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湖南长沙人，1871年出生，曾就读岳麓书院，但数次科考而没有中功名。他是少数先留学日本、后留学英国的湖南人，也是中国伦理学的先驱，却又因为是毛泽东的岳父，而在后来享誉全国。然而对湖南长沙而言，杨昌济留下的《达化斋日记》却更为有趣。
　　这部日记虽然以记录理学的修养心性为主，但日记中记载的长沙生活风俗、街谈巷议、社会现象，今天读来，仍饶有趣味，也便于我们认识百年前曾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一个地道长沙人——杨昌济。

似“愤青”：不满社会中坚“腐败恶浊如此”

　　1913年，杨昌济由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成归国，在湖南高师和长沙一师范任教，得以进入长沙主流社会圈子，目睹基层政治态势。然而，得以流连高层饭局的杨昌济，却对所见所闻十分不满。他在1914年3月18日日记写道：“席间座客所谈，多赌钱、渔色、招权、纳贿之事，此皆中上等社会宜为国民之模范者，乃腐败恶浊如此，良为可叹。”社会的中坚都斤斤计较于个体欲望，那么谁来为苍生而一起呢？
　　故而此时的杨昌济，仿佛一个“愤青”，义愤填膺。他渴望做一些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事情，却又害怕牵扯进各类组织。如当时长沙名人胡子靖邀请杨昌济加入船山学社，杨昌济却“因担任学校功课颇无暇日，一切党会均不愿插身其间，因一入会即组费精神目力也”。他害怕组织影响个人的工作，又可见他的性格并不允许他去做组织性的领导工作。然而，他对船山学社却又很感兴趣。1915年6月15日船山学社成立，他还是跑去会场，看到“刘艮生先生白须飘拂，唇红异常；吴凤笙先生自岳麓冒雨渡水至”。對此，他又觉得颇为高兴。
　　不过，他对于各类组织，终究处于疏离状态。他听闻学界中人有百般运动想充任长沙县教育会长时，就感叹：“此非好消息也，乃知余之辞职大为有见，余自是益不愿插身党会矣。”

爱长沙：狠批不良社会习俗

　　对于生活其间的长沙城，杨昌济有无限的热爱。如1915年3月18日记载：“日渐长，晴天早起，鸟雀争鸣，觉甚快也。今日渡河，天气晴明，堤边新柳青青可爱。”
　　爱之深，责之切。故而对于长沙一些社会风俗，杨昌济可就看不惯，忍不住要批评。
　　他乘船过湘江，听到茶叶商人谋划在新茶中添入柳叶销售，并且沾沾自喜，就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国民素质低劣的表现。因为茶商谋一时之利，而最终导致茶叶滞销，茶叶商人也不免自食恶果，深受其害。他目睹动物园的游客，花钱买老虎口中出入的钱币辟邪，又买绑砍头犯人的绳子辟邪，为此不惜花费几百上千文钱，就忍不住笑话这些愚民的迷信。
　　至于长沙城风靡的打牌赌钱，杨昌济更为不满。1914年9月17日日记中记载：“办事人与矿丁皆打牌赌钱为乐，鲜能贮蓄者。凡吾国多人聚集处皆如此，如长沙高桥地方，每年做红茶，四乡妇女群集选茶，而淫风颇甚，此家族主义之势力有时而穷也。余因此颇感中国人缺乏宗教，于兴实业亦大感不便也。”
　　杨昌济对长沙社会的多数批评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有时候他的一些批评，也十分奇怪而无理。比如1915年2月28日日记记载：“昨自城南归，见有人在街上玩龙，行人为之阻塞，因叹吾国下等社会生活程度甚低，年中无以为乐，乃以此事满其游戏之要求，踊跃从事，良可矜怜。”对于百姓闹龙灯，他觉得是由于生活水平低，故而缺乏别的娱乐活动。这不免有些无理，且不尊重民俗，故难以令人心服。
　　批评归批评，一旦看到长沙的进步，杨昌济又忍不住真心赞美起来。比如1915年3月8日他游玩天心阁，看到“广场舞大妈”唱戏，就在日记中记一笔：“公众之地不顾他人之嫌怪，此亦国人程度低劣之一端。”然而当他发现天心阁公园摆放长椅供游客歇息，却又感慨“亦警政进步之一端”。对于做实事的人，他乃是由衷钦佩的。他遥闻湘阴某统领喜修道路，带兵驻一地，则督兵修路，环近数十百里之路皆有所改良。“现在家居，乃将湘阴之道路修好，此乃真能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者。”在日记中，他还记录：“平江昔年有一县令，福建人，始教其民种薯，开后世无穷之利，县人立庙祀之，号曰薯老爷。其称号鄙且可笑，然其人实可敬服。”杨昌济爱憎分明，不愧是长沙好市民。

办教育：杨开慧13岁才读《唐诗三百首》

　　不少人听闻今天名家学者动辄说家学、“童子功”云云，以为前代文化世家的教育了不得。然而参考海归教育家杨昌济教育子女，我们这些少时所受教育不佳的人，其实不必气馁。且看杨昌济日记中记载：“1914年8月24日，始教开慧读《唐诗三百首》。”这一年，杨开慧13岁，13岁才读唐诗三百首，不过是今天一普通中学生水平，并不见得有何高明。可见，为学在青少年以后，早教的有无关系并不大。
　　杨昌济对教育事业投注了极多的心血，这一点不止体现在栽培自己的女儿，还体现在培养学生上。他曾赋诗云：“强避桃源作太古，欲载大木柱长天。”可见他的教育理想。故而对毛泽东，杨昌济确实颇为器重，如1915年4月5日日记记载：“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 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 。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他对农家子弟毛泽东另眼相看，特重其才，故教毛泽东树立高远志向。由此可见杨昌济如伯乐般具备识人之慧眼。
　　然而，杨昌济虽然十分热爱学生，上课效果恐怕却很一般。1914年9月12日日记记载：“闻生徒之言，似有谓我之教授无味之意，不可不力求进步。”看来他的课，可能有些枯燥呢。不过他知耻后勇，教学很是努力。看到学生作文中还用“君主时代的词语”，不免感叹“数千年积习深入人心，摇笔即来”，立志要为学生传授新知识。

好八卦：读《朝日新闻》，记叶德辉鳏居

　　百年前的杨昌济，之所以可称之为“老长沙”，不止因为他记个人交游和心得，还因为他记载当时许多长沙市井八卦和趣闻。
　　比如读报纸，可能由于曾在日本留学，懂日语，杨昌济订阅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如1915年2月22日记载：“东京《朝日新闻》已有十数日堆积案头，此大不可，此后报来时，当立即看之。”这就使得他能比一般人获得更多新鲜的资讯，从而更早了解国内外情况，并据此研判局势。
　　民国初年，长沙社会八卦新闻多，他也不能免俗。日记中记载：“叶焕彬29岁丧偶，未续弦纳妾，独宿至今。”叶焕彬即叶德辉。他又记载王闿运1914年复出，遭到社会抨击，原因之一是他携带了号称“棉鞋大被”的周老妈子。
　　对当时活跃的出版业，他也颇有些记载，比如记录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万亮卿请他和胡子靖等人到天乐居吃大餐。别人盛情款待，他老人家一回家却在日记中写道：“以中国人而用西式，有许多不合款者，隔壁则弦歌之声与喝彩之声不绝。”仿佛别人招待不周呢。此外，中华书局为扩大销量，邀请他和其他名人作广告，他没看到样书，压根不搭理。
　　不过，在杨昌济一本正经的严肃生活中，偶尔也透出一点逗比的味道。比如，他听从朋友锻炼的劝告，每天起来搞“深呼吸”运动、“冷水浴”运动。又比如，他为了证明借书要还，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余前在宗祠，有一族长年八十还《水浒传》，云已借去二三十年。前辈作事周匝，有终始，良可效法。”一本书借了二三十年再还，杨先生还以为值得效法呢！
　　此外，关于湖南人和长沙人的精神气质，那会儿可不是以“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以及“霸蛮”概括完事的。百年前杨昌济的朋友圈对此也很有些争论，他在1916年9月15日日记载：“曾文正谓湖南人少刚断肃杀之气，予观曾胡左诸公皆有刚断肃杀之气者也。友人谓长沙人多油滑，是盖地气使然，我辈当发愤以此为戒也。又一友人曰：湖南人求其能负气者不难，惟性情厚者难得耳。是亦名论。”杨昌济热爱湖南，但并不一贯盲目，对湖南人性情的缺陷他也有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