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驻华大使黎想先生邀我参加在其官邸举办的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来华演出庆祝晚宴，席间，中法音乐界人士共同追忆了两国音乐界的友好历史，提到了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与法国的不解之缘。
　　黎想大使说，他三年前在北京看过《黄河大合唱》的整场演出，深为震撼，对冼星海的音乐成就十分倾慕，对法国音乐界曾给予冼星海的帮助和专业教育深感骄傲。
　　1929年，24岁的冼星海怀揣着成为音乐家的梦想只身来到巴黎，结识了当时正在那里留学的马思聪，正是这位后来成为中国小提琴艺术拓荒者的音乐家向冼星海提供了兄弟般的帮助。
　　马思聪比冼星海小7岁，1928年考进巴黎音乐学院，是该院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回忆，“星海要我给他介绍提琴老师，我们一面谈着，穿过几条大街，天黑下来……我们在一个玻璃门的店子面前停下来，一股热的水蒸气从门缝钻出来，那就是星海工作的地方，是一家浴室兼修指甲的，星海就在那儿当堂倌，他苦干、耐劳、坚定的精神令我吃惊，令我敬佩。”
　　根据冼星海的年龄和经济状况，马思聪担心自己的老师、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未必肯收他作学生，但还是向老师力荐。见面时，奥别多菲尔听冼星海拉了一曲后皱起眉头，显然是不太满意。当他问起冼星海的年龄，眉头便皱得更紧。马思聪立即向老师讲述了冼星海贫苦的身世和只身求学的艰辛，奥别多菲尔最终被打动，决定免费教他。
　　后来，经奥别多菲尔推荐，冼星海先后师从法国著名音乐家德印、加隆、杜卡、丹地、拉贝等人，如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迅速成长起来。保罗·杜卡是驰名世界的印象派音乐大师，对冼星海的才华十分欣赏。冼星海曾回忆，“更侥幸的是他竟肯收我做门生，他给我各種援助，送我衣服，送我钱，不断地鼓励我。”
　　1931年，冼星海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肖拉·康托鲁姆高级作曲班，成为该班第一名中国留学生。冼星海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忆起报考那天的经历：“巴黎音乐院的门警不放我进门，因为我的衣服不相称，又是中国人。我对门警说，我是来报考高级作曲班的，他不相信，因为中国人考中级班的也很少，而且来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正在为难，恰巧杜卡先生从外面来，他攀着我的肩一同进去了”。
　　在作曲班学习期间，冼星海创作《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中国古诗》等部作品。《风》是冼星海创作的女高音、单簧管、钢琴三重奏管弦乐，在巴黎音乐学院音乐厅首演时，杜卡、拉威尔、普罗柯菲耶夫等三位法国著名音乐家莅临，演出在巴黎音乐界引起轰动，当地电台、广播、报纸均大量报道。
　　冼星海回忆：“我写自以为比较成功的作品《风》的时候，正是被生活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住在一间七层楼上的破小房子里，这间房子的门窗都坏了，巴黎的天气本来比中国南方冷，那年冬天的那夜又刮大风，我没有棉被，觉也睡不成，只得点灯写作，哪知风猛烈吹进，煤油灯吹灭了再点上又吹灭。我伤心极了，我打着寒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颤动。一切人生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于是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以后，我又把对祖国的思念写成《游子吟》《中国古诗》和其他的作品。”
　　“在困苦生活的时日，对祖国的消息和怀念也催迫我努力。我很喜欢看法国国庆节和贞德节大游行。群众爱护他们祖国的狂热和法国国歌的悲壮声，猛烈地打动了我。我想到自己多难的祖国，和三年以来在巴黎受尽的种种辛酸、无助、孤单、悲痛、哀愁、忧郁的感情混合在一起，我两眼充满了泪水，回到店里偷偷地哭起来。在悲痛里我起了应该去挽救祖国于危亡的念头。”
　　1935年春，冼星海从作曲班毕业，恩师杜卡逝世，冼星海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战争。
　　对冼星海的英年早逝，马思聪创作了歌曲《你睡啦，人民的歌手》痛悼：“你睡啦，人民的歌手啊，为什么这样早，这样早，这样早，这样早，这样早！”如今，冼星海安葬在广州麓湖星海园里，马思聪墓则在咫尺之遥的聚芳园里，两位音乐大师终于重逢。
　　黎想大使先生十分关注闪亮影业与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根据冼星海在哈经历拍摄的故事片《音乐家》，也希望我们能将冼星海在法国的留学经历搬上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