”都是联合结构,动词“同事”和名词“同事”都是偏正结构,动词“贷款”和名词“贷款”都是动宾结构,动词“证明”和名词“证明”都是补充结构,动词“谣传”和名词“谣传”都是主谓结构等。
  (一)认知框架和相关度
  “认知框”是人类根据经验建立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关联模式,是人认识自身与外界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是人“形成一个概念并加以描写的最基本的最普通的方式”(Lyons,1997)。“容器——内容”就是最早建立的一个认知框,例如我们说“喝一杯”,指的是喝杯子里面的酒水或饮料。“整体——部分”“施事——动作——受事”都是较为常见的认知框。
  语法中的“转指”,本质上就是一种转喻,是转喻这种一般的认知方式在语法上的体现(沈家煊,1999)。在一个认知框内,以一个概念为参照点建立与另一个概念(目标概念)的心理联系,目标概念就是本体,作参照点的概念就是喻体。(王冬梅,2001)
  认知框是一个心理“完形”,我们想到一个动作行为,就很容易会想到与其相关的施事和受事,因而很容易发生动作行为对施事主体和受事主体的转指。而同一个认知框内,跟动作相关度更高的事物更可能成为动作的转指对象。例如,在“建筑者——建筑——建筑物”这个认知框中,作为动作对象的建筑物和“建筑”这一动作行为的相关度远比建筑者跟“建筑”的相关度要高很多,在人们的知觉上形成了默认(王海峰,2004)。故而“建筑”很自然地实现了对“建筑物”的转指,而没有转指“建筑者”。
  (二)原型范畴和显著度
  在传统语法观看来,词类是一个离散性的范畴,词类与词类之间有着明确清晰的界限,隶属同一词类的各个成员之间地位是平等的。而在认知语言学界看来,语言中的很多范畴都是原型范畴,各范畴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同一范畴其内部成员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处于范畴最中心的成员具有该范畴的最多特性,是这个范畴的原型,是人们对某类事物进行认知的一个最基本的参照点。反之,处在范畴边缘的成员具有该范畴的最少特征,并容易出现跟其他范畴邻近的特征。“原型范畴”理论为汉语动词或动词性结构转指名词提供了深层的认知理据。在汉语中,词类主要是根据句法功能来划分的,如动词主要作谓语,表示的是动作行为,而名词主要作主语和宾语,表示的是事物的名称。但一些处在范畴边缘的动词,其性质并不典型,在句法功能上具有游移性,在一定诱因下,往往会减少其作为动词的典型特征,而获得一些名词的特征。同样都是表“授予知识和技能”义的联合式复合动词,“传授”不能转指名词,而“教授”却可以,这是因为二者作为动词的典型性和家族相似性程度不同。   一种事物能否在认知上被凸显而成为转指的目标主体,跟其自身的显著度是分不开的。人们在认知过程中,趋向于选择具体的、有生命的、易完形感知的事物来转喻抽象的、无生命的、不易完形感知的事物。“穿戴”本指的是“穿着、佩戴”这样一个动作。在认知过程中,动作的受事(衣帽、首饰等)在空间上更显著,更容易被感知,于是“穿戴”后来便转指了“穿和戴的衣帽、首饰”。而在转指过程中,“穿戴”一词的内部结构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三、“异构”转指及其认知理据
  “异构”转指,是指动词或动词性结构在内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转指名词。例如“藏书”,本是动词,意为“收藏书籍”,后来转指“藏”的受事——“收藏的书籍”,在这个转指过程中,“藏书”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由述宾结构转变成偏正结构,结构的紧密程度也大大提高了。类似的还有耕地、插话、包车、包饭、炒面、烙饼、编号、烤肉等。与“同构”转指相比,“异构”转指在认知上主要是跟词的潜隐义素的激活和人们对于原语言单位的重新分析有关。
  (一)潜隐义素的激活
  词的内部形式是在词义最初形成时反映事物对象的特点所采取的形式,它为词形所制约和规定(刘叔新,1983)。换言之,“贷款”“藏书”这类词也可以说是同一个词形因为内部形式的不同而负载了不同的意义。
  一个词的义素存在显性和潜隐之分。在语言运用过程中,有时候原本处于潜隐状态的义素会被激活而上升至显要地位。而义素之间的运动必然引起义位的变化,一旦新的义位形成,动词或动词性结构的名词用法便会被保留下来,从而实现转指。“雇工”陈述的是“雇佣工人”这一动作行为。当人们将认知焦点转移到“工”上,基于指称某一类受雇提供劳务的人的需要,“雇”原本显要的动作义会被弱化,而潜隐的表属性的义素被激活,“雇”成了对“工”的修饰和描述,产生“花钱雇佣的”这一新的义位 ,“雇工”由此实现了对“花钱雇佣的工人”的转指。
  (二)重新分析
  所谓“重新分析”,是一种改变结构关系的分析(Langacker,1997),从本质上说,是听者(或读者)在对语言进行解码时的一种心理活动。在一定条件下,听者(或读者)不是按照语言单位之间本来的句法结构去理解,而是按照自己的主观看法,在认知上达到对结构形式的一种“异化”。
  “借款”,本指“向人借钱或借钱给人”这一动作行为,是动宾结构,然而随着这项动作行为的经常性发生,“借款”这个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大,在语言交际过程中,难免会偶然地被被一些人按照自己的理解用来指称一种“钱款”,将动宾结构分析成偏正结构。当少数的语言习惯逐渐获得社会认同,“借款”的名词用法就出现了。因此,人们对原语言单位内部组合关系的重新分析,也是推动“异构”转指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因素。
  四、结语
  “同构”转指和“异构”转指是动词或动词性结构直接转指名词的两种情况。前者是在内部结构关系不变的情况下实现转指,而后者是在内部结构关系改变的情况下实现转指。这样一个语言事实的背后,是多种复杂因素所致,与人的认知思维和认知方式密切相关,对于汉语造词法和构词法的进一步研究有着较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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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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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蔺伟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31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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