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嫘祖，或曰祖、累祖、雷祖、嫘俎，作为黄帝的正妃和蚕神，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然终因年代久远，记载缺失、零散，真要弄清她的事迹、本来面目，实非易事。本文拟就嫘祖的正妃身份、嫘祖与蚕丝的关系以及嫘祖的故里等三个问题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不当之处，请专家、同好共正之。
关于嫘祖的正妃身份
嫘祖之作为黄帝的配偶乃至所谓正妃，见诸多种史籍：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山海经·海内经》）
黄帝有熊氏，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世本》王谟辑本）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大戴礼记·帝系》）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次妃肜鱼氏女……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
（黄帝）元妃西陵氏曰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次妃方累氏曰节……次妃肜鱼氏……次妃嫫母……（《路史·后纪五》）
方雷氏，黄帝妃……祖，黄帝妃……肜鱼氏，黄帝妃……嫫母，黄帝妃。（《汉书·古今人表》）
从较早的几种文献如《山海经》《世本》《大戴礼记》等的记载看，既言“妻”“娶于”，实不过是仅谓嫘祖是黄帝的配偶，且是唯一配偶。从《史记·五帝本纪》开始，始言嫘祖为黄帝正妃。既言“正妃”，必尚有数目不等的次妃在，但太史公未提及，唐司马贞《索隐》始言“黄帝立四妃”，并引述了皇甫谧《帝王世纪》所开列的累祖、方雷氏、肜鱼氏、嫫母四妃的名字。南宋罗泌《路史》一书沿袭了上述说法。《汉书·古今人表》所列黄帝四妃亦由上述四人组成，唯在顺序上把方雷氏置于首位而将累祖放在第二的位置上了，不知是有意的调整，还是无意间错置了。
笔者认为，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已确立起自己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部落和部落联盟首领实行多妻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不但不是什么稀罕事，反而是部落间维系、加强联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把嫘祖等目为“妃”“正妃”，并不恰当，也不是历史事实，正如把黄帝目为“帝”并不恰当，也不是历史事实一样。因为黄帝所处的时代尚在原始社会末期，文明虽在萌动，却并未真正确立起来。称黄帝和嫘祖为“帝”、为“妃”，乃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后人按照后来发生的事去比况古人、改铸古史的结果。退一步来说，即使黄帝时代确已有了“帝”“妃”一类的称号，那也同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帝”“妃”远不是一回事。当然，加在黄帝、嫘祖头上的“帝”“妃”一类的习惯用语，不必要，亦无法改变，但作为后人，自己心里必须搞明白。
关于嫘祖与蚕丝的关系
人们常把“衣、食、住、行”挂在嘴边，足见衣着在人们生活中地位之重要。可在早期，人类却只知道用现成的自然物如树叶、兽皮一类的东西遮丑、御寒，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中后期，才出现了纺织术，实现了由“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礼记·礼运》）的转变。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主要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则用棉花，中国除用毛、麻外，还在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优良天然长纤维蚕丝。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那么，中国的养蚕制丝起源于何时呢？从后世的文献记载看，一些史籍多把养蚕制丝的发明权归在嫘祖头上。但较早的记载，如《山海经》《世本》《大戴礼记》《史记》等，多仅言嫘祖作为黄帝妻子或“元妃”的身份，并未涉及她在养蚕制丝方面的作为和贡献。晚后些的史籍始将嫘祖与养蚕制丝联结在一起，如《隋书·礼仪志二》谓北周“奠先蚕西陵氏神”，《纲鉴易知录》谓“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路史》则先谓伏羲“化蚕桑为帛”（《后记》一引《皇图要览》），继而又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后记》五）。前后似缺乏照应。“化蚕”何指？或谓伏羲化成了蚕，或谓伏羲把野蚕驯化为家蚕。谓伏羲幻化成了蚕固荒诞不经，但亦可以由此透露出先民们早在伏羲时代就已对蚕有了认识，并懂得如何制丝。若是指伏羲是最早把野蚕驯化成家蚕的人，那么，对嫘祖的“始蚕”身份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有学者认为，伏羲才是最早把野蚕驯化成家蚕的人，把伏羲的这项功劳转移到嫘祖头上，乃是秦汉以来儒家把黄帝目为各族共同祖先，把什么好事都往黄帝及其身边人身上推这一政治需要的产物。
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后期，我国许多地方的先民们都已有了蚕桑活动，这已得到考古发掘的有力证明。如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的半个茧壳，距今约5000年；1983年，河南郑州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碳化丝织物残片，距今约5500年；1980年，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陶塑蚕蛹，距今约5400年；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绢片、丝带、丝绳等丝织品，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鉴定，为家蚕丝织物，距今约53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一牙雕小盅，外壁雕刻编织纹和蚕纹图案一圈，距今六七千年，唯此“蚕纹”究竟是家蚕、野蚕抑或其他昆虫，学者间尚有不同认识。又据报载，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在两处墓葬人的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遗留物，据此推断“8500年前的贾湖居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术，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惜未见正式发掘报告，亦未推断此为野蚕丝还是家蚕丝。有学者综合各种考古发现认为：“从总体时间概念上讲，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不会超过5500年”。从上述考古发现可知，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它的后期，我国包括长江下游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先民们都已步入蚕桑时代，而不仅限于黄帝族所在的中原地区。从时间上讲，有些地区走在了黃帝族的前头，黄帝或其妃嫘祖发明了养蚕制丝的说法恐难成立。 再从蚕神的崇拜、祭祀看。关于甲骨文中有没有“蚕”字和对蚕神的祭祀，学者争论尚大，这里且不去说它。
据《礼记·祭统》载，西周时可能已有“王后蚕于北郊”之类的对蚕神的祀典了，但这个蚕神却是个无名氏，未与具体的人挂钩。
东汉时，“春蚕生而皇后亲桑于菀中……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引《汉旧仪》）。蚕神的名字是有了，且是两位女性，但与嫘祖无涉。
北齐时，“置先蚕坛……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隋书·礼仪志二》），即是把黄帝视为蚕神。
北周时，始“奠先蚕西陵氏神”（《隋书·礼仪志二》）。至此，嫘祖始被当政者作为蚕神正式列入祀典。
既列入国家祀典，其地位自然日隆，于是自此以后，有关嫘祖的纪念性建筑，如陵、庙、祠、宫之类便在各地相继出现，寄托着后人对这位伟大女性的追思、怀念。
不过，即便如此，嫘祖也并未成为唯一的蚕神，在各地仍有不同的民间蚕神在，如蚕女、蚕姑、蚕母、蚕花娘娘、蚕三姑、蚕花五圣、蚕丝仙姑、蚕皇老太、马头娘、马明王、青衣神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蚕桑的起源是多元的，并非皆始自嫘祖、传自嫘祖。
应该说，嫘祖的蚕神地位，同她以及她所在的黄帝族群在养蚕制丝方面确曾做出过一定乃至重大贡献有关，否则人们亦不会平白无故地把始蚕、蚕神一类的桂冠奉送于她，自然亦同她的黄帝元妃的身份有关，夫荣妻贵，自古已然。
关于嫘祖的故里
《山海经》仅言“黄帝妻雷祖”，未言雷祖出自哪里。《世本》《史记·五帝本纪》始给出了“西陵氏之子”“西陵之女”的说法，但这个“西陵”究竟在哪里，却成了至今仍聚讼纷纭的千古不解难题。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谓：“西陵，国名也。”此所谓“国名”，乃古人习称，实为氏族部落名。但这个氏族部落在何处呢？张守节没说，恐怕也不知道。今人钱穆谓：“此西陵当近丹水，今淅川县境。黄帝娶西陵氏女，或此也。”
目前，关于嫘祖故里所在，学界共有十几种说法，河南有四处：西平、开封、荥阳、睢县；湖北有四处：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川有三处：盐亭、茂县、乐山；以及山西夏县、陕西白水、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其中，证据较有力、影响较大的，为河南西平说和四川盐亭说两种。
河南西平说有两大优势：一为地名学优势。《水经注·水》：“水……又东过西平县北。县，故柏国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西汉以后，这里又设置过西陵乡、西陵亭等以“西陵”为名的地方机构。研究者据此认为，河南西平早在西汉时即有西陵之称，其得名可能源于远古时期活动于这一带的西陵氏部族。二为地缘优势。这里与传为黄帝故里的新郑相去不远，在远古交通不便、黄帝部落联盟控制区不可能很大的情况下，部落间的联盟、联姻总是就近的，从而从一个侧面增强了西平为嫘祖故里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古今同名而异时、异地的地名很多，单凭地名相同或相近的孤证恐说明不了什么。而黄帝的故里究竟在哪，至今仍争论不休，难以定案，大前提既成问题，地缘优势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川盐亭说除凭借该地有诸多有关嫘祖的传说和纪念性建筑物外，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盐亭金鸡镇人王映维20世纪40年代抄录留传下来的唐代著名韬略家、《长短经》作者、盐亭人赵蕤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所撰《嫘祖圣地》碑了。碑文不但称颂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且明谓“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碑文一般都有较高史料价值，历来为学者所重，但考虑到原碑已失，碑文所凭多为后世传闻和民间傳说，再考虑到赵蕤作为本地人的乡土情结等，其价值和可信度又不免在学者间产生不同认识。
其他诸说，亦大抵在地名、后世纪念性建筑物、民间传闻中做文章，坚实的证据并不是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多年来，一批古史专家和地方学者在嫘祖故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成果，这是有目共睹和令人欣喜的。但在笔者看来，在现有史料条件下，这个问题恐一时尚难厘清。不同角度、立场的探讨，尽可畅所欲言，自占一席之地，但应注意，不要太乡土本位主义，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太绝对，应留有余地，特别是要尊重不同声音、意见，科学对待于己有利和不利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孔夫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老夫子这话是两千多年前讲的，今天听来，仍觉那么亲切。
关于嫘祖的正妃身份
嫘祖之作为黄帝的配偶乃至所谓正妃，见诸多种史籍：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山海经·海内经》）
黄帝有熊氏，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世本》王谟辑本）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大戴礼记·帝系》）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次妃肜鱼氏女……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史记索隐》引《帝王世纪》）
（黄帝）元妃西陵氏曰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次妃方累氏曰节……次妃肜鱼氏……次妃嫫母……（《路史·后纪五》）
方雷氏，黄帝妃……祖，黄帝妃……肜鱼氏，黄帝妃……嫫母，黄帝妃。（《汉书·古今人表》）
从较早的几种文献如《山海经》《世本》《大戴礼记》等的记载看，既言“妻”“娶于”，实不过是仅谓嫘祖是黄帝的配偶，且是唯一配偶。从《史记·五帝本纪》开始，始言嫘祖为黄帝正妃。既言“正妃”，必尚有数目不等的次妃在，但太史公未提及，唐司马贞《索隐》始言“黄帝立四妃”，并引述了皇甫谧《帝王世纪》所开列的累祖、方雷氏、肜鱼氏、嫫母四妃的名字。南宋罗泌《路史》一书沿袭了上述说法。《汉书·古今人表》所列黄帝四妃亦由上述四人组成，唯在顺序上把方雷氏置于首位而将累祖放在第二的位置上了，不知是有意的调整，还是无意间错置了。
笔者认为，在原始社会晚期男性已确立起自己统治地位的情况下，部落和部落联盟首领实行多妻制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不但不是什么稀罕事，反而是部落间维系、加强联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把嫘祖等目为“妃”“正妃”，并不恰当，也不是历史事实，正如把黄帝目为“帝”并不恰当，也不是历史事实一样。因为黄帝所处的时代尚在原始社会末期，文明虽在萌动，却并未真正确立起来。称黄帝和嫘祖为“帝”、为“妃”，乃是进入阶级社会后，后人按照后来发生的事去比况古人、改铸古史的结果。退一步来说，即使黄帝时代确已有了“帝”“妃”一类的称号，那也同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帝”“妃”远不是一回事。当然，加在黄帝、嫘祖头上的“帝”“妃”一类的习惯用语，不必要，亦无法改变，但作为后人，自己心里必须搞明白。
关于嫘祖与蚕丝的关系
人们常把“衣、食、住、行”挂在嘴边，足见衣着在人们生活中地位之重要。可在早期，人类却只知道用现成的自然物如树叶、兽皮一类的东西遮丑、御寒，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中后期，才出现了纺织术，实现了由“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礼记·礼运》）的转变。古代世界各国用于纺织的纤维均为天然纤维，一般是毛、麻、棉三种短纤维，如地中海地区主要是羊毛和亚麻，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则用棉花，中国除用毛、麻外，还在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优良天然长纤维蚕丝。养蚕制丝是中国人的发明，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那么，中国的养蚕制丝起源于何时呢？从后世的文献记载看，一些史籍多把养蚕制丝的发明权归在嫘祖头上。但较早的记载，如《山海经》《世本》《大戴礼记》《史记》等，多仅言嫘祖作为黄帝妻子或“元妃”的身份，并未涉及她在养蚕制丝方面的作为和贡献。晚后些的史籍始将嫘祖与养蚕制丝联结在一起，如《隋书·礼仪志二》谓北周“奠先蚕西陵氏神”，《纲鉴易知录》谓“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后世祀为先蚕”。《路史》则先谓伏羲“化蚕桑为帛”（《后记》一引《皇图要览》），继而又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后记》五）。前后似缺乏照应。“化蚕”何指？或谓伏羲化成了蚕，或谓伏羲把野蚕驯化为家蚕。谓伏羲幻化成了蚕固荒诞不经，但亦可以由此透露出先民们早在伏羲时代就已对蚕有了认识，并懂得如何制丝。若是指伏羲是最早把野蚕驯化成家蚕的人，那么，对嫘祖的“始蚕”身份又该如何解释呢？对此，有学者认为，伏羲才是最早把野蚕驯化成家蚕的人，把伏羲的这项功劳转移到嫘祖头上，乃是秦汉以来儒家把黄帝目为各族共同祖先，把什么好事都往黄帝及其身边人身上推这一政治需要的产物。
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后期，我国许多地方的先民们都已有了蚕桑活动，这已得到考古发掘的有力证明。如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经人工割裂的半个茧壳，距今约5000年；1983年，河南郑州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碳化丝织物残片，距今约5500年；1980年，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两件陶塑蚕蛹，距今约5400年；1958年，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发现绢片、丝带、丝绳等丝织品，经浙江纺织科学研究所和浙江丝绸工学院鉴定，为家蚕丝织物，距今约53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一牙雕小盅，外壁雕刻编织纹和蚕纹图案一圈，距今六七千年，唯此“蚕纹”究竟是家蚕、野蚕抑或其他昆虫，学者间尚有不同认识。又据报载，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前期遗址，在两处墓葬人的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丝蛋白的遗留物，据此推断“8500年前的贾湖居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技术，并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惜未见正式发掘报告，亦未推断此为野蚕丝还是家蚕丝。有学者综合各种考古发现认为：“从总体时间概念上讲，中国人工养蚕的历史不会超过5500年”。从上述考古发现可知，进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到了它的后期，我国包括长江下游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的先民们都已步入蚕桑时代，而不仅限于黄帝族所在的中原地区。从时间上讲，有些地区走在了黃帝族的前头，黄帝或其妃嫘祖发明了养蚕制丝的说法恐难成立。 再从蚕神的崇拜、祭祀看。关于甲骨文中有没有“蚕”字和对蚕神的祭祀，学者争论尚大，这里且不去说它。
据《礼记·祭统》载，西周时可能已有“王后蚕于北郊”之类的对蚕神的祀典了，但这个蚕神却是个无名氏，未与具体的人挂钩。
东汉时，“春蚕生而皇后亲桑于菀中……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后汉书·礼仪志上》刘昭注引《汉旧仪》）。蚕神的名字是有了，且是两位女性，但与嫘祖无涉。
北齐时，“置先蚕坛……使公卿以一太牢祀先蚕黄帝轩辕氏于坛上”（《隋书·礼仪志二》），即是把黄帝视为蚕神。
北周时，始“奠先蚕西陵氏神”（《隋书·礼仪志二》）。至此，嫘祖始被当政者作为蚕神正式列入祀典。
既列入国家祀典，其地位自然日隆，于是自此以后，有关嫘祖的纪念性建筑，如陵、庙、祠、宫之类便在各地相继出现，寄托着后人对这位伟大女性的追思、怀念。
不过，即便如此，嫘祖也并未成为唯一的蚕神，在各地仍有不同的民间蚕神在，如蚕女、蚕姑、蚕母、蚕花娘娘、蚕三姑、蚕花五圣、蚕丝仙姑、蚕皇老太、马头娘、马明王、青衣神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古代蚕桑的起源是多元的，并非皆始自嫘祖、传自嫘祖。
应该说，嫘祖的蚕神地位，同她以及她所在的黄帝族群在养蚕制丝方面确曾做出过一定乃至重大贡献有关，否则人们亦不会平白无故地把始蚕、蚕神一类的桂冠奉送于她，自然亦同她的黄帝元妃的身份有关，夫荣妻贵，自古已然。
关于嫘祖的故里
《山海经》仅言“黄帝妻雷祖”，未言雷祖出自哪里。《世本》《史记·五帝本纪》始给出了“西陵氏之子”“西陵之女”的说法，但这个“西陵”究竟在哪里，却成了至今仍聚讼纷纭的千古不解难题。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谓：“西陵，国名也。”此所谓“国名”，乃古人习称，实为氏族部落名。但这个氏族部落在何处呢？张守节没说，恐怕也不知道。今人钱穆谓：“此西陵当近丹水，今淅川县境。黄帝娶西陵氏女，或此也。”
目前，关于嫘祖故里所在，学界共有十几种说法，河南有四处：西平、开封、荥阳、睢县；湖北有四处：宜昌、远安、黄冈、浠水；四川有三处：盐亭、茂县、乐山；以及山西夏县、陕西白水、山东费县、浙江杭州等。其中，证据较有力、影响较大的，为河南西平说和四川盐亭说两种。
河南西平说有两大优势：一为地名学优势。《水经注·水》：“水……又东过西平县北。县，故柏国也。……汉曰西平。其西吕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西汉以后，这里又设置过西陵乡、西陵亭等以“西陵”为名的地方机构。研究者据此认为，河南西平早在西汉时即有西陵之称，其得名可能源于远古时期活动于这一带的西陵氏部族。二为地缘优势。这里与传为黄帝故里的新郑相去不远，在远古交通不便、黄帝部落联盟控制区不可能很大的情况下，部落间的联盟、联姻总是就近的，从而从一个侧面增强了西平为嫘祖故里的可能性。但问题在于，古今同名而异时、异地的地名很多，单凭地名相同或相近的孤证恐说明不了什么。而黄帝的故里究竟在哪，至今仍争论不休，难以定案，大前提既成问题，地缘优势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川盐亭说除凭借该地有诸多有关嫘祖的传说和纪念性建筑物外，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盐亭金鸡镇人王映维20世纪40年代抄录留传下来的唐代著名韬略家、《长短经》作者、盐亭人赵蕤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所撰《嫘祖圣地》碑了。碑文不但称颂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且明谓“女中圣贤王凤，黄帝元妃嫘祖，生于本邑嫘祖山”。碑文一般都有较高史料价值，历来为学者所重，但考虑到原碑已失，碑文所凭多为后世传闻和民间傳说，再考虑到赵蕤作为本地人的乡土情结等，其价值和可信度又不免在学者间产生不同认识。
其他诸说，亦大抵在地名、后世纪念性建筑物、民间传闻中做文章，坚实的证据并不是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多年来，一批古史专家和地方学者在嫘祖故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少成果，这是有目共睹和令人欣喜的。但在笔者看来，在现有史料条件下，这个问题恐一时尚难厘清。不同角度、立场的探讨，尽可畅所欲言，自占一席之地，但应注意，不要太乡土本位主义，不要把话说得太死、太绝对，应留有余地，特别是要尊重不同声音、意见，科学对待于己有利和不利正、反两个方面的材料。孔夫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论语·为政》）老夫子这话是两千多年前讲的，今天听来，仍觉那么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