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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平湖》养成记排练笔记的习惯
和于老合作的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戏是《太平湖》,在这部戏里,于老饰演老舍,而我当时只是个跑龙套的年轻演员。那时候于老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了,有的时候会忘台词,甚至可能会因为身体的疼痛无法继续,但是先生还是瞒着很多人,继续努力地用心塑造着老舍这个形象。他总是会说,如果自己在台上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忘词了,一定要帮他托着点儿,帮他遮掩过去。
在排《太平湖》的时候,我总是会看到于老在记排练笔记,记录下对角色、对剧本的理解和分析。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记录下来,对他的这个习惯很不理解,也根本不敢去看他的笔记,毕竟那时我只是个年轻的小演员。可是没成想,于老的这个工作习惯后来却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如果有什么新想法,或者是其他导演、演员说的某句话给了我启发,我都会记录下来。我不喜欢用电脑打字,还是习惯用钢笔或者铅笔在本子上写,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只在本子上写一句话,比如只写了今天排了几幕戏,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至少可以知道那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
时至今日,看过《太平湖》的人可谓寥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于老曾塑造过老舍这个形象。而在当时,于老饱受病痛的折磨,自己也知道这部戏的前景可能不会太好,但是为了完成对老舍先生的追忆,向老舍先生的艺术成就致敬,也为了达成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夙愿,为了北京人艺能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于老还是在坚持着要排好这部戏。
现在大家追忆于老,总是会提到《茶馆》中的王利发、《龙须沟》里面的程疯子和《骆驼祥子》里面的老马,这些所谓经典的角色。但其实在我看来,不管是哪部戏,不管塑造的形象有没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于老都是在很用心地去排,这才是让我最敬重的地方。很多人都认为于老在人艺排的最后一部戏是《茶馆》,其实不是这样的,于老在人艺排的最后一部戏应该是《新居》。1989年排《新居》这部戏时,于老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了,但他还是想排这部戏,尽管他心里很清楚,《新居》绝达不到《茶馆》的高度,人物形象也不可能像王掌柜那样深入人心。那是一个好剧本极其匮乏的年代,人艺的发展比较艰难,即使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于老却依然很用心地排戏,很认真地记台词,他希望在这个艰难时期自己能够起到领头的作用,希望他们所开创的人艺的演剧风格能够得到传承。所以哪怕是演一个小角色,哪怕他知道这个剧的前景会很不好,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先生说,戏大于天,也是这个道理吧。
于是之召唤我回人艺
1989年,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申请去德国。在此之前,德国教授已经给我发过了三次邀请函,但是当时剧院考虑到我还没有毕业,而且希望将来可以重点培养我,尤其是在我排完《北京人》之后,很多老师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才,担心我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所以三次邀请函都被剧院扣下了,没让我知道。毕业之时,我觉得自己还是想去德国学习一下,就去找于是之老师办理相关手续。我记得于老只是问我:“想好了?真的想去?”然后他就盖章了。临走之前,我又见到了于老师,他当时只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小冯,你以后如果还回来,就再回人艺啊!”也许当时他只是说了一句客套话,但是在我看来他是想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想回国发展了,那我还能回到人艺当演员,人艺还要我。
在德国学习两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不想继续留在国外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想当演员,不能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在德国混日子。于是我回国了。回国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了人艺剧院。刚进门的时候,遇到了好多年轻演员,大家看到我,都叽叽喳喳地问我是不是回国探亲,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来不及一一回答,一转头就在楼梯口看到了于是之老师,他当时正下楼送完客人,刚好就碰到了我。那一刻,于老也只是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小冯啊,你回来啦,那还是回剧院吧!”其实当时我本来只是想回剧院看看,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真的回去,但听了于老这句话,我立马就说:“好的,好的!”然后于老师安排我回剧院办手续,我就这样又回到了北京人艺。
如果不是于老逝世,我可能都不会想起这些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缘分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命运亦是如此。当年若不是那般巧合地遇到于老,或者若是他没有跟我讲出那样一句简单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回人艺了,可能我现在还在德国混日子,那我也就不是今天的冯远征了。我想,若是今天于老还健在,我们一起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应该已经不记得自己曾说过什么了。这对他来说是太平常的一句话,因为他一直都是这般地惜才爱才,但是对于我,这句话真的太重要了。
于是之老师,再见!
前几天看到有人发微博说,1992年于老最后一次演王利发,谢幕时,一个女孩儿用童声喊道:“王掌柜!永别了!”后来还有媒体引用了这条微博。但其实当时我正在现场,事实不是这样的。
那是于老最后一次演《茶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说实话,那出戏演得不是非常成功,因为身体原因,于老忘了很多词。在后来回忆时他也说到了这一点,因为那场戏没演好,于老心里一直很难受,觉得有愧于观众。但是当时热情的观众并没有在乎这些,演出谢幕后,掌声持续了很久,于老一直说着“谢谢,谢谢大家”。这个时候,掌声慢慢小了,出现了一个静场,或许是当时观众以为于老要说点什么,但是于老什么也没说。观众席里有人打出了横幅,写着“北京人艺万岁”之类的字样,突然,观众席里有一个像是大学生的男生喊了一声“于”,就顿住了,可能他觉得直接这样喊不太礼貌,紧接着,他又喊道:“于是之老师,再见!”当时场上掌声雷动,很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于老的眼泪也一下就掉下来了。
那天我还特意花了5块还是10块钱买了件T恤衫,想留下于是之老师和其他老艺术家们的签名。但直到谢幕之后,我才敢去找他们要签名。于是之老师签得不是很好,但特别工整,不像他以前的签字,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可能是因为心里难过,觉得自己演得不是特别好。
于老躺在床上不能演戏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反复提起他,现在他去世了,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惋惜,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戏好,更是因为他对艺术执著的追求,对后辈的用心扶持,为人艺发展的呕心沥血。他就是一杆大旗,他和老舍先生、焦隐菊先生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开创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人艺的戏之所以和其他剧院的戏不一样,就是因为人艺对艺术、对剧本、对角色都有着独到的理解,这就是人艺特有的演剧风格。于老是开创者,是旗帜性的人物,之前很多年,虽然他躺在床上人事不知了,但我们知道他还是在的,我们心里就还是安定的,就有主心骨,而现在,他走了。
在学员班的时候,我们都叫他于老师,包括林连昆老师也是,谁要叫他院长他跟谁急。他们老一辈的人之间则是叫“小于子”、“小林子”,当时我们还偷着乐,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小于子”。于老不会摆官架子,不会油嘴滑舌,只是专心于艺术,用心教我们排戏,他是一个艺术家型的院长。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年轻人和他都没有距离,我们可以找他去谈心,相处非常融洽。当然,在排戏时如果没有演好,他也会很严肃地教育我们,脸会拉下来,语气也很不好,但这不是说他对学生不好,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怕我们不能继承北京人艺的精髓。
于老去世后,很多人说“王利发永别了”、“程疯子永别了”,我想说的是,没有永别,因为于老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了。而且,于老塑造的很多形象也已经被新一代演员继承过来,他们还在演着《龙须沟》,演着《骆驼祥子》,演着《茶馆》。没有永别,没有谢幕,于老走了,但他的艺术生命还在延续着。我们要继承于老的精神,延续他未完成的愿望,发扬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这些都是于老一生的夙愿,现在,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话剧人的心愿。
和于老合作的第一部也是惟一一部戏是《太平湖》,在这部戏里,于老饰演老舍,而我当时只是个跑龙套的年轻演员。那时候于老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了,有的时候会忘台词,甚至可能会因为身体的疼痛无法继续,但是先生还是瞒着很多人,继续努力地用心塑造着老舍这个形象。他总是会说,如果自己在台上出现什么问题,比如忘词了,一定要帮他托着点儿,帮他遮掩过去。
在排《太平湖》的时候,我总是会看到于老在记排练笔记,记录下对角色、对剧本的理解和分析。当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记录下来,对他的这个习惯很不理解,也根本不敢去看他的笔记,毕竟那时我只是个年轻的小演员。可是没成想,于老的这个工作习惯后来却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如果有什么新想法,或者是其他导演、演员说的某句话给了我启发,我都会记录下来。我不喜欢用电脑打字,还是习惯用钢笔或者铅笔在本子上写,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只在本子上写一句话,比如只写了今天排了几幕戏,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很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至少可以知道那一天我都做了些什么。
时至今日,看过《太平湖》的人可谓寥寥,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于老曾塑造过老舍这个形象。而在当时,于老饱受病痛的折磨,自己也知道这部戏的前景可能不会太好,但是为了完成对老舍先生的追忆,向老舍先生的艺术成就致敬,也为了达成自己心中一直以来的夙愿,为了北京人艺能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于老还是在坚持着要排好这部戏。
现在大家追忆于老,总是会提到《茶馆》中的王利发、《龙须沟》里面的程疯子和《骆驼祥子》里面的老马,这些所谓经典的角色。但其实在我看来,不管是哪部戏,不管塑造的形象有没有成为经典的可能,于老都是在很用心地去排,这才是让我最敬重的地方。很多人都认为于老在人艺排的最后一部戏是《茶馆》,其实不是这样的,于老在人艺排的最后一部戏应该是《新居》。1989年排《新居》这部戏时,于老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太好了,但他还是想排这部戏,尽管他心里很清楚,《新居》绝达不到《茶馆》的高度,人物形象也不可能像王掌柜那样深入人心。那是一个好剧本极其匮乏的年代,人艺的发展比较艰难,即使身体已经不允许了,于老却依然很用心地排戏,很认真地记台词,他希望在这个艰难时期自己能够起到领头的作用,希望他们所开创的人艺的演剧风格能够得到传承。所以哪怕是演一个小角色,哪怕他知道这个剧的前景会很不好,他还是坚持下来了。先生说,戏大于天,也是这个道理吧。
于是之召唤我回人艺
1989年,我从人艺学员班毕业,申请去德国。在此之前,德国教授已经给我发过了三次邀请函,但是当时剧院考虑到我还没有毕业,而且希望将来可以重点培养我,尤其是在我排完《北京人》之后,很多老师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才,担心我出国后就不回来了,所以三次邀请函都被剧院扣下了,没让我知道。毕业之时,我觉得自己还是想去德国学习一下,就去找于是之老师办理相关手续。我记得于老只是问我:“想好了?真的想去?”然后他就盖章了。临走之前,我又见到了于老师,他当时只和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小冯,你以后如果还回来,就再回人艺啊!”也许当时他只是说了一句客套话,但是在我看来他是想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想回国发展了,那我还能回到人艺当演员,人艺还要我。
在德国学习两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找不到未来的方向,不想继续留在国外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想当演员,不能从二十多岁开始就在德国混日子。于是我回国了。回国后的第二天,我就去了人艺剧院。刚进门的时候,遇到了好多年轻演员,大家看到我,都叽叽喳喳地问我是不是回国探亲,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来不及一一回答,一转头就在楼梯口看到了于是之老师,他当时正下楼送完客人,刚好就碰到了我。那一刻,于老也只是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小冯啊,你回来啦,那还是回剧院吧!”其实当时我本来只是想回剧院看看,还没有决定要不要真的回去,但听了于老这句话,我立马就说:“好的,好的!”然后于老师安排我回剧院办手续,我就这样又回到了北京人艺。
如果不是于老逝世,我可能都不会想起这些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缘分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命运亦是如此。当年若不是那般巧合地遇到于老,或者若是他没有跟我讲出那样一句简单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回人艺了,可能我现在还在德国混日子,那我也就不是今天的冯远征了。我想,若是今天于老还健在,我们一起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应该已经不记得自己曾说过什么了。这对他来说是太平常的一句话,因为他一直都是这般地惜才爱才,但是对于我,这句话真的太重要了。
于是之老师,再见!
前几天看到有人发微博说,1992年于老最后一次演王利发,谢幕时,一个女孩儿用童声喊道:“王掌柜!永别了!”后来还有媒体引用了这条微博。但其实当时我正在现场,事实不是这样的。
那是于老最后一次演《茶馆》,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说实话,那出戏演得不是非常成功,因为身体原因,于老忘了很多词。在后来回忆时他也说到了这一点,因为那场戏没演好,于老心里一直很难受,觉得有愧于观众。但是当时热情的观众并没有在乎这些,演出谢幕后,掌声持续了很久,于老一直说着“谢谢,谢谢大家”。这个时候,掌声慢慢小了,出现了一个静场,或许是当时观众以为于老要说点什么,但是于老什么也没说。观众席里有人打出了横幅,写着“北京人艺万岁”之类的字样,突然,观众席里有一个像是大学生的男生喊了一声“于”,就顿住了,可能他觉得直接这样喊不太礼貌,紧接着,他又喊道:“于是之老师,再见!”当时场上掌声雷动,很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于老的眼泪也一下就掉下来了。
那天我还特意花了5块还是10块钱买了件T恤衫,想留下于是之老师和其他老艺术家们的签名。但直到谢幕之后,我才敢去找他们要签名。于是之老师签得不是很好,但特别工整,不像他以前的签字,可能是因为太累了,可能是因为心里难过,觉得自己演得不是特别好。
于老躺在床上不能演戏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反复提起他,现在他去世了,很多人都觉得非常惋惜,这不只是因为他的戏好,更是因为他对艺术执著的追求,对后辈的用心扶持,为人艺发展的呕心沥血。他就是一杆大旗,他和老舍先生、焦隐菊先生这些老一辈的艺术家们开创了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人艺的戏之所以和其他剧院的戏不一样,就是因为人艺对艺术、对剧本、对角色都有着独到的理解,这就是人艺特有的演剧风格。于老是开创者,是旗帜性的人物,之前很多年,虽然他躺在床上人事不知了,但我们知道他还是在的,我们心里就还是安定的,就有主心骨,而现在,他走了。
在学员班的时候,我们都叫他于老师,包括林连昆老师也是,谁要叫他院长他跟谁急。他们老一辈的人之间则是叫“小于子”、“小林子”,当时我们还偷着乐,说,这么大岁数了还叫“小于子”。于老不会摆官架子,不会油嘴滑舌,只是专心于艺术,用心教我们排戏,他是一个艺术家型的院长。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年轻人和他都没有距离,我们可以找他去谈心,相处非常融洽。当然,在排戏时如果没有演好,他也会很严肃地教育我们,脸会拉下来,语气也很不好,但这不是说他对学生不好,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怕我们不能继承北京人艺的精髓。
于老去世后,很多人说“王利发永别了”、“程疯子永别了”,我想说的是,没有永别,因为于老塑造的人物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了。而且,于老塑造的很多形象也已经被新一代演员继承过来,他们还在演着《龙须沟》,演着《骆驼祥子》,演着《茶馆》。没有永别,没有谢幕,于老走了,但他的艺术生命还在延续着。我们要继承于老的精神,延续他未完成的愿望,发扬北京人艺的演剧风格。这些都是于老一生的夙愿,现在,也应该是每一个中国话剧人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