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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邮局挂牌时,在附近住了50多年的老邻居才知道,府右街乙27号真的是个邮局……
看上去,府右街乙27号毫不起眼。它对面的红墙内,就是中南海,中国政治的心脏。即使路边停着一辆绿色的邮车,那一小溜位于西城区府右街和西椅子胡同交汇处的灰白临街房,依然看不出太多特别之处,走过这条小街的人,很容易错过它。
这排矮房子中间是两个银色铝合金门柱,门柱的左侧挂着一块不大的金色铭牌,需要凑近,才能看清——中南海邮政支局。最近,中南海邮局登报寻访它60年历史里相关的老员工、老照片、老物件,这个昔日神秘的邮局才出现在公众面前。
80岁的傅江海,1950年2月22日参与创办了这个邮局,他说:“从中南海邮局调出去以后,有关在中南海邮局工作的事我没有提过一个字,今天是我第一次提。”
前身:找不到地名的“山河邮局”
1950年2月初,20岁的傅江海奉命从香山来到中南海筹建邮局。2月22日,邮局就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在中南海东门落了脚。9个月前,他刚刚从西柏坡来到香山的“北平第五十支局”,负责为党中央寄发邮件,专门为驻在香山的党中央机关和领导服务。1949年,中央机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陆续往市内迁,为中央机关服务的邮递员,也从香山随之迁往中南海。这样的搬迁,傅江海已经有过一次,那次是从西柏坡进京。
1948年2月21日在西柏坡成立的“山河邮局”可算是中南海邮局的前身,主要职能就是为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1900年代初,资深邮迷、山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谢孜学收藏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山河邮戳的信封,凭借那个信封,他在那几年的世界性邮展上屡获金奖。最初拿到这个宝贵的信封时,这个老邮迷也很奇怪,通常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山河”这个地名。翻了很多资料,谢孜学终于弄清: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平山的“山”、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为名。
其实,山河邮局,香山的五十支局,中南海邮局,从来没有挂过牌。在香山,就明确要求,邮蜀只叫“北平五十支局”,也不挂局牌;寄发单位和个人如写“香山”两字一律退回原单位,不予寄发。“中南海邮局”对于傅江海他们来说,其实只是个头脑中的概念而已。他从不会向外人提起,同事之间都不说这五个字,他们习惯称之为“十七支局”。
严格说起来,傅江海是第一位真正在中南海里面上班的邮递员。
在山河邮局时,傅江海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中央领导。他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会议闭幕后,石家庄京剧团来表演,傅江海看京剧时看见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邮局,傅江海有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建国后,邮局已经陆续多了些员工,但是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太少,只能让傅江海一个人去做营业所的工作,开汇票、寄包件、收包裹。1958年初,傅江海调离邮局。不久,比他小五岁的尚元清来到了中南海邮局。
一到邮局,领导特地交代:“要做无名英雄,做出多大的成绩都不能宣传表扬……”
“海”里的人,“海”里的事儿
从1948年到1958年,从山河到香山到中南海,傅江海总共跟随了中央机关10年的时间。和中南海的行政人员一样,他们也习惯地称中南海为“海”。邮局和“海”里的各机关单位的人都很熟稔,中央有什么活动都通知他们去。开国大典的时候,傅江海和郭克勤就坐在西华表下观礼,这个区域坐着的都是中央机关的人。
稍晚些到中南海邮局工作的尚元清,也直接跟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
除了机关单位,中南海里还有百十来户首长住家,都有各自的信箱号码,都得按照信箱号码去送。尚元清每天6点就在“海”里投递,8点必须都投递完。有时候他会碰上一早出来遛弯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这么早送报来了,辛苦了!”时不时还开个玩笑,没有一点架子;有时候,陈老总还会主动把信报都接过去,“行了,都给我,我给送去。”
尚元清到中南海邮局的时候,邮局已经整体搬到西门营业处这边,这里距周总理生活和工作的西花厅不足百米。周总理和邓颖超时常会到邮局来看望大伙,嘘寒问暖。夏天的时候,周总理会自己出钱买一大堆西瓜,放在西门的一个桌子下面,桌子上则放一把水果刀,谁想吃都可以自己拿刀去切。
出“海”的回忆
李振才没有想到,后来,“海”里还是和邮局“见外”了,就在他担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后期,邮局从红墙里搬了出来。李振才已经记不清从“海”里搬出来的具体时间。他只记得,搬出来之后,邮局马上就投入到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的工作中去了。
按照惯例,“两会”和党代会的会务邮政工作,一直是由中南海邮局负责。
九大开完之后,《人民日报》出号外,忘记在邓颖超的名字后加标注“(女)”。当时李振才他们已经把这批报纸分拣完毕,正准备投递到“海”里和参会代表时,这个遗漏被发现。这批万来份报纸被紧急叫停,《人民日报》赶紧另外起印。
那段日子是李振才此生经历过的最闹腾的日子。
1967年夏天发生的“揪刘火线”事件,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7月下旬起,至8月5日凌晨止,整个中南海围墙外,达到喧闹的高峰期。有一次,一群人举着一张纸质毛主席像就往门里冲,李振才他们不敢上前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人冲进中南海。
后来,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海”里面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把邮局撤出去,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南海以外的地界,已经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一个邮局并不容易。最终,警卫局回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报信还是得由你们送,你们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这样,在1960年代的末期,中南海邮局搬到了现在的府右街乙27号院——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
打开紧闭的门
从中南海搬出来之后,中南海邮局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北京市郵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了中南海邮局。这一轮番的变化,对尚元清而言’并没有特别感觉。对他来说,只是换了个工作地点,其他一切都没什么变化。小院依旧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任何交道,他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可以在“海”里面进行……
邮政业务也和过去一样,最多的是投递报刊和信件。当时的信函,除了少量私人信件外,大部分是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写给国家领导人的。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来信最多,然后是寄给其他各位酋长的来信,这被称其为人民来信,一般都占所有信件的70%到80%以上。唐山大地震那会儿,人民来信达到了顶峰,最多的一天用邮政二号袋装了十七八袋。大约3万余件。
搬到“海”外,最大的变化也只是他们在府右街乙27号院紧闳的门里,盖得端端正正的邮戳上的日期罢了。但是,府右街乙27号院的门还是被猛然推开了。对于市场,大伙也并不陌生了,同级的其他支局已经在市场搏得热火朝天了,因为中南海的特殊性,十七支局—直都被按着没动。
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上级特批他们在那天启用“中南海”的邮戳。李先念的夫人林家楣是个集邮迷,她特意到邮局留下了一枚邮戳。从那之后,中南海邮局开始启用地名邮戳。虽不对外服务,但已不停有人慕名上门,尤其是集邮迷,会特地跑过来,想盖上这里的邮戳。遇到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来的人尤其多,邮局一般也不会拒绝。
1995年,局里的储蓄部门率先出来营业。2007年,那块金色的“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这次总算被允许挂出来。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能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
在西椅子胡同住了五十多年的李大妈,就是在中南海邮局把牌子挂出来之后,才确定府右街乙27号真是个向外服务的邮局。于是,她把自己在别处领了多年的养老金转到了这里。
60年过去,中南海邮局就这样成了一个为普通百姓服务的邮局。
看上去,府右街乙27号毫不起眼。它对面的红墙内,就是中南海,中国政治的心脏。即使路边停着一辆绿色的邮车,那一小溜位于西城区府右街和西椅子胡同交汇处的灰白临街房,依然看不出太多特别之处,走过这条小街的人,很容易错过它。
这排矮房子中间是两个银色铝合金门柱,门柱的左侧挂着一块不大的金色铭牌,需要凑近,才能看清——中南海邮政支局。最近,中南海邮局登报寻访它60年历史里相关的老员工、老照片、老物件,这个昔日神秘的邮局才出现在公众面前。
80岁的傅江海,1950年2月22日参与创办了这个邮局,他说:“从中南海邮局调出去以后,有关在中南海邮局工作的事我没有提过一个字,今天是我第一次提。”
前身:找不到地名的“山河邮局”
1950年2月初,20岁的傅江海奉命从香山来到中南海筹建邮局。2月22日,邮局就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在中南海东门落了脚。9个月前,他刚刚从西柏坡来到香山的“北平第五十支局”,负责为党中央寄发邮件,专门为驻在香山的党中央机关和领导服务。1949年,中央机关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陆续往市内迁,为中央机关服务的邮递员,也从香山随之迁往中南海。这样的搬迁,傅江海已经有过一次,那次是从西柏坡进京。
1948年2月21日在西柏坡成立的“山河邮局”可算是中南海邮局的前身,主要职能就是为党中央机关和首长们服务。1900年代初,资深邮迷、山西省集邮协会副会长谢孜学收藏了一枚晋察冀边区山河邮戳的信封,凭借那个信封,他在那几年的世界性邮展上屡获金奖。最初拿到这个宝贵的信封时,这个老邮迷也很奇怪,通常邮戳都是地名,但当时晋察冀边区历史上并没有“山河”这个地名。翻了很多资料,谢孜学终于弄清:为了保密,山河邮局分别取平山的“山”、流经平山县的滹沱河的“河”为名。
其实,山河邮局,香山的五十支局,中南海邮局,从来没有挂过牌。在香山,就明确要求,邮蜀只叫“北平五十支局”,也不挂局牌;寄发单位和个人如写“香山”两字一律退回原单位,不予寄发。“中南海邮局”对于傅江海他们来说,其实只是个头脑中的概念而已。他从不会向外人提起,同事之间都不说这五个字,他们习惯称之为“十七支局”。
严格说起来,傅江海是第一位真正在中南海里面上班的邮递员。
在山河邮局时,傅江海并不是那么容易看到中央领导。他第一次见毛主席是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会议闭幕后,石家庄京剧团来表演,傅江海看京剧时看见了毛主席。在中南海邮局,傅江海有一张最高级别的通行证,哪里都能去。建国后,邮局已经陆续多了些员工,但是有最高级别通行证的人太少,只能让傅江海一个人去做营业所的工作,开汇票、寄包件、收包裹。1958年初,傅江海调离邮局。不久,比他小五岁的尚元清来到了中南海邮局。
一到邮局,领导特地交代:“要做无名英雄,做出多大的成绩都不能宣传表扬……”
“海”里的人,“海”里的事儿
从1948年到1958年,从山河到香山到中南海,傅江海总共跟随了中央机关10年的时间。和中南海的行政人员一样,他们也习惯地称中南海为“海”。邮局和“海”里的各机关单位的人都很熟稔,中央有什么活动都通知他们去。开国大典的时候,傅江海和郭克勤就坐在西华表下观礼,这个区域坐着的都是中央机关的人。
稍晚些到中南海邮局工作的尚元清,也直接跟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
除了机关单位,中南海里还有百十来户首长住家,都有各自的信箱号码,都得按照信箱号码去送。尚元清每天6点就在“海”里投递,8点必须都投递完。有时候他会碰上一早出来遛弯的陈毅,陈老总就说,“这么早送报来了,辛苦了!”时不时还开个玩笑,没有一点架子;有时候,陈老总还会主动把信报都接过去,“行了,都给我,我给送去。”
尚元清到中南海邮局的时候,邮局已经整体搬到西门营业处这边,这里距周总理生活和工作的西花厅不足百米。周总理和邓颖超时常会到邮局来看望大伙,嘘寒问暖。夏天的时候,周总理会自己出钱买一大堆西瓜,放在西门的一个桌子下面,桌子上则放一把水果刀,谁想吃都可以自己拿刀去切。
出“海”的回忆
李振才没有想到,后来,“海”里还是和邮局“见外”了,就在他担任中南海邮局负责人的后期,邮局从红墙里搬了出来。李振才已经记不清从“海”里搬出来的具体时间。他只记得,搬出来之后,邮局马上就投入到1969年4月召开的“九大”的工作中去了。
按照惯例,“两会”和党代会的会务邮政工作,一直是由中南海邮局负责。
九大开完之后,《人民日报》出号外,忘记在邓颖超的名字后加标注“(女)”。当时李振才他们已经把这批报纸分拣完毕,正准备投递到“海”里和参会代表时,这个遗漏被发现。这批万来份报纸被紧急叫停,《人民日报》赶紧另外起印。
那段日子是李振才此生经历过的最闹腾的日子。
1967年夏天发生的“揪刘火线”事件,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7月下旬起,至8月5日凌晨止,整个中南海围墙外,达到喧闹的高峰期。有一次,一群人举着一张纸质毛主席像就往门里冲,李振才他们不敢上前阻拦,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人冲进中南海。
后来,或许是出于安全考虑,“海”里面的一些机构和住户开始往外迁。把邮局撤出去,也不是简单的事情。中南海以外的地界,已经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一个邮局并不容易。最终,警卫局回应,党中央、国务院的报信还是得由你们送,你们只是办公地点变,其他的关系都不变。这样,在1960年代的末期,中南海邮局搬到了现在的府右街乙27号院——一个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
打开紧闭的门
从中南海搬出来之后,中南海邮局不再归北京市邮政局直管,北京市郵政局西区邮局接管了中南海邮局。这一轮番的变化,对尚元清而言’并没有特别感觉。对他来说,只是换了个工作地点,其他一切都没什么变化。小院依旧不挂牌,不对外营业,不和附近居民打任何交道,他们吃饭、洗澡、参加文体活动,都可以在“海”里面进行……
邮政业务也和过去一样,最多的是投递报刊和信件。当时的信函,除了少量私人信件外,大部分是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写给国家领导人的。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来信最多,然后是寄给其他各位酋长的来信,这被称其为人民来信,一般都占所有信件的70%到80%以上。唐山大地震那会儿,人民来信达到了顶峰,最多的一天用邮政二号袋装了十七八袋。大约3万余件。
搬到“海”外,最大的变化也只是他们在府右街乙27号院紧闳的门里,盖得端端正正的邮戳上的日期罢了。但是,府右街乙27号院的门还是被猛然推开了。对于市场,大伙也并不陌生了,同级的其他支局已经在市场搏得热火朝天了,因为中南海的特殊性,十七支局—直都被按着没动。
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上级特批他们在那天启用“中南海”的邮戳。李先念的夫人林家楣是个集邮迷,她特意到邮局留下了一枚邮戳。从那之后,中南海邮局开始启用地名邮戳。虽不对外服务,但已不停有人慕名上门,尤其是集邮迷,会特地跑过来,想盖上这里的邮戳。遇到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来的人尤其多,邮局一般也不会拒绝。
1995年,局里的储蓄部门率先出来营业。2007年,那块金色的“中南海邮政支局”的铭牌这次总算被允许挂出来。这是中南海邮局第一次能明确地告诉外界,自己姓甚名谁。
在西椅子胡同住了五十多年的李大妈,就是在中南海邮局把牌子挂出来之后,才确定府右街乙27号真是个向外服务的邮局。于是,她把自己在别处领了多年的养老金转到了这里。
60年过去,中南海邮局就这样成了一个为普通百姓服务的邮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