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列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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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这个小型座谈会的单明近60岁,现为自由学者、时评人;本刊记者50多岁;章驰(化名)30岁出头,刚从国企跳槽到一家外企。
  单明讲,他1980年代在一铝制品厂干冲压工,“那时职工家缺什么,看厂里有,踅踅摸摸就會弄家去,说这是以厂为家。”单明说,“那时职工家里铝制的东西,几乎都是从厂里顺的,你要是花钱买都笑话你。”
  单明认为,那时企业的向下攀比就很风行了,“你顺一饭盒,我就顺一铝盆;你顺一铝盆,我就顺一铝锅。”当时厂子只有一辆大货车,唯一的司机牛得很,谁都不敢惹,“他用车顺走的高压锅都数不清了。很多人都知道,但没人管。你拿我也拿,比着拿,谁都不干净,又能管得了谁。”
  本刊记者20多岁时也是企业人,在一木制品厂当木工,对此深有同感。那个年代时兴雇人打家具,“打家具用的木料,职工很少花钱买,今天从厂里拿一根方子,明天拿一块板子,不长时间就把打一件家具需要的木料凑齐了。”有一次,本刊记者去一师傅家做客,发现师傅家虽是平房,但铺的是方块木地板,师傅不瞒他,“我每天都要往家带一小捆劈柴,我就把这些好料混劈柴里,系一小捆,捆自行车后货架上,就运出来了。”
  师傅不以为意,“还有偷胶合板的呢,好几张十几张往外偷。”
  现在看,这是典型的向下攀比。对此,80后章驰也是不以为意,“这算什么,你们这是人在物上的向下攀比,我遭遇的是人与人的向下攀比。”
  他说他之所以从那家国企跳槽到现在这家外企,就一个原因,“是劣币把我这个良币驱逐出来的。”他认为自己虽然不是最良币,但起码是次良币,绝不是劣币。“在原单位,劣币混起来舒服,良币很难活。”他说。
  章驰在原单位干的是设计。“设计和设计不一样,整体设计、局部设计和零件设计,花的精力、脑力和时间相差很大。领导是内行,深知这一点,但他从不分出档次,只会搞平衡,干多干少一个样儿,从奖金上就能看出来,你再能干,得奖金再多,比最低档也多不出50元。”章驰说。
  章驰自认为最能干,但相对来说获利不多,便找领导谈,“领导先是啥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点头,最后整出一句,把我气个半死。”领导跟他说那意思是,设计室没有自主设计业务,都是上边总公司往下派活儿,一年活儿排得满满的,上边叫我们设计啥,我们就设计啥,不用我们操心,我们没必要搞什么内部竞争,一搞竞争,设计室里的人就不团结了……
  都什么年代了,还回避竞争!就因为领导这句话,章驰萌生了跳槽的念头。最后让他果断离职的原因是,“设计室虽然有很多制度规章,若照着做,设计室可能好不到哪里去,但也绝差不了太多。制度是摆设,领导决策啦、平时做事啦,从不按制度来,我给他总结4个字,不奖不惩。你干得再好,也不奖励你,刚才说了,干得最好的,奖金只多50元;你干得多孬,也不惩罚你。比如制度上写着,晚交一天设计图要怎么样,图上有差错要怎么样,但没用,从不执行,领导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一句。”
  章驰讲,他离职前的设计室,不按时交设计图已成普遍现象,设计图上的差错越来越多,“我要么混下去,成一废人;要么走人。”章驰说。
  单明挺吃惊,“市场经济时代仍有人排斥竞争,真不可思议!”他瞅着章驰,“你说的领导搞平衡、不奖不惩,都是排斥竞争的产物。排斥竞争是因为你们的设计业务都是上边派下来的,不用你们操心,你们根本没有危机意识。向上攀比在你们那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倒是向下攀比能获得现实利益,所以,第一名学第二名,第二名学第五名,最后都并列倒数第一名。这么下去,组织会完蛋的,在这种组织里混的人,迟早也就会完蛋。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没有把你们推向市场,要是把你们推进去,不竞争才怪,不竞争就得死,而且是立刻死。现在你们是温水煮青蛙,慢死。”
  单明和本刊记者都赞同章驰离职,“原单位是养大爷的地方,要是觉得这么被养着挺好就惨了,以后当三孙子都不够格。跳槽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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