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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巧遇，竟成永别
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巧往往出于不曾预料而遇之事，其实这偶遇巧合之中常常蕴含着必然。“文革”期间，我两次遇见彭德怀都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场合，虽是匆匆一瞥，却像块镌刻的石碑一样隽永长存。自庐山会议之后，彭老总被分配西北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1967年春夏之交，“文革”已出现高潮，这时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头一天某某人可能是革命干部，第二天就会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黑帮……”受批判、被羁押，剥夺人身自由。我也成了其中一员。
有一天，我被解押前往东城海运仓招待所礼堂接受批判，上了大卡车，从长安街由西向东行驶，快到天安门广场时，我看见远远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车前立着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彭德怀。
这辆车由东向西行走，我睁大眼睛，肃穆相迎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首长，相互招呼，更多的是目光迎送。通过眼神达到心灵交流，彼此心知肚明，此时无言胜有言呀！多年无音讯，谁知我们竟会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相会——这里是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毛泽东曾在此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多么神圣的广场！此时开国元帅和将军竟成阶下囚，在此相会，是嘲笑、是讥讽，难道真有什么天意吗？这种场合、这个时刻，确实令人难以忘怀呀！
几年后，1974年也是春夏之交，我算获得人身自由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但是已经允许我进住301总医院高干病房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了。我一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一天早晨，我从南楼病房漫步到14号楼病房处，抬头往上一瞧，凉台上站着彭德怀元帅，真是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挥手招呼，并立即奔向14号楼。可是我到了14号楼门口却被警卫给挡住了，他们不让我进去。当我出来再仰望凉台时，已不见彭德怀的踪影了。
一种不解、遗憾、迷惘，以及愤慨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真所谓的百感交集。明明人在跟前，却不让相见。这是我又一次较近距离见到了彭德怀，也是生平的最后一面。是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京含恨离去。惊闻噩耗，我是以偶遇道别的，那一刻永留心中，不禁挥洒以下诗句：
曲曲潇湘皆泪痕，
河山呜咽哭忠魂。
平江起义宏图远，
虎帐谈兵战略新。
半纪征鞍平寇虏，
一生正气满乾坤。
帅星殒落天昏暗 ，
耿耿丹心照汗青。
悠悠岁月，往事回眸
我与彭德怀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就在这短短的接触中，他的言行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一副威严震慑的仪表，蕴藏一颗仁慈善良的心灵，这就是彭德怀。他对部属的关爱是有口皆碑的。1938年，我任抗大第一分校三支队支队长的时候，当时我们分校离八路军总部不远，总部首长对我们学校很关心，只要他们有空就会到学校作报告、讲课等。
有一次彭德怀到我支队视察，我陪同他参观，给他介绍情况，到了吃饭时间，我吩咐厨房，给彭德怀加一个红烧肉。当他进入饭厅，看了一下就对我说：“我们先下去看看，等一会儿回来再吃。”这正是部队开饭时间，我们就到附近的连队看就餐的情况。他看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可能认为学员的饭菜还不错，就把司务长、炊事班长找来，问道：“你们平时的饭菜都是这样吗？”炊事班长说：“平时都这样，没错。”彭德怀进而问道：“不是听说我来了才改善的吧。”炊事班长急忙说：“你来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吃的。”司务长把每周制定的菜谱拿出来给彭德怀看。
彭德怀看后挺满意，就问：“伙食标准够不够支配？”司务长说：“除按伙食标准外，我们自己还养猪、种菜补贴，尽量把伙食搞好。”彭德怀满意地点点头说：“这样做很好，很好。”出门后，他对我说：“我们当干部的，一定要关心部下的生活。”
1952年春，我调到军委作战部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当时彭德怀就住在中南海里，其住所与我们办公地方只有一条小路之隔，窗户对着窗户。他平时工作很忙，只要他在中南海里，我们就能见到他。有时我去他家里，他就给我泡茶喝，随口说：“这茶叶是我自己买的。”这句不经意的话，使我们知道他很注意自己的生活细节，廉洁自律，不沾公家便宜。那时还是供给制，按标准发给有限的生活费，个人额外开支都在每月的生活费里。
1952年春，我（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遵照许世友司令员的指示赴京向军委和总部首长汇报山东半岛海防问题。会后，彭德怀突然问我：“你行李带来没有？”我诧异地说：“我住北京饭店要带什么行李呀？”他立刻说：“军委决定调你到作战部工作，你回去交代工作，一周后到北京报到。”听到这一决定来得如此仓促，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于是，我说：“我没有准备呀！”他接着说：“这要什么准备，回去交代工作，一周后到作战部报到。”军委的决定就是命令。我立即回济南向许世友司令员报告，并在一周内完成交接工作后赴京上任。
工作不过夜，当天的事情当天完成。这是彭德怀对我们提出的工作要求，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
1954年11月中旬，作战部组织在京军职以上干部，在青岛方向进行集团军抗登陆战役现地作业，刘伯承院长担任总导演。驻京各部和军（兵）种分别派人员各司其职参与演练。我担任该集团作战处长的任务。当演练推进到胶东半岛时，彭德怀到胶东视察海防工作。演练工作结束后，我陪同彭德怀到胶东沿海视察。
我们到蓬莱时，彭德怀视察周边环境后，对我说：“山东军区必须把长山列岛和蓬莱建成进入京津的铁门扇。”接着又说：“东北军区必须把大连建成永久设防地区。这样才能有效的拱卫京津。”只言片语就把他视察的目的跃然纸上，也就是从捍卫祖国安全的角度考虑设防。常言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这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更加重要。彭德怀是具备这种思想素质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彭德怀是我军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他战功赫赫，在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由于他秉性耿直，关心人民群众，爱说实话。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写信向毛主席反映。这本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却在庐山会议遭到批判，并被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撤去党内外职务。
庐山会议事件出现时，正值军博筹建后的陈列布展阶段。这时有位领导找我谈：百团大战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要我在陈列中撤销有关彭德怀以及他领导和指挥部队的历史文物。这个谈话让我十分作难，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翌日晨，我带着问题去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把我所遇的难题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问我的意见呢？我说：“彭德怀的文物不能撤，撤了我军的历史就会出现一些空白，无法向部队交代，也无法回答群众的质疑，而且不利于部队内部的团结。彭德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板门店停战协定的签名谁能代替呢？关于百团大战的问题，我查过历史文件，上报的是华北大破袭。华北大破袭对象是抗击日本侵略军，这在政治方向讲是正确的。该作战计划已经上报中央，并得到了批准，这从组织上说也是合法的。所以我认为为了避嫌，可以改用‘华北大破袭’的名称，其余都不动。”
罗瑞卿听后说：“你先去找陈赓大将、刘帅和聂帅，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告诉我。”我先找了陈赓大将，他向来爽直，我们在延安抗大时就很熟悉了。我说明来意后，他不假思索地说：“为这事我还挨批评？”我说：“我不管你挨不挨批评，这样处理你们同意不同意呢？”他马上回答：“我同意。”随后，我找了刘帅、聂帅。他俩都同意。我就把征求意见的结果反馈给罗瑞卿。罗瑞卿说：“我同意这么办。”于是我就把处理意见报告萧华。军博陈列布展保持原貌，只将“百团大战”换成“华北大破袭”。后来，周恩来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来军博审查亦未提出异议。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
不料“文革”时，上述之事就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即贾若瑜偷梁换柱，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罗瑞卿亦难逃此责任。
政治风云就是如此。现在时过境迁，人们都会冷静下来思考问题，审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真实地反映历史，才能服众，才能站得住脚。
（作者系原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压题照片为作者与彭德怀、叶剑英、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
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巧往往出于不曾预料而遇之事，其实这偶遇巧合之中常常蕴含着必然。“文革”期间，我两次遇见彭德怀都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场合，虽是匆匆一瞥，却像块镌刻的石碑一样隽永长存。自庐山会议之后，彭老总被分配西北后，我们就没有见过面了。
1967年春夏之交，“文革”已出现高潮，这时所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头一天某某人可能是革命干部，第二天就会打成“走资派、反革命分子、黑帮……”受批判、被羁押，剥夺人身自由。我也成了其中一员。
有一天，我被解押前往东城海运仓招待所礼堂接受批判，上了大卡车，从长安街由西向东行驶，快到天安门广场时，我看见远远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车前立着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我一眼就认出他是彭德怀。
这辆车由东向西行走，我睁大眼睛，肃穆相迎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首长，相互招呼，更多的是目光迎送。通过眼神达到心灵交流，彼此心知肚明，此时无言胜有言呀！多年无音讯，谁知我们竟会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相会——这里是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毛泽东曾在此向世界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多么神圣的广场！此时开国元帅和将军竟成阶下囚，在此相会，是嘲笑、是讥讽，难道真有什么天意吗？这种场合、这个时刻，确实令人难以忘怀呀！
几年后，1974年也是春夏之交，我算获得人身自由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但是已经允许我进住301总医院高干病房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了。我一向有早起散步的习惯。一天早晨，我从南楼病房漫步到14号楼病房处，抬头往上一瞧，凉台上站着彭德怀元帅，真是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挥手招呼，并立即奔向14号楼。可是我到了14号楼门口却被警卫给挡住了，他们不让我进去。当我出来再仰望凉台时，已不见彭德怀的踪影了。
一种不解、遗憾、迷惘，以及愤慨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真所谓的百感交集。明明人在跟前，却不让相见。这是我又一次较近距离见到了彭德怀，也是生平的最后一面。是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京含恨离去。惊闻噩耗，我是以偶遇道别的，那一刻永留心中，不禁挥洒以下诗句：
曲曲潇湘皆泪痕，
河山呜咽哭忠魂。
平江起义宏图远，
虎帐谈兵战略新。
半纪征鞍平寇虏，
一生正气满乾坤。
帅星殒落天昏暗 ，
耿耿丹心照汗青。
悠悠岁月，往事回眸
我与彭德怀相处的时间是短暂的，就在这短短的接触中，他的言行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一副威严震慑的仪表，蕴藏一颗仁慈善良的心灵，这就是彭德怀。他对部属的关爱是有口皆碑的。1938年，我任抗大第一分校三支队支队长的时候，当时我们分校离八路军总部不远，总部首长对我们学校很关心，只要他们有空就会到学校作报告、讲课等。
有一次彭德怀到我支队视察，我陪同他参观，给他介绍情况，到了吃饭时间，我吩咐厨房，给彭德怀加一个红烧肉。当他进入饭厅，看了一下就对我说：“我们先下去看看，等一会儿回来再吃。”这正是部队开饭时间，我们就到附近的连队看就餐的情况。他看餐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有荤有素。可能认为学员的饭菜还不错，就把司务长、炊事班长找来，问道：“你们平时的饭菜都是这样吗？”炊事班长说：“平时都这样，没错。”彭德怀进而问道：“不是听说我来了才改善的吧。”炊事班长急忙说：“你来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吃的。”司务长把每周制定的菜谱拿出来给彭德怀看。
彭德怀看后挺满意，就问：“伙食标准够不够支配？”司务长说：“除按伙食标准外，我们自己还养猪、种菜补贴，尽量把伙食搞好。”彭德怀满意地点点头说：“这样做很好，很好。”出门后，他对我说：“我们当干部的，一定要关心部下的生活。”
1952年春，我调到军委作战部工作，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当时彭德怀就住在中南海里，其住所与我们办公地方只有一条小路之隔，窗户对着窗户。他平时工作很忙，只要他在中南海里，我们就能见到他。有时我去他家里，他就给我泡茶喝，随口说：“这茶叶是我自己买的。”这句不经意的话，使我们知道他很注意自己的生活细节，廉洁自律，不沾公家便宜。那时还是供给制，按标准发给有限的生活费，个人额外开支都在每月的生活费里。
1952年春，我（时任山东军区参谋长）遵照许世友司令员的指示赴京向军委和总部首长汇报山东半岛海防问题。会后，彭德怀突然问我：“你行李带来没有？”我诧异地说：“我住北京饭店要带什么行李呀？”他立刻说：“军委决定调你到作战部工作，你回去交代工作，一周后到北京报到。”听到这一决定来得如此仓促，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于是，我说：“我没有准备呀！”他接着说：“这要什么准备，回去交代工作，一周后到作战部报到。”军委的决定就是命令。我立即回济南向许世友司令员报告，并在一周内完成交接工作后赴京上任。
工作不过夜，当天的事情当天完成。这是彭德怀对我们提出的工作要求，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
1954年11月中旬，作战部组织在京军职以上干部，在青岛方向进行集团军抗登陆战役现地作业，刘伯承院长担任总导演。驻京各部和军（兵）种分别派人员各司其职参与演练。我担任该集团作战处长的任务。当演练推进到胶东半岛时，彭德怀到胶东视察海防工作。演练工作结束后，我陪同彭德怀到胶东沿海视察。
我们到蓬莱时，彭德怀视察周边环境后，对我说：“山东军区必须把长山列岛和蓬莱建成进入京津的铁门扇。”接着又说：“东北军区必须把大连建成永久设防地区。这样才能有效的拱卫京津。”只言片语就把他视察的目的跃然纸上，也就是从捍卫祖国安全的角度考虑设防。常言道：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未雨绸缪，这是一个军事指挥官必须具备的思想素质，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更加重要。彭德怀是具备这种思想素质的高级军事指挥员。
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彭德怀是我军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他战功赫赫，在我军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由于他秉性耿直，关心人民群众，爱说实话。对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写信向毛主席反映。这本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却在庐山会议遭到批判，并被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撤去党内外职务。
庐山会议事件出现时，正值军博筹建后的陈列布展阶段。这时有位领导找我谈：百团大战不论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要我在陈列中撤销有关彭德怀以及他领导和指挥部队的历史文物。这个谈话让我十分作难，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翌日晨，我带着问题去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把我所遇的难题向他作了汇报。他听后，问我的意见呢？我说：“彭德怀的文物不能撤，撤了我军的历史就会出现一些空白，无法向部队交代，也无法回答群众的质疑，而且不利于部队内部的团结。彭德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板门店停战协定的签名谁能代替呢？关于百团大战的问题，我查过历史文件，上报的是华北大破袭。华北大破袭对象是抗击日本侵略军，这在政治方向讲是正确的。该作战计划已经上报中央，并得到了批准，这从组织上说也是合法的。所以我认为为了避嫌，可以改用‘华北大破袭’的名称，其余都不动。”
罗瑞卿听后说：“你先去找陈赓大将、刘帅和聂帅，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再告诉我。”我先找了陈赓大将，他向来爽直，我们在延安抗大时就很熟悉了。我说明来意后，他不假思索地说：“为这事我还挨批评？”我说：“我不管你挨不挨批评，这样处理你们同意不同意呢？”他马上回答：“我同意。”随后，我找了刘帅、聂帅。他俩都同意。我就把征求意见的结果反馈给罗瑞卿。罗瑞卿说：“我同意这么办。”于是我就把处理意见报告萧华。军博陈列布展保持原貌，只将“百团大战”换成“华北大破袭”。后来，周恩来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来军博审查亦未提出异议。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
不料“文革”时，上述之事就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即贾若瑜偷梁换柱，为彭德怀树碑立传。罗瑞卿亦难逃此责任。
政治风云就是如此。现在时过境迁，人们都会冷静下来思考问题，审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真实地反映历史，才能服众，才能站得住脚。
（作者系原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压题照片为作者与彭德怀、叶剑英、宋时轮在军事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