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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瑞芳老师逝世一周年时，在上海电影博物馆观看了瑞芳老师五十年代初主演的影片《凤凰之歌》。我和仲星火老师一同观看影片，他和康泰都参加了这部影片的拍摄。暑假期间，我还和外孙、小孙女一起从电视里又观看了电影《青春之歌》，在影片中又看到了康泰，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和康泰在上影演员剧团相处日子里的很多事情如同放电影一样，一直在我脑海中闪现，我想把这些事写下来。
帅哥
康泰原名刘秉璋，1927年生于北京，1945年进入华北电影公司任演员，1947年成为上海国泰影业公司的演员，解放后成为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在我眼里，康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银幕上帅哥的形象。一部《青春之歌》当时风靡全国，激励了多少年轻人。康泰在影片中扮演了英俊潇洒、睿智沉稳的卢嘉川。那清癯的脸庞、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秀逸出一股帅气。康泰在卢嘉川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饱满的革命激情以及冷峻坚毅的思考，在他身上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充满着朝气，给予这个人物刚毅顽强的性格。几十年了，人物形象至今难以让人忘怀。
康泰又在影片《红日》中成功地塑造了年轻有为、带有书卷气的团政委陈坚，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为革命而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周长喜，在《海魂》中塑造了光荣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军官……康泰成了当年银幕上真正的帅哥。
他不仅在银幕上帅气，在很多演出活动中也处处表现了他帅哥的形象。每次去部队、工厂、农村演出，人们为他的独唱而倾倒，他声音洪亮，以高亢的声音演唱《骑马挎枪走天下》，以风趣、轻快的声音演唱《卖货郎》，又以饱满的激情演唱《我为祖国献石油》……每次演出都会迎来满堂彩，不再加唱一首歌是绝对下不了台的。
他的朗诵也十分迷人。我听过他无限深情地朗诵《赞歌》《向困难进军》《雷锋我们的好兄弟》……充满激情，充满对人民的爱、对同志的爱、对祖国的爱恋。
帅哥在生活中也处处出彩。篮球打得很帅气，游泳姿势十分优美，剧团的老哥儿们都会亲昵地说他：“这小子爱臭美！”
帅哥当然要娶美女。康泰夫人陈美兰是女大学生，游泳、跳水非常出色，我猜想康泰一定受了美国大片《出水芙蓉》的影响，四五十年代这部美国片风靡全球。可是康帅哥养不起“芙蓉”，陈美兰出身资本家家庭，当时每月的零花钱比康泰的工资还要高。当他们有了一双儿女后，生活压力是很大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记得瑞芳老师当年就对康泰说过：“你喜欢她、爱她，就应该对她负有责任。”帅哥康泰也千方百计使家庭和睦，在这方面的操劳也的确费了不少心血，所以最后帅哥突发心肌梗死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乐天派
帅哥康泰是个乐天派的人物，整天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我和他在剧团相处十年中有很多生活小事让我记忆犹新：
“猪头肉”——有一年春节去部队慰问演出，晚上部队首长招待我们演员吃夜宵，有一盘山珍炒菜很美味，可突然康泰碰碰我：“你看怎么是用猪头肉炒的！”我也挑了几片肉吃，脆脆的很有咬劲。康泰把这些猪头肉剔在自己面前的菜盘里，一会儿于飞来我们这桌敬酒，一眼发现康泰盘里的肉问：“你不吃这个？大傻瓜！”他凑近我们说：“知道吗，这可是熊掌肉，是老首长一个在东北的战友派人送来的。有一天熊瞎子闯进营地差点伤了人，被值班战士打死了。那老战友给首长送来了一个让他尝尝鲜，今天特地招待我们。”康泰一听赶紧把盘里的肉吃完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事我要不知道还能算美食家吗？你一定把它当猪头肉了吧，哈哈！”于飞笑得开心极了。
睡地板挺舒服——1965年我们海燕厂组织创作人员去安徽定远县搞社教，我和康泰在厂里试镜头，比大部队晚了两天去。那天我们乘火车到滁县，住进地委招待所，准备第二天坐长途车到定远。晚上我们不到十点钟就睡了，是一张大床，我睡不着，康泰也一样，都十一点了，康泰问我：“小孙，怎么睡不着？”“这床一直在咔崩咔崩地响，睡不着。”“估计这个垫子老掉牙了，里面的弹簧一直在响，咱们起来睡地板吧！”我们把床单铺在地板上，被子半垫半盖，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要不是服务员叫我们，肯定赶不上去定远的班车。康泰在车上对我说：“还是睡地板舒服。”
“手艺不赖吧！”——当时我们几个光棍住在剧团时，每月领了工资总相约在淮海路、襄阳路口的“天津馆”去吃一顿饺子。1967年结婚后住在岳父家基本上吃米饭，有一次我对康泰说：“真想吃饺子。”“这方便，星期天和你爱人来我家，我包饺子给你们吃，保你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要韭菜馅儿的。”周日我们去了三个人，小舅子听说去康泰家，非要去，他是个影迷，太崇拜康泰了。十一点我们带上了水果来到复兴路、皋兰路康泰家，正好遇见陈美兰带着孩子去外公家。“外公、外婆想外孙了。你们多玩一会儿。”我小舅子早被康泰的相册迷住了，叫姐姐和他一块儿看。我在厨房帮康泰弄凉菜，康泰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白菜肉馅、韭菜肉馅。味道真的好极了，我大概吃了两大盘，我爱人、小舅子也被这美味吸引住了，吃得也不少。最后多了一盘，康泰非让我带回去让岳父岳母尝尝。这天晚饭我一点也吃不下。老岳父吃着康泰包的饺子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康泰这么有名的演员，戏演得好，还会包这么美味的饺子，真了不起！”第二天我把这话告诉康泰，他得意极了：“我的手艺不赖吧！”后来老演员告诉我，康泰饺子馅的绝招是加了肉皮冻和适量的胡椒粉，所以味道很特别。
“赤膊上阵”——“文革”时上影剧团很多演员都到上译厂参加“内参片”的配音。当时译制厂的录音棚搭在阳台上，夏天棚里气温高达40多度，那时候正在赶译日本宣扬军国主义的几部影片，棚里实在太热了，靠放在大木盆里的两块冰、一个破电风扇，根本起不了作用。康泰出去转一圈回来说：“今天下午全录我们男人的戏，咱们可以解放一下。”说完带头光膀子，只穿一条裤衩，一下子在棚里的男演员全光膀子配戏了。实在太热了就用手摸摸冰块往身上抹，来一丝凉意。打倒“四人帮”后，高博又扯康泰的耳朵了：“你这小子赤膊上阵为‘四人帮’配黄戏。”康泰也不饶他：“高秃子，你也很卖力，卖力得把头发都掉光了。”这对老哥儿俩见面就互相掐，这成了他们俩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了。 “肥皂糖”——这也是康泰一大笑料。“文革”中译制厂后期配戏稍微放松一些，有时大家会带点糖果来分发一下，往往都是空中抛糖，康泰冷不丁地笑嘻嘻从空中接过糖，剥了糖纸塞进嘴里，他总能比别人多吃几粒，然后得意而俏皮地跟对方说谢谢。有一天高博来得很早，带来花生奶糖，和几个老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康泰也来了，高博开始给大家扔糖，康泰又开始空中接糖，高博有意把一块糖从他头上扔过去，康泰一跳抓住糖迅速剥了糖纸塞进嘴里，只听见“哇”的一声，康泰冲到痰盂罐面前呕吐起来：“高秃子，你太缺德了！怎么把肥皂包在里面！”这时候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了。
“戏说太监”——有一次高博、康泰、仲星火和我借到译制厂配完一部戏后回干校，正好遇上干校每月一次四天休假，连部决定让我们留下来，休假期间给菜地浇浇水。当时陈述、李伟一直留在干校，每天早上我们六个人去三连菜地浇完水就没事儿了，挺清闲，晚上也睡得早些。有一天晚上不知怎么会聊起“中国太监”的事儿。康泰兴致勃勃把在北京听来的传说告诉我们：太监这事儿挺残忍的，新皇帝一登基马上派人去找年轻的小伙子，在宫中好吃好喝养上两三个月，就进行阉割，抓住生殖器用快刀全部割掉，插上两根麦管，撒一把香灰，用布一包，就被人抬到房间里去养着，很多人因流血过多而死去，命大的活下来的就留在宫中当太监。听得我们汗毛都竖起来了。高博说：“康泰你在胡扯，这样干哪能不死人。”仲星火插话：“我在北京听说的跟康泰说的一样，的确很残忍的。”高博说：“当太监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但阉割的方法不是康泰说的那样，而是如同南方阉割公鸡一样，是把公鸡的雄性激素腺割去，也就是两个蛋割去，这样有势也不能举了，皇帝老儿也就放心了。”
记得当时陈述也插了话：“高博说的比较科学。”康泰说：“高博说的这些是后来发展了，古代的太监就是我说的那样。”后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好些有关北京太监的事儿，如北京有很多太监都挺有钱，他们偷宫中的宝物，有的太监也纳妾，对女人太监有两种态度，一种人是把女人当成宝贝，百依百顺；另一种人虐待女人，而且很残忍。太监中也有两种性格的人，一种太监是菩萨心肠；一种太监心理很阴暗，十分嫉妒正常男人，常常使坏害人。总之是封建社会人为地造成了人扭曲变态的心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情，所以记忆特别深。后来在现实中也见到这种心理扭曲变态的人。
“钱肉”——在干校的确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好多第一次都是在干校经历的。有一天早上我和康泰买了馒头回宿舍里来，我带了点自己烧的酱。高博也在宿舍里吃早饭，见我俩进来：“来得正好，尝尝这个。”他从一个罐子里取出2片红色的东西给我们一人一片，“可以夹在馒头里吃。”我咬了一口，真香啊。康泰对我说：“这叫猪肉脯，只有像高博这样的‘高知’才吃得起。”过了几年，我在淮海路一家食品店见到这猪肉脯，我也咬咬牙给孩子买了几片，家人都说好吃。猪肉脯现在满大街都是不稀罕，可当年这是高档食品。
还有一次，大冬天，张云立拿着一个大口瓶来到我和杨在葆床边（我和在葆是上下铺），从瓶里取出几段发紫的肉给我们吃，味道十分鲜美。在葆问云立：“这东西哪儿搞来的。”“山东一个朋友带来的，我留了几块让你们尝尝。”我临铺的康泰凑过来：“什么好吃的？”云立把瓶递给康泰：“好小子，这‘钱肉’可是大补品啊！”看来康泰知道这是什么肉。后来在地里劳动时康泰告诉我：这“钱肉”是驴鸡巴肉，中间有个洞，所以叫“钱肉”，是稀罕的补品。真让我长见识。
我跟康泰都睡上铺，紧挨着。当时我跟杨在葆学扎金针，也会那么几下，康泰常常让我给他扎足三里，还有关元穴。他又想扎，又嗷嗷叫：“喔，喔，酸啊！酸，现在胀了，胀了！”这就是又天真又乐观的康泰。
钟爱电影
康泰是一个热爱艺术、热爱电影，愿把一生献给电影事业的人，很多老同志回忆起康泰都这么说。
那天和老仲（星火）一起看《凤凰之歌》他就说：康泰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要演农民，他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住在农村，整天和年轻人去地里干活，学着挑水、干农活，让自己起些变化。现在看这个戏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可当年能拍成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孙道临生前回忆起拍《渡江侦察记》的情景也说过：我们这些在上海生活惯了的人要演当兵的深感距离太大了，所以到了部队什么都想学。康泰爱唱歌，又打篮球，常常讲笑话，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都挺喜欢他。他演周长喜，戏不算多，可最后开着汽车冲向敌人，那股子忘我的精神也是受到战士们那种顽强精神的鼓舞。
秦怡老师和康泰一起在云南拍摄电影《摩雅傣》，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很艰苦，语言上也有障碍，在同吃同住中向少数民族学习。当时康泰很用功，看了不少资料，还听老人们讲古老的传说，最后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这和康泰的认真、执着，有一股子强烈的创作欲望分不开。
高博和康泰这对老哥儿们生活中常常互相挖苦臭对方，高博常开玩笑说：看康泰的演出千万别坐在前排，要坐前排必须打把伞遮一遮康泰的唾沫星子。玩笑归玩笑，高博真是非常赞扬康泰演戏的那股子激情。康泰演戏十分投入，十分动情，所以看他的演出会给人一种冲击力，按现在的话说：他的正能量传达到每一位观众的心里。
1965年在安徽搞社教，结束时，瑞芳老师让我们几个演员排一台节目给十八个大队的老乡演一演。我们排了两个独幕剧，康泰、顾也鲁、吴云芳三人演《小保管上任》，我和曹雷演《一分钱》。这两个戏，我们互相做导演。我在《一分钱》里有一场戏，要把算账多出来的一分钱给妻子变戏法变没有了，康泰看得很认真，说我的动作必须让观众看不出一点破绽，盯着让我练，最后练到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把钱塞进耳朵里才罢休。他还提议我们排一个小节目《大实话》，四个老老头说家乡的变化，他一个个抠我们演老头的走路样子，直到他满意为止，那个认真、那个较劲儿真是少有的。我想这就是他热爱艺术的真谛。演戏必须认真，必须动情，所以他能在银幕上留下那么多感人的形象，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我后来从上影演员剧团调上译厂工作了，“文革”后他一直忙着拍戏，见面机会少了。我知道“文革”后他拍了不少电影，在《苦难的心》中塑造了罗秉真；在《第二次握手》中成功地扮演了苏冠兰。1982年在《特殊身份的警察》中饰演李渊风荣获第二届小百花奖优秀男主角奖。1985年1月22日在广州拍完电影《公寓》最后一个镜头，他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告别了他一生钟爱的电影事业，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时他才58岁，应该算是英年早逝。至今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现在还历历在目：一个朝气勃勃、总在笑声中度过自己快乐的人生的帅哥，常常会浮现在我眼前……
帅哥
康泰原名刘秉璋，1927年生于北京，1945年进入华北电影公司任演员，1947年成为上海国泰影业公司的演员，解放后成为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在我眼里，康泰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银幕上帅哥的形象。一部《青春之歌》当时风靡全国，激励了多少年轻人。康泰在影片中扮演了英俊潇洒、睿智沉稳的卢嘉川。那清癯的脸庞、高挺的鼻梁、深陷的眼窝，秀逸出一股帅气。康泰在卢嘉川这个人物身上赋予了饱满的革命激情以及冷峻坚毅的思考，在他身上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充满着朝气，给予这个人物刚毅顽强的性格。几十年了，人物形象至今难以让人忘怀。
康泰又在影片《红日》中成功地塑造了年轻有为、带有书卷气的团政委陈坚，在《渡江侦察记》中成功塑造了为革命而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周长喜，在《海魂》中塑造了光荣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军官……康泰成了当年银幕上真正的帅哥。
他不仅在银幕上帅气，在很多演出活动中也处处表现了他帅哥的形象。每次去部队、工厂、农村演出，人们为他的独唱而倾倒，他声音洪亮，以高亢的声音演唱《骑马挎枪走天下》，以风趣、轻快的声音演唱《卖货郎》，又以饱满的激情演唱《我为祖国献石油》……每次演出都会迎来满堂彩，不再加唱一首歌是绝对下不了台的。
他的朗诵也十分迷人。我听过他无限深情地朗诵《赞歌》《向困难进军》《雷锋我们的好兄弟》……充满激情，充满对人民的爱、对同志的爱、对祖国的爱恋。
帅哥在生活中也处处出彩。篮球打得很帅气，游泳姿势十分优美，剧团的老哥儿们都会亲昵地说他：“这小子爱臭美！”
帅哥当然要娶美女。康泰夫人陈美兰是女大学生，游泳、跳水非常出色，我猜想康泰一定受了美国大片《出水芙蓉》的影响，四五十年代这部美国片风靡全球。可是康帅哥养不起“芙蓉”，陈美兰出身资本家家庭，当时每月的零花钱比康泰的工资还要高。当他们有了一双儿女后，生活压力是很大的。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记得瑞芳老师当年就对康泰说过：“你喜欢她、爱她，就应该对她负有责任。”帅哥康泰也千方百计使家庭和睦，在这方面的操劳也的确费了不少心血，所以最后帅哥突发心肌梗死也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乐天派
帅哥康泰是个乐天派的人物，整天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我和他在剧团相处十年中有很多生活小事让我记忆犹新：
“猪头肉”——有一年春节去部队慰问演出，晚上部队首长招待我们演员吃夜宵，有一盘山珍炒菜很美味，可突然康泰碰碰我：“你看怎么是用猪头肉炒的！”我也挑了几片肉吃，脆脆的很有咬劲。康泰把这些猪头肉剔在自己面前的菜盘里，一会儿于飞来我们这桌敬酒，一眼发现康泰盘里的肉问：“你不吃这个？大傻瓜！”他凑近我们说：“知道吗，这可是熊掌肉，是老首长一个在东北的战友派人送来的。有一天熊瞎子闯进营地差点伤了人，被值班战士打死了。那老战友给首长送来了一个让他尝尝鲜，今天特地招待我们。”康泰一听赶紧把盘里的肉吃完了。“你怎么知道的？”“这事我要不知道还能算美食家吗？你一定把它当猪头肉了吧，哈哈！”于飞笑得开心极了。
睡地板挺舒服——1965年我们海燕厂组织创作人员去安徽定远县搞社教，我和康泰在厂里试镜头，比大部队晚了两天去。那天我们乘火车到滁县，住进地委招待所，准备第二天坐长途车到定远。晚上我们不到十点钟就睡了，是一张大床，我睡不着，康泰也一样，都十一点了，康泰问我：“小孙，怎么睡不着？”“这床一直在咔崩咔崩地响，睡不着。”“估计这个垫子老掉牙了，里面的弹簧一直在响，咱们起来睡地板吧！”我们把床单铺在地板上，被子半垫半盖，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要不是服务员叫我们，肯定赶不上去定远的班车。康泰在车上对我说：“还是睡地板舒服。”
“手艺不赖吧！”——当时我们几个光棍住在剧团时，每月领了工资总相约在淮海路、襄阳路口的“天津馆”去吃一顿饺子。1967年结婚后住在岳父家基本上吃米饭，有一次我对康泰说：“真想吃饺子。”“这方便，星期天和你爱人来我家，我包饺子给你们吃，保你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要韭菜馅儿的。”周日我们去了三个人，小舅子听说去康泰家，非要去，他是个影迷，太崇拜康泰了。十一点我们带上了水果来到复兴路、皋兰路康泰家，正好遇见陈美兰带着孩子去外公家。“外公、外婆想外孙了。你们多玩一会儿。”我小舅子早被康泰的相册迷住了，叫姐姐和他一块儿看。我在厨房帮康泰弄凉菜，康泰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白菜肉馅、韭菜肉馅。味道真的好极了，我大概吃了两大盘，我爱人、小舅子也被这美味吸引住了，吃得也不少。最后多了一盘，康泰非让我带回去让岳父岳母尝尝。这天晚饭我一点也吃不下。老岳父吃着康泰包的饺子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康泰这么有名的演员，戏演得好，还会包这么美味的饺子，真了不起！”第二天我把这话告诉康泰，他得意极了：“我的手艺不赖吧！”后来老演员告诉我，康泰饺子馅的绝招是加了肉皮冻和适量的胡椒粉，所以味道很特别。
“赤膊上阵”——“文革”时上影剧团很多演员都到上译厂参加“内参片”的配音。当时译制厂的录音棚搭在阳台上，夏天棚里气温高达40多度，那时候正在赶译日本宣扬军国主义的几部影片，棚里实在太热了，靠放在大木盆里的两块冰、一个破电风扇，根本起不了作用。康泰出去转一圈回来说：“今天下午全录我们男人的戏，咱们可以解放一下。”说完带头光膀子，只穿一条裤衩，一下子在棚里的男演员全光膀子配戏了。实在太热了就用手摸摸冰块往身上抹，来一丝凉意。打倒“四人帮”后，高博又扯康泰的耳朵了：“你这小子赤膊上阵为‘四人帮’配黄戏。”康泰也不饶他：“高秃子，你也很卖力，卖力得把头发都掉光了。”这对老哥儿俩见面就互相掐，这成了他们俩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了。 “肥皂糖”——这也是康泰一大笑料。“文革”中译制厂后期配戏稍微放松一些，有时大家会带点糖果来分发一下，往往都是空中抛糖，康泰冷不丁地笑嘻嘻从空中接过糖，剥了糖纸塞进嘴里，他总能比别人多吃几粒，然后得意而俏皮地跟对方说谢谢。有一天高博来得很早，带来花生奶糖，和几个老太太在一个角落里嘀咕着什么。一会儿康泰也来了，高博开始给大家扔糖，康泰又开始空中接糖，高博有意把一块糖从他头上扔过去，康泰一跳抓住糖迅速剥了糖纸塞进嘴里，只听见“哇”的一声，康泰冲到痰盂罐面前呕吐起来：“高秃子，你太缺德了！怎么把肥皂包在里面！”这时候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了。
“戏说太监”——有一次高博、康泰、仲星火和我借到译制厂配完一部戏后回干校，正好遇上干校每月一次四天休假，连部决定让我们留下来，休假期间给菜地浇浇水。当时陈述、李伟一直留在干校，每天早上我们六个人去三连菜地浇完水就没事儿了，挺清闲，晚上也睡得早些。有一天晚上不知怎么会聊起“中国太监”的事儿。康泰兴致勃勃把在北京听来的传说告诉我们：太监这事儿挺残忍的，新皇帝一登基马上派人去找年轻的小伙子，在宫中好吃好喝养上两三个月，就进行阉割，抓住生殖器用快刀全部割掉，插上两根麦管，撒一把香灰，用布一包，就被人抬到房间里去养着，很多人因流血过多而死去，命大的活下来的就留在宫中当太监。听得我们汗毛都竖起来了。高博说：“康泰你在胡扯，这样干哪能不死人。”仲星火插话：“我在北京听说的跟康泰说的一样，的确很残忍的。”高博说：“当太监本身就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但阉割的方法不是康泰说的那样，而是如同南方阉割公鸡一样，是把公鸡的雄性激素腺割去，也就是两个蛋割去，这样有势也不能举了，皇帝老儿也就放心了。”
记得当时陈述也插了话：“高博说的比较科学。”康泰说：“高博说的这些是后来发展了，古代的太监就是我说的那样。”后来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了好些有关北京太监的事儿，如北京有很多太监都挺有钱，他们偷宫中的宝物，有的太监也纳妾，对女人太监有两种态度，一种人是把女人当成宝贝，百依百顺；另一种人虐待女人，而且很残忍。太监中也有两种性格的人，一种太监是菩萨心肠；一种太监心理很阴暗，十分嫉妒正常男人，常常使坏害人。总之是封建社会人为地造成了人扭曲变态的心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事情，所以记忆特别深。后来在现实中也见到这种心理扭曲变态的人。
“钱肉”——在干校的确让我长了不少见识，好多第一次都是在干校经历的。有一天早上我和康泰买了馒头回宿舍里来，我带了点自己烧的酱。高博也在宿舍里吃早饭，见我俩进来：“来得正好，尝尝这个。”他从一个罐子里取出2片红色的东西给我们一人一片，“可以夹在馒头里吃。”我咬了一口，真香啊。康泰对我说：“这叫猪肉脯，只有像高博这样的‘高知’才吃得起。”过了几年，我在淮海路一家食品店见到这猪肉脯，我也咬咬牙给孩子买了几片，家人都说好吃。猪肉脯现在满大街都是不稀罕，可当年这是高档食品。
还有一次，大冬天，张云立拿着一个大口瓶来到我和杨在葆床边（我和在葆是上下铺），从瓶里取出几段发紫的肉给我们吃，味道十分鲜美。在葆问云立：“这东西哪儿搞来的。”“山东一个朋友带来的，我留了几块让你们尝尝。”我临铺的康泰凑过来：“什么好吃的？”云立把瓶递给康泰：“好小子，这‘钱肉’可是大补品啊！”看来康泰知道这是什么肉。后来在地里劳动时康泰告诉我：这“钱肉”是驴鸡巴肉，中间有个洞，所以叫“钱肉”，是稀罕的补品。真让我长见识。
我跟康泰都睡上铺，紧挨着。当时我跟杨在葆学扎金针，也会那么几下，康泰常常让我给他扎足三里，还有关元穴。他又想扎，又嗷嗷叫：“喔，喔，酸啊！酸，现在胀了，胀了！”这就是又天真又乐观的康泰。
钟爱电影
康泰是一个热爱艺术、热爱电影，愿把一生献给电影事业的人，很多老同志回忆起康泰都这么说。
那天和老仲（星火）一起看《凤凰之歌》他就说：康泰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要演农民，他感到自己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住在农村，整天和年轻人去地里干活，学着挑水、干农活，让自己起些变化。现在看这个戏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可当年能拍成这样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孙道临生前回忆起拍《渡江侦察记》的情景也说过：我们这些在上海生活惯了的人要演当兵的深感距离太大了，所以到了部队什么都想学。康泰爱唱歌，又打篮球，常常讲笑话，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战士们都挺喜欢他。他演周长喜，戏不算多，可最后开着汽车冲向敌人，那股子忘我的精神也是受到战士们那种顽强精神的鼓舞。
秦怡老师和康泰一起在云南拍摄电影《摩雅傣》，深入少数民族，生活很艰苦，语言上也有障碍，在同吃同住中向少数民族学习。当时康泰很用功，看了不少资料，还听老人们讲古老的传说，最后成功地扮演了一个少数民族的青年一代。这和康泰的认真、执着，有一股子强烈的创作欲望分不开。
高博和康泰这对老哥儿们生活中常常互相挖苦臭对方，高博常开玩笑说：看康泰的演出千万别坐在前排，要坐前排必须打把伞遮一遮康泰的唾沫星子。玩笑归玩笑，高博真是非常赞扬康泰演戏的那股子激情。康泰演戏十分投入，十分动情，所以看他的演出会给人一种冲击力，按现在的话说：他的正能量传达到每一位观众的心里。
1965年在安徽搞社教，结束时，瑞芳老师让我们几个演员排一台节目给十八个大队的老乡演一演。我们排了两个独幕剧，康泰、顾也鲁、吴云芳三人演《小保管上任》，我和曹雷演《一分钱》。这两个戏，我们互相做导演。我在《一分钱》里有一场戏，要把算账多出来的一分钱给妻子变戏法变没有了，康泰看得很认真，说我的动作必须让观众看不出一点破绽，盯着让我练，最后练到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把钱塞进耳朵里才罢休。他还提议我们排一个小节目《大实话》，四个老老头说家乡的变化，他一个个抠我们演老头的走路样子，直到他满意为止，那个认真、那个较劲儿真是少有的。我想这就是他热爱艺术的真谛。演戏必须认真，必须动情，所以他能在银幕上留下那么多感人的形象，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我后来从上影演员剧团调上译厂工作了，“文革”后他一直忙着拍戏，见面机会少了。我知道“文革”后他拍了不少电影，在《苦难的心》中塑造了罗秉真；在《第二次握手》中成功地扮演了苏冠兰。1982年在《特殊身份的警察》中饰演李渊风荣获第二届小百花奖优秀男主角奖。1985年1月22日在广州拍完电影《公寓》最后一个镜头，他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告别了他一生钟爱的电影事业，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时他才58岁，应该算是英年早逝。至今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忘不了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很多事情现在还历历在目：一个朝气勃勃、总在笑声中度过自己快乐的人生的帅哥，常常会浮现在我眼前……