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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商报报道，陕西省人大新闻发展中心对130余名省人大代表和一万余名群众进行的关于“一府两院”组成人员的民意调查显示：代表和群众的“打分”大相径庭!代表们对省检察院、省高院和省公安厅的“不满率”仅为1％、3％和5％，而人民群众的“不满率”却高达41％、41％和57％。换句话说，就是人大代表对上述部门的工作人员相当满意，而人民群众却相当不满意!
看了报道很纳闷：
之一：人大代表到底代表谁?如果代表广大群众，那么，为何对同样部门同样问题的调查，其意见却与群众相左?这次调查的规模不可谓不大，规格也不算低，陕西省这一“反差”现象，其他省份是否存在?
之二：代表与群众的意愿缘何不统一?按理，人大代表是由下而上逐级选出的，每年的“两会”很少有代表因违法违规被取消资格。然而，如果将各级人大代表的履历、身份作个简单分析就会发现：相当数量的代表是现职党政干部，还有不少是“退居二线”的党政干部。有资料介绍：某市人大代表的党政干部比例高达43．5％。事有凑巧，笔者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河南连任数届的某女代表落选的内幕。当这位女代表越来越能代表群众意愿时，却莫名其妙地落选了，为什么?代表的构成成分如此，有如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难做到不偏袒。
之三：代表与群众的意愿如何统一?按照《宪法》规定，人大与“一府两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如果情况概如上述，人大代表的这种身份，就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但我们有些“高级调研机关”发明了一种高级统计方法来自欺欺人。陕西的调查报道还有下文：这次对“一府两院”民意调查的结果是：群众满意率86％0以上!具体的统计方法是：130余名代表的投票数占统计率的70％，一万余名群众的投票数占统计率的30％，两者相加就是全部调查之结果!
好啊!原来是“水中桥”。恕我直言：民意不可强奸，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意见不是这种“正倒剪刀差”的统计方法所能协调起来的!
该怀和不该怀的旧
杨建业(陕西·西安)
一辆富康轿车和一辆自行车发生了小碰撞，富康车上有块看不见的小擦痕：两位事主争执不休，路开始堵车，有人打了110。一位中年人气愤地说：“从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
我亦有同感，因为现在有不少“以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的事。
一对父子发生冲突，邻里给村委会主任打电话，等警察赶来时，村委会主任已调解得差不多了。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桥村，类似这样的邻里、家庭之间的矛盾村一级组织调解很成功，被总结为“枫桥经验”，受到高层瞩目。我哑然失笑：这在以前算什么事?那时居委会的一群老大妈们整天干的就是这个，还有专职的调解员。那时谁家有了事，大家都爱管，劝几句，拉一把，风波就平息了。近年人们于什么都为钱，基层组织涣散了，人情也淡了，于是枫桥镇上的这档子事才成了稀罕的“枫桥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廉价的、惠及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这种导向使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健康成就。1978年，世界医疗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中国的医疗体制被作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见2006．3．20《华商报》)如今，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性公平排序中，中国居于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位，人们这才想起以前农村合作医疗的好采。
今年“两会”决定今后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此举被称为“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甘肃省兰州市还决定从今年开始陆续选送1000名农村青年免费上大学(见2006．3．21《华商报》)。这在20多年前算什么事?那时上大学都免费!所以有人间：早年再穷再苦的孩子，国家也能出钱让他们上学，现在国家越来越富了，为什么穷孩子反而上不起学了呢?
也许有人会说，你在怀旧!对，是在怀。好的事情不管新还是旧，都应该怀。旧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好。除了上述例子外，我还想举两个自然科学的例子。
有种高分子材料叫特氟隆，是美国杜邦公司研发的碳氢树脂的总称，常见用于不粘锅等产品，因优异的耐热、耐低温、自润滑性及化学稳定性受到追捧。现在人们开始怀疑它有致痛作用，95％的美国人血液中测出了全氟辛酸胺(制造特氟隆的化学原料)!为安全起见，不少人又回过头来使用铁锅和合金炊具。又如，尽管现在有了扑热息痛、布洛芬、芬必得、安乃近等止痛消炎药，但经过实践检验，还没有一种新的止痛药能胜过老药阿司匹林。
新旧更替，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新的不一定就好，旧的不一定就不好，要进行具体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厚旧薄新，而是好旧不忘。那些对怀旧保持高度“警惕”的人们不妨琢磨琢磨，当今许多人根本不想提起的“旧”事为什么总是在你眼前晃着诱你去“怀”呢?
“蛋糕”做大就能过上好日子?
于成玉(辽宁·凤城)
正当中国的文人墨客官员政客陶醉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洋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出版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却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平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又说：“中国劳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5页)。
其实，亚当·斯密虽未到过中国，他在书中所说的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和“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却一语中的。由此我想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蛋糕”虽然做得比以前大得多，但老百姓的日子并不比从前好。因为“蛋糕”做大后，秦始皇先切下一大块放在地下(建阴宅即始皇陵和兵马俑)，又切下一大块放在地上(修豪宅阿房宫)，再切下一大块放在山上(修万里长城)：老百姓用血汗做的“蛋糕”被秦始皇切过后，已经所剩无几，许多老百姓连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好日子可言?
如今，有些经济学家口口声声说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过上好日子，却闭口不谈“蛋糕”做大后怎么切，怎么分。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他们的“心”究竟是“良”的还是“凉”的?不错，当下中国的“蛋糕”确实比以前大得多了，但卻弄得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要知道，文革时期，尽管中国经济曾有过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但老百姓还未尝到“看不 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苦涩滋味。为什么“蛋糕”做大了，反倒尝到苦味了呢?
问题在于“蛋糕”做大后，切分“蛋糕”的权力并非掌握在做“蛋糕”的人手里，而切“蛋糕”的人先切下一大块自己享用。且不说贪赃枉法者所攫取的，仅“屁股底下一座楼，打着考察名义出国游，一顿吃掉一头牛”这三大块，就达九千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分担近七百元；建国家大剧院一个座位就花掉五十万元，能建挺像样的两座农村希望小学……据悉，有的地方，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一年仅得二三百元，而干部离岗，不仅工资照发无误，还格外一次性补助二三万元。如此这般切分“蛋糕”，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中国人说话能否不兜圈子
陈大超(湖北·孝感)
在英国读书的大学生可以通过一个机构，申请到英国的普通家庭度周末，来往路费自己掏，其他一切都是那个“普通家庭”掏。有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小伙子，也按照这种方式作了尝试。在餐馆吃饭时，主人跟他聊起天来。“你们喜欢国家的领导人吗?”男主人问。“在我们国家，老百姓当家作主，你说能不喜欢吗?”小伙子说。男主人立刻说：“我们就不喜欢首相布莱尔，他就像一个骗子。我们家的狗整天叼着跑的玩具，都是丑化布莱尔形象的布娃娃：”当我从《海外文摘》看到这个细节，不由得笑了起来，男主人说话太不看场合了——哪能在公众场所这样来说国家领导人呢?
你看中国小伙子，说话多讲究策略。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中国人从小就得到这种训练。我小时候就一再受到这样的训斥：“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你这么大的孩子了，怎么连这点都不懂?”看谁的脸色呢?当然是看那个最有实权最有狠气的主人的脸色，或者具有权势与狠气的客人的脸色。得看有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后来习惯了，不仅进门看脸色，出门也要看脸色。
很多情况下，跟你说话的人，是完全信得过的，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你说话仍然要讲策略，绕圈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法确定那场合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附近的人是否在偷听?
那个英国男子或许会感叹中国人说话大爱兜圈子，不懂得有话直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但如果他生在中国，他知道了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因言获罪的故事，他就会对中国小伙子表示理解的。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积累的，应该包括无论怎么说话也不会获罪的故事。这是公民的另一种财富——让心灵得到解放和放松。只有这样的故事积累得足够多了，中国人说话才不会处处绕圈子——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红色旅游”不能只要旅游不要“红色”
谢 涛(广东·广州)
媒体报道，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和开发商为了商业目的，不顾村民反对，强行租用良田开建“八路军总部广场”(见4月24日《山西商报》)。
据悉，“八路军总部广场”总投资630万元，建筑面积10200平方米，是集多功能露天舞台、八路军总部首长塑像、抗战史浮雕墙、大型兵器陈列、环保公厕、健身场地、草坪绿地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红色广场”。建这个广场，将使62户村民不得不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在广场有收益的情况下，这些村民仅可得到每年每亩1000元的租金，如果广场没有收益，村民们将只能得到广场抵押的一堆无甚利用价值的钢筋水泥。
作为旅游形式，“红色旅游”像常规的旅游产品一样，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社会效益。一方面，通过这个旅游产品的建设可以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重温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可歌可泣的光荣史，可以增强人们健康的情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开发“红色旅游”基地，必须突出思想教育意义。遗憾的是，现实远非宣传资料描述的那样美好。
由于国家的大力提倡，“红色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业界的一大卖点，过去冷冷清清的“红色胜地”遽然变得人潮如流。按理说，只要政府和开发商操作得当，在广大民众的理解和配合下，必定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可惜不少像左权县的地方打着“红色旅游”开发的幌子扰民逐利，委实让“红色旅游”褪色变质了。
就左权县此事而言，即便从纯旅游开发角度来说，也是个完全失败的设计：左权县号称“北国江南”，革命遗迹与田园风光有机结合，本来浑然天成。现在修成一派休闲风貌，与当初“八路军”生活战斗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会给参观者带来怎样的感觉？当初，八路军将士来到清漳河边，与老百姓同劳动，共战斗，搭起草棚，日夜奋战，将大片河滩地变成良田，处处流淌着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现在，同样打着“八路军”的旗号，通过行政和资本的合谋，强占村民耕地，扰民逐利，无疑是对“红色资源”本质的破坏。
国家《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红色”是“旅游”的基调，“旅游”是“红色”的载体。现在一些人把“红色”作为“旅游”的幌子，只要“旅游”不要“紅色”，眼睛死死盯在利润上，使“红色旅游”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情何以堪!
看了报道很纳闷：
之一：人大代表到底代表谁?如果代表广大群众，那么，为何对同样部门同样问题的调查，其意见却与群众相左?这次调查的规模不可谓不大，规格也不算低，陕西省这一“反差”现象，其他省份是否存在?
之二：代表与群众的意愿缘何不统一?按理，人大代表是由下而上逐级选出的，每年的“两会”很少有代表因违法违规被取消资格。然而，如果将各级人大代表的履历、身份作个简单分析就会发现：相当数量的代表是现职党政干部，还有不少是“退居二线”的党政干部。有资料介绍：某市人大代表的党政干部比例高达43．5％。事有凑巧，笔者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河南连任数届的某女代表落选的内幕。当这位女代表越来越能代表群众意愿时，却莫名其妙地落选了，为什么?代表的构成成分如此，有如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很难做到不偏袒。
之三：代表与群众的意愿如何统一?按照《宪法》规定，人大与“一府两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如果情况概如上述，人大代表的这种身份，就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但我们有些“高级调研机关”发明了一种高级统计方法来自欺欺人。陕西的调查报道还有下文：这次对“一府两院”民意调查的结果是：群众满意率86％0以上!具体的统计方法是：130余名代表的投票数占统计率的70％，一万余名群众的投票数占统计率的30％，两者相加就是全部调查之结果!
好啊!原来是“水中桥”。恕我直言：民意不可强奸，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的意见不是这种“正倒剪刀差”的统计方法所能协调起来的!
该怀和不该怀的旧
杨建业(陕西·西安)
一辆富康轿车和一辆自行车发生了小碰撞，富康车上有块看不见的小擦痕：两位事主争执不休，路开始堵车，有人打了110。一位中年人气愤地说：“从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
我亦有同感，因为现在有不少“以前不叫事，现在都成了事”的事。
一对父子发生冲突，邻里给村委会主任打电话，等警察赶来时，村委会主任已调解得差不多了。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桥村，类似这样的邻里、家庭之间的矛盾村一级组织调解很成功，被总结为“枫桥经验”，受到高层瞩目。我哑然失笑：这在以前算什么事?那时居委会的一群老大妈们整天干的就是这个，还有专职的调解员。那时谁家有了事，大家都爱管，劝几句，拉一把，风波就平息了。近年人们于什么都为钱，基层组织涣散了，人情也淡了，于是枫桥镇上的这档子事才成了稀罕的“枫桥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套廉价的、惠及所有居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体系，这种导向使中国能够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健康成就。1978年，世界医疗组织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中国的医疗体制被作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见2006．3．20《华商报》)如今，在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和分配性公平排序中，中国居于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位，人们这才想起以前农村合作医疗的好采。
今年“两会”决定今后两年内，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此举被称为“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甘肃省兰州市还决定从今年开始陆续选送1000名农村青年免费上大学(见2006．3．21《华商报》)。这在20多年前算什么事?那时上大学都免费!所以有人间：早年再穷再苦的孩子，国家也能出钱让他们上学，现在国家越来越富了，为什么穷孩子反而上不起学了呢?
也许有人会说，你在怀旧!对，是在怀。好的事情不管新还是旧，都应该怀。旧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好。除了上述例子外，我还想举两个自然科学的例子。
有种高分子材料叫特氟隆，是美国杜邦公司研发的碳氢树脂的总称，常见用于不粘锅等产品，因优异的耐热、耐低温、自润滑性及化学稳定性受到追捧。现在人们开始怀疑它有致痛作用，95％的美国人血液中测出了全氟辛酸胺(制造特氟隆的化学原料)!为安全起见，不少人又回过头来使用铁锅和合金炊具。又如，尽管现在有了扑热息痛、布洛芬、芬必得、安乃近等止痛消炎药，但经过实践检验，还没有一种新的止痛药能胜过老药阿司匹林。
新旧更替，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新的不一定就好，旧的不一定就不好，要进行具体分析。这并不意味着厚旧薄新，而是好旧不忘。那些对怀旧保持高度“警惕”的人们不妨琢磨琢磨，当今许多人根本不想提起的“旧”事为什么总是在你眼前晃着诱你去“怀”呢?
“蛋糕”做大就能过上好日子?
于成玉(辽宁·凤城)
正当中国的文人墨客官员政客陶醉在“康乾盛世”的时候，洋人亚当·斯密于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出版的《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却对中国说三道四：“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平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又说：“中国劳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65页)。
其实，亚当·斯密虽未到过中国，他在书中所说的中国“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和“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却一语中的。由此我想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蛋糕”虽然做得比以前大得多，但老百姓的日子并不比从前好。因为“蛋糕”做大后，秦始皇先切下一大块放在地下(建阴宅即始皇陵和兵马俑)，又切下一大块放在地上(修豪宅阿房宫)，再切下一大块放在山上(修万里长城)：老百姓用血汗做的“蛋糕”被秦始皇切过后，已经所剩无几，许多老百姓连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什么好日子可言?
如今，有些经济学家口口声声说只有把“蛋糕”做大，才能过上好日子，却闭口不谈“蛋糕”做大后怎么切，怎么分。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他们的“心”究竟是“良”的还是“凉”的?不错，当下中国的“蛋糕”确实比以前大得多了，但卻弄得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要知道，文革时期，尽管中国经济曾有过到了崩溃边缘的时候，但老百姓还未尝到“看不 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苦涩滋味。为什么“蛋糕”做大了，反倒尝到苦味了呢?
问题在于“蛋糕”做大后，切分“蛋糕”的权力并非掌握在做“蛋糕”的人手里，而切“蛋糕”的人先切下一大块自己享用。且不说贪赃枉法者所攫取的，仅“屁股底下一座楼，打着考察名义出国游，一顿吃掉一头牛”这三大块，就达九千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分担近七百元；建国家大剧院一个座位就花掉五十万元，能建挺像样的两座农村希望小学……据悉，有的地方，工人下岗买断工龄，一年仅得二三百元，而干部离岗，不仅工资照发无误，还格外一次性补助二三万元。如此这般切分“蛋糕”，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中国人说话能否不兜圈子
陈大超(湖北·孝感)
在英国读书的大学生可以通过一个机构，申请到英国的普通家庭度周末，来往路费自己掏，其他一切都是那个“普通家庭”掏。有一个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小伙子，也按照这种方式作了尝试。在餐馆吃饭时，主人跟他聊起天来。“你们喜欢国家的领导人吗?”男主人问。“在我们国家，老百姓当家作主，你说能不喜欢吗?”小伙子说。男主人立刻说：“我们就不喜欢首相布莱尔，他就像一个骗子。我们家的狗整天叼着跑的玩具，都是丑化布莱尔形象的布娃娃：”当我从《海外文摘》看到这个细节，不由得笑了起来，男主人说话太不看场合了——哪能在公众场所这样来说国家领导人呢?
你看中国小伙子，说话多讲究策略。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中国人从小就得到这种训练。我小时候就一再受到这样的训斥：“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你这么大的孩子了，怎么连这点都不懂?”看谁的脸色呢?当然是看那个最有实权最有狠气的主人的脸色，或者具有权势与狠气的客人的脸色。得看有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后来习惯了，不仅进门看脸色，出门也要看脸色。
很多情况下，跟你说话的人，是完全信得过的，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你说话仍然要讲策略，绕圈子。为什么呢?因为你无法确定那场合是否存在不安全因素，附近的人是否在偷听?
那个英国男子或许会感叹中国人说话大爱兜圈子，不懂得有话直说是一种快乐和享受，但如果他生在中国，他知道了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因言获罪的故事，他就会对中国小伙子表示理解的。
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积累的，应该包括无论怎么说话也不会获罪的故事。这是公民的另一种财富——让心灵得到解放和放松。只有这样的故事积累得足够多了，中国人说话才不会处处绕圈子——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红色旅游”不能只要旅游不要“红色”
谢 涛(广东·广州)
媒体报道，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和开发商为了商业目的，不顾村民反对，强行租用良田开建“八路军总部广场”(见4月24日《山西商报》)。
据悉，“八路军总部广场”总投资630万元，建筑面积10200平方米，是集多功能露天舞台、八路军总部首长塑像、抗战史浮雕墙、大型兵器陈列、环保公厕、健身场地、草坪绿地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红色广场”。建这个广场，将使62户村民不得不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在广场有收益的情况下，这些村民仅可得到每年每亩1000元的租金，如果广场没有收益，村民们将只能得到广场抵押的一堆无甚利用价值的钢筋水泥。
作为旅游形式，“红色旅游”像常规的旅游产品一样，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社会效益。一方面，通过这个旅游产品的建设可以培育和发展特色产业，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通过重温先烈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可歌可泣的光荣史，可以增强人们健康的情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开发“红色旅游”基地，必须突出思想教育意义。遗憾的是，现实远非宣传资料描述的那样美好。
由于国家的大力提倡，“红色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业界的一大卖点，过去冷冷清清的“红色胜地”遽然变得人潮如流。按理说，只要政府和开发商操作得当，在广大民众的理解和配合下，必定会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可惜不少像左权县的地方打着“红色旅游”开发的幌子扰民逐利，委实让“红色旅游”褪色变质了。
就左权县此事而言，即便从纯旅游开发角度来说，也是个完全失败的设计：左权县号称“北国江南”，革命遗迹与田园风光有机结合，本来浑然天成。现在修成一派休闲风貌，与当初“八路军”生活战斗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会给参观者带来怎样的感觉？当初，八路军将士来到清漳河边，与老百姓同劳动，共战斗，搭起草棚，日夜奋战，将大片河滩地变成良田，处处流淌着感人肺腑的“军民鱼水情”。现在，同样打着“八路军”的旗号，通过行政和资本的合谋，强占村民耕地，扰民逐利，无疑是对“红色资源”本质的破坏。
国家《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红色”是“旅游”的基调，“旅游”是“红色”的载体。现在一些人把“红色”作为“旅游”的幌子，只要“旅游”不要“紅色”，眼睛死死盯在利润上，使“红色旅游”越来越偏离正常轨道，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