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的一天，在北京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薛理泰先生。
　　薛理泰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在那里工作已超30年。他的文章经常见诸华文媒体，以观点犀利著称。他所预言的中美南海之争、朝核问题激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剑走偏锋”，乃至中美贸易摩擦，后来纷纷成为现实。
　　见到薛先生那一天的北京，空气质量不佳。头天，特朗普刚刚签署备忘录，宣布要对中国600亿美元的输美产品加征关税。中方发出了“奉陪到底”的强音，并将首批30亿美元报复清单昭告天下，一场“贸易战”雷声滚滚。而此前不久，特朗普签署了“与台湾交往法案”，给中美关系政治基础造成严重损害。
　　同期，美国加紧同朝鲜、韩国接触，筹备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甚至把美朝韩三方首脑会提上议程。几件大事的同时发生进一步表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周边环境在急速变化。

中美“新冷战”？

　　我没有就贸易战谈贸易战，而是把问题指向宏观的中美关系：有人认为，这场“贸易战”实际是个转折点，标志着中美之间已开始进入“新冷战”状态，甚至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了。您是否也这样看？
　　薛理泰回答，总有人喜欢拿“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喻示中美关系的未来，这种思维方式“食古不化”。源自2500年前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而在热核武器时代，中美都是核大国，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两强既斗争又妥协，战争和冲突不再是不可避免的最终选项。
　　“但‘老大’與‘老二’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终归是不可避免的，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必然会上演”，薛理泰说，“事实上美中关系已经一只脚迈入‘新冷战’了”。
　　薛理泰进一步解释道，这场“新冷战”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无论在形态还上还是内容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美中在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利益深度牵扯，而美苏当年在经济上互不交融。其次，美中并不抱有打垮、压垮对方的根本战略目标，最多是相互牵制、平衡，干预和反干预，渗透与反渗透，这对如此两强来说并非生死抉择。第三，美中在联合国安理会等现行国际体系机制内开展着对话与合作，双方之间的这种合作到目前为止仍是大于彼此摩擦和对抗的。第四，当年美苏对外均搞扩张，争夺全球霸权，彼此战略相互对撞，但美中之争并非这样的性质。第五，美中之间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并不相容，但也并非美苏那样的根本对立，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以输出意识形态为目标。
　　趁薛理泰端起茶杯的当口，我插进一句话：“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美国一度准备调整对华政策，后来是9.11事件的发生赋予了中国宝贵的战略机遇期。这样的机遇恐怕难以重现了吧？”
　　薛理泰说，我在过去的文章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薛理泰仍然耐心地重复了他的观点：中共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国政府处理得当，且“天祚有加”，已三次“消祸于无形”，国势继续拾级而上。第一次，是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后，美国和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磨刀霍霍，孰料菲律宾国内政局变化，杜特尔特上台后采取与其前任阿基诺三世截然不同的对外政策，中国顺势将其拉入“怀抱”，南海紧张局势得以化解。毕竟，中国有钱，能够提供菲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帮助。第二次，是特朗普当选后，据说接受基辛格“献策”，准备改善美俄关系，以此作为牵制中国的重要步骤，然而却被“通俄门”绊住手脚，不得不对俄采取更强硬政策，促使俄进一步向中国靠拢。第三次，是中印边界对峙，差一点爆发战事，幸亏北京战略定力非凡，最终以外交手段化解危机。
　　薛理泰说，时隔这么多年，美国人终是回过味儿来了。2015年至2016年在美国国内发生了一场对华政策辩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过去多年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政策犯了错误，被中国“稳住美国”的战略迷了眼，实际上帮助了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开始在国际体系当中逐步排斥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了。因此，无论是唐纳德·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大选中获胜，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发生比较大的调整。
　　薛理泰说，美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可以等待，美国不可再拖延，决定以经贸为切入点加强对华遏制，以达“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特朗普政府祭出的6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只是初招，必有
　　后手。这种贸易惩罚姿态与美国国内的税收制度改革和加息、缩表进程相配合，辅以向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进行的政治施压，实际上吹响了全球投资从中国市场撤出的号角，针对的是中国创新力的增长。但资本有着趋利的天性，加速离开中国市场的将不仅是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也包括早已开始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转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这一方面可以起到在战略上、经济上弱化中国发展势头的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中国的邻国“平地起高楼”，增加与中国相抗衡的资本和筹码。一旦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下行的轨道，很多连带社会效应是“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需要冷静

　　“既然斗争不可避免，中国还能做些什么？”我追问。
　　薛理泰说，中国特别要冷静地看到三点：第一，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在未来数年追平甚至超越美国——这几乎注定发生，但科技创新力仍比美国相差一大截，外资公司的继续撤离也将延缓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的追赶步伐。美国是不会坐视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赶上来的。第二，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仍是“大进大出”的格局，各项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对外开放的门也不可能重新关上。第三，中国不少邻国尽管经济上靠中国，但安全上仍然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依赖，仍在观望，它们的政治意志在特定情况下并不完全可靠。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下，如果美中陷入长期固化的“新冷战”状态，不仅“老三”日本会更加坚定地跟着美国走，自“老三”以下直至“老七”“老八”都会重新选边。
　　不过，薛理泰补充说，美国自己也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搞定”。当今世界，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小国对美国是“不战而降”的。目前美国所面临的最紧迫地区安全问题是朝鲜半岛局势。特朗普与金正恩的会晤一定会举行，也一定会谈出成果，但没有中国的配合，朝鲜不可能采取弃核实际步骤。再者，美国和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仍未理顺，此时，如果美国同中国发生正面对撞，中东方向那些表面上被摁住的极端恐怖势力一定会趁机制造混乱，使美国如芒刺在背。第三，要想对付中国，成本太大，风险太高，对此道理美国不是不明白，在很多问题上只能诉诸于同中国磋商协调，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
　　“中国恐怕要直面这场从太平洋对面倒逼过来的新改革了。”我感叹。
　　薛理泰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继续强化着他的观点：尽管更为尖锐的美中之争一定会发生，但它并非根本性的战略对撞和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国家利益之争，管理得好尚可保持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稳定，管理得不好美中双输，全世界跟着遭殃。美中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美中并非天然的敌手，在两国关系史上，美国帮助中国的时间远远多于与中国为敌的时间，当然中国帮助美国的时间也远远多于不配合美国的时间。
　　在下一位访客到来前，我抓紧时间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应该以何心态面对目前的国际和地区复杂变局？”
　　“不要拱火”，薛理泰回答。他重新引述其旧文中的观点说，一国真正的国际竞争力是由经济实力、科技创新力、军事实力、战略水平、国民凝聚力等多种要素组成的，而非仅以GDP高低论英雄。《孙子兵法》有云，“能而示之不能”。国人勿要沾沾自喜于中国日益成为“事实上的超级大国”，如偏要“不能而示之能”，将导致外部状况空前复杂起来，长此以往，将促使外界合力对付中国，难免重蹈“盛世屡次功败垂成”的教训。
　　一个多小时的访谈很快过去了，尽管我并不能同意薛理泰的所有看法，但他提出的问题显然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